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夫黃任之之言曰：「任公先生政業之在民國，自有千秋論定。就文章論，戊戌迄今三十年來，自士大夫以至婦人豎子，外薄四海，惟先生為能攝取其思想，而盡解其束縛，一其視聽，此誠誘導國人迎吸世界新法，第一步最有價值之工作也。晚歲，指示人以科學方法，治國學之途徑，凡所著書，俱未告成，圖書辭典，亦甫著手，遂繼志以歿。要之近世紀文章震力之大，應聲之遠，誰能如之？」任公之一生，盡於數言中矣。任公卻極推崇黃公度其人，公度歿，任公為撰墓誌銘，有「弱齡得侍先生，惟先生教之誨之」等語。《飲冰室詩話》中，更一再述及公度，如云：「公度之詩，詩史也。」又云：「吾重公度詩，謂其意象無一襲昔賢，其風格又無一讓昔賢也。」又云：「公度穗卿觀雲，為近世詩家三傑。」又云：「黃公度嘗語余雲，四十以前所作詩，多隨手散佚，庚辛之交，隨使歐洲，憤時勢之不可為，感身世之不遇，乃始薈萃成編，藉以自娛，即在湘所見之稿也。」公度既不屑以詩人自居，未肯公之同好，余又失之交臂，未錄副本，近於詩話中稱其詩，海內外詩人貽書索閱者甚多，然急切無從覓致也。念其官日本參贊時，如重野安繹、森春濤、龜谷行諸君，皆有唱酬。又聞天南某氏曾在新加坡領事署鈔存《人境廬詩》一卷，余因征之東瀛南島，幸得數十篇，自今以往，每次詩話中可必有一鱗一爪矣。但所刊載，未必為公度得意之作。要之公度之詩，獨闢境界，卓然自立於二十世紀詩界中，群推為大家，公論不容誣也。」
按公度，諱遵憲，別署東海公，又號水蒼雁紅館主人，嘉應人。清光緒初，隨何子峨星使使日本，其時正值琉球事件，公度獻議何使，力主強硬，奈政府不之納。及朝鮮開港，公度又力言外交當由我主持，政府復不能用。既而甲午之役，日人要我開租界於蘇杭，公度參南洋大臣劉忠誠幕府，忠誠委以全權，與日領事珍田舍已會議。公度持蘇杭為內地，與疇昔沿江沿海之口岸有別，遂草新約，收回治外法權。珍田莫能難，簽約達彼邦當軸，彼邦當軸深怒珍田之辱命，提抗議於我政府。清廷懦怯，竟為所屈，而公度所擬之約遂廢。其倔強不媚外有如此，洵難得也。與梁任公更有一度之結合。公度嘗斥資辦《時務報》於海上，頗欲徵求一相當人才為主筆，奈一再物色，迄未有得。其時梁任公在北京，公車上書，文筆之酣暢淋漓，條脈清晰，世無其匹。公度讀而大喜，招之來申。相見之餘，為談世界大勢及古今學術之變遷，直至掌燈，任公始別去。明日，袖稿來見曰：「一昨得聆宏論，開我茅塞。歸而喜不成寐，力草數萬言以志之，幸乞郢政也。」公度觀之，稱揚不絕口，乃延之以主《時務報》筆政。蓋知遇之深，勝於尋常，毋怪任公之推崇不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