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的作品在我國有多種譯本，他的作風，當為許多讀者所熟悉。但無論寓言體的《動物莊園》和《1984》，還是紀實體的《巴黎倫敦落魄記》和《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以及隨筆評論之類，所有文字都為一種政治意識所浸漬。像這樣的有嚴重的戀政治癖的作家，不要說在他所在的那個紳士的國度，就是在世界範圍內也是罕有的。
在我們的一些小雅人看來，政治是野蠻的、卑鄙的、骯髒的，至少是無趣的。奧威爾是一個現成的例子。他們會說，這個英國佬倘不是沾惹了政治，一生將過得相當順當；連他的文學事業，也不會因為「泛政治化心態」的支配而受到破壞，變得純粹、精緻和超然得多。以奧威爾的身份，確實大可以不問政治。他原本作為英國皇家警官被派遣到緬甸，根據享有的特權，可以隨意處罰異國的囚犯，生活的優越至少不下於小雅人。然而，不幸的是，他無法接受皮鞭、子彈和四周痛苦的呻吟，結果還是把這份美差給辭掉了。其實，凌辱與被凌辱，損害與被損害，宰割與被宰割，一無例外地都屬於政治——這是現實直接訴諸於奧威爾的眼睛和心靈的。在奧威爾這裡，政治是從生活倫理中長出來的，而非得自純粹的觀念；不管承認與否，喜歡與否，它都是一種實存。只要感覺到了政治的存在，它就已經同個人的道德感結合到了一起，因此，奧威爾聲明「為政治寫作」是最自然不過的事。相反，如果要他脫離政治，不跟政治沾邊，除非使他失去記憶，把整個心臟、熱血、所有人性的東西從他的身上給拿掉！
離開緬甸之後，奧威爾選擇了自我放逐的道路。他到巴黎流浪，做洗碗工，進倫敦的收容所，在飢餓和貧困的驅趕下生活。《巴黎倫敦落魄記》所記的這段日子，使他更為深切地感受到社會底層的不幸，其中包括精神上的無聊的困擾和絕望的重壓，但因此，也就促進了他的下傾的政治立場的形成。
西班牙內戰在奧威爾的生命史上是一個樞紐性事件。1936年7月，佛朗哥發動法西斯軍事政變，企圖顛覆共和黨政府，由此引發戰爭；蘇聯迅速介入，向共產黨領導的共和軍提供武器並設法加以掌控，數千名國際志願者紛紛來到西班牙。奧威爾是作為戰地記者前來的。以他的觀察，陣線並不如人們所見的明朗，在左翼內部，各派勢力既聯合又鬥爭，局勢複雜而多變。從《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中可以看到，對於政治問題，他是何等敏感。然而，他洞悉黨派政治，卻不曾避害趨利，而是恪守他的道德理想，以致於為此慘敗也在所不惜。原先，他並不認同馬統工黨（即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和無政府主義者的「戰爭和革命不可分離」的觀點，但革命的召喚不可抗拒，他終於做了馬統工黨的一名民兵，在抵抗法西斯的同時，為西班牙革命而戰。
社會主義就是平等。奧威爾承認，正是這一「社會主義的神秘感」吸引了他。在馬統工黨的民兵組織中，從將軍到士兵，大家拿同樣的薪金，吃同樣的食物，穿同樣的衣服，從命令到說話，完全是同志式的。如果有士兵拍拍將軍的背，向他要一支香煙，沒有任何人認為是出格的舉動。在奧威爾看來，每個民兵部隊都相當於一個民主政體，而非等級組織，即使是烏合之眾，而且存在許多令人厭惡的地方，他仍然認為值得為之奮鬥，並以能夠成為「西班牙人的一分子」而感到驕傲。這個英國佬，不像我們的學者和周圍的小雅人那樣厭惡革命是明顯的。他把革命看作是被壓迫大眾的權利，是消除特權和社會不公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在書中，他多次寫到革命，為他所經歷的革命氛圍所迷戀。革命以自由的力量，解放的力量，人道主義的力量，使他既往的底層生活經驗得到昇華，契合於他的道義感，成為生命中最為壯麗的激情體驗。
隨著西班牙戰事的推移，蘇聯的政策愈來愈清楚地暴露了一個極權主義國家的性質。《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以血的事實，見證了這段歷史。在全世界都被斯大林的鐵腕所震懾所蒙蔽的時候，奧威爾成了其中最早的幾個清醒者和批判者之一。
如果說這部書的前半部是一出正劇，那麼後半部就是一出悲劇。中心情節是鎮壓馬統工黨，以革命的名義消滅革命。蘇聯共產黨把從鎮壓「托洛茨基派」開始的肅反經驗運用到國際政治舞台，假西班牙共產黨及共和政府之手，出動秘密警察，輕而易舉地便把一個持不同政見的小黨給「清洗」掉，整個過程中沒有遭遇到任何反抗。共產黨以及親共產黨的媒體紛紛指控馬統工黨犯有間諜罪，是「佛朗哥的第五縱隊」，是與法西斯結成聯盟的托洛茨基主義組織。逮捕事件持續了幾個月，政治犯多達數千人。書中敘述說，被逮捕的不但有馬統工黨的頭頭和黨員，還有每一個與馬統工黨有聯繫的人，甚至包括傷員、醫院的護士以及馬統工黨黨員的妻子，以致連黨員的孩子也不放過。警察密切監視往來的人，如果有人頻繁探監，也將因此成為「托洛茨基分子」朋友而被捕，然後像個無人關注的動物那樣死去。奧威爾仔細地描寫了整個社會如同一座精神病院般的恐怖情形，一方面揭露蘇聯共產黨的暴力、陰謀與欺騙，一方面極力為馬統工黨辯誣。他特別寫到遭到逮捕以致最後死於獄中的兩位外國人：柯普和斯邁利，充滿讚美之辭。為了營救柯普，已經拿到遣散證的他，仍不顧個人的艱危處境，在佈滿殺機的作戰局與警察總局之間奔走。這個一生同政治結下不解之緣的不安定分子，在全書最後一章，給自畫像匆匆留下了快速然而有力的一筆。
悲劇在書中是分兩條線索展開的：一條是馬統工黨的毀滅，一條是奧威爾理想主義的幻滅。在大搜捕的日子裡，便衣警察趁午夜闖入奧威爾所在的旅館，搜查他的臥室，幾乎搜走每一塊紙片，從日記、書籍、剪報到所有信件；此外，還搜走他在療養院的所有東西。這便是一個志願者尋求革命的代價。然而，就在這個英國佬帶同他的妻子一起，僥倖逃離這個戰火紛飛的國度，踏上另一片和平安寧的土地時，竟然萌生了一個簡直不可思議的念頭，就是：重返西班牙！他寫道：「雖然這樣做可能對誰也沒有好處，甚至會遭遇殺身之禍，但我還是希望能夠跟其他人關在一起。」他承認，幾個月的西班牙經歷對他來說具有特殊的意義，他無法記下他的全部感受，他的夢魘、痛苦、悲憤，以及深情的眷戀和祝福。他說：
我個人在這場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無足輕重，戰爭只給我留下了最不愉快的回憶，可我還是不想與這場戰爭擦肩而過。你已經看到了這樣一場災難——雖然西班牙戰爭已經結束，但這場戰爭最終將被證明是一場駭人聽聞的災難，它所帶來的遠遠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屠殺和肉體上的痛苦——這場戰爭不一定會導致理想破滅或玩世不恭。奇怪的是，整個經歷卻讓我更加堅信人類的高尚品質。……
幻滅之後仍然希望，——這就是奧威爾。
是政治賦予了奧威爾以永無止息的熱情，在「血腥的啞劇」之後，他寫下《向加泰羅尼亞致敬》；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之後，又以悲劇的想像力，寫下《動物莊園》和《1984》。從情節的安排看，奧威爾是絕望的，然而他所絕望的也只是個人曾經有過的政治信仰——蘇聯式的共產主義，而非人類存在本身。
人類存在本身就是政治。所以，奧威爾會稱他的寫作是政治寫作。從政治中來，再回到政治之中，這就是他寫作的全部。惟有在政治和對政治的感悟中，他才獲得了寫作的自由。這時，他可以不必理會那些小雅人，不必討評論家和出版商的喜歡，不必照顧種種關於「有趣」、「遊戲性」、「美是和諧」之類的文學說教，——且看他在他的敘事性文本中放肆地隨處插入大段大段的議論，是何等的目中無人！他所需要的，僅只是忠實於他的良知——大約也惟有如此誠實的寫作，孤傲的寫作，堅定的寫作，才真正稱得上是「個人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