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下，寫關於中國當代文學的論文，論青年女作家的構成及創作走向。繁複的資料像麥秸垛湮沒著我的思緒，之所以選擇了這個題目，主要是為了矇混過關。
我從眾多的資料當中挑選出翔實可靠的，把每一位女作家的出生年月、籍貫、雙親文化水準、個人經歷、學歷、婚姻戀愛史、發表處女作的時間、創作的題材領域和基本風格等，綜合了一張龐大的表格，把大家分門別類地統計在上面，像國民生產總值的計劃圖表。
我在雜蕪的材料中艱難地挺進。那個答案——或者說是論文的觀點，像礁石似的漸漸露出海面。
我突然看見一個女孩，瘦瘦高高地立在我的稿紙上。因為膚色黑，她的牙齒顯得格外白，微笑著注視著我。
她，是我姥姥那個村的。
我的父母都是農村人。早年間，他們出來當兵，在遙遠的新疆生下我。我半歲的時候，父母東調入京，我也就跟著成了一個城裡人。
我五歲那年，媽媽領著我回老家看姥姥。這是我第一次系統地接觸農村。農村的小姑娘圍上來，問我城裡的事。我做了生平最初的演講。
「你們的房子可真矮！我家在城裡住樓房。」我說。
「什麼叫樓房？」為首的小姑娘問。她黑黑高高瘦瘦，九歲十歲的樣子，叫小網。
我傻了。我不知道怎樣準確地描述樓房。吭哧了半天之後，我說：「樓房就是在房子上面再蓋一間房子。」
大夥兒一通哄笑。小網閃著白亮的牙齒對我說：「這是根本不可能的。房子上面不能再蓋房子。」
看著她斬釘截鐵的樣子，我開始懷疑自己的記憶。主要是我看出她是孩子們的頭兒，我要是不同意她的觀點，就甭想和大夥兒一塊兒玩了。
她們接納了我。
結論一：女作家個體多出自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其中大文學家、大美學家、大藝術家的直系後裔，約佔四分之一。呈現出明顯的人才鏈現象。
「咱們今兒上坡去。」小網說。
我們老家處在丘陵地帶，把小山叫作坡。
我在坡上第一次看到花生秧，覺得葉子精緻得像花。小網說，你給咱看著點兒人，咱扒花生吃。
在這之前，我所見到的花生都是躺在櫃檯裡的粉紅胖子，不知道它們埋在地裡的時候是一副什麼模樣。我對這個建議充滿好奇和恐懼。我說：「要是人來了，讓人抓住了可怎麼辦？」小網說：「你就大聲喊我們。」她又對大家說：「花生帶多帶少不是最要緊的，主要是不能叫人抓著。要是萬一有人來了，大夥兒就朝四散裡跑。要是往一個方向跑，還不讓人一抓一個准！」她又格外叮嚀：「有人追的時候，就在樹棵子裡繞圈，他就抓不住咱啦！」
我當時愣愣地看著這個黑黑瘦瘦的女孩，心中充滿崇拜。即使在許多年後的今天，我仍然看見她站在藍綠色的花生秧裡，指揮若定地說著這些令人敬畏的話。海風把她稀疏的黃發刮得霧似的飄起，有幾根髮絲沾在嘴角。她用火焰似的小舌頭撥起，繼續說話。
開始幹活了。小夥伴們拎著花生秧，利索地豁開地皮，像提網兜一樣把潛伏在底下的花生果一網打盡。我吃驚地發現，花生並不像商店裡賣的那樣規格統一，而是個頭懸殊。運籌帷幄的小網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就是不該把瞭望哨的重任交給我。
過了一會兒，我一抬頭，哎喲我的媽呀！一個彪形大漢在距離我們很近的地方，張著磨扇一般的手說：「這是誰家的孩子！就這麼大天白日地偷！」
「快……快跑呀……」我發出最後的警告並身體力行。
大家按照事先的周密計劃，四處逃竄。
我不知道，那個大漢為什麼在眾多的偷盜者裡單單追擊我。也許是因為我率先逃跑，移動的物體更易引發注意。
他很胖。我往山上跑。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選擇了上山，可能是那麼急切地往山下跑，非一個跟頭栽下去不可。我個兒小靈活，正確的戰術居然使我們之間的距離漸漸拉開。這時，面前出現了一片小樹林，我記起了小網的話……
結論二：女作家群體都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大學本科以上學歷的約佔百分之七十。作家的學者化是不可逆轉的總趨勢。
我開始繞著樹跑，決定把這個胖子甩到看不到的遠方。我繞了一棵樹又一棵樹，力求每一個圈都完美無缺。當我氣喘吁吁地繞了最圓的一個圈以後，我看見彪形大漢像泰山似的立在我面前。
「你是誰家的？」他問。
「我是我姥姥家的。」我很悲壯地說。既然被抓住了，就敢做敢當。
「你姥姥……哦，你是跟你媽回娘家。說說吧，你媽叫什麼名字？」
我只好告訴了他。他兀自嘟囔了兩遍，嘴巴還動了一動，好像把這個名字咽到肚裡去了。
「好了。你走吧。」他說，自己先走了。
我呆呆地站在荒漠的坡上，第一次感覺世界如此恐怖淒涼。我知道自己把媽媽出賣了，不知道什麼厄運在等著我可愛的媽媽。
小夥伴們像幽靈一樣從一棵棵樹影背後閃現出來。她們靜靜地望著我，把狂奔之後殘餘的花生果捧給我。
「不吃不吃！」我煩躁地把花生打落在地，「你們剛才到哪裡去了？為什麼不來救我？」我質問。
小網走過來。我說：「都怪你，怪你！你讓我圍著樹繞，我繞了，結果被抓住了。」
她歎了口氣說：「那也得看該繞不該繞啊！」
我說：「你賠我媽媽。」
她沉吟了一會兒，說：「其實你媽媽沒事的。他把家裡大人名字記了去，是打算秋後罰款。你們過些日子就回北京去了，他到哪裡去罰你媽？」
我說：「要是我家還沒走，他就來罰錢，可咋辦？」
小網極有把握地說：「不會的。平日裡大夥兒都沒有錢，他可罰得到什麼？」
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小網把兜裡的花生掏給我，說：「就著熟地瓜干吃，有肉味。」
我吃了一口嫩嫩的花生果，滿嘴冒白漿，又趕緊往舌頭上擱了一塊小網給我的熟地瓜干。我確實品出了一種奇異的味道，但我敢用我五歲的全部經歷打賭：肉絕對不是這個味兒。
她們離肉已經太遠，肉在記憶的無數次咀嚼中變質。
「好吃嗎？」女孩們目光炯炯地望著我。
「不好吃！」我響亮地回答。
我看見小網深深地低了頭。那塊地瓜干是她好不容易才從家裡偷出來的。
面對稿紙，我對那時的我仇恨刻骨。兒童的直率有時是很殘忍的東西。有一天，小網對我說：「我要上學去了。」我就趕快跑回家對媽媽說：「我也要上學。」媽媽說：「你才五歲，上的什麼學？再說，咱們馬上就要回北京。」
我說：「我要上學。」
媽媽只好領著我去學校，除學費之外，多交了幾塊錢，說請費心，權當是幼兒園了。
教室裡總共有三塊木頭。兩塊釘在地裡當樁，一塊橫在上面做桌面。每人從家裡帶個蒲團，就是椅子了。
結論三：女作家的個人感情經歷多曲折跌宕，婚姻愛情多充滿悲劇意義。她們的作品就是她們的心靈史。
在大約一個月的學習時間裡，我似乎沒有記住一個漢字，好像也沒有學會任何一道算術題。在記憶深處蟄伏的只有兩件事。一是我學會了一首歌，就是「高高的興安嶺，一片大森林……」；二是小網的學習非常好，老師幾乎每天都要表揚她。
有一天，小網把我拉到一旁，愧疚地對我說：「以前我把你說錯了。」
我大為好奇，說：「什麼錯了？」
小網說：「你看。」說著，把書翻到了很後面的一張。
我大驚失色，說：「這還沒有學呢，你就能認了？」
她說：「也不全能，湊合著看吧。不說字了，咱看畫。」
我說：「畫怎麼啦？沒什麼呀！」
她說：「你看那房子，雙層的。這就是你說的樓吧。你比我小，可你見得比我多。我以後也要到外面去。」
後來，我回北京了。有時見到樓房，就會想到小網。輪到媽媽給老家寫信時，我就說：「問問小網。」媽媽說：「小網好著呢，問一回也就得了吧，怎麼老問？信是你姥姥托人寫的，人家可不知道什麼小網！」
等我自己學會寫信了，我就給小網寫了一封長信。信裡說，我到同學家裡看了電視……（那是1964年的事，電子管的電視還很稀罕。）媽媽看到了我的信，說：「你跟人家說這個幹什麼？小網能知道什麼是電視嗎？你這不是顯擺嗎？」
我想，小網一定是願意知道電視的事情的。我絕沒有顯擺的意思，只是想把最新奇的事情告訴小網。不讓寫這些，我又寫些什麼？
我把信撕了。
後來，老家的人來信說，小網結婚了。嫁給一個東北人，到寒冷的關外去了。人們說，小網黑是黑，可是中看。要是一般人，還嫁不出去呢！後來聽說她回過家，拉扯著一溜兒的孩子，右胳膊讓碾機給鉸斷了，只剩下左手。大夥兒說，別看小網一隻手，比兩隻手的媳婦能幹。一隻手能轉著圈地擀餃子皮。有好事者說：「一隻手能包餃子俺信，可怎麼擀皮？」人們偷偷地說：「小網包餃子的時候，把案板擱炕上。人站在地上，歪著頭，用下巴頦兒壓著面劑子，一隻手擀得飛快。只是她包餃子的時候不讓人看，覺得自己那時候不美。」
我寫下了論文的最後一條結論：
迄今為止，中國當代青年女作家群體中，尚沒有一位是來自最廣闊原野的農村女性。同當代青年男作家結構構成相比，具有極其明顯的差異。
這是一種深刻的歷史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