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本回來後，我一直期待著一次故鄉之行。對於一個好不容易修補起來了的家鄉，我不應該繼續躲避。今年秋天終於回去了一次，一直陪著我的鄉土學者姚業鑫先生要我先去看看河姆渡博物館，這又結識了博物館館長邵九華先生。兩位學者用余姚話給我詳細介紹了河姆渡的出土文物，那是足夠寫幾篇大文章的，留待以後吧。我在參觀中最驚訝的發現是，這兒，七千年前，人們已經在摘食楊梅，在陶甑所盛的香噴噴白米飯上，已經有可能也蓋著一層霉乾菜！有的學者根據一個陶碗上所刻的野豬圖形，判斷當時的河姆渡人不僅燒食豬肉，而且極有可能正是由霉乾菜燒成。難道故鄉的生態模式，早在七千年前就已經大致形成？如此說來，七千年過得何其迅速又何其緩慢。
我在河姆渡遺址上慢慢地徘徊，在這塊不大的空間裡，漫長的時間壓縮在泥土層的尺寸之間。我想，文明的人類總是熱衷於考古，就是想把壓縮在泥土裡的歷史爬剔出來。那麼，考古也就是回鄉，也就是探家。
我在本文開頭說過，探視地面上的家鄉往往會有難言的失落，使無數遊子欲往而退；那麼，探視地底下的家鄉就沒有那麼多心理障礙了，整個兒洋溢著歷史的詩情、想像的愉悅。我把這個意思說給了陪著我的兩位專家聽，但他們說，探視地底下的家鄉也不輕鬆。
我終於約略明白了他們的意思。就在我們腳下，當一批批七千年前的陶器、木器、骨器大量出土的時候，考古學者在陶釜和陶罐裡發現了煮食人肉的證據，而且，煮食的是嬰兒。多麼不希望是這樣，他們鄭重地請來了古人類學家賈蘭坡教授，老教授親自鑒定後做出了肯定的結論。此外，又挖掘出了很多無頭的骨架，證明這裡盛行過「獵首」的祭奠儀式。當然這一切絕不僅僅發現在河姆渡遺址中，但這兒的發現畢竟說明，使故鄉名聲大震的悠久文化中，包含著大量無法掩飾的蒙昧和野蠻。
可以為祖先諱，可以為故鄉諱，但諱來諱去只是一種虛假的安慰。遠古的祖先在地底下大聲咆哮，兒孫們，讓我真實，讓我自在，千萬別為我裝扮！
於是，遠年的榮耀負載出遠年的惡濁，精美的陶器貯存著怵目的殘忍。我站在這塊土地上離祖先如此逼近，似乎伸手便能攙扶他們，但我又立即跳開了，帶著恐懼和陌生。
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指出，蒙昧——野蠻——文明這三個段落，是人類文化和社會發展的普遍階梯。文明是對蒙昧和野蠻的擺脫，但是蒙昧和野蠻並不是一回事。蒙昧往往有樸實的外表，野蠻常常有勇敢的假象。從歷史眼光來看，野蠻是人們逃開蒙昧的必由階段，相對於蒙昧是一種進步；但是，野蠻又絕不願意就範於文明，它會回過身去與蒙昧結盟，一起來對抗文明。
結果，一切文明都會遇到兩種對手的圍攻：外表樸實的對手和外表勇敢的對手，前者是無知到無可理喻，後者是強蠻到無可理喻。更麻煩的是，這些對手很可能與已有的文明成果混成一體，甚至還會悄悄地潛入人們的心底。這使我們在尋找它們的時候，常常尋找到自己的父輩、自己的故鄉、自己的歷史。
我們的故鄉，不管是空間上的故鄉還是時間上的故鄉，究竟是屬於蒙昧、屬於野蠻，還是屬於文明？我們究竟是從何處出發，走向何處？
我想，即使是家鄉的陶瓷器皿也能證明：文明有可能盛載過野蠻，有可能掩埋於蒙昧。文明易碎，文明的碎片有可能被修補，有可能無法修補。
然而，即便是無法修補的碎片，也會保存著高貴的光彩，永久地讓人想像。能這樣，也就夠了。
告別河姆渡遺址後，幾乎沒有耽擱，便去余姚市中心的龍泉山拜謁重新修復的四位先賢的碑亭。一路上我在想，區區如我，畢生能做的，至多也是一枚帶有某種文明光澤的碎片罷了，沒有資格躋身某個遺址等待挖掘，沒有資格裝點某種碑亭承受供奉，只是在與蒙昧和野蠻的搏鬥中碎得於心無愧。
無法躲藏於家鄉的湖底，無法奔跑於家鄉的湖面，那就陳之於異鄉的街市吧，即便被人踢來踢去，也能鏗然有聲。
偶爾有哪個路人注意到這種聲音了，那就順便讓他看看，那一小片潔白和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