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本年輕雜誌令人崇敬的書頁中（因為現在的年輕人是令人崇敬的，他們選擇的是溫文爾雅的美名，而不是自我犧牲的美名）看到：「新一代或者人們常說的英雄一代，徹底地完成了它的使命：橫掃文學偏見的巴士底獄，把新的美學思想提出來讓虛弱無力的象徵主義者考慮……」這裡強制的、橫掃一切、說到做到的一代就是我這一代人：因此我，儘管是放在那個集合裡，也被稱作英雄。我不知道我那些同樣被神化了的朋友們對此作何感想。就我來說，我敢發誓，感激的心情中不無麻木、憂慮、輕微的內疚和相當不舒服的感覺。
英雄的一代……我剛才摘引的康布爾·奧坎波頌揚性的段落中提到了《稜鏡》、《船頭》、《起始》、《馬丁·菲耶羅》和《評價》。也就是說，是指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八年間。在我的記憶中，那個年代的滋味是很豐富的。但是我發誓，主要還是虛偽的那種酸甜味。如果需要用更禮貌些的詞的話，那是一種不真誠的味道。這是一種不尋常的不真誠，什麼懶散、忠誠、胡鬧、忍耐、自尊心、朋友情意，也許還有仇恨等等都交織在一起。我不埋怨任何人，也不埋怨當初的我；我只是——通過塔西佗提出的「巨大的時間空間」——嘗試透明的反省。向這一向冷漠的世界揭示一個路人皆知的秘密的恐懼（對於其他人來說，或許如此）並沒有使我畏縮。我肯定我講的是事實，我清楚地知道，這是一個淺顯而且過了時的事實，但是它必須由某個人揭示出來，恰恰是由「英雄的一代」中的某個人去揭示。
沒有人不知道（說得更確切些，大家都忘了）這一代文學的區別點乃是濫用某種宇宙的或者公民的比喻。無論是無禮的比喻（例如塞爾吉奧·皮涅羅、索萊爾·達拉斯、奧利維裡奧·希龍多、萊奧波爾多·馬雷夏爾或者安東尼奧·巴列霍等筆下的），還是虔誠的比喻（例如諾拉·朗奇、布蘭丹·卡拉法、愛德華多·岡薩雷斯·拉納薩、卡洛斯·馬斯特羅納迪、弗朗西斯科·皮內羅、弗朗西斯科·路易斯·貝納德斯、吉列爾莫·胡安或者豪·路·博爾赫斯等等筆下的），這些令人驚恐的形象將永恆的事實與當前的現實結合在一起，將永恆的、甚至沒有週期的天上的東西與不穩定的城市裡的東西結合在一起。我記得，就像所有的新生代那樣，我們也建議回歸大自然、返璞歸真以及讓空洞的比喻死亡。我們也有勇氣成為我們時代的人——好像同時代性只是一種困難的自覺行為，而不是致命的特點。在我們第一次衝動時，我們就取消了——哦，多麼極端的用詞啊——標點符號，取消一切沒有用的東西，因為我們中有人用「停頓」來代替它們。儘管這些停頓（按照其大膽的理論）成了「永遠地納入文學的新創造」，其實（在可悲的實踐中）只不過是一些大的空當，粗魯地代替了那些標點符號。後來我想，如果嘗試新的標點符號也許會更加迷人，例如猶豫號、同情號、柔情號、代表心理或者音樂含義的符號……我們還認為——我覺得挺有道理，而且會得到荷馬式史詩作者、《聖經》讚美詩作者，還有莎士比亞、威廉·布萊克、海涅和惠特曼等人的讚許——韻律要比萊奧波爾多·盧貢內斯所認為的次要得多。這種意見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它使我們不至於老是充當《傷感的月曆》不情願卻命中注定的「信徒」——毫無疑問，這裡用「繼承者」一詞會更好些。
盧貢內斯於一九九年出版了這一卷詩集。我認為所有給《馬丁·菲耶羅》和《船頭》撰稿的詩人們的作品——在允許我們嘗試個人多樣化著作之前的所有作品——絕對是按照《傷感的月曆》的某幾頁預先考慮好的。在《煙火》、《城市之月》、《月球學拾遺》、《頌月》令人眼花繚亂的定義中……在此卷的序言中，盧貢內斯要求豐富多樣的比喻和韻律。我們，十二三年以後，熱情地積累著種種比喻而明顯地拒絕韻律。我們是盧貢內斯一個方面的晚期繼承人。誰也沒有指出這一點，簡直叫人難以置信。不押韻總是會惹惱我們的讀者，他們——少量的、不用心的和暴躁的——傾向於認為我們的詩乃是一種混亂，乃是瘋狂時或者無奈時偶然而可悲的作品。另一些更年輕的人，他們以同樣不公平的頌揚來對抗這種不公平的藐視。盧貢內斯的反應是合理的。我們的比喻習作不能引起他的絲毫興趣，我覺得這是很正常的，這是因為那些東西他早就用盡了。我們不押韻的做法也沒能得到他的贊同，這也並不是不符合邏輯或難以置信的。不可思議的乃是在一九三七年的今天，居然仍有人抱著簡直是自言自語的爭論不放。
而我們呢？如果我們腦中對於盧貢內斯的某些意象沒有一種擋不住的、美妙的回憶，我們的眼睛也就不會停留在院子上空或者窗前的明月；也就不會激情滿懷地看著日落，重複「永恆的太陽像猛虎般死去」這樣的詩句。我知道我們在捍衛著一種美以及它的創造者，儘管帶著某種不公平，帶著某種輕蔑和嘲笑。我們做得對，我們有義務成為另一些人。
讓不肯輕信的讀者去審視《傷感的月曆》，隨後再去審視《有軌電車讀詩二十首》或者我的《布宜諾斯艾利斯激情》或《棲息架》，在這過程裡他們不會感覺從一種氣候過渡到了另一種氣候。我在這裡要說的不是某種線性的重複，儘管存在這種重複；也不是說每本書的內在價值，這些自然是不可比的；也不是說它們不盡相同的目的，抑或各自的幸運和不幸。我說的是他們文學的習慣、使用的手法以及句法的完全等同性。從上面那些書的第一本到最後一本，相隔有十五年之久，但這並不影響它們屬於同一時代。從本質上它們確確實實是同時代的，只是時間上的差異想說它們不是。
眾所周知，沒有哪一代文學不挑選兩三位先驅人物：幾位受尊敬的、不合時代的男子，他們由於一些特別的原因而能免遭厄運。我們這一代挑選了兩位。一位是毋庸置疑的天才馬塞多尼奧·費爾南德斯，我無法忍受他除了我之外還有別的模仿者；另一位是《水晶頸鈴》的作者，未成年的吉拉爾德斯，這本書中盧貢內斯的影響——《傷感的月曆》中幽默的盧貢內斯——是相當明顯的。確實，事實對我的論點也很有利。
陳泉譯
[1]此篇初刊於1937年2月26日《家庭》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