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古今文學網 > 劍橋簡明金庸武俠史 > 第四章 中華武術世界的形成期(960年—1094年) >

第四章 中華武術世界的形成期(960年—1094年)

政治與社會轉變;江湖與武術世界的形成

在後周世宗於959年死去後,只留下一個六歲的兒子作為繼承人,他的將領趙匡胤在次年毫不費力地篡奪了帝位,建立了宋政權。宋朝(960年—1279年)最初看上去不過是自「五個朝代」以來的一系列短命王朝中的又一個,但它很快富有成效地鞏固和擴大了自己的統治。趙匡胤對南方一系列分裂政權的戰爭都取得了勝利,從而將其版圖擴大到中國本部的大部分區域。在北方,宋和剛剛崛起的契丹帝國(916年—1125年)也開始了持久的對抗,雖然沒有取得其領導者所渴望的壓倒性勝利,但契丹人南進的步伐毫無疑問被擋住了,這已經足夠賦予宋以合法性。用不了多久,宋的臣民就意識到,混亂時代已經結束,中華帝國的秩序再次重建了。

但他們沒有意識到,這將是一個和以往都不相同的新秩序。為了避免武將篡位的悲劇再次發生,中央權力被大為加強了。自唐晚期以來的割據勢力被掃蕩一空,由帝國政府統一任命官員治理。各地區以前所未有的緊密性被連為一體。在這一基礎上,再度出現了所謂的「江河與湖泊」的全國流動性區域。

作為嚴格的歷史範疇,我們所熟悉的中國武術世界產生於中國歷史的「近世」(Modern Times)開端,亦即北宋時期。在此之前,僅僅有單獨的武術家——遊俠、刺客、僧侶或者軍人——以及若干文化而非政治意義上的武術流派,而沒有一個將他們聯繫在一起,讓他們得以發展出諸多複雜互動形式的普遍關係網絡和活動空間。

江湖或「江河與湖泊」,正如這個隱喻所顯示的,既是關係性的網絡,又是可供人活動的空間。雖然在上文中,我們追溯了其在先秦及唐朝的根源,但它第一次以成熟的形態出現於宋代早期。這主要得益於唐末農民戰爭對門閥士族階層的消滅,結束了中古時代嚴苛的人身依附關係,而在宋代第一次建立了平民社會。在10世紀加強的皇權之下,原本分層的固定等級秩序被廢除了,整個社會第一次成為一個相互流動的平面。契約化的租佃制關係,較寬鬆的戶籍制度,城鄉分治的行政體系,平民徭役的廢除,以及科舉制度的復興,都賦予了宋代平民以遠遠超過前代的人身自由,為這種流動性創造了條件。77這種流動性既是縱向的,例如從平民成為政府高官,也是橫向的,如佃農進入城市或者商人的跨地區貿易。特別是在橫向上,手工業僱傭關係的普及、商業貿易的發達和全國市場的出現,構成了這種流動性的主要原因。78

在這一基本平面之上,在唐代仍然依附於軍閥和寺院的武術家們,得到了可以由自己支配的領域。水上和陸地上的道路不再只是連通帝國不同區域的中介,而具有了獨立的地位。正如「遊俠江湖」「行俠四方」之類的短語所勾勒出的,部分人群通過在江湖世界的不斷遷移,通過對流動性本身的隸屬,創造了屬於自身的社會維度。這一領域通過伸展到帝國各個角落的網絡和節點,充滿了誘人的可以利用的資源,而帝國的國家機器無力一一控制,因而成為武術家們角逐的場域。

首先興起的是搶劫商旅和富翁的武裝匪徒或「山寨(Mountain Stronghold)」,他們是一群羅賓漢(Robin Hood)式的亡命之徒,以外人難以進入的山林深處作為基地,控制各地方的交通要道,將武術最直截了當地運用於非法勾當,宛如依附在人腸道內壁的寄生蟲。雲州秦家寨是其中的佼佼者,這一山寨創立於北宋初期,建立在宋遼邊境的太行山脈中,以世代相傳的「五虎斷門刀法」而聞名,宋朝向遼國輸入的商品是他們的主要劫掠對象。

山寨的存在是悖論性的。它既依托於江湖網絡,又威脅到了後者的存在。畢竟,武裝匪徒的盛行會扼殺江湖體系的流動性,造成交通中斷和商業萎縮,從而也否定了自己存在的根基。為解決這一悖論,大部分山寨採取了收取「買路錢」的方法,即過路者通過支付一定數額的金錢以換取道路暢通和自身的平安。通過這種方法,就將一部分社會財富源源不斷地轉入武術家的手中。

當然,即使支付了相應金額,過路者的安全也無法得到保障,特別是對於攜帶大批財貨的富有商人來說。他們必須另尋對策。由此產生了保護商人或其他富豪的僱傭武師。成熟的商業性鏢局在北宋時代尚未出現,但已經有許多武術家受雇於有需要的商賈或地主,成為他們的保鏢或護院。很自然地,在這一長期結構性對抗中,非法的山寨和合法的保鏢都需要穩定的武術支持,為之提供人力資源的武術門派也得到了迅猛的發展,轉而成為獨立的武術家團體,並在此後的幾個世紀中逐步強化了對內部成員的控制,轉變為較嚴格的准政治軍事組織。

四川的青城派和山東的蓬萊派是最早崛起的兩個武術門派,二者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宋代之前。青城派源自搶劫商旅的山寨,而蓬萊派則是唐代以來的道教派別,在宋代建立後,伴隨著國家的統一和江湖世界的形成,二者迅速轉變為近代意義上的武術門派,並趁著宋代統一後短暫的權力真空,在一定時間內幾乎瓜分了東部和西部的武術市場,如同大航海時代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不可避免地,二者在擴張中發生了衝突並且開始了百年的仇殺,致使它們也像西班牙和葡萄牙一樣迅速衰落。

但秦家寨、青城派和蓬萊派只是龐大冰山的一角,在10世紀後半期和11世紀初期的中國,有成百上千這樣的山寨、門派、幫會、家族及許多傑出武術家如同寒武紀生命爆發一樣飛速湧現,搶佔了各主要生態位,其中大部分在不久後就歸於沉寂。但也有相當部分延續到幾百年之後,分化發展出新的武術家組織,使得武術世界在進化中持續下去。

但在這一時期,無論是門派還是幫會都缺乏後來若干世紀中的嚴格性和壓倒個人創造性力量的體制,相反,它們在很大意義上成為培養天才的個體武術家的土壤,也為這些傑出個人所控制。兩宋時代的武術世界的鮮明特徵之一,正是由從蕭峰到王重陽,從郭靖到楊過這樣的個人武術家的風格所左右的。在北宋時代,這些武術家之間在很大程度上還相互隔膜,譬如蕭峰就幾乎不知道逍遙派武術大師的存在,而在南宋時期,武術世界的交流活動進一步加強了,武術大師們之間也通過華山論劍這樣的活動,形成了統一的體系。

但這當然並不意味著兩宋時代的武術世界是一盤散沙,即使個人也是在其群體環境中湧現的,並且也一貫地按照其所屬於的群體的價值觀和利益而行動。因此,仍然可以對這一時期的武術世界進行群體性的論述和分析。下一節我們將看到,正是在11世紀,出現了以少林-丐幫聯盟為核心的武術世界軸心。

宋代國際形勢與武術世界軸心的形成

任何一位肯花五秒鐘對比一下北宋全盛時期和唐代或元代版圖的讀者,都不難得出結論:宋代是中華帝國的嚴重收縮期,在各個方向上,它都遇到了強大的敵人而難以擴張。在唐帝國的廢墟上,經歷長達近一個世紀的戰亂建立起來的宋王朝,儘管在對其領土實際的控制和整合能力上勝過自玄宗時代以來的唐代後半期,但卻從未恢復其鼎盛時代的榮耀。對西藏、新疆和蒙古地區,即使表面的宗主權也不復存在,甚至連北京和山西北部這樣的傳統漢族區域也被蠻族所佔據。

而更為糟糕的是,宋朝發現自己面對著的各方向邊境上的異族——契丹人、黨項人以及重要性較弱的南詔人——已經並非草原上或森林中的野蠻部落,而是充分文明化,建立起城市和半漢化官僚體系的國家,使用漢字或類似漢字的文字系統,以其發達的軍事實力,和漢族政權爭奪東亞世界的正統地位。正如北宋懷疑主義思想家包不同(?—1094年)所哀歎的:「開運之後,已無華夏。」79

佔領蒙古、滿洲以及華北北部的契丹帝國或所謂「遼朝」,是第一個進行二元統治的征服王朝,80自其建立以來就對中原的漢族政權構成了巨大的軍事威脅,並曾於947年南下侵入到華北的核心區域,佔領了當時中國政權的首都開封。在宋王朝建立初期,開國皇帝們曾雄心勃勃地對契丹人多次發起遠征,試圖奪回傳統的十六個漢人州郡,以及迫使對方臣服在中國天子的傳統權威下,但基本都以失敗告終。由於傳統的養馬場地區被契丹人佔領,以及內部旨在加強中央而削弱邊疆防衛勢力的軍事改革所帶來的弊端,宋王朝發現自己在和北方野蠻人的交鋒中總是處於嚴重的劣勢。直到1004年的澶淵合約,通過宋朝和契丹名義上兄弟關係的確立,以及宋朝每年向契丹進貢大量白銀及布匹,才勉強維持了均勢與和平。但這種事實上的南北對峙局面卻無法更改,由此,宋朝很難像此前的漢與唐帝國那樣,確定無疑地宣佈自己得到了「天命」。

不用說,這種無奈的現實使得10世紀和11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感到悲憤和屈辱,這也是現代「中國」概念的源起。譬如學者石介(1005—1045)在《中國論》中宣稱,要讓「蠻夷回到蠻夷,中國回到中國,彼此不相混淆」。81宋朝初期的中國學者們重新發現了兩個世紀前的復古主義思想家韓愈,將他尊為中國正統文化的捍衛者,並在文化上努力重建「中國」的正統地位,由此出現了所謂「古文運動」的文化轉型。

為了確保宋王朝的正統地位,統治階層和社會精英還認為有必要對周邊國家實行文化封鎖。在宋代,向其他國家銷售和饋贈漢文書籍,被視為一種犯罪。在1078年,神宗皇帝(1067—1085在位)頒布了一份命令:「在【和遼國的】貿易場合中,除了基本儒學經典外,不允許賣其他的書給外國人,如果私下這麼做,將判處三年徒刑,如果嚴重的話,可以流放一千華里。」82

這一時代精神(Zeitgeist)也在當時的武術世界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中國武術被認為是和古老的中國文明一同衍生的偉大傳統,是中國人祖先賜予後代的寶貴遺產,它體現了炎帝和黃帝后裔不僅在文化和道德上,而且在身體能力上的優越地位,外國人沒有資格學習和覬覦。正是這種武術正統主義(martial orthodox)的迫切需求使得在11世紀初期——在蓬萊派和青城派短暫的爭霸之後——武術世界第一個正統體系得以誕生,亦即以少林和丐幫為二元互補軸心的正統主義聯盟。下面我們將分別探討這二者。

少林寺自從達摩時代以來,就成為中國武術傳統的偉大象徵。在唐以後的諸世紀中,少林僧侶在粗陋的達摩武術基礎上,通過神秘主義的禪宗神學,發展出了以《易筋經》和《洗髓經》為核心,以「七十二種獨特武技」為主體的、繁複而精密的武術體系,在任何時期均擁有一支超過其他派系的龐大武術家隊伍。在混亂的「五個朝代和十個王國」時期,少林寺為了保全自身,比以往更加強化了武術訓練的地位,它擁有一支強大的僧兵作為自衛的武裝力量。在947年契丹攻陷開封後,其先鋒部隊曾進入少室山進行「打草谷」的劫掠活動,被少林寺的僧人剿滅,令契丹人認識到了中國武術的強大,迫使太宗耶律德光決定退回北方。不久,耶律德光在欒城突然死去,據說就是被少林的重要武僧「十三絕神僧」所刺殺。

而宋朝人更為熟知但又諱莫如深的,是少林寺和開國皇帝趙匡胤之間的關係。在許多民間傳說中,趙匡胤在少林寺學習武術,並創建了著名的拳法「太祖長拳」。83這一說法並無確鑿依據,但至少這套拳法來自他本人在軍旅生涯中對少林拳術的改良,被公認為屬於少林武術的支脈。84但在趙匡胤登上帝位後,這些並不體面的歷史淵源無人敢於在公開場合提及。無論如何,這些真假難辨的說法進一步神化了少林寺的地位,讓它在新興的江湖世界中處於無可動搖的核心地位。而在江湖網絡形成後,少林寺的武術——至少其中較為通俗的部分——通過一代代學徒進入江湖網絡而被傳播到中國各地,許多支系門派應運而生,他們也或真或假地奉少林寺為自己的祖源。這使得少林寺事實上成為了中國武術世界的核心。

雖然少林寺處於武術世界的核心,但也有自身顯而易見的弱點。作為一所佛教禪宗思想主導的武術學院,它缺乏全國性的組織(僅在福建莆田有一所管理獨立的分校),不參與實際的軍事作戰,也不公開謀求政治權力。它直接控制的勢力範圍甚至不超出嵩山地區,這使得它更多地處於精神領袖的地位,而難以直接出面凝聚武術世界的主流勢力投入反異族鬥爭,但丐幫的誕生正好滿足了這一需要。

丐幫,正如我們在上章所提到的,雖然可以上溯到唐末的流民戰爭時期,但真正形成穩定的組織是在北宋初期。乞丐的存在是跨文化的普遍現象,但乞丐幫會則依賴於一系列具體社會條件才可能出現:首先,需要有大量人口脫離農業,進入城市;其次,它只能存在於一個貴族等級結構解體,政治權力控制鬆散的平民社會,否則大量乞丐很容易淪為私人的部曲或奴隸;再次,這個社會要相對比較富裕,以至於可以供養一個龐大的行乞階層,當然也不可能太富裕,否則乞丐也就不復存在。

宋代完全符合這些條件,事實上也是第一個能夠符合這些條件的中國王朝。中古士族社會的崩潰和平民社會的形成為江湖世界的出現提供了平台;工商業的繁盛使得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城市,其上層成為官員和商人,中層成為工人和僕役,下層則淪為乞丐。雖然他們已經失去土地,但卻驚喜地發現在大城市中行乞也勝過在家鄉進行辛勞而收穫微薄的耕種。

在此需要稍微提及城市結構的變遷。在宋以前的社會,主要城市是由戒備森嚴的裡坊結構組成,一座城市由若幹不大的裡坊組成,每一個裡坊是由高牆圍城成的方塊,內部有街道和居民,在街道中心有警戒塔樓,每天擊鼓實行宵禁。不用說,在這種嚴密的控制下,即使有個別乞丐的存在,也難以形成龐大的幫會勢力。在宋代初期,統治者試圖照搬之前的城市方案,但很快在新興的商業化浪潮前崩潰,坊牆被拆除,如今天城市一樣的沿街開設店舖成為常態。85最終形成了人們在《清明上河圖》所見到的城市景象,這種新的城市結構也成為丐幫等城市幫會興起的依托。

乞丐幫會本身在理想上是乞丐的互助組織,一個孤立的乞丐是社會的最底層,可以被他人隨意欺凌。但如果加入幫會,則會得到來自其他乞丐的庇護,但需要從行乞收入中繳納一定的比例給幫會組織,如果遇到雨雪天氣,無法行乞或瀕臨凍死時,幫會也會提供一定的衣食。每個城市中的乞丐頭目,俗稱為「團頭」,倚賴其他乞丐的供養,有一定的資金和田產,生活條件較一般乞丐為優裕。86

這種幫會組織往往是地域性的,但是宋朝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和商品的廣泛流通也催生了真正意義上全國性乞丐幫會的出現,即所謂丐幫。87由於宋代的學者‐官僚對於底層社會的漠視,這一當時新興幫會的具體起源目前難以無從考證。目前所知道的最早的領袖是第五代的汪劍通,他活躍於11世紀六十到七十年代。很顯然,如果汪是第五代領袖的話,那麼之前四代,即使每一代的統治時期都有二三十年之久,也只能上溯到北宋初期,而事實上代際的變遷或許並沒有那麼緩慢——在汪劍通之後百年的洪七已經是第十八代了。或許真正全國性的丐幫只是在11世紀初才出現。無論如何,這和之前我們的論斷是一致的:丐幫——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的江湖世界——的興起和宋代商業社會的形成有著不可分的內在聯繫。

在丐幫流傳的武術中,以「打狗棒法」(Dog‐Beating Stick Techniques)和「降龍十八掌」(18 Subduing‐Dragon Palms)最為著名,這二者都有濃厚的象徵意義。「打狗棒法」是使用木棒對敵人和野獸進行打擊,再明顯不過地代表了丐幫的社會底層屬性,反映出底層幫眾和狼狗廝殺的經驗,而「降龍十八掌」與之不同:它擁有高貴的起源,來自於古老而晦澀的《易經》經文,是地位尊崇的中國古典文明的產物。顯然是中國文化精英的創造。由此表明了丐幫的雙重屬性:既是代表底層的民眾和社會上層相對立,也是代表漢族文明和異族的威脅相對立。我們可以看到,在長時段上,這一雙重特性貫穿了丐幫從宋朝到清朝的整個歷史。

儘管丐幫的出現和發展對於政府是一個潛在的威脅,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協調和管理數目龐大的乞丐,不讓他們變成作奸犯科,甚至犯上作亂的盜匪,也有利於維持帝國統治,政府實際上也是受益者。因此總體而言,官方採取了默認和態度,在各大城市,允許「團頭」的半合法存在。但是,全國丐幫幫主和長老這樣的高位不受政府的約束,並不和官方發生正面接觸,對於宋帝國來說,仍然是可疑的危險分子。

但在上述的民族主義危機面前,丐幫和政府的潛在對立關係變得次要,更重要的是雙方作為岌岌可危的漢族政權的上層和底層,必須共同面對異族的敵人。在宋朝和契丹以及西夏的戰爭中,丐幫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如查良鏞博士所說:

丐幫一直暗助大宋抗禦外敵,保國護民,然為了不令敵人注目,以致全力來攻打丐幫,各種謀幹不論成敗,都是做過便算,決不外洩,是以外間多不知情,即令本幫之中,也是盡量守秘。88

查良鏞博士認識到了丐幫和政府的秘密合作關係,但對此的解釋可能是錯誤的,至少只是片面的。沒有說出的隱含原因或許是更令人驚訝的:因為丐幫的成就被歸為宋朝政府的軍事勝利,使得政府獲得合法性,將領和官員們也從中獲利,以這種慘烈的方式,丐幫消耗了大量有生力量,也向宋朝政府表明自己並無威脅,獲得了在法律邊緣的存在和政府的不加干涉。當然對於丐幫的武術家來說,這種對國家表示忠誠的方式也是一種值得驕傲的榮耀,有利於他們在幫會和整個武術世界中提高和鞏固自身的地位。這和12世紀初梁山系統的武術家在獲得合法身份後投入和明教及契丹的戰爭如出一轍。事實上,丐幫和宋朝政府在對外戰爭中的合作關係一直維持到宋朝末期,在13世紀和蒙古帝國的長期戰爭中,丐幫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其中兩任幫主都死於襄陽戰役。

而在少林與丐幫之間,並沒有真正的競爭,但有合作的關係。少林向丐幫提供武術人才(譬如第六代幫主,著名的喬峰就曾是少林的學員),而丐幫則擔任少林的外圍警戒(譬如丐幫所積極參與的雁門關事件即是為了保衛少林寺),少林被尊為武術世界的精神領袖,而丐幫則負責實際的運作。少林不至於被架空,而丐幫也不會過分膨脹。這種既互補又制衡的關係令雙方乃至整個武術世界都能從中獲益。這也是和14世紀之後的少林‐武當關係的不同之處。

除少林和丐幫外,武術世界的正統勢力還包括一系列中小門派、幫會、山寨、寺院及武術家族。如上面提到的蓬萊派、青城派,此外還有清涼寺、聚賢莊園以及慕容家族等等。他們至少在表面上公認上述二者的正統地位,同時也被承認為是正統的中國武術傳承者。

在這些圍繞著武術世界軸心運轉的旁支勢力中,最特殊的是雲南的段氏家族,因為他們建立了一個延續了三個世紀的國家——大理國(937年—1254年)。

和契丹相似,大理國的建立同樣是在唐朝覆滅和宋朝興起之間的半個世紀,締造者是段思平(893年‐944年),他是一名原南詔官員,但在南詔的一連串政變中獲得了權力,成為皇帝。這一段姓家族可能源出漢族的段氏,也可能是當地的白族土著冒認祖先以增加自己的聲望。89無論如何,在中國的衰落和內戰時期,大批漢人南下流落到南詔地區,參與了當地政權,是可以肯定的事實,而段氏家族也從中學到了高深的武術,此後以「一陽指」和「六脈神劍」獲得了極大的聲名。

大理國的疆土來自於自唐以來長期獨立的南詔王國,和宋王朝之間很少領土衝突,並且謙恭地向宋朝朝貢。90因此宋朝居民對它沒有敵意,相反,因為普遍認為其王室是來自中國本部的漢人武術家,卻有特殊的親切感,類似於今天中國人對新加坡的親近態度。對於段氏家族而言,聲稱是漢族後裔有助於提高自己的身份,而由於段氏家族的巨大影響,正統勢力也很愉快地接納了這個宋帝國邊境之外的同行。大理國的王室成員經常到宋朝境內學習和遊歷,並結交當地的武術家,以及邀請無量劍這樣的正統武術流派到大理國駐紮,這些舉措使得大理國如果不是在政治上,至少是在文化和武術上,被認為是中國的一部分,一位遊歷者稱大理人:「尊重儒生,禮拜佛教,居住在城市裡,和漢人沒有區別。」91這和下面要論及的各非正統勢力是很不相同的。

武術世界的非正統勢力

相比於日後諸世紀,11世紀的武術世界,最大的特徵或許是其開放性。這與北宋王朝本身的對外封閉形成強烈的反差,同時又是後者的直接後果。以少林‐丐幫聯盟為核心的正統派,其勢力範圍顯然止步於宋國邊境之內,即使在較為友好的大理境內,也罕見丐幫的分支,更不用說在長期敵對的契丹、西夏和吐蕃疆土上。但這並不意味著中華武學體系本身的邊境。

事實上,當武學通過江湖網絡的傳播,在中國內地繁榮興盛時,雖然正統勢力千方百計加以遏止,其相關資源向周邊地區的流動仍然是難以徹底禁絕的。上述的大理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在武術昌盛的時代,如果漠視這一方面,結果將是致命的。不久後,契丹人和西夏人也利用國家資源,建立了他們的御用武術家集團,如果說在民間由於其截然不同的社會形態,無法出現活躍的武術江湖,那麼至少在宮廷中,他們擁有能夠和漢人匹敵的強大武裝。

由於史料稀少,我們目前只能從宋代的漢語文獻中窺知其武術家系統的一鱗半爪。譬如,在契丹的皇家衛隊「斡魯朵軍」中,聘用了許多漢族武術家,組成特種部隊。他們和丐幫曾經多次交鋒,並擒獲過丐幫第五代幫主汪劍通。92而在西夏則在樞密院之下設立了被稱為「一品堂」的官方機構,主要向中國本部地區招募肯為他們效力的武術家,不用說,其中大都是兇惡的亡命之徒,諸如臭名昭著的「四個邪惡之徒」。93

在吐蕃地區,此時一度強大的吐蕃帝國已經分崩離析,遠離中國本部的地理位置和惡劣的高原條件使得吐蕃人不必擔心來自中國本部的進犯。但中國武學也輾轉傳播到了這裡,和來自印度的「脈輪」學說相結合,也催生了貢卻鳩摩(Konchog Gyalpo,1034年—1102年)這樣著名的吐蕃武術大師。貢卻鳩摩的早年生活不詳,據說可能與逍遙派方面有所接觸,他於1073年在喜馬拉雅山之麓建立了知名的薩迦寺,從而創立了吐蕃的薩迦派佛教,並因為被認為擁有無邊智慧而被尊為「鳩摩‐智」。他被處於青海的唃廝囉國(Rdzong Kha)聘為王室教師,這一政權自認為是古代吐蕃帝國的直系後裔,依然夢想著統一吐蕃全境和征服中國。在貢卻鳩摩的幫助下,唃廝囉國在11世紀末逐漸成為一個強大的地方政權。

在中華武學體系的外圍,除了其他政權外,還存在純粹武術家集團建立的地下權力。這裡指的主要是9世紀的呂巖在河西走廊建立的逍遙派,保留了在內地一度失傳的內丹派武學精髓,但由於其後期領導人所奉行的秘密主義政策,每一代只有幾名弟子,在宋朝時期陷入衰落。雖然如此,這一門派間接的影響力卻是驚人的。在10世紀上半葉,呂巖教團的繼承者們在從中亞山脈到中國南海諸島的廣大範圍內廣泛活動,和相隔數千公里的上百個地方勢力建立了密切聯繫,成立了被稱為「三十六洞洞主,七十二島島主」的組織體系。或許逍遙派曾經嘗試以此復興中華帝國,建立政教合一的道教王朝。

這一努力,在宋王朝成立後,特別是在新領袖陳摶和趙匡胤達成秘密協定後被放棄。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逍遙派的具體活動不詳。這一門派顯然並未被吸納進主流的正統勢力,但在11世紀後期,他們仍然擁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其中一位叫作「天山的兒童婆婆」的侏儒婦女(999—1093)是一名傑出人物,她雖然是女性且身材矮小,但在長達九十多年的漫長壽命中,在天山之巔建立了被稱為靈鷲宮的奢華宮廷,她接管了上代的洞主和島主系統,並將自己對他們的權力強化到絕對專制的程度,然而和她的同學李秋水的長期爭鬥令她無暇施展更大的野心,而僅僅將這一龐大組織用於剝削財富物資,以供個人享樂。李秋水在成功進入西夏王宮後,建立起同樣強大的地方勢力,有謠言說,她的一個面首就是著名的貢卻鳩摩大師。西夏王朝顯然也對這位王妃極為尊敬:她是西夏抵禦東方遼宋王朝的進攻和西方天山宮廷的威脅的關鍵屏障。

「兒童婆婆」和李秋水的還有一位同學無崖子,被她們所共同愛慕,但他對二人都很冷淡,為了躲避她們而主要在中國內地活動,這令逍遙派開始在內地招生。但在六十年代,無崖子和他的得意學生丁春秋之間矛盾日益加深,丁春秋對他暗殺未遂,但令他此後半身不遂,無法行動。丁春秋則逃到了黃河上游的安多地區,94在那裡設帳授徒,建立了屬於自己的獨立門派星宿派。

安多當地的人口相當有限,丁春秋的主要學生仍然來自於中國內地,有的是投奔他的亡命之徒,有的是被他拐帶的人口,譬如後來背叛他的段紫最初就是從中國腹地被帶走的一個貧苦女孩。丁春秋用優勝劣汰的方式進行教學,使得活下來的學生都具有過人武術造詣並對他十分敬畏。在11世紀70和80年代,丁春秋的事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根基穩固的丁春秋將目光轉向東方,期待著像穆罕默德返回麥加一樣,以君臨天下的姿態重返故土。

但在論述丁春秋悲劇性的東征之前,我們必須先簡要回顧主流勢力內部的問題與嬗變。

慕容家族的計劃:雁門關事件

遼、西夏和大理的崛起在令漢族正統主義者感到憤懣的同時,也令一些早已歸化的外族移民產生了同樣的野心,在此必須提及的是蘇州地區的慕容家族。這一家族是已經滅亡的鮮卑人的後裔。慕容家族的祖先在4世紀的蠻族入侵時期,曾經佔領過中國北部,建立了一系列以「燕」為國號的短命政權,但曾經的輝煌早已消逝在諸多世紀的變遷中,除了歷史學家,沒有人知道這個姓氏的來歷,如今他們僅被視為普通的漢族居民,在漢語中,他們的姓氏意為「愛慕容貌」(Admire the Countenance),這令人更加覺得這一姓氏全然源出古典中國的苗裔。

契丹、西夏和大理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被視為鮮卑人的後裔所建立的,至少他們的祖先都曾托庇於鮮卑血統之下。既然中國的周邊能夠重歸鮮卑人統治,那麼看來這一成功在中國本部被複製也並非不可能。至少這是慕容家族的想法。推翻漢族的政權,重建慕容氏在4世紀的短暫王朝,成為這一家族的秘密目標。

在混亂「五個朝代和十個王國」時期,慕容家族實際的始祖慕容龍城開創了自己家族的武術傳統。他的武術淵源難以考證,但他或許從天球的視運動中得到啟發,發展出被稱為「群星旋轉(Stars Spin)」著名武術。這一今天已經失傳的武術以建立對稱性而著稱,能夠通過一系列反轉的技巧,將對方的攻擊以同樣的方式返還給對方,使得對方彷彿自己在攻擊自己。這種武術風格形象地體現了慕容家族的基本戰略:絕不正面攻擊敵人,而借用敵人自身的力量暗中操縱,以達到所期待的效果。

慕容龍城在蘇州建立了參合莊園,這裡很快成為受列國戰爭所苦的人們的避難所。慕容龍城逐漸將這些流民吸收為自己的家族勢力,成為極有影響力的地方豪強,但他尚未開展進一步的行動已經逝世。不久,新建立的宋帝國征服了南方大部分省份,完成了中國本部的統一,無論慕容家族有多大的野心,此刻也不得不隱藏起自身的肌肉。此後一個多世紀裡,處於宋王朝腹地的慕容家族沒有政治上的輕舉妄動,但他們控制了蘇州的絲綢產業和太湖漁業,將吸納的大量資金用於收買地方官員和江湖幫會,一步步建立和鞏固了自己的地下王國。

在11世紀60年代,該家族的領袖慕容博被普遍視為中國南部最具實力的武術家。他也和包括丐幫幫主汪劍通,少林寺主持玄慈在內的主流勢力上層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但對於實現顛覆宋朝的政治野心,這些無疑還遠遠不夠。慕容博認識到,無論他個人的武術造詣達到何種驚人程度,在少林‐丐幫聯盟主導下的武林秩序中,他的家族只能處於邊緣地位。唯有前者的勢力被掃除一空後,他才有機會成為中原武術世界的新領袖。為此,慕容博策劃了著名的「雁門關事件」。

關於這一事件的全部真相已經難以考證。查良鏞在《天神與龍的戰爭史》中的推測由於時代局限和資料欠缺,很難說是令人滿意的。95譬如,他並沒有注意到這一事件與同一時期契丹耶律重元叛亂之間的關係。不幸的是,史料對這一叛亂事件的記載也是混亂而自相矛盾的。確鑿無疑的是,契丹皇帝、遼道宗耶律洪基(1055年—1101年在位)的叔叔耶律重元,因為長期未能繼位而感到不滿,即使被封為皇太叔也未能安撫他,在1063年初,當皇帝在遠離首都的荒野狩獵時,重元的兒子率領一支主要由弓弩手組成的軍隊去伏擊皇帝,希望讓父親登上皇位。經過艱難的戰鬥,叛軍被擊敗了,重元被永久囚禁。當皇帝回到首都後,就進行了大規模的清洗。

這場未遂政變在遼國皇室和貴族之間產生了嚴重的裂痕。為了轉移矛盾,耶律洪基提出了被擱置已久的對宋朝作戰計劃,但很快引起了宋王朝的警惕和民間的恐慌。在這一動盪形勢的背景下,慕容博炮製了一個精心策劃的政治謠言,聳人聽聞地宣稱契丹武士將突襲少林寺,偷取武術典籍。在上述的宋朝禁止書籍出口的歷史條件下,這一謠言顯得極為可信並且令人不安。以少林玄慈為首的主流勢力很快決定在雁門關攔截並消滅來犯的契丹武士。

慕容博的動機至今仍然是一個謎,因為據我們所知並不存在這樣的圖謀。在正常情況下人們只能無功而返。或許他試圖讓契丹方面相信,將會有漢族武術家偷襲剛剛逃過刺殺危機的皇帝,從而派御用武術家阻擊,以挑起兩個國家武術人之間的相互仇殺。但同樣可能的是,他打算將那些著名武術家引到無人之境而親自出手,消滅自己通向權力道路上的羈絆。無論在哪種情況下,都必然在武術世界造成巨大的權力真空,而慕容博可以輕易地佔據這一真空並登上權力的頂峰。

這一陰謀幾乎要獲得成功:雖然並未有任何契丹武士出現,但打算迎擊敵人的中國武術家們在雁門關地帶與來自北方的一個蕭氏家族相遇,他們可能是已故的契丹重臣蕭阿剌的家人,在重元失敗的政變後為躲避皇帝的清洗而逃離契丹。武術家們屠殺了其中大部分人。但是一個叫蕭遠山的男子卻被證明是一位真正的武術大師,他殺死了大部分宋朝的武術家,並使得偷窺的慕容博在驚惶之下逃走。但最後,妻子被殺的痛苦令他在絕望中跳崖自盡,唯一活下來的是他的兒子,一個不滿一歲的嬰兒,這個孩子令倖存的武術家們產生了惻隱之心,決定將他帶走撫養。

慕容博的離奇計劃最終並未取得成功,雖然大部分武術家因此而慘死,但是少林方丈玄慈和丐幫汪劍通兩大領袖都倖存了下來,並對通報消息的慕容博產生懷疑,慕容博不得不偽造了自己的死訊。如果說玄慈等人曾打算加以調查,那麼不久後爆發的小規模邊境戰爭也轉移了他們的注意力。少林和丐幫都參與了隨後的戰爭,少林‐丐幫聯盟的軸心的地位被進一步鞏固下來。1063年的雁門關事件被逐漸淡忘了。

反諷的是,雁門關事件的最大成果反而是那個遺留下來的嬰兒,因為玄慈和汪劍通的負疚感,他被少林寺精心培養。這個孩子很快顯露出了武術天才並在其成年後被吸納入丐幫,並因建立了驚人的功績而在汪劍通去世後繼位為新的幫主,這就是著名的丐幫第六代幫主喬峰(1063年—1094年)。

喬峰的興衰與少林寺之役

汪劍通選擇喬峰為繼承人的動機始終是一個謎團,約翰生認為他「出於對喬峰的愧疚之情以及佛教的普世主義……而放棄了中華種族主義的原則」,未免失之理想化。96約翰·史密斯歸結為喬峰本人的個人魅力和才能的正面影響,雖然是正確的,卻未免過於簡化。97事態的關鍵在於,喬峰在汪劍通在世時,已經獲得了丐幫上下的擁戴,正如查良鏞所引用的一位高僧所說:「再後來你立功愈多,威名愈大,丐幫上上下下一齊歸心,便是幫外之人,也知丐幫將來的幫主非你莫屬。」98顯然,將幫主的寶座傳給喬峰之外的任何人,都會引起權力的失衡,可能給丐幫帶來空前的危機。出於憂慮而非期望,才使得汪劍通決定讓喬峰得到這一領袖地位。

另一方面,喬峰也是連接少林和丐幫關係的重要紐帶。再沒有比一樁共同的醜聞更能使人們團結在一起的了。由於少林應對雁門關事件負主要責任,有喬峰的存在,丐幫就擁有了反向制衡少林的重大把柄。玄慈方丈曾寫信給汪劍通,強烈反對他傳位的決定,或許並非出於民族主義精神,而是出於對自身地位的不安。可以理解的是,在喬峰即位後,少林與丐幫的聯繫並未減弱,反而進一步加強了。

在11世紀80年代,喬峰和新崛起的慕容博之子慕容復被公認為最具盛名的武術家,被認為是武術世界新一代的希望——但後者最終被證明並沒有和他的名聲相吻合的武術造詣。喬峰卓越的管理才能也使得丐幫的勢力達到了頂峰。作為一個大約三十歲的年輕人,他的地位之鞏固勝過之前的任何時期。

當然,和任何其他政治組織一樣,丐幫內部也有潛在的反對派,譬如副幫主馬大元和主要元老之一的陳孤雁。在丐幫中,副幫主是一個超出常規的職位,在沒有先例的情況下由汪劍通所創製,其意圖明顯在於制衡喬峰的權力。謹慎的馬大元被汪劍通告知了喬峰的真實身份這一驚人秘密,因而刻意與之保持距離。但在一般情況下,這種內部派系區別保持在可容許的範圍內。如果喬峰沒有察覺自己的身份,馬大元不會也不可能主動揭露這一點。而如果馬大元肯保持沉默,喬峰幾乎不可能從別的渠道知道自己的真實出身。因此二者一直相安無事。

馬大元於1091年因為發現其年輕妻子的通姦事件意外被殺,使得形勢發生了意味深長的變化。汪劍通的親筆信落到了馬大元妻子康敏和她的情夫全冠清手上,他們即借馬大元被殺引起的懷疑進行了一系列地下聯絡,秘密開展了廢黜幫主的陰謀活動。

在一般情況下,廢黜一個被廣泛認為才幹卓著並且深得幫眾擁戴的幫主是不可想像的。但全冠清和他的同夥出示了決定性的證據,拉攏各大長老站在了自己一邊。喬峰此時正因為一連串謀殺事件而奔走四方,並與大理國王子段譽(即後來的大理宣仁帝)相識。當喬峰發現他們的活動時為時已晚,最終,在1292年蘇州的杏子林中發生了政變,真相被揭開了。契丹人擔任丐幫幫主是一種不可想像的侮辱,各大長老都要求罷黜喬峰,並請來了比汪劍通資歷更老的徐長老主持,喬峰被迫辭職並離開丐幫。如果不是由於他本人令人忌憚的武術造詣,或許還會遭到殺害。

喬峰脫離丐幫初期仍然試圖與之保持友好關係,當丐幫元老們被西夏人囚禁時曾經營救過他們。但這些努力很快由於種種誤解而告失敗。事實上由於他契丹人身份被揭露而引起的恐慌和遷怒,他很快成為整個武術世界的眾矢之的,在幾場血腥的械鬥後,只能遠遠逃到宋朝境外。在初步瞭解了自己的身世之後,他恢復了家族的本姓「蕭」,曾經棲身於東北女真部落並教授他們武術,並和其族長之子完顏阿骨打(1068年—1123年)成為好友。1092年秋天,在數十年的潛伏後,遼國發生了第二次重元叛亂,遼道宗耶律洪基正在東北邊境狩獵,被叛軍所圍困。蕭峰解救了他,,並生擒了耶律重元。99道宗對他十分感激,並且發現他是重臣蕭阿剌的族人,於是封他為南院大王,將南京或燕京(今天的北京)作為他的封地。100

在喬峰事件之後,陷入嚴重危機的丐幫急於選舉出一位新的幫主。但各名長老的實力均衡和意見不一使得幫主之爭陷入僵局,最後不得不在1093年啟動比武大會的選舉模式。在比武大會上,曾經策劃推翻喬峰的全冠清找到了一名武術造詣驚人地高超的青年莊聚賢(?—1094年),擊敗了其他對手,成為第七代丐幫幫主。

莊聚賢是丐幫歷史上最為短暫和神秘的領導人。他總是戴著一個鐵製的頭盔,據稱是原聚賢莊園的繼承人游坦之,他的家人死於一次圍剿蕭峰的戰鬥,而他本人也被毀容。無人知曉他從何處學到了精深的格鬥技藝,但根據史料記載,他確如同超新星一般忽然出現在武術界,以恐怖的手段殺死了無數敵人。但這個年輕人的心智並不健全,父母被殺和自己被毀容的心理陰影可能使他缺乏與人溝通的能力,正是這一點被全冠清所利用。在一次邂逅相遇後,他成功地使得莊聚賢對自己建立了信任。而當他使得莊聚賢成為丐幫幫主後,就將真正的權力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上。

全冠清用傀儡控制幫會的政治把戲很快引起了幫眾的懷疑和長老的反對,形勢日益明朗,無論是莊聚賢的鐵腕還是全冠清的狡計都難以令他們得到昔日喬峰的無上權威,而全冠清排擠異己的做法使得他的敵人不斷增多,不久後,事實上連主要的長老也站在了他們的敵對面。嚴峻的內部危機迫使全冠清策劃了更大的冒險:通過挑戰少林,成為真正的武術世界領袖,讓莊聚賢和自己獲得無可爭議的政治合法性。

在以往的少林‐丐幫聯盟中,雖然丐幫的勢力更為龐大,但由於少林古老的地位和在武術世界的崇高聲望,也由於歷任丐幫幫主或多或少的少林背景,少林寺總處於更高的地位,而真正的盟主往往由少林方丈擔任。即使在喬峰當政時期,這一形勢也並未改變。少林相當於精神領袖,實際的權力運作則交給丐幫,但這一原本合理的權力結構目前由於丐幫的內部危機而難以維持下去。全冠清勸說莊聚賢以建立廣泛的愛國武術聯盟為名,要求少林方丈交出名義上的領導權。

總體而言,這種舉動的愚蠢不言而喻:如果莊聚賢被少林打敗,他和全冠清會立刻遭到政治毀滅,而即使莊聚賢獲得了勝利,取得了名義上的領袖地位,也不可能得到少林的衷心合作,更不用說將進一步引起主要勢力對於丐幫過分膨脹的警惕。但對於地位岌岌可危的莊聚賢和全冠清來說,這是孤注一擲的政治冒險,並最終導致了少林‐丐幫聯盟的衰落。

但當危機在1093年爆發之時,面對被莊聚賢所煽動起來的丐幫的壓力,少林寺發現自身匱乏化解這一危機的能力。它的精神領袖地位並不能保護自己的寺院在丐幫大軍的進攻下被夷為平地。使情況更為糟糕的是,丁春秋嚴密組織下的星宿派也來到少林寺進行挑戰。此時慕容復和他的手下也奔赴少林,試圖從中取利。而貢卻鳩摩也抱著毀滅少林的野心虎視眈眈。這一切都釀成了武術世界在整個11世紀最大的衝突:少林寺之役。

要從紛繁複雜且相互矛盾的史料中理清這場戰役的諸多線索幾乎是不可能的,有關各方都極度吹噓自己作用並貶低他人,使得不同史料也矛盾重重。譬如大理國的史料聲稱,當時在中原遊歷的段譽王子參加了這次戰役,並且打敗了野心勃勃的慕容復。101但是一份來自原慕容家族追隨者的材料則聲稱,段譽是因為和慕容復爭奪一位美麗的女郎,而被慕容復所輕易打倒,僅僅是依靠蕭峰的幫助才倖免一死,在戰鬥中沒有起到任何積極作用。102

可以確知,在1093年12月1日,當莊聚賢率領丐幫人馬來到少林寺後,首先和丁春秋的隊伍相遭遇,這位被寄予厚望的幫主令人咋舌地很快就屈服在丁春秋的淫威之下。此後,這兩股隊伍匯為一股,向少林寺進發。少林寺正在為貢卻鳩摩的挑戰而頭疼。在他們可能和少林寺發生正面衝突之前,就被蕭峰所攔截。蕭峰率少量隨從來到少林寺,並在決鬥中擊敗了僭居幫主之位的莊聚賢。這麼做或許是為了幫助丐幫回到正確的軌道,或許只是為了向丐幫報復。無論如何,丐幫大眾對此非常感激,他們在蕭峰俘虜莊聚賢並離去後,一擁而上將全冠清殺死。

另一方面,丁春秋也被逍遙派的新領導人所擊敗。這位被稱為虛竹子的神秘年輕人是一名原少林弟子,據說曾經是「兒童婆婆」的面首,被後者愛稱為「夢郎(dream‐boy)」,並在其晚年得到了她的武術傳承。當他返回少林寺後,首先擊退了貢卻鳩摩的挑戰,不久後又幫助蕭峰打敗和俘虜了丁春秋,併吞並了星宿派的勢力。不久後,由於蕭峰的父親蕭遠山(此人為了復仇,在多年前就偽裝為一名少林僧侶活動,並獲得了許多情報)的出現,慕容博和慕容復父子的陰謀也被揭穿,蕭峰和少林的關係得到了緩解,他在不久後帶著隨從們安全離開。

據說,有一名匿名的少林老僧人在本次事件中起了重大作用,以不可思議高超的武術造詣化解了一系列矛盾,並使得蕭峰和蕭遠山等人拜服。103查良鏞採用了這種說法,但事實上這一機械之神(deus ex machina)相當可疑,或許只是由於這次少林的空前危機出人意料得到化解而產生的民眾神話。少林方面無疑傾向於散佈這種神話,它使得少林一度受到威脅的地位再度顯得牢固而高不可攀。有了匿名老僧這樣的傳說,在此後數十年中少林的地位再也無人敢於撼動,直到北宋王朝的滅亡。

儘管有少林寺之戰的輝煌,但蕭峰的結局是悲慘的,作為契丹帝國的高級官員,他不可避免地捲入宋遼戰爭的漩渦。1093年底,宋哲宗趙煦(1085年—1100年在位)在其攝政的祖母死後掌握政權,開始重用激進的改革派人士,並充滿野心地對西夏發動了邊境戰爭,或許是想先擊敗這個較小的敵人再對付更強大的遼國。

但哲宗的舉動不可能不引起遼國的注意,當年輕的宋朝皇帝將大軍調往西北邊境後,年長的契丹皇帝遂決定乘虛而入,發動多年籌備的南征戰爭。如果道宗能像他的祖先耶律德光那樣攻佔開封並滅亡宋朝,東亞的權力均勢將被顛覆。毫不奇怪,從以少林‐丐幫軸心為代表的主流勢力,到大理和西夏的重要武術家們,幾乎一切勢力都團結起來,試圖阻止契丹發動戰爭。

道宗在1094年春抵達南京,他要求蕭峰做好戰爭準備,但蕭峰堅決反對南征戰爭,耶律洪基憤怒地囚禁了他。他的妻妹段紫逃回宋朝求援,少林和丐幫出於對蕭峰的感激,也出於阻止契丹南侵的需要,聯絡了大批武術家展開營救活動,已經登基成為大理皇帝的段譽也秘密前來。當蕭峰獲救後,丐幫要求他效忠宋王朝並阻止皇帝的南征。蕭峰在兩種政治忠誠中越來越感到難以抉擇。

當年9月蕭峰和武術家盟友們在雁門關攔下了耶律洪基的大軍,他和段譽及虛竹一起衝入契丹軍中,以史無前例的勇氣和力量俘虜了道宗,場景彷彿一場驚心動魄的武術表演。他們脅迫道宗允諾永遠不再南下。但在這戲劇性的勝利後,蕭峰卻因為背叛契丹人的負罪感而自殺身亡。

宋朝的史書對這一事件的記載是:

八月,雁門關指揮使張耒奏:「遼主耶律洪基以眾二十萬犯境。南院大王蕭峰為其前鋒,峰至關下,欲入寇雁門,我軍挫之。峰數戰不利,為洪基所責,峰不自安,及洪基至,遂以其眾反,攻洪基中軍,遼寇大亂,洪基幾死。耒見敵自亂,開關進擊,遼人大潰,死傷枕籍,將士用命,追亡逐北。賴陛下盛德神謨,格斃峰及其婦阿紫等,斬級千百,洪基喪膽,不戰自退。」奏至,帝大嘉賞,諭輔臣曰:「有軍馬若此,漢唐盛業,亦豈遠哉!」104

既然解除了契丹的威脅,哲宗就開始全力對付西夏。而道宗的南徵取消後,也決意先解決西北方蒙古人和東北女真部落的問題,這一轉向不無先見之明,然而為時已晚——這兩個新興蠻族將在未來兩個半世紀中統治中國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