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瑞芳
一
每當讀到蒲松齡的《煎餅賦》：「圓如望月，大似銅鉦，薄似剡溪之紙，色似黃鶴之翎。」我總有一種特殊的親切感。
煎餅，是魯中人民的日常食物；煎餅，引起我對童年——五十年代的遐想。
鳥兒啁啾，天光方曙，哥哥姐姐就圍在廚房門口，像簷間嘰嘰喳喳的小雀，嗷嗷待哺：
「娘攤新煎餅囉！」
「我要個黃斕的！」
「我要個軟和的！」
我不伸手。煎餅，攤得再好吧，能比得上對門油餅鋪的酥油餅好？假如我堅持「絕食」，沒準兒娘掏兩百塊錢（舊人民幣）給我買一片很窄很窄的油餅。上小學的幾員「大將」中，我最小，常受點特殊照顧。如果我的「絕食」換來的卻是「死科子！」的訓斥，那說明娘連買青菜的錢也沒有了，我只好去吃高粱煎餅。菜呢？自醃青蘿蔔。剛斷奶的小妹一見煎餅，就咧嘴嚎啕，被特許吃細糧。大家常向她翻以白眼，統購統銷之初，細糧比例是相當小的。
使我十分惱火的是，三哥創作了一幅漫畫打趣我。他畫了個極醜的小妞兒，張著豁牙的嘴啃油餅，還圖文並茂，旁白曰：「這餅真香！」
家門口小商販的奚落，更令我尷尬。
「鹹漬漬，又酥又香的油餅哩，買塊帶著上學吧，小姑姑？」賣油餅的漢子說。
「買倆熱包子上學吧，小姑姑？羊肉煎包，一咬一包油！」那花白鬍子又招呼道。
這些比我大幾十歲的人一本正經地叫我「姑姑」，頗令我悻悻然。「拄拐棍的孫子，穿開襠褲的爺爺」，轉彎抹角淨親戚，本是回族人的特點，不足為奇。只是那花白鬍子尤使我反感，從我記事，他就蹲在我家門口賣油煎包了，可直至我到省城上中學，我仍無從知曉，他那煎包究竟是不是「一咬一包油」！
對煎餅，我倒是也有好的回憶。當母親的煎餅囤露了底時，她就把那些七大八小、零零碎碎的煎餅花兒，用油鹽蔥花炒得鬆軟可口，大家吃起來，風捲殘雲，流星趕月，「脫一瞬兮他顧，旋回首兮淨光」，那副形象，實在登不得大雅之堂。
哥哥姐姐卻對煎餅深惡而痛絕。煎餅之制，「溲含米豆，磨如膠餳」，推磨的角色是他們。頭暈目眩倒也罷了，還常因此上學遲到。那位嚴厲得全縣聞名的中學校長，在大會上怒斥不守紀律者，就把他們三人「金榜題名」：
「某某，他的妹妹某某，他的弟弟某某，要特、特、特別地注意！」
因為學了語法，哥哥姐姐知道這「特、特、特別」表達的是十分嚴重的語氣，自不能等閒視之。更何況校長又每晨親自把守校門盤查呢！從此，他們雞鳴即起，天亮時已推完磨，背上書包走了。
油餅鋪的漢子來勸母親了：「過得這麼艱窘，還上什麼學？叫姑姑們下學吧！」
「我砸鍋賣鐵，也要供他們上學！」
母親的「聲明」頗有點兒「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意味兒。至於上學是為學本領，為建設社會主義，那是老師們教的，少先隊學的，是中學校長「特、特、特別」指出的。
經濟拮据，大家精神卻十分飽滿。東方未曉就上學；夜晚，爭搶罩子燈下的「有利地形」，讀書寫字。逢年過節，就揣上兩個煎餅，一齊去扭大秧歌。二哥在隊首開路，手持大鈸，威風凜凜。餘者身穿列寧服，腰繫紅彩綢，載歌載舞：
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
民主政府愛人民哪，
共產黨的恩情說不完哪……
是啊，明朗的天！解放前，回回多是肩挑貿易，朝謀夕食，讀書人如鳳毛麟角。我家世傳中醫，算識文斷字了。可父親初中畢業即輟學。我出生那年（一九四二年），天災肆虐，因為連煎餅也吃不上，父親只好將祖房抵了高利貸。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擺在爭食煎餅花兒的諸兄妹面前的前程，或許是引車賣漿，或許是肩挑青菜，或許是烙油餅、賣煎包，如那花白鬍子……
滄桑之變，解放了！土改中房子回來了，讀書的權利也獲得了。破屋足蔽風雨，兄妹你追我趕，大的讀，小的也讀；男的讀，女的也讀。「砸鍋賣鐵也供他們上學。」其實母親有多少鍋可砸？我們上學，靠的是人民助學金！
春苗逢喜雨，一日長三寸。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瓦藍瓦藍的天。
二
生活稍稍好起來，來了母親之謂「大亂鋼鐵」。曾點過哥哥姐姐名的中學校長向同學們宣佈：「兩年進入共產主義！」
我是高中生了。已懂得兩道加法：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物質極大豐富+覺悟空前提高；列寧的——共產主義=蘇維埃政權+電氣化。
現實生活與導師的「加法」卻分道揚鑣了。
「電氣化」了：家中電燈的光亮令罩子燈退避三舍。只是我們都失卻了爭光搶亮的興趣，在為「小高爐」夜以繼日搞運輸。什麼xyz，什麼氧化還原反應、捲舌音，全丟在九霄雲外！我曾一宿搬三趟磚，一次兩塊，行程四十里。食堂也實行「共產主義」了，地瓜蛋隨便吃！於是，我有了一道新加法：共產主義=一宿搬六塊磚+敞開供應大地瓜。只是我的胃不作美，吃地瓜吃得直冒酸水。於是我不無嚮往：什麼時候吃上碗有油有鹽的煎餅花兒，這「共產主義」竟不要也罷了。
母親的鍋終於砸了。並非為了賣鐵供子女上學，而是裝進老太太們自製的坩堝中煉「優質鋼」，結果變成了一堆青不青、紅不紅的海綿鐵。
等到中學校長預言共產主義到來的歲月，地瓜已變成了「高檔商品」。我們堂堂高等學府竟供應起狗都不予問津的「代食品」來。好在有中華民族的脊樑骨替我們承受「×分天災，×分人禍」的重壓，周恩來總理親自下令提高了大學生的助學金、伙食費，大學裡竟沒出現餓殍。在浮腫病剛剛退卻時，戎馬終生的陳毅元帥又在廣州會議上號召大學生向科學進軍。振臂一呼，應者雲集。我和哥哥姐姐都在家門口上大學，週末回家，又爭搶檯燈下的有利地形，有的讀原子物理，有的鑽高等數學，有的看《文心雕龍》……
那年考過了頭一門課，母親炒了些煎餅花兒，給三個吃夠了「瓜菜代」的大學生過「開齋節」。大家邊吃邊議論考試。我因為把托爾斯泰的生卒年月答錯了，俄蘇文學史能否得「優」，頗犯嘀咕。三哥又來訕笑我：「這叫旗開失敗，馬到垮台。你就是吃飯數第一，瞧，『這餅真香』！」
我的臉「騰」地紅到耳根，彷彿又看到那幅捉弄人的漫畫，那啃油餅的大豁牙。在我們這些讀書人看來，學業上不能爭光，是比懶與饞，更為見不得人的。
物換星移，逝者如斯。一九七零年，我那個見了煎餅就咧嘴哭的妹妹從醫學院畢業了。她是七兄妹中第七個大學生。我們則是回族醫生家第一代大學生。我們七人都曾抱著玫瑰色的理想去日夜攻讀大學。有的嚮往親手發射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有的企望成為當代的扁鵲、華佗，妙手回春，起死回生；有的憧憬下筆繡辭，揚手文飛，為民族文化平添春色。進了大學，更是人人矢志握靈蛇之珠，個個力圖抱荊山之玉，五年寒窗，胼手胝足，朝詠外語於晨熹中，暮誦文獻於華燈下……
然而，十年浩劫，國難民憂；造反有理，讀書無用；「生兒不用識文字，鬥雞走馬勝讀書」；「案後一腔凍豬肉，所以名為姜侍郎」。我的大妹妹是學自動控制的，畢業時因為是「劉少奇的黨員」，被貶到縣城，分配當售貨員。據說，賣無線電元件對於工業大學五年制畢業生，仍算「專業對口」！我們另外的人呢，或靠邊站，或當「老牛」，或干「火頭軍」。一言以蔽之曰：臭老九。塊然獨坐，百憂俱至；泡茗對談，哀憤兩集：你的計劃成了水中月，她的打算變為鏡中花，我的勞動付諸東流水……我百思不得其解：母親用煎餅花兒，人民用助學金，供我們讀十七年書，難道是為了讓我們跟在地富反壞之後，忝列第九？我是何等懊惱煩悶啊！
三
前天，小妹對鏡糾正日語發音，忽然說：「我的下巴就是比我女兒的寬，歸根到底，我也是吃煎餅長大的，咀嚼肌格外發達。」
「你閨女不至於見了煎餅咧嘴就哭了？」我揭她的短。
「她最愛吃煎餅了。」小妹笑嘻嘻地說，「可你看，人家吃的什麼煎餅？」
說著，她從桌上拿起一包塑料紙包裝的糖酥煎餅。那是用小米加香蕉、菠蘿、橘子、白糖製成的，比一般糕點還要昂貴的山東名產。「文化革命」前，只能從高級賓館買到；現在，泉城處處可見，並成為小妹母女的日常早點了。
母親不以為然，說：「如今，煎餅成了甜的，咱可沒攤過……」
變甜者豈止是煎餅？還有我們的生活！閉門獨坐，讀書攻關；醇酒對酌，笑語綿綿：你提了講師，我升了工程師，她入了黨；你的論文得發表，我的設計已過關，他開始學第三門外國語。一言以蔽之：學以致用，爭做貢獻……
我丟一塊糖酥煎餅在口中嚼著，讚歎道：「香甜如飴，酥脆可口，這股甜蜜勁兒，真適合除四害後咱們老九的心境。」
三哥又挖苦我一句：「這餅真香！」
大家哄堂大笑。又一致斷定：「這糖酥煎餅花兒不及母親那有油有鹽的煎餅花兒可口。」
「為什麼呢？」我很感興趣地問。
有的說：這煎餅甜得發膩，失去了做魯中勞動人民主食的資格，因為山東人不嗜甜。
更多的卻說，因為母親的煎餅花兒引起大家對「早晨」的聯想。
不是嗎？那陣子，我們吃煎餅花兒，我們搶罩子燈亮兒，我們穿補丁衣服，弟弟揀哥哥的，妹妹拾姐姐的，清貧樸素，甚至不免寒傖。可我們這幫黃毛丫頭、毛頭小子，恰如初生的新中國，奮發向上，朝氣蓬勃！我們多想再揣上煎餅，哼著「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去扭大秧歌！那或許會使我們對失而復得的教書、讀書權利加倍地珍視；那或許能令我們將十年創傷留下的瘢痕盡快消除；那或許使我們在大學講堂，實驗室中，手術台上，更多地想到民族殷切的期望，國家復興的重責……
不要忘了吃煎餅花兒的年代；更不要忘了連煎餅花兒也吃不上的年代吧。
馬瑞芳（1942—），山東青州人，山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長篇小說《藍眼睛黑眼睛》《天眼》《感受四季》；散文隨筆集《學海見聞錄》《假如我很有錢》《野狐禪》《女人和嫉妒》《漏洩春光有柳條》；學術專著《蒲松齡評傳》《聊齋誌異創作論》《幽冥人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