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子一個轉彎，經過了小公園，熟悉的巷道映入眼簾，同樣的二樓公寓，同樣的紅磚圍牆，同樣的矮樹籬笆，連巷口的榕樹都還有著相同的彎腰姿勢，我知道我已經又回到魂牽夢繫的舊地：中興新村。
那是多少年了？恐怕距離我上一次來到這裡，匆匆已經三十幾年過去了。
我是為了參加四姨丈的葬禮而回來的。四阿姨和二位表弟可能都沒有預期我會回來，他們早已習慣我永遠的忙碌與缺席，但我怎麼能夠不回來？在昔日父親臥病潦倒、而家中所有的小孩都還幼小的時候，二位善良熱心的姨丈，是最疼我們這些小孩、幫助我們家庭最多的親人。但他們卻是最新也最陌生的親人，媽媽和他們甚至還語言不通呢。
三姨丈和四姨丈都是我們搬到中部山區之後才結的親家，媽媽和爸爸作主，把美麗溫柔的三阿姨和聰敏幹練的四阿姨，都嫁給了在台灣省政府所在地中興新村服務的外省單身漢，這樣，我們就得到了最新的親戚。
三姨丈比較穩重內歛，見到不會說國語的母親總是面帶靦腆，說不了幾句話；四姨丈則是熱情洋溢，每次路過來訪，總是人未進門，笑聲和招呼聲先響徹了樓梯口。也不管媽媽的國語多麼困難，四姨丈總是一勁兒點頭，附和地說：「大姊您說得對…。」
親戚有相互走動之誼，我們也三不五時得到中興新村去走走。原來在北部的親戚，都因為我們搬到遠地而生疏了來往，反倒這二位「新來的親戚」是我們最親密的親人了。對不會說國語的母親來說，這種親戚往來是「艱難的」，有時候父親不在家，四姨丈忽然騎著腳踏車來訪（也不是什麼要緊事，通常就是因為他來到附近街市買個東西，覺得應該過來看看），當他的笑聲在樓梯口響起時，媽媽突然顯得有點驚慌，一面倉皇抹臉整衣，一面就在我面前失去鎮定，口中喃喃：「要按怎？要按怎？我又不會講國語？」
雖然本來不熟，溝通又有困難，但三姨丈、四姨丈仍然很快成為最親的親戚。一個原因是距離，二位新親戚的住處離我們只有三、五公里，腳踏車是十分鐘車程，走路也是半小時到四十五分鐘，在鄉下地方，這種距離幾乎就是「守望相助」的距離了；另一個原因則是，這二位姨丈都是樸直善良的人，對於我們家庭經濟的困頓，總是慷慨伸出援手，忘了他們本身也是勉強溫飽的基層公務員。
他們和傳說中高高在上、欺負「我們台灣人」的國民黨外省人不太一樣，他們好像沒有什麼能耐（或權勢）欺負別人，他們看起來更像是「落難者」。一方面他們的收入也極為有限，過的也是極其簡樸的生活；另一方面他們都是失去家鄉的「流離者」，有一次四姨丈提到自己多年不見的父母和故鄉，竟然突如其來悲不自勝、涕泗縱橫，把我們一班小孩嚇了一跳。
但我們闖進這些外省親戚的家中，看到另一種文化，譬如說他們沒有我們台灣人家中普遍看見的公媽桌和祖先「神主牌」，每到過年祭祀時，我看見四姨丈就拿一張紅紙用毛筆寫上「李氏歷代祖宗之靈」，拿這張紙包住一片厚紙板豎在桌旁，就權充祖先牌位了，全家人就對著這張紅紙祭拜著，看起來也一樣虔誠。姨丈家裡書也不多，但和我其他外省同學家中一樣，總有幾本讓我羨慕的書，譬如說他們書架上會有《胡適文選》、《朱自清全集》，或者蔣夢麟的《西潮》，我的本省同學家中很少有人有這些書，而姨丈還有一些像《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之類令我同樣垂涎的書，只有那些《應用公文實例》或《實用尺牘指南》，我試著讀了幾頁，發現很難產生興趣。
四姨丈令我孺慕嚮往的，不只是他隨身帶著流亡的一點「中華文化」碎片，還有他口中的故事，他會摸著我的頭說：「宏志呀，長大了要像羅家倫一樣，二十八歲就做北大校長…。」我當時不太知道這位「羅家倫」是幹什麼的，更無從知道我姨丈從來就「說錯了」，羅家倫不曾當過北大校長，他妙年出任清華大學校長的時候，也不是二十八歲，而是三十一歲。但這句話裡面的期許鼓勵的意思，我是感覺得到的。
這些也都不打緊，他人的「別種生活」對我們來說，就是新鮮活潑的元素，刺激我們對「美好生活」有不一樣的想像。這些新鮮元素當中，又以「飲食文化」最為實際而有滲透力。三姨丈和四姨丈都精於麵食與烹飪，簡單的材料在他們手中都有不同的生命。我們家中本來純種的「台式料理」，如今有了新的想像。三姨丈跑來教我們做山東人的饅頭、包子，和水餃，大開我們的眼界。四姨丈也有他很拿手的水餃，有一次過年，四姨丈把水餃皮擀薄，加入胡蘿蔔、菠菜、和蛋皮做餡料，發明了紅、黃、綠三色晶瑩剔透的水餃，讓我們驚喜不已。
三姨丈、四姨丈是我們新得到的「外省親戚」，這個交往過程是「水乳交融」、「相濡以沫」，充滿善意和感動的。事實上，在沒有「藍綠對抗」、「省籍情結」的操作之前，民間這種自然因為通婚、近鄰、交友而得來的文化交流，大多是一些充滿趣味和饒富人情的經驗，很少有仇恨、敵視的交往。可能因為我們的身份地位，看不到真正大權在握、霸道橫行的外省高官，位居基層的外省流亡知青，大家同是天涯淪落之人，彼此相惜相敬，也是不難想像的事。
但我們看見的不只是我們自己的親人，像我的三姨丈、四姨丈，我們通過他們，也窺見了其他外省人的生活與生命基調。我會在過年拜年之時，看見他們同樣來拜年的同事或遠親，我們因而有機會同桌吃飯，聽見他們用未改的鄉音談論著時事、國事、家鄉事；我們也在這些短暫的相遇中，感受到他們的情感、情懷、與情操；這都是讓我用「有血有肉」的方式，瞭解流亡在他們不曾想像的地方的這群失鄉的人。更有意思的，我在這些點點滴滴的經驗中，窺見了一個值得研究反省的「獨特社會」：中興新村。
在六○年代初次來到中興新村的時候，我很訝異「它」與其他台灣農村鄉鎮的「不一樣」。第一個不一樣是它的「相貌」，我居住的鄉下當時大部分還是四合院式的農村住宅，ㄇ字型的房舍圍著一塊曬榖場，農舍本身不是土角厝就是紅磚平房；鄉鎮的街市商業住宅，最常見的是二層樓建築的水泥房，基本上也是磚造的，富裕的店家或許有一塊「洗石子」的地板或騎樓，那是比較稀奇的。少數的公家機關使用的建築，有的用了舊有的日本木造房舍，像我們小鎮上的醫院；或者用了日據時代留下來的洋樓，像我們當時的鎮公所；只有我們小鎮上富裕的農會，才用了四層的鋼筋水泥「摩天大樓」…。
但來到中興新村，它卻有著大型公用建築和大量的公園綠地；村界入口之處，不但有巍巍的牌坊大門，還有蓮花池相迎；它完全沒有商店招牌，卻有美麗的街樹和道旁花卉，紅磚灰瓦的花園公寓整齊排列，秩序井然。那個時候，當然，我還沒有能力瞭解，為什麼它是那麼的「不一樣」…。
對我來說，中興新村給我一個「理想國」的感覺。主要的一個原因，是它的地景與建物看起來無不秩序井然，街道整齊乾淨，到處花木扶疏、寧謐安詳，沒有亂七八糟的礙眼建物（在這裡看不到石綿瓦的鐵皮屋），也沒有露出破敗之象的公共建設（每一座公共建築都是新穎而端莊堂皇）。它不像我們農村到處有鳴聲不斷的雞捨豬圈，更有各種水田池塘的堆肥爛泥，中興新村對我來說，是一座「不食人間煙火」的全新市鎮，它沒有稻田菜圃，沒有農家不可或缺的竹叢（提供日常生活使用的竹子和食用的竹筍），但它也沒有我們小鎮街市充斥的各種店招和商店，我不能想像它究竟靠什麼生活？
我第一次親履中興新村是民國五十一年（一九六二），距離它的建設使用（一九五七）才不過五年，什麼都是新的，倒是樹木已經綠葉成蔭了，不知道是保留了原有樹木，還是移植而來？很快的，剛剛上學的我，就從學校老師以及其他長輩那裡聽來一些軼聞掌故，知道中興新村是為台灣省政府的「疏開」而建設的新市鎮，市鎮的居民不是農民商人，全部是在各種政府機構上班的公務人員。我雖然沒趕上戰爭，但聽父執輩講述「美軍空襲」時老百姓如何「疏開」種種故事，對「疏開」略覺有些概念，對政府機關疏散到山間鄉下的「必要性」也深信不疑。
瞭解中興新村的居民不靠耕稼商販生存，並沒有解消我對它的羨慕與好奇，我在這個清潔美麗的小城看見另一種生活。譬如說，它有富麗堂皇的「中興會堂」，那是一座純白色巴洛克式的巨大禮堂。禮堂平日可能做省府大型集會的場地，但在週日，它又搖身一變成為播映電影的「住民娛樂場」，所有的省府員工，自然也包括我的兩位姨丈，都能拿到若干電影券，週日下午，這座白色大禮堂充滿嘉年華會氣氛，門口那一片廣大的綠地廣場更成為住民放風箏、逗小孩、曬太陽的「中央公園」。
最讓我感到神奇的是，當時的中興新村從外表看，幾乎看不到商店和招牌，也沒有令人頭疼的攤販，但似乎居民生活上的各種需要都受到照顧。我的姨丈會帶我們走往一個機關建築，一個轉角里我們會發現一家省府的「福利社」，它像後來我所認識的「超市」一樣，供應著省府員工的日常生活所需，公務員們不一定用「金錢」來做交易，有許多「配給」的物資也在這裡領取，省府員工的許多福利也都變成某種「票券」，憑著一張小紙條，他們有時候可以領到奶粉，甚至是一台電風扇…。但小時候的我期待的還不是這些，而是在福利社的一角擺著一隻厚重的冰櫃，姨丈會要福利社裡的工友從中取出冰棒或雪糕，那冰涼濃郁的奶香美味，四十多年過去，我還覺得難以忘懷。
這裡真的是一個神奇的自足社會，它看起來什麼都沒有，卻又什麼都不缺，在這裡，什麼都被照顧了，你有更多金錢也無處給你消費。如果世界上真有一種「社會主義天堂」，在我想，它應該就長這個樣子…。
所有的社會主義天堂，當然都是一種假象。就連中興新村那種寧靜美麗的「和諧社會」，底層也有六○年代台灣的專制統治與軍事壓迫。花木扶疏的街容與蟬鳴不已的環境，底層也掩蓋著老百姓恐懼噤聲的「社會控制」。
可是中興新村還是都市計畫史上一個有趣的例子，一個為了政治目的所建設的「人工城市」，完全沒有自然發展的前提，它原有的鄉村和叢林面貌被彌平了，憑空建造了一座排水良好、街道整潔的「上班城市」，有點像是今天馬來西亞吉隆坡的行政專區的布城（Putrajaya）一樣。中興新村這座「人工城市」幾乎沒有「自然城市」常有的缺點，因為它沒有自然成長的痕跡，因而也就沒有隨著自然發展而來的違建、破壞、和髒亂，更沒有因為私產所有權所帶來的各種都市規劃的難題與扭曲。它貫徹了建造者的「意志」，城市規劃前的任何地理跡象都不曾留下（也許只剩地形起伏和遠方山景），可見「清除」的徹底，它是沒有歷史的，它和孫悟空一樣，是從石頭之中一夜之間迎風誕生的。
這座人工城市更反應了建造者的「想像」，它不像任何台灣的城鎮，倒像是對美國郊區「花園城市」的嚮往與回應。它有蓮花池和梅園，它有大片草坪和周邊花圃，它有環山的綠蔭道路和幽靜的住宅巷弄，它有辦公樓與宿舍，也有學校與醫院。它的建築並不取材於台灣鄉間的紅牆黑瓦，它的植物選擇也不同於台灣鄉間的綠竹茄冬，它立基於台灣鄉間，包圍在草屯鎮往南投鎮的路上，但它遠眺歐美社會，想要脫離現實世界，投入另一個「更美好」的社會。
中興新村這種奇特的建造心理與建造哲學，紀錄台灣某一個世代的政治雰圍，後來它的發展命運詭譎，也和它的建造前提有關。台灣政治發展中的一個突如其來的「凍省」行動，使得中興新村一夕之間被「遺棄」了，它的功能也突然「終止」了，它原來數量龐大的公務人員一夕之間被分派到各種地方。政治上一個決定，城市也突然「時間停止」了。
這一刻，我回來參加姨丈的葬禮。車子一個轉彎，經過了小公園，熟悉的巷道映入眼簾，同樣的二樓公寓，同樣的紅磚圍牆，同樣的矮樹籬笆，連巷口的榕樹都還有著相同的彎腰姿勢，我知道我已經又回到魂牽夢繫的舊地。幾十年來，我去過的每個地方都變了，唯有中興新村沒有變。
其實它也變了。變得有一點衰敗了，房舍的老舊滄桑浮現了，各種暫時使用的違建也橫七豎八的生長了，昔日簇新的辦公樓如今也褪色了，招牌與商店也變多了…。但其他台灣鄉村都變了面貌，它卻大致還和四十年前一樣。
我來到位於新村山腳下的殯儀館，坐在略嫌侷促的小禮堂裡，喪禮樂隊是穿著開衩短旗袍的辣妹，像「女子十二樂坊」一樣，正用胡琴、古箏等樂器演奏著不知名的哀樂，但曲子我愈聽愈覺耳熟，最後我才恍然大悟，樂曲其實是放慢了速度的羅大佑《愛的箴言》，沒多久又有一首曲子被我認出，那是放慢轉速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台灣的世俗葬禮一向「與時俱進」，永遠能夠吸納新的元素成為新的內容，和布袋戲一樣。
坐在禮堂裡，在哀樂繚繞中，我忍不住低下頭想，台灣究竟該舊還是該新？或者用時髦的話說，台灣該「守舊」還是「創新」？從前這個題目容易回答，但今天這個問題可就難了，我們已經知道「歷史」得來不易，我們不會輕易放棄任何已經擁有的東西。這個問題放到中興新村來，我們應該怎麼想？
中興新村的建造理由與建造哲學是過去的歷史了，今天我們已經不再可能用如此激烈的手段和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去對付某一個存在的環境，也就是說，我們是不再可能建造另一個「新村」了。但已經逐漸古老的「新村」怎麼辦？我們要拿中興新村怎麼辦呢…？
我想起朱天心小說《古都》裡的台北，一個恣意破壞記憶的城市，叫人想讓記憶駐足流連也難。事實上，何止是台北，你回到台灣任何一個你成長的城市鄉鎮，你都會發現找不到昔日的故厝（已經拆掉了），甚至找不到昔日的街道（已經拓寬改建了），你可能也找不到舊日的學校或校舍、古廟或廟前的老榕樹…，那些做為你記憶座標的足跡碑痕都已流轉變換，你忍不住要問：「這是哪裡？」甚至要懷疑自己是否「真的存在過」。
比較起來，至少朱天心在小說中找到「對照組」是日本的京都，京都相對就是沉靜安穩的存在，我們蜉蝣般的生命雖然不能丈量「千年古都」的意義，不過年復一年你重遊舊地，發現古廟還在此，老樹還在彼，百年老店也還在營業，你的心情因而是安定的。
但我這個「社會科學」的學習生，很快地就找到「同情」台北的理由，一種也許我可以稱為城市的「社會動力學」。在我想，台北很難成為古都，是因為它還很「有用」，每天還在發展，而發展就是變化，發展就是破壞，它很難不成為一個破壞記憶的城市。只有一個城市「過去的地位」比現在重要，比未來重要，它才能有一部分「沒有用」，它才能成為一個，唉，所謂的「古都」。我說的確實就是台南或鹿港那樣的例子，它們過去曾經極重要，如今因為某種緣故不再撐得起原有的架構，台南不再是行政中心，鹿港不再是集貨商港，它們原有的發展動能停住了，因而「變成」古都。
也就是說，包括日本京都在內，古都大多不是「自願的」，它們大部分是被歷史前進路線「遺棄」，失去了變新的動能（也就是使用的功能），它們就停在那裡，時間凍結，成為某一種「過去時刻的膠囊」，也就是所謂的「古都」。只要給任何「古都」再度發展的動能，譬如蘇州變成高新科技園區的例子，地產開發商就會像「使有機物腐敗的細菌」一樣，讓你的城市立刻變了樣，你得要費盡千辛萬苦的力氣，才能免於記憶被完全抹煞。我所說的「千辛萬苦」，指的就是今天的歐洲各國，為了保存古城或古城區，他們必須擁有眾多深知歷史資產意義的居民，願意為共同的文化遺產犧牲許多發展的機會，更必須放棄種種更動古跡與文物的自由，才能換來「主動的」（也就是「自願的」）某種可以留住記憶的古城。
中興新村就是一個被歷史發展軌跡「遺棄」了的城市，它的動能突然間隨著「凍省」而「凍結」了，時間往前走，台灣社會其它城市鄉鎮也都往前滾動，只有它留在原地，安靜而且安定，變成了，呃，一種「古都」。
昨天還是全新起造的「新村」，今天就變成緩緩老去的「古都」，歷史進程有時候未免也太捉弄人了。
但感傷有什麼好處？我反而還慶幸台灣憑空掉下來一個「古都」呢。現在難道不是給我們一個機會，學習如何保護、保存一個古都的時候嗎？
把中興新村變成一個「現地博物館」如何？這片佔地廣大、建設完整、充滿獨特經驗的「古都」，是讓我們看見城市如何由某種意志而生，又因某種意志而死的「田野實證」，它可以成為一個未來研究學習、體會理解的「完整個案」，在知識上的意義是不得了的。
有的人可能不喜歡「中興新村」代表的國民黨霸權時期的回憶，更看不順眼它缺少政治正確的「台味」（要說台灣的Chinatown，中興新村比台北市更有資格），但讓我們寬闊大方一些，政治上台灣人早就得勝了，如今沒有台灣人的「庇護」（blessing），沒有人可以當選總統的，台灣人已經當家做主了，任何在台灣發生過的事現在全成我們的「文化資產」（不再是悲情記憶），昔日留下的孔廟是這樣的意思，今日保留中興新村也是這樣的意思（千萬別改它的路名、樓名，也不要拆掉那些如今看起來頗為尷尬的各種銅像）。
新村已經「古老」，我們要如何保留它的「古老」，而不至於「毀壞」？我們又要如何讓它可以生活，可以觀光，但又時間停止，不要再有變化？這當然都是頗有挑戰的課題，台灣學習做一個有教養的國家，這樣的課題絕對不可或缺…。
唉，我本來返鄉參加姨丈的葬禮，為什麼腦筋不肯休息，想起一座城市的生與死呢？
也許是我這位「外省親戚」帶給我的感慨，他誠實平凡的一生受到大時代的浪潮沖刷，也許一直有著「此身非我有」的滄桑之感，他曾經寄身在「反共基地」裡一個奇特的「烏何有之鄉」，無法回家，卻在此地娶妻生子，落地生根，成為台灣社會的一員。他在這裡慢慢重建起家鄉的「滋味」（用台灣的食材做出記憶中家鄉的菜餚），重建「家族法統」（一張紅紙的祖宗牌位，以及他所相信延續香火的傳宗接代），他在這裡接受了民主的洗禮，眼睜睜看著國民黨的垮台（以及變成面目全非的「台灣國民黨」），最後他更終老於此，也葬身於此，他和蔣經國或馬英九一樣，「也是台灣人了」。
中興新村，訴說的就是幾十萬流亡台灣各式各樣的外省人故事，它像是個超大型「眷村」，但和眷村又不相同，它不是軍隊的文化，而是公務員的文化。中興新村鮮少目不識丁的老粗，居住者大部分頗有文化與教養，但他們大部分也不是有權有勢的人，不過是在官僚體制基層討生活的人，這樣的生活不一定是他們的選擇，但在那個戰亂流離的時代，這是他們僅有的選擇。
我的四姨丈走了，和他同時代的流亡朋友也紛紛走了，還沒走的也很老了，我在葬禮上看到許多哀戚的老人，那是他的同事和朋友，葬禮中的年輕人很少，凍省之後的中興新村，連新一代的公務人員都很少了，現在這裡是「人口移出」的地方了，和我的農村家鄉一樣，新血不會再來這樣的地方了，或者我可以這樣說，姨丈的時代和中興新村的時代，都要結束了。
也許我們真應該聽聽小說家做為預言者的逆耳忠告，也許我們真應該為保留記憶做一點努力，這裡恰巧有一個城市突然被遺棄，突然凍結成一個時光膠囊，突然有了成為古都的條件，我們要不要給「新村」成為一個不受遺忘、也不受破壞的「古都」的機會呢？
葬禮之後，我和二姐送已然老去卻聰明依舊的阿姨回家，車子一個轉彎，經過了小公園，熟悉的巷道映入眼簾，同樣的二樓公寓，同樣的紅磚圍牆，同樣的矮樹籬笆，連巷口的榕樹都還有著相同的彎腰姿勢，走進巷道，房舍面貌也依舊，再進阿姨的房裡，老式沙發鋪著沙發套，簡單的木頭茶几上還立著熱水瓶，家裡的陳設恍若昨日，生活方式也停在四十年前，這曾經是我熟識的「一種台灣」，它也快要從我們的記憶中消失了。我來送姨丈的最後一程，卻彷彿送別的是一個時代，和一種存在過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