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娘
說起來慚愧，我的大學不是讀過來而是混過來的。因此面對編輯的殷殷相邀我十分不安。我名義上是在讀大學，其實，不是按規定的讀什麼，研究什麼；而是按自己的選擇，讀了一些，研究了一些，一直混到校方宣佈我畢業，我的大學生涯就畫下了一個不具實質性的句號。我只盼望我的這份直白，能夠獲得讀者的理解，因為這不僅僅是我一個人的心態，而是當年我們一批青年的處境。
一九三六年，我從吉林省立女子師範的高中部畢業，面臨的形勢，對十六歲的我來說，是壓力重重，難以分解。如果我繼續在滿洲上大學，只能上女子高等師範。那個年代，那個地區，大學還沒對女生開禁，延續上千年的重男輕女的習俗捆縛著社會。滿洲，這塊被日本人侵佔了的沃土，在繼續忽視女人。我不想學成之後當老師（我認為當老師最沒出息。這個想法很狂妄，當時確實這樣認為），雖然我很敬佩我中學的老師們（他們多半來自關內的北平、天津的大學）。我總有種說不清的疑惑，我不相信那個派駐了日本管理人員的女高師會有什麼新知識給我。我渴望到北平或天津去上大學，找回不是「滿洲國」而是中國的感覺。可是，當時泰山壓頂的政治態勢，我找不出抗爭之路。
從家裡來說，逝去慈父的家，對我是個不折不扣的金絲籠，恪守傳統婦道的繼母，認為女孩兒家書讀到我這個份兒上是夠可以的了，她的職責是：把我嫁到名門望族的大家去，做個錦衣玉食的少奶奶，她也就算是盡到心了。這個現實，我也無可奈何。
父親金蘭之交的張鴻鵠七叔，及時引導我走出了迷津。他說服繼母，更得到了父親去世後主持我家公司業務的侯堯雪伯伯的首肯，送我們姐弟四人一律去日本上學。他的理由簡單明瞭，不容置辯。他說：由於父親一直不肯就任滿洲中央銀行副總裁的官職，和日本的關係很僵。如送子女一律去日本讀書，可以使這種僵直的關係緩上一閘；上關內讀大學，「滿洲國」幣不能與中國貨幣兌換，學費不好解決。「滿洲國」幣能與日本國幣自由兌換，生活水平也相差不多，家裡負擔得起。他用深沉的目光盯視著我，靜靜地說：日本比中國先進，你們可以學到很多知識。他建議，大弟、四弟去工業學校學電機，繼承父親實業振國的遺志，我和四妹去學醫或學製藥，學上一門自立於世的本領。
我們的這位張鴻鵠七叔，當時是哈爾濱市的電業局長，是我心目中和父親一樣的智者。這位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大的留學生，和父親親密得很，在我家有很高的威望。他是和周恩來總理同時留日的好友，總理那首大江東去的絕句就是送給他的。其實，他是打入「滿洲國」高官階層的異己分子，是為中共工作的，這個情況，是我以後才知道的。
如此，我們去日本留學的事就定下來了。父親青年時在日本正金銀行的同事，當時是「滿洲國」主管經濟的籐本，這位一直作為說客請父親就任「滿洲國」高官的籐本，知道我們四人要去日本讀書，立時派人送來了介紹入學的各種關卡，當時，「滿洲國」的學制向日本看齊，我進大學，弟妹進中學都很方便。
另外一封來自我母校的推薦信，加速了我們去日本的日程。信是吉林女師的日籍副校長村田琴寫來的。這位被同學們背地裡叫做穆老太、舉止高雅、禮貌周全的典型的日本知識女性，殷殷切切地勸我就去她的母校——日本東京女子大學就讀。她之所以這樣賞識我，是因為我表現並做到了她所渴想塑造的滿洲淑女的形象。其實，這不過是出滑稽戲，我只是玩了個簡單的遮眼法而已。那年，正逢「滿洲國」的康德皇帝去日本認親，回來後發表了「訪日迴鑾訓民詔書」，說什麼皇帝他也是天照大神（日本大和民族的始祖）的子孫，以之佐證日滿是真正的兄弟之邦。他的這份「詔書」滿洲老百姓以不睬對之。事情是明擺著的，幾千年來乃是炎黃子孫的認祖情懷是流淌在老百姓的碧血之中。硬扯什麼天照大神豈不是天大的笑話，狗肉怎麼貼也粘不到羊身上呀！可我們村田琴老師，卻命令我們默寫皇帝的「迴鑾訓民詔書」以示忠誠；且規定，不及格者不予畢業。這可真真正正的是道難題，我們連看都沒仔細看過那篇亦文亦白、咬牙嚼字的詔書，如何默寫得出來？同學們一籌莫展之際，身為班長的我出了個鬼主意，我去向村田請示：為了表示對皇上恭敬，我們願意用宣紙與毛筆來恭默詔書，她欣然同意。我們備好了宣紙，備好了墨汁，為怕墨汁洇紙，還備了一張襯紙。點子就出在襯紙上，我們用鉛筆，淡淡地用ㄅㄈ在襯紙上拼寫了詔書。村田不認識ㄅㄈ，也沒想到這裡有鬼。當她拿到我們全班一致默寫得整整齊齊的詔書考卷時，開心地微笑著，這是她的最佳的工作業績，她為「日滿一體」作出了貢獻，她為「滿洲國」培養了一批高標準的淑女。
一九三七年初春，日本的新學年開始之時，我們四個滿洲少年，便踏上了那美麗的島國，櫻花如雲如霞地迎接了我們。
我去東京女大報到，村田的推薦信早就來了，女大招生的老師簡單地問了問我的情況，便錄取我為歷史系的一年級新生，試讀期半年。我的大學生活就這樣輕易地揭開了序幕。東京的景象，引發了我這個殖民地中長大的女兒的萬千思緒。按照當時日本社會上的慣例：老百姓把部分房屋租給留學生下榻（叫做貸家），於是我住進了名叫吉野的一個日本住友公司的小職員之家。吉野太太對我們非常友好，招呼得十分周到，她叫弟弟們為學生仔、叫我和妹妹為閨女們。這個宛如家人的稱呼，使我們丟掉了諸多疑惑和不安。吉野一家人的面目和君臨滿洲的日本人相差實在是太大了。住熟了之後，我才明白，日本的媒體宣揚的是用日本的先進技術幫助技術落後的滿洲開發資源，以達到兩國的共同富裕。沒見過殖民者燒殺搶掠真面目的日本老百姓，真誠地相信這個美麗的謊言。因為日本確實資源匱乏，滿洲又確實沒有先進技術。而且，從明治維新以來，媒體一直著重渲染的是白種人對黃種人的歧視，同是黑頭髮黃皮膚的日本人和滿洲人必須通力合作，改變白種人壟斷世界的局勢。這個渲染，很合表面謙虛其實自視極高的大和民族的胃口。
接觸了日本本土，我體認到，我在滿洲學的那點點日語只不過是個皮毛，要在日本住下去必須把日語學通。
經過思慮，我沒正式去女大上學，而是進了東亞日本語學校的高級班。留學生的前輩告訴我們，創辦東亞日語學校的松本老人，是個中國通，他一直反對政府侵略中國，是中國人的真朋友。
那時，松本老人已經退休了，他不時地到學校裡來巡視。碰見他，他瞭解了我的情況之後，不是向我說什麼兄弟之邦、日滿一體的鬼話，而是給我講了個民間故事。他說：日本人進滿洲，是趁菩薩瞌睡，小鬼偷吃了供奉給菩薩的油豆腐。他的這個比喻，把我驚呆了。我開始思索起戰爭，渴望知道戰爭的諸多內涵，十多歲的一個女娃，狂妄地把民族興亡的重大課題和自己攪在了一起，從心底感謝松本老人給我上了一堂意味深長的戰爭課。
我們這一代在東北大地上長起來的青少年，最迫切的願望就是想知道關內，也就是中國大陸上的各種情況。「滿洲國」成立以後，關內的書籍一律不准進境。中學雖然學的仍是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刊行的課本（「滿洲國」還沒來得及做出自己的課本，一九三八年以後便全改了），但那都是過去式。我們需要瞭解現時，需要明白自己的處境，需要探究未來，我們東北的年輕人，是背負著幾代人的被侵略的苦難長大的。我的那個富有的家族，我的那個一心想振興實業的父親，是在不斷地跟租界的洋老爺們打交道，拚搏過來的；他的發家史，步步伴隨著難耐。具體到女人身上，悲慘到淒絕人寰。我的祖姑姑據說是美甲一方，日俄戰爭後，橫行在東北大地上的沙俄軍倉皇潰退，他們用來購糧強塞給老百姓的沙俄紙幣——羌帖，一夜之間成了廢紙；祖爺爺在家無隔宿糧的情況下，把祖姑姑聘給一位土地主的病兒子換回來果腹的高粱。祖姑姑在備受欺凌的情況下，二十歲上便鬱鬱而死。我的姑姑用那花花綠綠的紙幣給我們折疊偶人遊戲，告訴我們老百姓是怎樣受羌帖的跌宕而家破人亡，就是這位姑姑也因為姑父吸食鴉片夭折而年輕守寡，不得不依靠娘家度日。英國人強送給中國人民的鴉片，「滿洲國」成立以後，成了公開的娛樂品，我的堂兄，二十歲不到便陷入了吸鴉片的毒坑而一蹶不振。侵略者造成的各種傷害，是嵌在我們的骨髓之中的，我們無法迴避身陷水火的處境。松本老人給我的啟迪，至今難忘。
三十年代的東京，中國留日的學生有個組織——中華同學會，人們告誡我，去那裡，會受到滿洲特務的監視。我沒有被嚇倒，終於打聽到了，我們吉林女師的一個叫顏毓荷的同學，初中畢業後去北平讀了民國大學，常在中華同學會出入。於是，在顏毓荷那響著風鈴的貸家小屋裡，我見到了一群顏的朋友。他們悄悄地為我唱起了東北流亡學生的歌曲：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指引我去內山書店看中國大後方的書，指引我去逛神田街的書市……那是些什麼樣的書啊！朱光潛的《論美學》、郭沫若的《屈原》、何其芳的《畫夢錄》……還有蕭紅的《商市街》，蕭軍的《八月的鄉村》。我的視野擴展到了中華大地，我的同胞在我的眼前活生生地站立起來，我找到了中國人的感覺。民族的溫暖使我心潮激盪，我忘記了我的東京女大，我在上著中國人的大學，在日本帝國的心臟——東京。
神田街的書市拓寬了我的思維，我看到了日本人重視文化的一面，那結晶著人類智慧的書帶著馨香溶入了我的軀體，書攤旁的盞盞小燈，合著夜的深邃向我述說著世事滄桑，向我介紹了馬列主義，給我說明什麼是剝削，什麼是剩餘價值，我浮沉在書海中，上著真正的大學。
這時我結識了我的丈夫柳，他在北平輔仁大學學數學，中途來到日本的早稻田大學學經濟，他說中國的落後，病根在於沒有現代的經濟。他是個非常非常好學的人，正著迷於早大的早期畢業生、當時是名記者的石橋湛山關於中日兩國國情的論述，他說，石橋的論述說盡了中日戰爭的不可避免性。盧溝橋的炮聲，證明了石橋論斷的準確。給我上了關於故鄉淪陷的主課。
丈夫考進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社做記者後，我轉學到了神戶女子大學，那間私立的，由東京女大早期畢業生主持的大學是培養貴婦人的溫床，日本很多女名人、很多外交官的夫人都出自該校。我選擇了家事課，只因為家事課的功課比較輕鬆，我要騰出時間來讀我自己選定的課業。
當時的日本，把席捲二十世紀的馬列主義作為學術研究對待。他們也抓共產黨，但不禁書，就說列寧的《論國家與革命》吧，就有兩三種不同的由俄文、德文譯成的日文版本。當時在京都帝國大學讀經濟的於明仁，在奈良女高師學歷史的田琳，同是大阪《每日新聞》記者的魯凡，雪螢和我及丈夫成立了自發學習的小團體，像吞食食糧一樣地獵食著這些紅色書籍。想起那時的熱忱，至今仍然心動。一位哲學家曾總結說：二十世紀初期的青年，不信仰共產主義是沒有心，真是一語中的。
我們如饑似渴地尋覓著救國之路，究竟一個什麼樣的政權才能打敗侵略者，我們互相辯論，互相啟發，度過了無數個不眠之夜。在日本的古都奈良，凌晨走出夜讀的田琳的小屋，奈良溫婉的小鹿呦呦地叫著走過來接受人們的撫摸時，我總是淚在眼眶裡轉，把自己的宵夜——白薯干送到小鹿的唇邊。那時，日本人果腹的白米已經短缺了。我們學校裡也有了所謂的「勤勞奉仕」，不定期地到被服廠去協助縫製軍衣。龐大的軍服需要，說明戰爭的激烈化程度，被媒體煽起來陷入戰爭泥淖的日本百姓也朦朧地覺察到了大東亞帝國很可能是個難圓的夢。
神戶女大家事系的主課是古文學、美學、茶道、花道及外國語（英語、法語還有德語）。茶道所營造的人生氣氛，對我影響很深，那是個洗滌靈魂的場所。學校裡的茶道教室，圍在一叢綠竹之中，我們按照茶道祖師千利修的規則，洗盞、泡茶、靜心、修身，把世俗塵聲鎖定在翠竹之外，意靜神馳地享受茶香中的恬淡人生。彼此奉茶時，我注意到了憂愁已經悄悄地爬上了這群淑女的眉梢，她們中的親人——哥哥或弟弟，甚至是未婚夫、丈夫，出征後已經做了他鄉之鬼。再恬淡，也無法脫開這種親人遽亡的傷楚。
花道是個酬答天籟的課業，是再現自然和諧的美育課，我把黃玫瑰插在凸花的暗色玻璃瓶裡，配上新生柳枝那白茸茸的毛毛狗，就感覺到春天在輕輕走近。如果換上褐色的蘆荻來配黃玫瑰，那感覺便是秋天主管了人間。我們的花道老師，一個名叫美智子的高雅女士，對我在插花中的創意很為欣賞，但我們總是不歡而散。課業之後，她常常說：「這種課業，滿洲沒有吧！」我很想回答一句「滿洲的薔薇是泡在血泊裡的」，來刺刺她那把大和民族看得高於人類的傲慢，卻幾次都忍了下來，因為隨著戰爭殘酷的具體顯現，我已經脫卻了姑娘的魯莽，我明白這種情緒的發洩，只能招致災難。我只能保持我這個滿洲淑女的形象才能順利地學完課業。
神戶女大的古文學課，以紫式部的《源氏物語》為重點，是必修課。我好不容易弄懂了日語古文語中的句式，才啃讀了日本的這部關於兩性愛情的千古絕唱。書裡講述的愛情堅貞得肝腸寸斷，和我們中國的帝王一樣，帝王可以移愛多方，皇妃和姬卻總是忠於一身，非常非常的纏綿悱惻，非常非常的男性中心，我不喜歡書中那些儀態萬方的女人，因為她們距離現實太遠了，這當然是我對古文學的無知。其實是那個悲情時代，使我們這群背負著國恨家愁的熱血青年無法接受愛情至上的信念了！
珍珠港的炮聲，媒體吹噓到了歇斯底里的境地，老百姓的反應卻很淡，勿須說已經有人越來越明白戰爭怕是要賭不贏了。我們居住的小鎮上，貼著出征之家標誌的門戶似乎一下子就冒出了很多，背負著嬰兒的小母親，手持「千人針」佇立街頭，請你為她綴上祈福一針的景像是那樣地令人心酸（「千人針」一條長布，上面畫了一千個針點。日本的母親們相信，只要一千個不相識的人都縫上祝福的一針，這條長布便具有了保護戰場上兵士的神奇力量）。
女大的課業結束了，我得到了同學們的惜別禮物，不但是我們，連這些日本的淑女們也不再提什麼日滿一體了。她們和我一樣，悄悄地品味著民族的苦難。在這美麗的島國裡，儘管很多綠地都改種了水稻，果腹的稻米的配給量還是在減少、減少。
梅娘（1920—），原名孫嘉瑞，吉林省長春市人。在1940年代的文壇與張愛玲齊名，有「南玲北梅」之譽。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任職於北京農業電影製片廠，主要從事科普電影和散文創作，主要著作有《小姐集》《第二代》《魚》《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