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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入台:2009年8月

一晃幾年時間過去,與2005年相比,海峽兩岸和風盡吹,已太多不同,馬英九替代了陳水扁,而陳水扁卻在監牢中。台灣人常常拿此來打趣:陳水扁上台下台都是進步與對台灣的貢獻。上台是歷史新的一頁,民主進步,而下台進監牢,更是進步,法制與民主相得益彰。話雖輕鬆,但對台灣造成的震盪卻不小。

這四年間,三通已通,兩岸互動之密切,甚至讓普通大陸遊客去一次台灣,成了輕而易舉的事情。而且我相信,再不會如我第一次那般緊張、擔心與敏感了!

「朋友之間越來越有禮貌,是因為大家見面越來越少……」這是羅大佑的歌詞,而如果見面越來越多呢?不會不禮貌,只會更多瞭解。

交往多了,你也會看到更多。不僅僅是可借鑒的經驗,還會有傷口,外在的,和內在的。

「八·八」風災

2009年8月8日,北京奧運開幕一週年,然而這一天的台灣,卻遭受颱風帶來的巨大創傷。一個叫「小林」的小村莊,一瞬間幾乎滅村,一百餘位村民被埋喪生。台灣上下震驚,悲傷與社會關注的程度,如同一年前的汶川地震之於大陸。

幾天之後,我接到通知,去台灣報道「八·八」風災,沒什麼說的,出發。

由於直航,僅僅兩個多小時,就到了台北,坐上高鐵,一個多小時後到達高雄。

之後再到小林村和其他災區的道路就沒這麼順暢。「八·八」風災的巨大威力,肉眼隨處可見,到處是山體滑坡,道路中斷,橋樑倒塌,寺廟成了災民收容所,平日裡對大陸廣播的電台辦公處也成了避難所,救災,成了台灣當時的第一任務。

當我來到小林村,站在高處,第一眼望過去,我便知道,所見的景像這一生都很難忘記。並不是肉眼中的慘況空前,而恰恰相反,滑落的山體覆蓋了幾乎一切,僅剩下兩個原來在高處的房屋還孤獨地存在,新的地面上水溝縱橫,如果不是旁邊的人們介紹:這土地下面就是原來的小林村,你幾乎以為,這裡,原本就什麼都沒存在過。

既然來了,就不想遠觀。由於這是一個山谷,向下要滑落十幾米,然後,過一個又一個臨時出現的小河溝才能靠近,所以,攝制組無法進入。但我還是沒打招呼就自己滑落下去,然後深一腳淺一腳地向裡走了幾百米的路,大約四十多分鐘,終於來到那兩個遺留的房子前面,生活的一切痕跡都在,門前站著兩隻不叫的狗,似乎等待救援。而再近一步仔細看,其中一個房子是平時的宗教場所,可惜,災難的面前,只保佑了建築,卻無法保住村民的生命。

在我沉默地走回公路的時候,我真實地知道了「八·八」風災給台灣帶來的創痛。台灣不大,任何一場不小的災難,都會成為全島百姓的悲情;救援不力,也會引發全島的憤怒,更不要說這麼嚴重的「八·八」風災。

一邊是災情觸目驚心,災民們居無定所,而另一方面,是全民嗆聲、追責、叫罵。

那幾天,媒體天天在曝光,風災當天,哪一個官員在宴席中,哪一個麻木不仁。在相關政論節目中,罵聲一片。必須承認,台灣的民主進程前行迅速,但另一方面,巨大的災難,暴露出政府救災效率的不足。或許,台灣民主需要進一步前行,才會找到公平與效率更大的平衡,而不是在做事與做秀之間游移。否則不會出現這一幕——我去採訪大陸前來救援的活動板房施工隊隊長,隊長對著我都快掉下眼淚。因為效率太低,一會兒讓幹一會兒不讓干,配套的台灣工人,上班來下班走,似乎不著急。用隊長的話說:「在大陸,這些天估計已經幹完了,在這兒,才搭完倆樣板房。」

這不是民主的問題,而恰恰是民主需要進一步前行的問題。在這個方面,台灣為華人世界扮演著先行者的角色,成功的經驗與失敗的教訓,都將讓更多人少走彎路。所以,當我們已陸續看淡台灣硬件優勢之後,它在軟實力方面的優勢,只看我們如何借鑒與合作。

大自然的確具有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能力,我正在穿越的亂石灘地下幾米深,就是曾經人聲鼎沸的小林村。從8月8日那天起,原來的小林村便只在人們的心裡存在。然而讓我沒想到的是,一年後的同一天,甘肅舟曲遭遇泥石流,也有一個村子和很大面積的縣城被埋。這一特殊的巧合,讓兩岸民眾有了相同的苦難感受。

也為失敗者歌唱

從小林村到阿里山,從死難者到無家可歸的人,不到十天的時間,我觸碰到大自然的災難給台灣留下的一個又一個傷口,然而,機緣巧合,當我即將離開台灣的前夜,在寧靜並溫馨的空間裡,我觸碰到台灣另一個傷口,它不是來自大自然,而是來自歷史。

結束了採訪,第二天就要回北京,回到台北做完最後的直播並一起吃完歡送飯,回到酒店很久睡不著,這個時候,誠品書店二十四小時不關門的優勢顯現出來,我獨自來到誠品。

一會兒,熱銷榜上的兩本書牢牢地抓住了我,一本是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本是《台灣,請聽我說》。

在龍應台這本書的封底上,有這樣的話:所有的生離死別,都發生在一個碼頭,上了船,就是一生。讓你看見我們的父母,一整代人隱忍不言的傷。這是一本你從來沒認識過的一九四九。

而在《台灣,請聽我說》的封面上,還有一行字:壓抑的、裂變的、再生的六十年。

一九四九,六十年,多麼熟悉的字眼,一瞬間,換了個角度擊中我。

這一個夜晚,是2009年9月2日凌晨。從台北回到北京,我將全身心投入到共和國六十年大慶的直播工作中,這注定是一個歡騰的時刻,舉世矚目。這是一個慶典,也是因為一九四九,也是六十年,是一個屬於勝利者的六十年。

但在誠品書店的那個午夜,在兩本書的面前,我突然看到了一個屬於「失敗者」的六十年。過去,我們幾乎將這一點忘記,也似乎粗心地不再記起。六十年前,一個又一個碼頭或機場上以為很隨意地離別,卻讓親人離別了一生。在二百多萬個六十年前從大陸到台灣的大陸人裡,接下來都是怎樣的人生,眼淚、思念、隱忍、絕望、幸運……又是怎樣的一種交織?

那一個午夜,我突然感覺到真的離台灣近了。龍應台以失敗者後代的名義,為「失敗者」歌唱;而我,也天真地想當然地以「勝利者」後代的名義,開始正視並尊重起「失敗者」來。起碼,從認真地閱讀與聆聽他們的故事開始。

也正是在那個午夜,我似乎更清楚地看到了連接海峽兩岸的道路。

時常,台灣,不過是我們發洩憤怒或暢談夢想時的一個工具,而真實的台灣,它的悲情與壓抑,自強與自尊,又有多少人認真聽過,想過?

當我終於有機會站在人性的角度上,重新審視勝利與失敗,重新閱讀台灣這個歷史的孤島在過去歲月裡的深深悲情,也才真正聽懂了羅大佑《亞細亞的孤兒》與陳映真等人鄉土背後的孤憤與掙扎。

兩岸,不可能走上急功近利的政治或軍事上的統一,而要走上柔化的人性與心靈統一之路,它雖艱難,卻持久而穩固。近幾年,大陸對台善意交往,以台灣及百姓所需為本,就是功德無量之事。大陸的「大」字,也正在此體現。

在台灣,希望立即獨立的,是少數,希望立即統一的,也是少數;大多數,在觀望,在心靈與情感上感受,在具體生活需求與未來上思量。這注定有一個過程,我絕不悲觀。不說的理想才像理想,比「三通」更重要的是心通。台灣,小地方,卻是考驗海峽兩岸中國人智慧的大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