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我們看到照相機的機會不多，只有在大年初一拍團圓照時，才會看到照相館師傅和助手扛著大大的木頭相機和三腳架，來到鎮上一個齋堂前的廣場集合。那裡比較清靜，而且地方夠大，裝得下我們阮家幾十口人。
穿著新衣的小孩興奮地四處狂奔，被大人抓回來後，動也不能動，一站老半天。師傅用一塊大黑布把頭蒙住，湊在木箱後調調弄弄，又把頭伸出來叮嚀我們不能轉頭、不能閉眼；同樣的程序重複好幾遍，才會鄭重其事地按下快門，以免浪費昂貴的底片。總之，拍照在童年印象中是磨人的苦差事，可也隱隱約約地明白，那是一種神秘的儀式。
那時最輕便的相機就屬120片幅，拍出來的照片是6cm×6cm的，四四方方，大小跟小孩玩的紙牌差不多，不用放大，光是印樣就可看得清楚。風流倜儻、受過日本教育、在鎮公所當民政課長的四叔就有這麼一台奢侈品。雖然他只拍自己的小孩，很少將鏡頭轉向我們，可我最喜歡盯著他擺弄機器，覺得真是神奇啊！把他最愛的人、最在意的東西攝入那神奇的盒子裡，就能變成一張張永遠都在的影像。
他像拼圖那樣，把所有照片貼在一個很大很大的相框裡，掛在最醒目的地方。那個大相框讓人百看不厭，每次到他家，我都會再瞧瞧年輕時的四叔、四嬸，看看含著奶嘴在地上爬的堂兄、堂弟，感歎長大後的他們真是討人厭多了！攝影把時間停格的魔力，我還真是從四叔那裡最早感受到的。
直到現在，我都記得四叔的那部相機是日本出產的Yashica D。離開家鄉多年後，我成了職業攝影人，有天在台北一家二手店看到一部同款的老相機，立刻湊錢買了下來，真希望它就是四叔的那一部，被老人家淘汰換新後，輾轉流到了我的手裡。可惜，用過才知道，那部相機在光線充足時還不錯，拍較暗的景物，解像力就差了。
常用35mm相機捕捉畫面的我，每隔一陣子就喜歡用120相機來調劑一下。將雙眼鏡頭的相機捧在胸前，垂頭望著毛玻璃取景，整個人自然而然就會謙遜起來，靜心享受等待的滋味。使用這種相機，好像跟童年、故鄉有了聯繫。
《正方形鄉愁》出版在即，前一陣子我剛好為了下一個展覽在暗房裡放了好幾天照片。看著一張張影像逐漸浮出，感觸極深。相較於長方形的外放，這些四四方方的構圖顯得格外內斂，彷彿將鄉愁框得更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