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門，1976
家門
四四方方的照片，就是未經裁切，用120相機6cm×6cm膠卷拍出來的影像。它是20世紀初到五六十年代最風行的機種，直到機動性強的135相機發明。
我剛學會拍照時，拿的就是135相機，又大又沉的120相機多是照相館或拍廣告照片的人使用。在《漢聲》雜誌，我們三個拍照的每人有一套135裝備，那部全套的哈蘇120則是用皮箱裝著，鎖在保險櫃裡，拍封面、廣告或跨頁彩色圖片才會慎重無比地從鐵櫃裡取出。光是轉保險箱密碼，左幾下、右幾下，就讓人感覺這事非同小可。
那個年代，一套哈蘇可在台北最貴的地段買棟房子了，摸到都不容易，哪敢奢想擁有。誰知，離開《漢聲》不久，幸運之神便降臨了。在《家庭月刊》工作時，有天路過一家器材店，看到它擺在櫥窗裡折價求現。我趕緊衝回公司跟主管說，這太值了，公司不買會後悔。主管卻說，你視它如命，不如自己買下，公司可以借你錢，慢慢從薪水裡扣。
相機買回來後，我整天東摸摸、西擦擦，晚上抱著它睡覺，心想，按下快門的第一張照片也必須是最神聖的。為此，我特地返鄉，拍下了這張老家的大門。這扇門阿公還在的時候就有了，我們小時候經常兩手抓著木條，腳丫鉤住門擺晃來晃去，像蕩鞦韆那樣樂不可支。年紀稍大，門經不起晃，就只能在一旁羨慕弟弟們了。
我像進行儀式那樣捧起相機。門還是那扇門，弟弟和我卻早已出外闖蕩。曾經緊抓著家門的我們，在晃來晃去之間被甩到外面的世界，離家愈來愈遠。
媽祖廟前的石獅子
老家頭城雖小，廟宇卻甚多，除了城隍、王爺、媽祖、關公，還有搞不清到底供奉什麼主神的廟，間間不缺香火。母親最常去的就是那三四間大的，逢到要緊事，那就所有廟都得走一遭。二十歲那年我必須服役三載，抽到的是海軍艦艇兵種。對一貫踩在土地上的鄉下人來說，汪洋大海最是風雲不測，母親憂心地領著我四處上香、供果、抽籤、卜卦。我這才曉得，原來我們的小鎮藏了這麼多神明。
大多數的廟我都已印象模糊，但想起媽祖廟就會一陣悸動，掌心彷彿又有了沉甸甸的石頭觸感。媽祖廟位於上學途中的老街，從沒喜歡過課堂的我每天都在小巷裡繞來繞去，故意不走近路，來到廟前，必定騎上魁梧的石獅作樂一番。
小學一年級時，獅子奇大無比，攀爬時滑落過好幾次，樂得同伴們直喊：“獅子發威囉！”最吸引我的就是被上下四根尖牙護住的大石珠。跨在獅背上，和它頭並頭，手就能伸進獅口，抓到圓球便使勁磨，盼望磨小了就能掏出來。
到五六年級我才恍然大悟，石珠根本不可能拿得出來。不只是我，其他小孩也曾這麼干；不只我們，連我們的阿爸、阿公、阿祖，小時候也都這麼幹過。珠子沒變小，反而把獅口滾得越來越深。想明白了，我就徹底死心了。
擁有哈蘇相機後，拍完家門，第一個要拍的當然就是石獅。到了才發現，以前認為大得不得了的媽祖之家，竟然只是個小廟；門前石獅也縮得簡直就像當年那一對的小孫子。石珠還在，可我的手掌已伸不進去了。
媽祖廟前的石獅子，1976
跛腳七仔，1976
跛腳七仔
除了阮家親戚，老家讓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跛腳七仔。我出生在頭城的開蘭路，頭城是先民落腳開墾的第一個據點，開蘭路就是開發宜蘭之路。路名非同小可，全長卻只有幾百米，站在我家門口的路中央，左右一望，就可看到路的頭尾。整條路就是泥地上鋪碎石，只要腳踏車經過，就會把石子碾得亂蹦，附近的大人小孩無不又閃又躲，以免中彈。
就我所知，最沒法躲的人，一個是卜卦瞎子，另一個就是跛腳七仔。跛腳七仔的小腿內彎，走起路來，兩個膝蓋互相磨來撞去，不但速度奇慢，還經常皮破血流，不得不在膝頭綁上厚厚一層布條。
小鎮上，人人有名、有位、有關係，跛腳七仔卻是個例外，與任何人都不相干。他在我家隔壁的冥紙鋪工作，我卻從沒聽過他的聲音，或見人找過他。我所看到的跛腳七仔，不是木偶般地舉步艱難，就是像個毫無情緒的機器人，一撇一撇地揮著食指黏小金箔，身邊永遠有個裝零錢和小東西的舊奶粉罐。
冥紙店搬走後，隔壁開過斯諾克房，也曾租給彈棉花的人。直到高中畢業離開家鄉，我都沒再見過跛腳七仔，甚至根本忘了有這麼個人。那天從老街繞回家，竟發現他在寒風冽冽的矮屋走廊上睡著了，嘴角隱約浮現微笑，彷彿夢境又甜又美。
有次母親來台北我的住處，看到掛在牆上的這張照片，直說跛腳七仔很了不起。太太在他年輕時就扔下兩個孩子跑了，他不但把孩子帶大，還供他們上了大學。在那一刻，我終於知道，跛腳七仔也是有名、有位、有關係的人。
二哥的蘭花
那年二哥正準備結婚，心情特別好。他從小沉默寡言，農校畢業、服完兵役後就被父親留在身邊，視為繼承木匠祖業的不二人選。大哥身體不好，不堪粗重活，我素來叛逆，決不順從，弟弟們又還小。正缺人手的父親，當然不可能讓二哥決定自己的前途。
二哥從沒提過自己的志願，倒是有一回跟父親對話，讓我們聽出了端倪。那時，鄉下的電線桿、牆角常貼有招募遠洋漁工的廣告，這些廣告無疑使他夜夜難眠，想去外面世界闖蕩。鼓足勇氣向父親開了口，卻是不到兩句話就被斷然駁回。從那時起，他的話更少了，直到想參加廣播電台的全省歌唱大賽。
無論鋸木塊、刨木頭、鑿榫頭，他都在旁邊放台小收音機，白天聽，晚上就在陽台上吊嗓子練唱。縣裡初賽在鎮上唯一的戲院“農漁之家”舉行，我們兄弟姊妹全都興奮地跟去加油，沒想到音色不錯、平時也唱得挺好的二哥，一上台竟因怯場而走調。我低下頭，不敢看他漲紅的臉。
在單調吃重的工作之外，二哥還是培養了一點樂趣，在陽台上釘了一格格花架，吊滿上山採來的野蘭花。那次回家，發現後院屋簷下懸著一隻掉了壺嘴的老茶壺，蘭草恣意地從裡往外冒，其中一枝還悄悄開成一朵花。
那個小天井是我們夏天沖澡的地方，更早之前是豬欄。全家唯一的這一方小小的休歇空間，因有了這壺蘭花而綠意盎然、生氣勃勃。我捧著哈蘇相機對焦，四散下垂的蘭葉在對焦玻璃上依次由模糊到清晰，讓我彷彿看到了我們家的世代綿延。
頭城老家後院，1976
馬祖芹壁村，1979
馬祖芹壁村的老人
三十三年前的春節，我隨團採訪，首度踏上這塊陌生的土地。包括南竿、北竿、東引、西引等十個島嶼的馬祖列島隸屬福建省，在台灣土生土長的我有如來到異域，見到鄉親又喜又怕，竟像碰到了“大陸同胞”。
北竿的芹壁是個奇特的小漁村，全部是閩東式的花崗石民房，堆棧在峭壁上，彷彿是電影裡的地中海畫面。這位老村民就坐在他家門口，門前小院像是一座突出海面的瞭望台，每天不必出門，就能毫無阻礙地觀望福建省沿岸。想問他對岸有沒有親人，可是他只會講福州話。
芹壁村原本富裕，在20世紀70年代因漁業資源漸枯而轉為蕭條，人口大量移往台灣，沒想到如今竟成為度假勝地。會再度造訪，是因為跟我學攝影的一位牙醫，有天在治療我的牙齒時，忍不住說：“老師你就休息休息吧，這個禮拜跟我去馬祖。”原來，他服兵役時就是在馬祖當軍醫，對這兒特別有感情，跟我學完攝影后，又考上了台大的城鄉研究所，定期來這一帶做研究。
那一趟，不僅跟學生重返芹壁村，還搭船去了東莒島。當時“聚落保存”觀念已盛行，民間、學界攜手推動聚落活化以及地景維護。地方政府投入大筆經費進行老屋再生，閒置空間再利用；藝術界人士開始進駐芹壁，電影及商業廣告也經常來此取景。每逢假日，由古厝整修而成的民宿一房難求。
風景美得像希臘。一切都好，唯有吃素難。在地海鮮豐富，就是點個最簡單的麵條，也只能供應摻魚漿的“魚面”。
台北民生東路，1988
如夢似幻的那堵牆
迷上正方形構圖後，每當看到120相機，我就忍不住想收藏，從複雜的蛇腹到簡單有如玩具的都有，在大陸看到的“紅梅”“海鷗”“長城”，也都興沖沖地抱回家。拍照要有儀式感時，我用哈蘇；街頭搶拍則多仰仗體型較輕、快門聲較小的祿來。
那陣子，我特別喜歡在台北市區溜躂。每年秋末入冬到次年開春之際，這面髒髒舊舊、位於民生東路與光復北路交叉口的牆就變得特別迷人，因為夕陽角度剛剛好，會把樹影和形形色色的人影打在上面，如夢似幻。
這堵牆只是水泥粗坯，原本大約百來米，被一家建設公司拆掉大半改建別墅，留下三十米不到，圍住一片軍事基地。國民黨來台不久，便於台北市的東、西、南、北各區圈圍了佔地甚廣的軍事單位，首善之都快速發展，長長的圍牆見證了數十年的變遷，最後都難逃被剷平的命運。
我持續地在這個季節拍這面牆好多年了，說不上為什麼會這般癡情，只覺得市民由這面牆下走過，就彷彿掉入一個完全不屬於台北的時空中。那天，一位相貌、舉止、穿著都別有韻味的老人映入眼簾，從觀景窗望去，竟好像是20世紀50年代的北京城牆下。老者一路走在影子的後面，會動的影子就像他的過去，整個畫面充滿了虛幻引領現實、過往牽動當下的暗喻。
整個軍事基地遷走後，剩下的這段牆自然也被拆得一乾二淨。如今這裡已是熱鬧喧囂的商業區，秋末冬初，來來往往的人們，影子不知映在哪裡？
記憶中的龜山島
台灣剛開放大陸探親時，朋友之間見面總會問，想不想去大陸看看？那裡可是有拍不完的照片啊！當時我還真不知怎麼回答，祖先雖然是從福建來的，可是我最遠只能尋根到頭城外海的龜山島。
我的祖母和外祖母都姓“藍”，是最早從唐山渡海，於龜山島落腳的七戶人家的後代，分別嫁到對岸的頭城鎮，數十年後便有了我。1977年，這個面積不到三平方公里的小島成為軍事要地，所有居民被強制遷離，直到2000年，因推廣觀光才開放登島生態體驗，但人數依然受到管控，遊客必須抽籤。
在沙灘打排球的這些少年，身後浮著的就是龜山島。拍這張照片時，我就像是看到了自己的童年。頭城鎮民一半打漁一半務農，務農人家都不希望小孩到海邊去，可我們卻把它當成秘密樂園，除了在海裡戲水，在沙灘打球、追逐、撿貝殼，長大後跟女生約會、跟男生決鬥，地點也多半選在海邊。
島上有硫黃礦，風向剛好對時，鎮上便聞得到時濃時淡的硫黃味，最濃時，會讓人誤以為身在島上。念初中時，我曾趁著一年一次的大拜拜上去過一趟，在親戚家住了七天。印象最深的就是，龜尾巴的那塊沙灘上有好多石頭，而且每顆都被沖刷得像圓球一樣。潮起潮落，所有石頭隨著海水滾上來又滾下去，聲音咕嚕咕嚕的，特別極了！
平時在海邊玩，看得到它，卻不會想著它。等回不去時，才思念得把記憶一遍又一遍地反芻，以至於到後來，龜山島對我來說，就像是昨天才去過般地親切熱絡了。
宜蘭頭城海邊，1981
台北萬華，1973
一個時代的刻痕
這種借店家走廊，在柱子旁擺攤營生，熬上大半輩子的事，在今天已經不太可能發生了。在我還不會拍照時，這位刻印兼畫像師傅就在台北萬華龍山寺的對面巷口幹活了。當年這一帶是台北印刷、裝訂業的集中區。高中畢業後，我到《幼獅文藝》當編輯，舉凡發稿、校對、督印都得往西昌街的永裕印刷廠跑。這家業務鼎盛的活字排版印刷廠，撿字的都算童工，排版的才能領正薪，書報雜誌印好，還要把每顆鉛字一一撿回字架。
老闆後來乾脆購置了鑄字機，東西印完，字模盤往熔爐裡一倒，無論哪種字體、大小級別，重鑄就是了，省時又省工。在《幼獅文藝》上班的那一年，我足足有一半時間都耗在撿字間裡，鉛字的一筆一畫，如同記憶的刺青，想抹都抹不掉。
當時，我的午、晚餐多半在龍山寺附近的小吃攤解決，每次路過華西街，都會看到這位總是低頭幹活、從不出聲的師傅。凳子是他的刻印台，座位是躺椅，累了往後一仰就可休息。畫像則是把顧客交付的小照片拿回家，夜裡加工，用炭筆畫成一大幅。掛在柱子上的日本女明星與清末民初婦人肖像就是手藝證明。傍晚收攤時，畫像與刻印工具箱放進櫃裡，連同躺椅、板凳一起用加鎖的鐵鏈拴在柱子上。
入伍服役三年後，我重返台北，在《漢聲》雜誌工作，發現這位師傅竟然依舊坐在同一個位置做同樣的事。學會拍照之前，我覺得他只是一位刻印匠；但把相機對準他，低頭注視對焦屏時，我看到了一個時代的刻痕。
基隆八尺門，1987
一個村落的傷口
1985年，我將前後二十多次在八尺門的拍攝工作整理成一本攝影集並舉行了展覽。然而，對這個都市中的阿美人違章村落，我還是有點牽腸掛肚。兩年後的聖誕節，我由宜蘭山區的四季村下山，回台北時路過基隆，又特地繞道過去看看。
一入村口，便看到這個右腿打著石膏的孩子靠在牆上，朝著空巷的那一頭張望。我不禁為他抱屈，聖誕節是阿美人最盼望的節日，大人、小孩無不玩瘋了，他卻連走去看熱鬧的能耐都沒有。正想跟他聊聊，在遠處追逐嬉戲的一群幼兒發現了我，馬上圍過來，要我幫他們拍照，還紛紛伸出小手：“給我錢買糖果！”我愣住了，才多久沒來，這些純樸的孩子怎麼就養成了這樣的壞習慣！
自從我及一位朋友先後發表關於八尺門的影像、文字後，這兒一度成了攝影愛好者及社會工作者的熱門訪視點。一定是有些人為了取得好鏡頭，曾以糖果或銅板誘使孩子們配合，才會讓天真單純、甚至連話都還說不清楚的三歲娃兒，就知道求人拍照、獲取報酬。
我不敢正視他們，覺得自己闖了禍，卻不知如何善後。與這個受傷的小孩擦身而過時，我明白，在都市夾縫中奮力維持阿美人尊嚴的八尺門聚落，因為我們無心卻也無知的舉動而受了傷。
之後，我很久都不敢再去，直到1992年陪一位很喜歡我的《八尺門》攝影集的法國攝影大師前往。看到盤踞在小山坳的兩百多間陋屋已被剷平，只剩殘破的木板，才得知政府要建公寓讓這群阿美人合法安居。這真是件好事，但我鏡頭下的八尺門也從地球上消失了。
俯瞰眾生
那陣子，鄉土文學盛行，影響所及，素來愛拍日出日落、花開花謝的坊間攝影團體也紛紛趕廟會，搶拍八家將、神輿繞境。不同場合的相同面孔，久而久之彼此也有了相識之感。
幾個月前，家鄉的攝影協會邀我去演說。對把攝影視為休閒交誼、集體出遊、在荒郊野外拍漂亮模特兒的活動，我一向不以為然，從不接受類似組織的講座邀約。年紀大了，心境不同，倒起了一分歡喜隨緣、為家鄉做點貢獻的心思。
到了現場，才發現來聽的人大多是初初拍照的發燒友，僅是聞名而來，對我的工作瞭解不多。幸虧辦事人員從網上抓了不少資料，製成PDF在會前循環播放，才讓他們對我的創作稍有概念。儘管依舊賣力講解，還是感覺有點無奈，不知他們到底聽懂了多少。
意外又欣慰的是，這個攝影協會的創辦人及首任會長表示，他擁有我全部的攝影集，並拿出最新的那本——2005年出版的《恆持剎那——證嚴法師留影》要求簽名。會後閒聊時，他笑著透露，三十年前便經常在各地廟會碰到我了。在礁溪二龍村的龍舟賽，大家都在岸上用長鏡頭，只有一個人比他踩入更深的水域取景。而在西港的燒王船祭典，他以為已經爬到最高處了，抬頭一看，有個人爬得比他更高。之後，他便打聽我，並一直密切注意我的作品。
北港朝天宮這張由上方朝下拍的照片，是採取了媽祖慈悲為懷、俯瞰眾生的視角。來自四面八方的迎神陣頭與信徒，擠得有如一群群的螞蟻。人海茫茫，苦海無邊。不知那位老在觀察我的攝影同好，當時在不在現場？
雲林北港朝天宮，1975
台北新店，1983
時間之舟
一般而言，120相機比35mm的笨重難使，但也有一種輕便的設計，折疊式，大小像口袋書，拉開皮腔便成了造型古怪有趣的正方形構圖機器。有一度，德國古董相機蔡司伊康是我的最愛，因為光學設計超群、機械構造簡單，就是有故障也很容易修理。只要皮腔沒裂，鏡片無霉斑，拍攝效果和新式的昂貴器材差不了多少。不出任務時，我特別喜歡帶著這個老古董，一來放鬆心情，二來也借此擺脫操作相機的固定模式。
看著這張三十年前拍的照片，我努力回想，大概是趕了個大早，才有辦法拍到學童擠滿小舟的場景。船頭站的則是挑餿水的村民。新店溪上游水域狹窄，從渡口可清楚地看見對岸人們的活動。有的從斜坡上的竹林躥出，急忙奔向渡船；有的姍姍來遲，看到人擠，寧可等下一趟。男女老少來來去去，站滿小扁舟時，人類本為命運共同體的意象就特別強烈！
搬到新店已超過十年，每回晨走都會看見渡船，船身雖已從手釘木材改為一體成形的塑料，但仍然得靠船夫的雙手搖漿。兩岸之隔不過兩百多米，但生活節奏、情調、水平卻大不相同。對岸雖多了一間廟、幾間民宅，寂寥卻一若當年。時間之舟有時也會在某處擱淺，新店渡口的彼岸便是。
我將“蛇腹”相機取出，拉開匣蓋，像轉瓶蓋那樣上片，透過小小的紅色濾片孔看清底片號碼，再調整光圈、速度，推桿上緊快門彈簧，對焦，構圖。步驟這麼多，卻一點也慌不得，只要忘了某一道手續或操作順序不對，就會錯失這個千載難逢的鏡頭了。幸好沒搞砸。
瑞芳金瓜石，1987
悼念逝去的美好時光
昔日返鄉常走的濱海公路，二十年沒路過了。久不開車，回宜蘭多搭公交車走雪山隧道，不知金瓜石山下這座建築空架仍在否？以往經過時總會多瞧幾眼，好奇它為何矗立此處。能繼續蓋嗎？完成後又會是什麼模樣？然而，它始終是那個樣子，盤踞著礁岸，面向著大海。似乎是個象徵，但究竟為何意？每回它總是突現在前，詭異蒼涼，籠罩著懸疑氣息。
濱海公路通車之前，有一段只能在山壁與礁石的狹窄夾道間步行。那是從金瓜石到鼻頭角的一段，兩地漁民平時以船隻通航，只有風浪大作時才有人走這段路。前來探幽的外人當然沒別的選擇，我雖只走過一回，辛苦的程度卻至今難忘。
那是剛到《漢聲》雜誌上班時，為了替“七夕專號”配圖，與同事姚孟嘉同行。姚兄騎摩托車載我到金瓜石山腳下，兩人找了一家小吃店寄放機車，再各自背上相機、腳架，提著睡袋徒步前行，打算露宿在夜空下，捕捉滿月由海平面升起時的鏡頭。那次的攝影任務並不成功，斜躺在山坡草地上的我們難以入眠，徹夜聊天，心境清朗如星空。
濱海公路通車後，遠離塵囂的這個岬角漁村成為著名景點，純樸本色為人潮與商業建設吞噬。那天，為了捕捉這位老婦的身影，我勉強將汽車泊在山壁邊，尾隨了很長一段路才按下快門。老婦的背影彷彿映出了一個時代的鄉愁，而那一格格廢棄的框架竟像紀念碑，永恆悼念著逝去的美好時光。
安住身心於當下
老友高信疆找我籌辦一本新雜誌，雜誌雖沒出成，但前後一年的全省采風，使我碰上了好多難得的畫面。這張在盛夏正午時分所拍的照片，正是為那胎死腹中的雜誌所做的一篇報道。在台南縣西港作醮隨王爺神輿繞境的進香隊伍中，這個含著奶嘴、於樹蔭傘下香甜入睡的幼兒，應該是年齡最小的成員了。
那次報道我負責拍照，文章則由一位文壇新人執筆。兩人一同出差，才讓我赫然發現，他對現實環境其實不大感興趣，一味沉溺於自己的想像世界，一路上非但不好好觀察，還經常溜回村上的一家冰店，一廂情願地編織與女服務生的奇戀。之後，我又與另一位小說家同行採訪，這兩次經驗讓我對文字工作者與攝影工作者的差別有了某種程度的理解：前者善於將幻想化為現實，後者卻是將現實化為象徵。
進香團的行程為兩夜三天，入境鄰鄉時，天方亮我便一路徒步隨行。在那執迷、狂熱、帶有嘉年華性質的民間廟會中，我自己最滿意的作品都是沒拜拜味的。隊伍長得望不到盡頭，數不盡的農夫農婦，個個載著竹骨糊紙的枷鎖，以罪民身份自懲，期待消除業障，得到神明的庇佑。純樸、善良的他們，愚昧無知的一面盡現眼前，令我不忍用相機對焦。
中午時分，隊伍解散用餐，信徒各自在路旁的樹蔭下吃飯團，媽媽們也將一路馱在背上的孩子們放下來歇息。一把洋傘遮護了小寶貝的全身，在這最不能入睡的時間、空間、人與人之間，只有清淨無染的赤子方能安住身心於當下！
台南西港，1979
宜蘭市中正路，1987
家鄉的水肥車
水肥車在市區幾近絕跡了，難得回趟宜蘭老家，卻在火車站附近碰個正著。陳舊穢重的老木桶以及農夫小心翼翼、生怕臭氣沖天的污液濺出來的模樣，瞬間喚起了我的童年回憶。
從小，我就必須將所有的課餘時間都耗在家裡的三分菜園裡。鋤地、刈菜、掘地瓜都還能忍受，最讓我苦楚的，就是挨家挨戶地向鄰居要餿水養豬、挑糞水施肥。粗賤的小農夫一直是我極力想掙脫的身份，在菜園工作不會被人發現，但挑餿水、糞肥的途中卻經常會撞見同學。在那些個年頭，我感覺自己就像全身都刺了青，無論如何壓低斗笠，從後街小徑繞走躲避，卻都如同那四處飄散的水肥味兒，老遠就會被人發現。
拍這張照片時，我三十七歲；到了現在，看事情的角度又不同。世間萬象，真正的貴賤美醜不能光看表面。許多絢麗堂皇的東西，實質上卻在侵蝕著善良美好的根本。就拿水肥車來說吧，為了要不漏不壞不爛、經得起風吹雨打日曬，必定得用上等木料製作；而眾人嫌棄的穢物，在幾百年的傳統農業中維護了土地的生氣與養分，在今日被稱為有機肥。不臭不髒、效能驚人的化學肥料時興後，卻對生態環境、人類健康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
最近一次到這條街，是為了參加同鄉名作家與市政府合作的百果樹紅磚屋開幕。這條街幾十年來沒什麼改變，現在卻因一位作家回到故鄉播種，將文學藝術引進咖啡屋，而開始飄揚著文化氣息。作家的養分來自於土地，有成之後回來播種、施肥，讓文化在鄉土萌芽，真是好事！
鮮明的刺青，模糊的臉
我在被對像要求之下所拍的照片，要屬這幅最特殊。那回，我採訪台北市立煙毒勒戒所，工作結束後正要離去，這位接受斷癮治療的年輕人，忽然羞澀地請我留步：“可不可以幫我拍張背上的照片？我從沒看清楚過我的刺青。”
我怔了半晌，遲疑地點點頭，他馬上利落地解開衣扣，褪去上衣、汗衫，轉身背著我站定。囚室窄小，我無法退得夠遠，只能叫他盡量靠牆，才能拍全他的大半身，以至於他的鼻尖都壓上了那面將他與外面世界隔絕的障壁。光線極暗，我起先用小相機加閃光燈，但閃亮利光直射在蒼白肉身上的荒誕圖繪，以及右腕自殘的痕跡上，讓我感覺就像是在替犯罪行為做記錄，既無情又不忍。於是，我換上了120相機，擔心速度太慢會使相機震動，便擱在鐵窗的橫桿上，效果竟然跟高級腳架一樣牢固，一點也不必擔心影像會模糊。
這位年輕的毒癮患者，臉龐雖然在我的記憶中早已模糊，但神情依舊印象深刻，背後的刺青圖案也一直無法抹滅，甚至牢房的氣味依舊可以追憶。每當看到這張照片，我就會試著追憶那張臉，有時在台北鬧市區走動，偶爾也會突然在陌生的青少年臉上感覺到同樣的神情。照片上的刺青鮮明如初，但年輕人正青春的皮膚、肌理，現在應該都已發皺、鬆弛了；斜躺著的煽情裸女，應該也是個老婦人了。
遺憾的是，照片洗出來後，始終沒能交到這位年輕人的手裡。看守員催我們離開，連他的姓名我也忘了問。那間勒戒所後來也不再讓我們採訪了。
台北煙毒勒戒所，1987
迪化街的叮咚聲
蘇金醋——他的名字我已牢牢記住，就像他凝在底片和我腦海中的笑容。“叮咚、叮咚”，童年時，聽到街上傳來的撥浪鼓聲，就知道貨郎來了。那個年頭，家鄉的貨郎手拉車就像流動雜貨店，從油鹽醬醋強胃散、胭脂花布繡花線到鐵釘菜刀螺絲起子一應俱全，唯獨不見小孩愛的糖果餅乾，這也是我小時候對貨郎興趣不大的原因。等到會拍照，想記錄這個老行業時，它已幾近絕跡。
沒想到，在台北大稻埕老街竟能遇見貨郎——蘇金醋便是當時僅存的兩位之一。每次看到他，都是那麼開朗、精神地搖著小鼓。“叮咚、叮咚”，板車由街頭拉到巷尾，再由巷尾拉回街頭，腳上永遠是那雙舊皮鞋。儘管生意一天比一天差，他的神情還是那麼知足，彷彿還能在大街小巷穿走，跟那些與自己一起老去的顧客們聊幾句，就是福氣。但他終究還是歇業了，整個舊時代彷彿因他的消失而結束，街頭的超市和便利商店愈來愈多。
再到大稻埕是大約半年前，兒子建議老爸老媽去看看台北的老社區新營造。到了才發現，除了幾家老店舖被整建成現代化商店、咖啡館，沒什麼令人印象深刻的精神內涵。2011年是辛亥百年，台灣各地大搞活動，台北市政府也想藉著大稻埕繁華的過往來推廣文創產業及觀光旅遊。看到其中一個標語：“走進大稻埕，就彷彿走進一座歷史長廊。”我不禁好奇，不提曾經散佈在水門外的一攤攤露天茶室，不知在迪化街磨鞋底的貨郎蘇金醋，要如何談大稻埕的過去？所謂的歷史長廊又在哪裡？
台北迪化街，1976
九份，1976
傳遞鄉愁
以前沒見過，之後也不曾再遇過像他一樣安然適意的郵差，每天在盤踞山頭的村莊裡爬上走下，穿街拐巷地送信，每一步都踩得踏實又自在。九份因最初來此屯墾的九戶人家而得名，因為任何物資都平均分為九份。清光緒十九年（1893）鄰近地區發現沙金，吸引了大批淘金人潮，繁華一時，在日據時代甚至建了全台的第一座戲院，名為“昇平”。奢侈無度，出金量卻節節衰退，昇平不到百年，即不得不於1971年停止開礦。有“小香港”之稱的金城從此褪色，回復早年的純樸原貌。
偌大的山城，人走了一大半，空屋處處。蒼涼之氣如流行病，讓守在村裡的老人、小孩顯得悶悶不樂，只有逢年過節，家家戶戶出外打拼的兒女、父母返鄉時，山村才有了短暫的生氣。這位郵差熟悉每家的情況，經常有機會將遊子的家書交給孤獨落寞的老人，看著他們臉上綻放雲開見月的光芒、燦爛如朝陽的笑靨，彷彿他代表了九份子弟返鄉探親。
這個山城我來過不少次，第一回就碰見了這位郵差。之後，曾經招待過幾位外國友人來此品茗。那時，當地唯一的茶館隱在滿山石頭牆、油布屋頂的山城中，就像珍珠般珍稀又不張狂，哪像現在民宿到處都是，茶館、禮品店更是多到幾乎失控。
算算已有二十多年沒去九份了，這位郵差應該早就退休了吧？如今，好好坐下來，凝神聚氣提筆寫信的人幾乎已不可得。電郵、手機簡訊滿天飛，郵差先生已無鄉愁可傳遞。
苗粟獅頭山，1987
讓光明雕出生命輪廓
不知獅頭山現在變成什麼樣子了。最後一次去是二十多年前，已有面目全非之感。
我一共到這佛教聖地拜謁過三回。初訪的感覺好極了，正如勸我去的友人所言：“十多座不大但肅穆莊嚴的廟宇，散落在山頭的各個角落，讓峰巒在靈氣之外更添道氣。爬山雖累人，但非常值得一遊！”那次我在坐落於獅頭的善化寺安單，早上被木魚和梵唄聲喚醒，心神一震。第二回投宿於獅尾處霞雲洞附近的廂房。榻榻米通鋪的木窗一推，氳氤嵐氣迎面撲來，身心塵垢彷彿都被滌清了。
相隔不過幾年，才由獅尾攀登，便碰到一夥伙騎著摩托車的年輕人呼嘯上山，把清修淨地當成了飆車場。山上路一開，交通是便利了，空氣污染、人為破壞卻隨之加劇。不少廟宇把原本清幽的寮房隔成一間間小套房，做起民宿生意來。我比較了幾家，勉強投宿於獅巖洞，半夜竟有神志不清的女眾鬧房。整趟旅行的那份難受，真不知從何說起。
隔天經過海會庵，才步入大殿我就呆了。十幾年前第一次來，老比丘尼就是這個樣子，平平靜靜，不曾年輕，也沒更老。整個場景讓人感覺不但她從沒離開過這張老籐椅，我也一直在這兒站著。把120相機拿出來，捧在胸前，就像禮敬問訊後的放掌；快門按下的彷彿不是1/25秒，而是十來年的漫長光陰。十多年也不過就是一瞬間。法師坐在門邊，雖身處黝暗，卻映著戶外陽光，讓光明雕出生命的輪廓。變與不變，存乎一心。
台北萬華亂彈干旦，1978
亂彈戲干旦
莊坤田是本省“亂彈戲”罕見的干旦，扮起戲來像煞了梅蘭芳，但生不逢時、緣不由己，上不了殿堂的野台戲，哪能與“國劇”相提並論。很少人知道他的存在，更少人意識到他的消失。寫這篇文章時，我特地上網搜索，關於他的資料只有一句：1952年加入永吉祥戲班。在我拍他時，他已無固定戲班可跟，什麼場子缺角，便往那兒靠行。
俗話說“吃肉吃三層，看戲看亂彈”，美味最是五花肉，好看最是亂彈戲。從清代中葉到台灣光復的兩百年間，台灣民間最盛行的傳統戲曲就屬北管戲的亂彈，無論婚喪喜慶或廟會都少不了它的那份喧鬧。
“阿坤仔旦”家住台北萬華老社區，經常可讓我在龍山寺旁的巷內茶館捕捉到他的身影。日常生活中的他，跟艋舺一帶無所事事的閒人沒什麼兩樣，懶散中帶著豪邁。那天約好去看他上戲；北投豐年的王爺廟酬神，民安戲團上演的劇目是《斬經堂》：潼關守將吳漢決定背叛王莽，追隨劉秀，在毀家潛逃之前奉母命殺妻。
身材略嫌臃腫的莊坤田，在後台上妝時，一分一寸地描出女性的嫵媚，動作、嗓門也跟著文靜起來。等束腰一勒、戲服一穿，出場亮相時的他，已活脫脫地變成了那位溫婉、淒切，最後奪刀自刎的王蘭英。雖只看過這一回，莊坤田的技藝已讓我完全信服。當年沒多看幾回，如今一想到就懊惱。
20世紀80年代後期，職業亂彈戲班只剩下台中的新美園。該團班主於2002年去世，之後，台灣便再也沒有職業亂彈戲的演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