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內經》與道教的誕生
在毀譽參半的武帝時代後，漢帝國的榮耀仍然維持了幾十年的時間，此後便是漫長的衰落。公元9年，帝國政權在動盪中被丞相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年）所篡奪。然而王莽本人的政府在全國性的起義中被推翻。在公元25年，一名叫劉秀（公元前6年—公元57年）的皇室遠親恢復了漢帝國的名號，但實際建立了完全不同的另一個政權，被稱為後漢或東漢。劉秀被稱為光武帝。在後漢的治理下，原來的由江湖網絡構成的全國性平民社會消失了，隨之興起的是地方豪族統治的莊園經濟。雖然商業網絡仍然存在，但對於社會流動性只有微小的貢獻。
這並不意味著後漢是一個較少變化的僵死社會，事實上，兩種嶄新的社會元素——道教和佛教——正是在這一時期出現並極為深刻地影響了嗣後的中國歷史，武術世界的產生與之密不可分。我們將首先考察前者。
在光武帝和之後的幾個皇帝治下，後漢一度達到了令人矚目的繁榮與穩定。但自1世紀末以來，隨著一系列無異於傀儡的孩童皇帝上台，帝國的政治中樞開始被皇后的家族和宦官群體兩種勢力所左右，在政局動盪中逐漸失去對地方的控制，這使得地方豪族的勢力在缺乏中央制約的條件下更為壯大。而隨著帝國政治的腐敗，被稱為「太平道」的原始道教浪潮開始在華北蔓延。
道教源自道家學派，當武帝宣佈皈依儒家後，這一學派成為官方的棄兒。但在官員和士大夫的生活中，這一學派找到了新的出路，在仕途上受挫的道家信徒們倣傚勞西烏斯學派的另一位大師莊周，將道家的理念應用到內心世界，以尋求心靈的寧靜。這一內在化的轉向與陰陽家的學說逐漸融合在一起，成為新的人體科學誕生的溫床。
在前漢帝國滅亡前夕，著名的學者劉向（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受政府的任命開始了一項浩大的宮廷藏書整理工程。他和他的同事們將所見到的圖書分為六個類別，加以記錄和說明，最後的成果是一本叫作《別錄》的圖書目錄學著作。這部著作中首次記錄了一部奇特而深邃的著作《黃帝內經》。這部作品據稱是公元前27世紀黃帝和他的大臣岐伯的對話錄，記載了關於人體的內在構造和醫學的基本原理。
事實上在劉向之前，沒有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提到過這部自稱來自遠古的對話錄。因此，《黃帝內經》可能僅僅成書於晚近的一兩個世紀，是當時迅速綜合的道家、陰陽家和醫學實踐的學術研究成果。其中體現出這樣的理念：人體是和天地相對應的小宇宙。在人體中正如和外在世界一樣，同樣有著江河流動，這就是被稱為「十二經脈」的系統。經脈分為陰陽兩種，分別傳遞陰氣和陽氣，陽氣上升而陰氣下降，作為生命運動所需的能量循環不息。48
這一劃時代的發現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為此後兩千年中的中國人體科學奠定了基礎。同時也蘊含了這樣的理想：人體與自然界本身一樣具有不朽的可能性，只要充分調和氣息，發揮自己的潛能，就能夠成為「真人」，獲得永生。這些思想在此後幾個世紀中獲得了廣泛傳播，並成為道教的基礎。
公元2世紀中葉，一種新宗教開始為越來越多的民眾所知，其神學主張一種至高的真理或「道」在「氣」的作用下產生了天地和世界萬物，以及各種民間崇拜的鬼神。這一切據說來自一位叫於吉的神秘大師，於吉在2世紀上半葉編撰了一部道教經典《太平經》（The Bible of Peace），並影響了此後許多道教派別。他的弟子或再傳弟子之一張角創立了「太平道」（Pacific Tao）並吸引了很多信徒。184年，太平道發動了「黃色頭巾」（Yellow Turban）起義，給了衰落的後漢帝國以致命的打擊——帝國此後數十年中崩潰瓦解，最終分裂為三個獨立王國。於吉本人在政治上並沒有張角那麼大膽，他遠離動亂的北方，逃到安定的長江下游，在那裡享受被民眾崇拜的晚年生活，直到公元200年被當地的軍閥孫策斬首為止。
在於吉和張角在東部活動的同時，另一名道教締造者張陵和他的家族則在西部的漢中地區秘密締造他的宗教王國。與很快覆滅的太平道不同，張陵以一種天才的方式使得他的教派成為中國歷史上影響最大的宗教勢力之一：他要求入教者捐獻大約四十千克的大米作為費用。用這種方式他迅速屯積了大量的糧食，並以此救濟了很多貧民，從而令自己聲名遠揚。張陵的家族靠囤積的大量糧食輕易控制了帝國西南部一個省份的經濟命脈，他的孫子張魯（？—216年）建立了政教合一的道教王國。張魯在215年向控制華北的曹操（155年—220年）投降並受到禮遇，此後他的宗教傳播到帝國的各個省份，並以「天師道（Heavenly Master Tao）」之名為人所知。張陵的後代世襲了「天師」的職位，在每一代都得到政府的冊封。
天師道因其對符咒的重視而聞名，他們宣稱能夠通過在黃紙上書寫類似文字的符號召喚鬼神和避免災禍，為此他們編造了繁複龐雜的神靈系統以服務於他們的召喚。由於對外在神祇的依賴超過了對身體修煉的要求，這一最古老的道教派別並未在武俠史上留下深刻痕跡。但道教的精神已經被這些早期流派傳播到帝國的各個角落，在3世紀初出現了許多奇特的道教法師：如左慈、甘始、卻儉、費長房和華佗，他們據說長生不老，擁有神奇的力量，能施行各種幻術並能預見未來。49這些人中大多數是道教的修行者，深諳《黃帝內經》，通過艱深繁複的修煉過程開發出自身的各種潛能，在民間傳說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這些道教法師採用了多種有趣的修煉方式，其中很大一部分為後來的武術家所沿襲。譬如靜坐以及用特殊的方式呼吸，食用用水銀和鉛製成的液劑和藥丸，或者在性行為時用意念控制射精，保持陽具的長久勃起（中國人稱為「房間中的藝術（arts‐in‐the‐chamber）」）。更為重要的是，華佗發明了一種模仿五種動物動作特點的健身體操，被認為對後來的武術有重大的啟迪作用。
這些修煉方法的效果究竟如何？由於史實已經湮沒在許多明顯荒誕的傳說中，對此很難做出準確的判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如下一些描述：他們具有超常的移動能力，即使騎馬也難以追趕；他們刀槍不入，不為任何打擊所傷害；他們能夠施行多種魔法，譬如點石成金和分身萬千；他們駐顏有術，甚至能夠死而復活。無論在這些傳說中有多少誇張和誤解的成分，我們都可以看出這些道教法師和幾個世紀後武術大師的相似性。後者往往也是通過同樣的方式開發出超人的內力、輕功和感官的敏銳，以及某種控制心靈的幻術。
但在這一時期，這些新發展出來的人體科學仍然尚未和古老的武術技巧相結合。3世紀最著名的武術家幾乎都是軍人，譬如號稱「與萬人相匹敵」的關羽和張飛，他們擁有衝入一支軍隊殺死其主帥，而自身毫髮無傷的能力。但他們既不理解修仙的神話，也未曾夢想過利用道教的修煉方法增加自己的戰鬥力。道教法師們則與之相反，醉心於飛向天國的美夢而對單純的格鬥能力不屑一顧。譬如，對人體科學有深入瞭解的華佗毫無武術根基，只是一位有神秘色彩的醫生，並且最終被曹操殺死了。在許多世紀之後，我們所追蹤的這兩條線索才會合二為一，令宏偉而瑰麗的武術世界得以出現。
佛教的傳入；及其對武學理論的重要性
如果與從西方傳來的另一種福音相比，甚至打垮了漢帝國的道教也不免相形見絀，此即來自印度次大陸的佛教。這一信仰創建於公元前6世紀，並在此後許多世紀中不斷向外擴張。在公元初年中國人通過中亞接觸到了這一宗教。當地國家在長安的使節們或許開始勸說他們的中國保護人接受釋迦牟尼的真理。公元64年，光武帝之子、漢明帝劉莊（57年—75年在位）夢見了金色的神在他的宮廷裡飛翔，一些可能已經知曉佛教的大臣竭力將其歸為佛陀的顯靈。於是皇帝派遣兩名使者到西方去探求這一陌生信仰的真諦，他們帶回了一些佛教僧人，並在洛陽建立了一座寺院。這就是佛教征服中國的開始。50
在3世紀之前佛教的傳教事業並未取得明顯成功。佛教寺院主要服務於從中亞來的外國人，除了作為貴族和一些知識分子的新奇玩物外，這一異國風情的信仰對於民眾來說仍然是陌生的。但從2世紀末期開始，戰亂和饑荒顯著地增加了中國人的宗教需求。
後漢帝國在「黃色頭巾」起義後，陷入了近四十年的內戰，並於220年分裂為三個部分，這一過程中其人口已經從超過6000萬下降到不到1000萬，人口損失是驚人的。在公元280年的短暫統一後，從4世紀初開始，北方遊牧民族大規模湧入中國內地，漢族政權再次向南方退卻，歷史進入了約三個世紀的南北分裂時期。這幾個世紀見證了華北地區被戰爭和動盪所蹂躪，社會各階層都無法享有安全感。佛教由於宣稱要將一切人從痛苦中解救出來，比道教更出色地適合了民眾的需要。因而，在基督教征服羅馬的同一時期，佛教征服中國的偉大歷程開始了。
在佛教日益進入中國的同時，它也迅速被捲入中華帝國風雲變幻的政治生活中。由於大批中國民眾和精英的皈依，佛教攫取了驚人數量的社會資源，當佛教僧團大張旗鼓擴張時，不免與帝國相衝突。5世紀的魏太武帝（423年—452年在位）和6世紀的周武帝（561年—578年在位）都曾經進行過聲勢浩大的反佛教運動——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皇帝都是虔誠的道教徒。這些運動並未摧毀佛教在民間的根基，但卻有效地遏制了佛教試圖獨立或凌駕於帝國權威的任何努力。
但是正如我們所知道的，佛教最終通過融入和攫取江湖網絡的方式，至少部分地脫離了帝國的控制。首先，佛教徒對於統治者的平等意識（他們曾宣佈對於帝王不需要禮拜），對於世俗生活的唾棄以及寺院經濟的獨立組織形式使得他們在一切帝國臣民之中最不依賴帝國政府的管理。在帝國的政治版圖上，各大寺院如同白紙上一個個不透明的黑點，雖然單獨而言全都處於帝國的陰影下，但一旦江湖網絡被建立起來，就成為其中重要的節點，為其提供穩定性的支持；另一方面，江湖的流動性也使得寺院能夠彼此聯絡並相互庇護和應援，從而提供了對抗帝國的可能基礎。事實上寺院不僅僅是僧侶的庇護所，也在慈善的名義下，為一般的平信徒、商人、行吟詩人和知識分子提供暫時性落腳和居住的場所，這無疑有利於它汲取盡可能多的社會資源。
更重要的是，佛教也在武學的產生和發展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正是佛教理論和實踐的發展促進了真正意義上的武學在公元6到7世紀的誕生。這聽起來有些奇怪，因為佛教一向以對虛無的追求和非暴力主義而聞名，這似乎與武學的宗旨——在格鬥中戰勝對方——格格不入。這或許也可以解釋為何在佛教在中國發展的最初幾個世紀中，並未和武術的發展有明顯的聯繫（與上述近似武術家的道教法師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然而這並不是故事的全部。要理解佛教與武學的內在聯繫，我們必須深入到佛學理論的若干基本概念中去。
佛教的基本信念是將宇宙視為因果聯繫的網絡，任何事物都產生於因果聯繫中，並在因果聯繫中消滅。顯然，人類的痛苦都產生於與自然、社會和他人的因果聯繫中，在其中也形成了虛構的自我概念。因此從這種聯繫中解脫出來成為佛教主要關心的內容。現代人認為人的自我死亡就是這樣的解脫。但是佛教徒卻被「靈魂轉世（reincarnation）」的學說所困擾。他們認為靈魂自身中有一種力量，能夠在人死後保持自身的存在並將自身帶入一個新的身體。因此，真正的解脫必須脫離轉世輪迴（Saṃsāra），這就要求在人生前就通過對宇宙與自身真諦的認識消除靈魂中固執自身存在的力量。
在佛陀死後的最初幾個世紀，佛教徒所追求的就是這樣一種解放或者涅槃（nirvana）。但在公元後興起的「大乘佛教」卻嘲笑這種幼稚的思想，稱之為「小乘」：亦即沒有辦法帶其他人上路的單座車。真正的涅槃，他們認為，並非刻意去追求涅槃本身，因為任何去刻意追求到的東西都並非真正的涅槃。涅槃必須要擺脫執著於涅槃的狀態本身。因此「菩提薩埵（Bodhisattva）」或者「菩薩」就代替了佛陀成為新的目標：重要的不是自身脫離輪迴，而是救助他人脫離苦難和不幸。為此，人們必須積極地參與到世間生活以及輪迴中去，在其中體驗萬物的空洞性本身。
佛教的大乘運動，使得它能夠以一種更積極的方式參與和改變俗世生活。與此同時，從小乘時期發展而來的佛教心理學——這種心理學以經院哲學的方式將意識劃分成視覺、聽覺、味覺、觸覺、嗅覺和意念等諸多層次——被大乘佛教轉化為對無意識或潛意識的研究。在對人類心靈的深層認識中，最為著名的是無著和世親創立的瑜伽行派，這一派別提出，在意念之下有一個更基本的層次，被稱為「末那識」，亦即自我意識最基本的層面。這一概念對西方思想來說並不陌生，我們的哲學家稱之為「統覺（apperception）」。然而在末那識的背後，是更為本源的「阿賴耶識（Aṣṭavijnāna）」，這是一種甚至比自我意識更深層的結構，它蘊含著無數意識流的「種子」，被視為人類意識之執著的最終起因。這十分接近於弗洛伊德和榮格所提出的無意識（unconciousness），但西方思想對這一點的認識遲了一千五百年之久。
我們認為，正是佛教哲學對阿賴耶識等心理深層現象的認識開啟了武學發展的新空間。正如導論中已經指出的，武學發展的源泉在於人類對自我身體的控制及對其潛能的開發，這必然依賴於對於心靈現象及其與身體之關聯的深刻研究。關鍵在於設想出一種基本的活動模式使得人能夠以一種最為有效的方式調動身體的每一塊肌肉和骨骼。然而在西方人的頭腦中，根深蒂固的身心二元論卻成為產生這一有效模式的最大阻礙。由於心靈和身體被簡單地一分為二，唯一可能的身體運動模式只能是人的思維和意志對身體的控制模式。亦即由心靈單方面去操縱身體的活動。不斷強化的意志控制事實上塑造出一個粗暴的心靈和一個被動的身體，而更為微妙和豐富的可能性就此被扼殺了。
在佛教和道教那裡，心靈從未具有如此基本的地位。道教徒將心靈和身體統一歸為「氣」的運動，並且在修煉過程中不斷抑制心靈的指揮慾望，讓「氣」自然地在人體內不斷運行。而佛教更是不遺餘力地要消除自我的痕跡，通過阿賴耶識的概念，佛教徒認識到一個深於自我意識的基本結構。因此，靜坐和內省對雙方來說都是最為重要的修行方式，只有通過這種方式才可能讓躁動的心靈安靜下來，聆聽身體內在的呼喚。在此，一個心靈和身體之間的第三項呼之欲出。二者必然通過某種更基本的結構結合在一起，如果掌握了這一結構，就得到了生命的真正源泉。毫無疑問，佛教和道教對於心靈和身體的結合結構並沒有任何現代科學意義上的研究，但是卻通過主觀的意識體驗接觸並馴服了這一層面，這也成為他們可能對身體運用自如並調動人體最大潛能的關鍵所在。51
佛教對於潛意識的精神結構和道教對於經脈的身體結構的概念之間的融合正是中國武學誕生的奧秘所在。這一融合自從佛教和道教接觸以來一直在發生著，但是公元5世紀與6世紀之交可能是一個關鍵的時間點：正是在這一時期，出現了偉大的佛教武學大師菩提達摩（Bodhidharma，？—535）和他締造的少林學派。
達摩與慧可；少林武學的形成
菩提達摩，常常被簡稱為達摩，是從印度來華的佛教僧侶，他於5世紀末在廣州登陸，首先在南中國活動，並曾經在南方梁朝的都城建康（今天的南京）和皇帝蕭衍（502年—549年在位）討論佛教教義。達摩是瑜伽行派的傳教士，他依據一部叫作《楞伽經》的著作主張通過「禪定（Dhyāna）」的方法達到對阿賴耶識的體驗，「禪定」是一種通過長時間靜坐集中精神的方式，經過長期的練習可以產生出奇異的身體體驗。為了達到最佳效果，達摩強調靜坐必須對著空洞的牆壁，以免受到任何不必要的干擾。
達摩試圖教導蕭衍履行這種有效的修行方式。蕭衍是虔誠的佛教徒，但他卻是以一種奇特的方式表達自己對佛教的熱愛：首先宣誓成為僧侶，再由大臣們從國庫撥巨款，從佛寺中將他贖回，以此途徑對佛教寺院提供慷慨的經濟支持。這位甘於奉獻自己的皇帝對達摩所提倡的坐牢式修行術卻毫無興趣。達摩受到了冷遇，不得不失望地離開浮華的南方帝國，到北方的魏國去傳播他的新教義。據說他是站在一根蘆葦上漂過揚子江的。
當達摩來到北方的中心洛陽後，失望地發現等待他的局面並不比南方更好。當地的佛教市場已經被各種誇誇其談的宗派所佔領，而後者並聯合起來攻擊他是異端。達摩在洛陽也無法棲身，於是在527年躲避到不遠的嵩山中，這座神聖的山被中國人視為大地的中心，被稱為「中央之山」，具有特殊的神聖意義。
在幾十年前的495年，北方的魏孝文帝（471年‐499年在位）下令在嵩山上建立一座佛教修道院，稱為少林寺，並任命印度學者跋陀作為院長。在跋陀死後，少林寺希望繼續招攬印度僧侶以維持自己的地位，於是迎接達摩入駐。菩提達摩在少林寺的活動缺乏可靠史料。唯一確定的是他在三十年代收了一名叫作慧可（487年—593年）的門徒。他無疑還有其他學生，但是慧可最得到他的寵愛。慧可有著道教和武術的背景，為了成為達摩的門徒，他不僅在雪地站了三天，而且砍斷了自己的一條胳臂。據說這種自殘行為讓達摩看到了慧可修習禪定的決心和潛質，或者他只是被嚇壞了，總之他接受了慧可作為自己的弟子。事實證明，慧可是一名聰慧過人的學生，達摩在死前將衣服和飯碗傳給了慧可，象徵著他得到了自己的真傳。
慧可堪稱武術世界的聖保羅（St. Paul）。在某種意義上，他比達摩有著更深遠的影響。史書記載他年輕時曾經研究過道教的養生學，這構成了他學習禪定的身體基礎。在傳統上，達摩被視為七十二種少林寺武術的創始人，而文獻學和歷史學的考察表明，這一榮譽應該歸於許多後世的僧侶，其中首當其衝的就是慧可。許多證據顯示，或許他才是少林寺最重要的武學典籍《易筋經》的真正作者。
在傳統的歷史敘述中，《易筋經》是慧可在達摩死後，從他身上發現的。然而達摩似乎不可能熟練掌握作為《易筋經》基礎的經脈和穴位學說，這或許是將兩個獨立事件混淆的結果。慧可在達摩遺體上發現的，是梵文手抄本的《楞伽經》，這是達摩從印度帶來的手稿，此後一直被珍藏在少林寺的圖書館裡，直到十三世紀離奇被竊。52《易筋經》則是獨立的發明，既基於中國的經脈理論又吸收了印度的脈輪（cakram）學說。有趣之處在於，本書有兩個版本，即梵文本和中文本分別流傳。53由於《易筋經》的哲學基礎是佛教和道教的融合，本書幾乎不可能寫於印度。因此，梵文本很可能是中文本的翻譯。但是沒有史料表明少林寺曾試圖將《易筋經》傳到印度，為什麼需要這樣一種翻譯？
這一點可以從慧可的生平找到答案。在6世紀中葉，北方的魏王朝進一步分裂為兩個對立的政權——東魏和西魏——而相互攻戰。少林寺正好處於雙方爭奪的中心地帶。在這一時期，慧可攜帶著《楞伽經》的梵文手稿逃離了混亂的華北，來到中國西南部的峨嵋山隱居。在那裡他結識了另一名來華印度僧人般刺密諦。慧可可能拿出自己正在撰寫的《易筋經》與般刺密諦就佛教學理和其與瑜伽修煉方面的共性加以研討。54大概是為了討論的方便，《易筋經》被他們翻譯為梵文的形式，並且加上了圖示。因此，《易筋經》同時產生了兩個版本，此後一直被保存在少林寺。這似乎是唯一能夠解釋梵漢兩個版本並存的理由。
當慧可躲藏在西南山區時，東方和北方的政治局勢正在發生重大的變化。在北方帝國分裂時，北方軍閥侯景在失勢後向南方的皇帝蕭衍表示效忠。蕭衍高興地接納了這個投誠者，後者卻並無忠誠之心，於548年在建康發動叛亂，劫持了蕭衍並囚禁了他。蕭衍悲慘地死於禁閉之中。侯景的叛亂被梁朝軍隊鎮壓後，蕭衍的兒子們為了爭奪皇帝的寶座又開始了內戰，梁朝在分崩離析中走向毀滅。
兩個北方政權當然不會放過這一瓜分南方帝國的機遇，它們開始積極插手南方的內戰。公元554年見證了梁王朝最後的毀滅。西魏王朝的軍隊佔領了梁朝在長江中游的新都城江陵。皇帝蕭繹被殺，在城破前，他焚燬了一座藏有幾十萬部書籍的皇家圖書館，其損失不下於幾個世紀後亞歷山大圖書館的毀滅，據說中國當時書籍的四分之三毀於這次焚燒。他並下令藏匿了大批皇室珍藏的黃金和珠寶。這個寶藏一直沒有被佔領軍發現。直到一千多年後才再度現世。55
梁王朝被消滅後，一位陳霸先將軍（503年—559年）在557年建立了陳王朝，這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以建立者的姓氏命名的王朝。但經過侯景的叛亂，南方帝國的力量已經大為損耗，並難以恢復。在北方東魏和西魏的對立持續著，但是政權更迭為北齊和北周。577年在鮮卑人的北周統一北方後，北方在大分裂以來的近三個世紀之後，終於對南方具有了壓倒性的優勢。如果北周能夠消滅陳朝，那麼一個非漢族的政權將第一次征服中國全境。不過在北周對陳開戰之前，其皇室又產生了內部繼承危機。在580年，實權落於漢人楊堅（541年—604年）之手，在第二年，楊堅將北周改組為隋朝。因此，華北在被蠻族佔領數個世紀後，再一次被漢族政權所統治。
在589年，楊堅對陳王朝宣戰，並命令其軍隊沿揚子江全線向南方進軍。這次南征僅僅遭遇到微不足道的抵抗，很快取得了完全的勝利。這是自316年的西晉滅亡以來中國第一次統一在同一個帝國之下。
我們有理由相信，在這一漫長的內戰時期，慧可一直在四川撰寫《易筋經》和另一部相對次要的武學著作《洗髓經》。北周統治時期發起了浩大的反佛教運動，慧可也不可能在此時回到北方。在楊堅稱帝后，慧可終於返回了殘破而冷落的少林寺，重新招收僧徒和傳授武術。慧可活了百歲之久，死於公元593年。在這位佛學和武術大師死後，他的弟子似乎分成了兩個派別。慧可本人最喜歡弟子僧璨，並宣稱他為自己的繼承人。但僧璨只是一個虔誠的佛學家而對武學瞭解有限。他及其門人面對新興武術僧侶完全缺乏競爭力，很快就被後者排擠而離開了少林寺。僧璨和他的繼承人們此後一直在南方各省份活動，並創立了佛教理論中著名的禪宗。另一方面，一旦武術僧侶佔據了統治地位，少林寺也從一個普通寺院轉變為歷史上第一個武學門派。
我們已經有這一門派早期若干重要活動的史料，雖然還遠不足以揭示其歷史全貌。但是已經清楚地顯示出，少林的武學傳承開始之後不久，就深深捲入帝國權力鬥爭的漩渦。
隋朝的創造者楊堅是一名偉大的政治家，在他成為中國統治者後不久就進行了一系列深入的改革。例如將進行全國性的人口調查，將土地平均分配給農民，以及建立以考試為標準的官僚選錄製度，對於後來的中華帝國形態有著深遠的影響。當他在604年死去後，他的兒子楊廣（604年—618年在位）繼承了帝位。楊廣是一個比乃父更加野心勃勃的君主，為了維繫對新征服的南方的統治，他下令調動數百萬民夫，開鑿一條全長超過一千英里的大運河，將揚子江和黃河連接起來。同時，他也繼承了父親對城市建設的愛好，首先在洛陽，其次在揚州建立了不遜色於長安的新都城。
楊廣不僅希望讓中國，而且希望讓整個世界都拜倒在自己腳下。他首先對北方的突厥，隨後對東北的高句麗發動了戰爭；對高句麗的戰爭曠日持久，引起了中國民眾的反抗。反諷的結果是，隋煬帝的一系列擴張努力最終帶來了建立不久的帝國的崩潰。
在611年以後，混亂而血腥的內戰再一次席捲了中國的大部分地區。618年，楊廣的表親唐公爵李淵（566年—635年）佔領關中平原，建立了唐帝國，並在此後的十年間消滅了其他競爭者，再一次給中國帶來和平與統一。不過這位開國之君的光彩，很大程度上被他傑出的兒子李世民（599年—649年）所掩蓋了，後者不僅是他統一中國戰爭中的主要參謀和助手，並且在626年發動政變，獲得了帝位，史稱唐太宗。
這一時期武學家們也第一次明確參與了最高權力的角逐。在615年左右，一個叫作李靖的青年從一位重要大臣的官邸拐帶了一個高級妓女紅拂，從長安出逃，去太原投奔李世民。他在長安附近遇到一個騎驢的神秘人物，此人給人的最深印象就是滿面鬍鬚，因此被稱為「大鬍子先生」（Mr. Whiskers）。大鬍子明顯覬覦李靖情人的美色，這一點激怒了李靖，但因為顧忌對方的武力而不敢聲張。大鬍子在李靖面前展示了一個自己砍下的人頭，並公然吃下死人的內臟，令李靖和紅拂都恐懼萬分。李靖刻意討好大鬍子，並邀請他一起前往太原。後者表示不屑，他也有自己的政治野心。但見到李世民後，大鬍子為其魅力所折服，然而仍然堅持等待一個善於相面的道教法師到來，再聽取他的意見。翌日，該法師在見到李世民後，告訴大鬍子，這個國度他無法染指，勸他去別的地方。大鬍子感到十分沮喪，不久就離開了中國，前往東南亞，臨走前他傳授給李靖《易筋經》，並聲稱是從達摩傳下來的經典。56
這則逸事中所包含的信息極其豐富，並且能夠解答許多歷史上的謎團。就其擁有《易筋經》的抄本而言，大鬍子無疑是少林派的弟子他顯然不是，或者已經不是僧侶，對肉食和美色都表現得十分貪婪。可以確定的是他對自己的武學造詣十分自信，並打算以此而君臨天下。不幸的是，他對相面術過於迷信，以至於因為道教法師的話而打消了一切政治雄心。此後，出於《易筋經》的作用，李靖很快在武術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在唐朝建立後他成為李世民的親信衛士，或許也是李世民和少林寺發生聯繫的中介。在621年對軍閥王世充的戰爭中，一些站在唐朝一邊的少林寺僧人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幫助李世民取得了勝利。少林僧侶集團此後成為李世民的關鍵武力後盾之一。當李世民成為皇帝後，對以曇宗為首的十三名少林僧人給予了封厚的獎賞，並且賜予了少林寺4000畝的良田作為其經濟保障。57
另外，我們有理由懷疑，那位被大鬍子所信任的道教法師早已經被李世民所收買，因此才欺騙這個可怕的勁敵離開中國。這位法師或許是樓觀派的岐暉，或許是上清派的王遠知。這兩位著名道士都因為對唐政權的熱心支持而出名。事實上，在李淵和李世民建立唐帝國的道路上，道教發揮了比佛教大得多的作用。
根據記載，李氏家族是勞西烏斯或李耳的直系後裔，而一直以來，道教人士都宣揚勞西烏斯的後裔會成為皇帝。李淵父子當然會充分利用這一優勢。日益被佛教壓制的道教徒們也不會放過這個扭轉敗局的機會。樓觀派和上清派是從4世紀以來就分據南北的兩大道教派系，在這一點上看來達成了難得的一致。在李淵率兵從太原進入關中的遠征中，樓觀派的掌教岐暉發動了所有的人力物力資源去支持李淵的進軍。而上清派甚至在李淵起兵前就派王遠知去傳授給他預示李氏王朝將要興起的天命。58當李淵稱帝后，他第一時間宣稱自己是勞西烏斯的嫡系子孫，並將道教尊奉為國教，不僅超過佛教，甚至超過自漢代以來地位就牢不可破的儒家。
有理由認為，這種做法會引起佛教方面的強烈不滿。事實上，在太宗統治期間，有一個佛教僧侶法琳公然宣稱皇帝是鮮卑人的後裔，與勞西烏斯毫無關係。太宗在憤怒之下逮捕和流放了他，他很快死於流放的路上。可能是為了防止佛教方面反彈，也出於對少林寺強大武術實力的忌憚，太宗在同一時期下令將少林寺拆分成多座寺廟，並以防範海盜的名義將其中的一部分僧人遷徙到南方的福建地區，在莆田地區建立了著名的南少林寺，另外還有其他一些少林分寺，但大都在不久之後衰亡了。
少林寺與武曌的統治
少林在南北分裂後有所削弱，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僧人的遷徙也加快了少林武術的傳播。在李世民統治的晚期，中國僧侶玄奘（602年—664年）從印度留學歸來，受到了李世民的厚遇，似乎意味著佛教地位的回升。在李世民於649年死去後，佛教徒們又找到了新的希望：他的兒子和繼承者高宗李治（628年—683年）是一個較為溫和的統治者。他對於佛教寧願採取柔性控制而非剛性壓制的方式。高宗開辦了政府出資的翻譯機構，協助玄奘翻譯從印度帶回來的經書，令佛教徒感到頗受鼓舞。
更為重要的是，一顆倒向釋迦牟尼的政治新星正從帝國的宮廷之中冉冉升起，並很快將變成君臨四方的太陽。李世民一個默默無聞的嬪妃武媚（624年—705年），因為迷住了新皇帝李治而令他違背了家族倫理，在時人的厭惡目光中成為後者的寵妃和皇后，並取得了幾乎和皇帝並列的政治地位。當皇帝在664年打算廢黜她的時候，已經太晚了，武媚已經攫取了大部分的政治權力，而不再聽命於因為長期神經性頭痛而身體孱弱的皇帝。667年李治命令太子攝政，事實上實權已經轉移到武媚手上。
佛教徒們歡呼雀躍於李氏皇族的衰落——對他們來說，這直接意味著道教的沒落。而武媚既然無法得到勞西烏斯的保佑，也必須乞援於釋迦牟尼的法力。在武媚的支持下，佛教再一次佔據了上風。特別引人注意的是，武媚在680年與少林寺建立了親密的聯繫，在少林為她的父母修建了佛塔，並與少林方面通信往來不絕。在683年，武媚又挾持重病的皇帝巡視了少林寺，並賦詩一首。59在李治於同年年底死後，武媚又以為死去的皇帝祈禱為名，對少林寺進行了豐厚的賞賜，這顯然是在未來可能的政變中爭取少林武僧的支持。少林僧人對此心領神會。
李治死後，武媚以太后的身份成功地攝取了皇權。此後她越來越多地呆在洛陽，和附近的少林僧侶關係密切。然而，也由於皇太后的身份，武媚的權力只能在她生前維持，在她死後，李世民的子孫將再一次成為帝國的最高統治者，道教諸神將再一次凌駕於佛教之上。為此，佛教徒進行了中國政治史上最駭人聽聞的政治冒險：他們決定讓身為太后的武媚成為真正的皇帝。
690年見證了佛教徒所導演的一出鬧劇：許多神奇的自然現象在一夜之間出現，若干晦澀的歌謠在長安和洛陽的大街上被傳唱，預示著上天莫測的旨意。此時一部前所未聞的佛教經典《大雲經》出現了，經書中斷言，彌勒佛已經化身為女子，來到世間，並將實現帶給人們和平與幸福的統治。這顯然打動了武媚的心。在同一年她廢除了兒子的皇位，登基成為第一位女皇帝，將國號改為「周」，並給自己取了一個更適合自己身份的名字：武曌，意思是太陽和月亮一起在空中照耀。作為對佛教徒的報答，她下令將佛教立為國教，並將許多重要的僧人封為公爵。
在武曌宮廷中最受尊重的僧人是僧璨的傳人神秀（606年—706年），他被視為禪宗的第六位繼承人——然而據說禪宗所傳承的達摩的衣服和飯碗，卻在神秀的同學慧能（638年—713年）的手中。慧能被認為具有更高的佛學天才，禪宗在南方的主要教區都倒向慧能。但神秀卻贏得了帝國上層的青睞，並受到長安宮廷的禮遇。武曌本人都對他親自行跪拜禮。60神秀本人也和少林寺關係親密，當時重要的少林僧侶法如、慧安和元珪，都是神秀的同學或門徒，神秀的受寵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少林寺的支持。61
在696年，武曌令人意外地在嵩山舉行了一次封禪儀式。這一經典儀式的目的是通過祭祀天地，顯示皇帝超越時代的光榮業績。耐人尋味的是，這次封禪的地點選在少林寺所在的嵩山而不是通常的泰山，這是嵩山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得到這一殊榮。封禪之後，武曌來到少室山祭祀后土並造訪了少林寺——供奉她母親的佛塔就在那裡。顯然，這次封禪的目的之一就在於抬高少林的地位並鞏固與少林的親密關係。
雖然武曌在各個方面都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功，但新建立的佛陀所庇佑的周王朝仍然有一個致命的弱點——繼承人。武曌如果將皇位交給自己和李治所生的兒子們，那麼帝國等於重新回到了李氏家族的手中，如果將皇位交給和自己同姓的侄子，則又缺乏母子之間的親和力。或許是出於這一考慮，武曌在稱帝后不久就找來了許多美男子並與他們交合，希望擁有非李氏家族的親生後裔。但即使是彌勒佛轉世的皇帝，能夠完成凡人所無法想像的事業，也不能超越自然的界限——年逾六十的她不可能再生孩子。
繼承人的問題就這樣耽誤下來而從未獲得明確解決。直到705年，當武曌重病垂危的時候，一批政治冒險家發動了政變，逼迫年邁的女皇退位，將皇位交還給她的兒子李顯，即唐中宗。這個消息令佛教徒們驚恐不已。政變成功後，武曌在退位後不久就死去，她的家族也被清洗出政治舞台。但是新政府無意對佛教進行清算。在706年，神秀死後，中宗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同時對少林寺的慧安給予了豐厚的賞賜，並可能得到了後者的保證。在707年，中宗讓慧安返回少林，去彈壓那裡的反李唐勢力。一場潛在的僧兵叛亂被消除了。慧安在709年死於少林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