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很長時間對張愛玲的作品感到隔膜，因為她的小說趣味同我理想的小說相去太遠。二十年前，我讀過一些張愛玲的作品，先是讀了傅雷先生（當時的署名是迅雨）1944年在《萬象》雜誌上發表的《論張愛玲的小說》。我記得傅雷先生盛讚張愛玲的小說：「這太突兀了，太像奇跡了」，稱張愛玲的中篇小說《金鎖記》（長安、長白、姜二少爺、三少爺紀澤）「至少也該列為我們文壇最美的收穫之一」。我找《金鎖記》來讀，讀過後卻並不喜歡，因為曹七巧那樣色彩濃烈到極不自然的人物，實在不符合我對小說審美的理解。相反，我對張愛玲的另一個中篇《傾城之戀》（白流蘇、范柳原、印度公主薩黑夷妮、徐太太）感覺好些。這篇小說卻被傅雷先生批評為「沒有悲劇的嚴肅、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對照也不強烈」，「好似六朝的駢體，雖然珠光寶氣，內裡卻空空洞洞，既沒有真正的歡暢，也沒有刻骨的悲哀」，而我喜歡《傾城之戀》的原因，恰恰因為它「沒有悲劇的嚴肅、崇高和宿命性」。我總以為，小說的深刻與否並不取決於題材或者人物的怪異程度，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潛流下，已經暗湧著最複雜最隱秘的人性。雖然我也欣賞張愛玲小說外在的華麗，她作品中俯拾皆是的聰明漂亮句子、新穎而又古老的華麗意象，她對人物心理燭照洞微的刻畫與揭示。但我覺得她是太聰明了，而且她恣意放任自己的聰明，恨不得把自己的聰明像纍纍珠寶，一古腦全鑲嵌在七尺寶塔上。
張愛玲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重新出土」成為熱門，90年代被中國的小資們奉為「祖師奶奶」。夏志清上世紀70年代出版《中國現代小說史》（大陸2005年出版），為張愛玲列了一個專章，評介張愛玲的字數甚至超過介紹魯迅。夏志清稱張愛玲為「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並說她的《秧歌》「在中國小說史上已經是不朽之作」。當代也有不少作家是學張愛玲的，有的甚至已是小說大家，雖然他們並不樂意承認。這樣的情形下，我居然還敢宣稱自己不喜歡張愛玲，的確有點兒不合時宜。
我的人生觀，我在成長過程中所接受的文學教育，我心目中了不起的文學，應該是魯迅先生那樣的文學，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的文學，沈從文那樣的文學。文學中肯定有「我」，有「小我」，但過於執著於一己的小悲小歡，從頭到尾自戀到近乎自言自語的文學，我以為至少是格局小，不大氣。
張愛玲的《小團圓》完成於1976年，寫作十個月，塵封了三十三年。2009年2月23日由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在台灣地區出版，2009年2月26日在香港出版。4月，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大陸簡體版的《小團圓》，賣得非常火，據說在南京一小時內銷了三百多冊，已銷了近十萬冊，還要繼續加印。毫不誇張地說，這是2009年中國文學史上的大事件。2009年4月，我應邀去深圳參加一個文化訪談，朋友即送我一本港版《小團圓》，繁體豎排版，定價七十八港幣。
我讀這本書的感覺很奇怪。我耐心讀了張愛玲的遺產執行人宋以朗先生寫的前言，近一萬四千字，中間大量引用宋以朗先生的父母宋淇先生和鄺文美女士與張愛玲的通信，還夾雜不少英文單詞，我又很耐煩地去看註釋。這篇長長的前言其實就是講了一句話：為什麼要出版張愛玲的遺稿《小團圓》。
但我對這個問題不關心。我關心的是，這個前言在確鑿地告訴我，《小團圓》是一部自傳體小說，小說中人物事件與張愛玲生活軌跡的重疊，幾乎絲絲入扣。宋淇先生寫信力勸張愛玲不要發表，而張愛玲也幾乎要銷毀小說稿的原因正因為此。
小說一開頭我就不喜歡：「大考的早晨，那慘淡的心情大概只有軍隊作戰前的黎明可以比擬，像『斯巴達克斯』裡奴隸起義的叛軍在晨霧中遙望羅馬大軍擺陣，所有的戰爭片中最恐怖的一幕，因為完全是等待。」
這個比喻在小說的結尾又一字不改重複一次。然而這個比喻是拙劣的，這樣的小說結構也並不高明。這是張愛玲最愛用的技法，比如她的《傾城之戀》，開頭結尾都用了「胡琴咿咿呀呀拉著，在萬盞燈的夜晚，拉開過來又拉開過去，說不盡的蒼涼故事——不問也罷」，就像說書人開場和結尾時都要拍的那一聲「驚堂木」，似乎害怕聽書的人聽厭倦，睡著了，驚他們一下，快醒過來。
《小團圓》第一章第二段接著寫：「九莉（張愛玲）三十歲的時候在筆記簿上寫道：『雨聲潺潺，像住在溪邊。寧願天天下雨，以為你是因為下雨不來。』」
這一段在《小團圓》快結尾處也出現。小說到此好像畫了一個圓圈，從原點出發，又回到原點。小說的結構因此顯得嚴謹完整，也許有更深的意蘊：人生的軌跡無非畫了一個空空的圓，走了一遭，什麼都沒有，一切還是虛空。九莉（張愛玲）這時正和一個電影明星燕山（桑弧）戀愛。這個久等不來的「你」當然是燕山（桑弧）。而燕山（桑弧）不久又和另一個女人結婚。儘管九莉（張愛玲）「靠在籐躺椅上，淚珠不停地往下流」，還對燕山（桑弧）說：「沒有人會像我這樣喜歡你的。」
令人疑惑的是，與燕山（桑弧）的愛情值不值得九莉（張愛玲）這樣耿耿於懷，揮之不去，以至小說一開頭，剛開始對香港大學的考試展開回憶，就一下切到三十歲時的一段日記，簡直急不可耐。或者作者的用意在急於點出貫穿小說始終的主題——「等待」，而且是——「空虛、無望的等待」？
這部小說的主題到底是什麼？是否真如張愛玲1976年4月22日寫給她的好朋友宋淇夫婦的信中這樣描述：「這是一個愛情故事，我想表達出愛情的萬轉千回，完全幻滅了之後也還有點什麼東西在？」那麼，這是一部愛情小說？
前面回憶大考前的等待像斯巴達克斯起義軍在黎明時望著羅馬軍佈陣，那是一種絕望中的等待，因為等在前面的只一個「死」字。必死無疑，所以心情慘淡恐怖。後面九莉（張愛玲）三十歲在筆記簿上寫的「你」等而不來，卻是一種空虛的等，因為明明知道，等待的後面是無窮無盡的虛空，就像徒然在真空中聲嘶力竭地呼喊，因為沒有介質，所以沒有聲音，更不會有回應，永遠永遠的亙古蠻荒和黑暗虛無。這時候的心境，只有魯迅《祝福》中的祥林嫂瞪著直直的眼睛，問「死後可是有靈魂的」那種心境可以比擬。
張愛玲的小說慣用蒙太奇手法。《金鎖記》中寫曹七巧「雙手按住了鏡子。鏡子裡反映著的翠竹簾子和一副金綠山水屏條依舊在風中來迴盪漾著，望久了，有一種暈船的感覺。再定睛看時，翠竹簾子已經褪了色，金綠山水換為一張她丈夫的遺像，鏡子裡的人也老了十年」。傅雷先生稱讚這是「節略法」，說在這裡「空間與時間，模模糊糊淡下去了，又隱隱約約浮上來了。巧妙的轉調技術」。我卻還是覺得這手法在小說中可偶然一用，不可多用，最好是不用。因為太有技巧，太像電影而不像小說。畢竟，小說和電影還是不一樣的。理想的小說狀態應是一種渾融狀態，融融洩洩，含而不露，羚羊掛角，不著痕跡。太像小說的小說，我以為畢竟不是最上品。
《小團圓》穿始終的人物卻不是有關愛情的三個男人，三個男人中，第一個是邵之雍（胡蘭成），大家都把他讀成胡蘭成。對於張愛玲，甚至對於張愛玲的讀者，這都是一個至關重要的人物。第二個是燕山（桑弧），據考證是電影導演桑弧。第三個是九莉（張愛玲）的美國丈夫，即賴雅，只有淡淡一個影子，卻有九莉（張愛玲）生命中最慘痛恐怖的一幕描寫：她打下四個月大的胎兒，並把他在抽水馬桶中衝下去。貫穿小說始終的人物是母親、姑姑、弟弟、家族裡各種親戚、九莉（張愛玲）的同學朋友，彼此糾纏不清的關係。這小說一讀下來真是驚世駭俗。嚴格來說，這應該是一本家族小說。
文學史上以真實的家族秘史為題材的小說並不少，中國最典型的是《紅樓夢》，紅學就有「索隱派」與「考據派」，還有其他什麼派，名目繁多。最近幾年的「紅學熱」熱得奇怪，簡直像在發高燒，有些幾近胡言亂語。胡適講過考據必須有一個原則，就是「可驗證的」。我覺得這應該是紅學家們開腔立言的前提條件。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也有巴金的《家》、《春》、《秋》，有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最有自傳色彩的是郁達夫的小說，有考據癖的人可以從小說中考據出作品人物的生活原型，作者生活的大量隱私。然而《小團圓》讓那些以揭發考據為樂事的人大吃一驚，因為張愛玲說，「這種地方總是自己來揭發的好」；而且，「講到自己也很不客氣」；說「我一直認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
通常，人們對自己的揭發總會手下留情，總是不徹底。一個人愛惜自己，不免有意無意間要為自己粉飾。小資們最愛引用的張愛玲《天才夢》裡寫到的經典語錄：「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但是人活著，如果非要穿一件袍子遮羞保暖，大多還是願意穿一件華美的袍，且不管它翻開來時，裡面有沒有虱子。人們諷刺愛化妝的女人：「上帝給了她一張臉，她自己再創造一張臉」；我說「女人只關心兩件事，身上的肉，肉上的布」。其實，不僅女人，人人都是如此。一個人生活在世上，為別人演一個角色，還要為自己演一個角色。為自己演的這個角色，已到自己有勇氣接受的道德底線，再往下，是茫無邊底的蒙昧，是盲點。人心裡最深最隱秘處的真實，往往連我們自己都沒有勇氣正視，根本就不去看，不敢看，麻著膽子瞥上一眼，就會匆匆忙忙逃開。心裡知道那是真相也不能接受。要欺人，還要自欺。而且自欺比欺人更難。一個人假如有勇氣說，我從此不但不欺人，而且不再自欺，下決心百分之百真實面對自己，也百分之百拿真實的自己面對別人，這人一定已經不愛自己了，所以能對自己狠，完全冷心冷面，鐵石心腸，下得了手，真可以做到刀刀見血，剜心剔骨。到這個地步，對別人狠，對別人下得了手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張愛玲的《小團圓》便是這樣，作者對自己非常之狠。我看她真是古往今來文學史上第一個狠人。她對生活百孔千瘡真相的揭露，尤其是對溫情主義者津津樂道的所謂種種「愛」的真相的揭露，確實已經越過了底線，那麼冷靜，不露聲色，總是隔得遠遠地在看，敘述人物事件簡到極致，幾乎不用形容詞，可每一句話都說穿了，透了過去，留下深深的痕，那已不是傷痕，至少不是新的，因為已經習慣，不知道痛了，然而這是人生的最大悲哀。
《小團圓》裡九莉（張愛玲）的家族應該有各種各樣的愛，卻全沒有。我們讀她的小說，感覺她筆下的人物像生活在一個大水族館，你游過來，我游過去，你撞我一下，我咬你一口，吐著泡泡，卻隔著水，沒有真正的接觸，沒有聲音，冷冰冰沒有溫暖。父女、母女、姑侄、姐弟、各式各樣的堂表兄弟姐妹，沒有一個人肯付出真心。每個人都傷痕纍纍，因為傷太多了，所以多添一個也沒關係，沒有人心疼，連自己都不心疼，即使自己真感覺痛了，也不願喊出來，還是那麼冷冷地望著，隔著距離悄聲議論幾句。那些話又大多遮遮掩掩，零零碎碎，欲言又止。每個人的面目都經不起細細打量，沒有一個好人，也沒有一個徹底的壞人，永遠在算計、猜疑、怨恨、自我辯解，自以為是，被環境壓迫著，也自己壓迫自己。那是一個多麼冷的世界。張愛玲說《小團圓》是一部寫愛情的小說，但這實在是一部無愛的小說。
寫別人寫得這麼徹底是容易的。魯迅先生是「解剖刀」，活畫出國人的靈魂，可是誰看見阿Q都覺得親，那就是我們自己。我們不害怕承認，因為我們知道，這阿Q是可以得到大家原諒的，他只有小壞，沒有大壞，他不害人，他還是被害者，能引起同情。何況大家都是阿Q呢。但走到張愛玲這一步，不但對別人，對自己都毫不留情走到絕處，簡直不給自己留一點兒退路，張愛玲敢，魯迅先生不敢，也不能。他沒有這樣的勇氣，覺得不能夠這樣，不可以這樣。雖然魯迅先生也在《寫在〈墳〉後邊》中這樣說道：「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但魯迅先生對自己內心的真實細節卻還是時時有保留，「因為，我還沒有這樣勇敢，那原因就是我還想生活」（同上）。魯迅那把刀，只對著抽像了的「自己」或「別人」，對著整個國民。他把自己混在一個群體中，自己的面目就模糊了，然而也安全了。從這點上說，魯迅的自我解剖是不徹底的。魯迅的不徹底是因為還有愛，有牽掛，所以不忍，怕傷人，投鼠忌器。因為魯迅先生接著說：「發表一點，酷愛溫暖的人物已經覺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來，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樣。」張愛玲是先把自己殺死了，又一路見佛殺佛過來，所以百無禁忌。
這裡面的真正區別在於，魯迅的冷峻是以熱愛做底子的，「我以我血薦軒轅」，有熱血，有淚，所以有不能言不忍言者。張愛玲則是「不知道為什麼，恐怖與痛苦的表情過了一個程度，就有點笑容」，「人情如紙薄。現在這世界裡，真是連最親密的關係也像一層紙一樣，一戳就戳穿了」，「落井下石。石頭是無法傷害死屍的」（《赤地之戀》）。因為對世事人情有這樣的認知，所以下筆就百無禁忌了。
中外文學史上都有自稱對自己很不客氣的作家。比如盧梭的《懺悔錄》。盧梭在《懺悔錄》序言中這樣寫道：「我要說真話，我會毫無保留地這樣做，我將說出一切，好事，壞事，總之一切都說。我要嚴格地做到實事求是。」他又說：「我在這裡談到了自己一些特別令人厭惡、而我也不想求得原宥之事。但這確是我心中最隱秘之事，是我的一份極其嚴格的懺悔。……公眾的議論，高聲宣判時的那種嚴厲，我都可以預料到，而我也會低頭認罪。但願每個讀者都來倣傚我，像我那樣去作一次反省。」
讀過《懺悔錄》的人都知道，盧梭的所謂懺悔其實是很膚淺的，他捨不得往自己最痛處下刀子，只能做到「自以為坦率了」。他承認自己盜竊，誣陷別人，忘恩負義，但他只敢暴露自己的一小部分缺點，而這一小部分缺點，他也拿得定，知道在自己已有的名譽光環籠罩下，實在不算什麼，不但讀者會原諒，甚至還因此覺得他更可愛可敬。浪子回頭，有時比一個一以貫之的好人更受人歡迎。盧梭也想到了會有人看破他懺悔之下的虛偽，所以在《懺悔錄》的結尾，他又告白道：「我說的都是真話。如果有人知道有些事情和我剛才所敘述的相反，哪怕那些事情經過了一千次證明，他所知道的也只是謊言和欺騙。如果他不肯在我在世的時候和我一起深究並查明這些事實，他就是不愛正義，不愛真理。我呢，我高聲地、無畏地聲明：將來任何人，即使沒有讀過我的作品，但能在用他自己的眼睛考查一下我的天性、操守、志趣、愛好、習慣以後，如果還相信我是個壞人，那麼他自己就是一個理應掐死的壞人……」
看到這裡我們真相大白了。盧梭寫《懺悔錄》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宣告自己是一個好人。如果誰膽敢質疑，那他就是「不愛正義，不愛真理」，是個「理應掐死的壞人」。這盧梭簡直是一個歇斯底里的瘋子。但我疑心盧梭連這點兒瘋都是裝出來的。知道自己騙不了人，於是惱羞成怒，幾近於恐嚇謾罵了。
作家們，哪一個又不多少帶著點兒瘋氣？張愛玲的瘋是靜靜地，沒有慈悲，沒有溫度，沒有表情，卻強有力，冷酷到讓你脊背發涼，逼你去面對眼前那個瘋狂、冰冷而真實的世界。你可以說張愛玲筆下的世界是偏執的，不完全的。但她的筆切入人性的深度，她對人類情感最隱秘最幽暗褶皺的展露與揭示，已經前無古人。她的勇氣來自於不怕、不求、不屑。不怕傷人和自傷，也不求不屑人的理解和原諒。金庸《射鵰英雄傳》裡的黃藥師，人品武功極高，狂傲到漠視人間一切規矩，隨心所欲，無所不能為，張愛玲可以與他一比。但黃藥師心裡還有極柔軟深情的一面，因為他得到過真愛。張愛玲卻沒有。張愛玲只一味地寒涼如冰雪，因為從來沒有人真正徹底地愛過她，所以她也不懂得愛人。一個人，是要在被愛中學會愛人的。
張愛玲是人生的真勇士。她真是做到了魯迅先生說的：「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面對淋漓的鮮血。」作家最需要的便是這種勇氣。只有這樣，才會對生活、對文學有一種真誠的態度，才不會去寫魯迅先生說的「瞞與騙」的文學。文學的現實主義精神，我認為就是這種態度。
但張愛玲絕不是一個大小說家，大文學家。她仍然比不得托爾斯泰，比不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比不得魯迅，比不得沈從文。我確實是崇拜魯迅，不論這顯得有多麼的不時髦。作家必須首先有面對生活的真誠和勇氣，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勇氣。他還要有慈悲，要有熱心腸，要有對人世間的大愛和大悲憫。作家不是菩薩，但要有菩薩心腸，即使有時候用了霹靂手段，也是因為他的菩薩心腸。文學的大境界還是必須有擔當，有道義，有善，有溫暖，文學中不能只有冷酷、傷害與恨。文學裡，愛應該是底色，是前提。除了對人類困境和人類前途的思考與探索，文學還要能建設、能安慰、能展示和歌唱健康優美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