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5年，林徽因在北京香山養病期間——
聽到一段當我還是個小姑娘時在橫渡印度洋回家的船上所熟悉的樂曲——好像那月光，舞蹈表演，熱帶星空和海風又都湧進了我的心靈，而那一小片所謂的青春，像一首歌中輕快而短暫的一瞬，幻影般襲來，半是悲涼，半是光彩，卻只是使我茫然。
二
1935年，林徽因同父異母弟弟林恆來北京，住在梁家，林徽因的生母與這個「兒子」之間出現矛盾，林徽因為此煩惱不堪——
三天來我自己的母親簡直把我逼進了人間地獄。這話一點也不過分。頭一天我發現母親有點體力不支，家裡有種不祥的氣氛。我只好和我的異母弟弟深談過去，以建立一種相互瞭解並使目前這種密切來往能夠維持下去。
這搞得我筋疲力盡並深受傷害，到我臨上床時真恨不得去死或從來沒有出生在這麼個家庭裡過……我知道自己其實是個幸福而走運的人，但是早年的家庭戰爭已使我受到了永久的創傷，以致如果其中任何一點殘痕重現，就會讓我陷入過去的厄運之中。
三
1935年末，日軍全面侵略已近在眉睫，梁思成與林徽因正收拾整理準備南遷——
思成和我已經為整理舊文件和東西花了好幾個鐘頭了。沿著生活的軌跡，居然積攢了這麼多的雜七雜八！看著這堆往事的遺存，它們建立在這麼多的人和這麼多的愛之中，而當前這些都正在受到威脅，真使我們的哀愁難以言表。特別是因為我們正淒慘地處在一片悲觀的氣氛之中，前途渺茫……
如果我們民族的災難來得特別迅猛而凶暴，我們也只能以這樣或那樣迅速而積極的方式去回應。當然會有困難和痛苦，但我們不會坐在這裡握著空拳，卻隨時讓人威脅著羞辱我們的「臉面」。
四
1935年聖誕節，費氏夫婦離開北京回國。這是他們走後林徽因寫給他們的第一封信——
自從你們兩人來到我們身邊，並向我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對生活以及總體上對未來的新看法以來，我變得更加年輕、活潑和有朝氣了。每當我回想起今年冬天我所做過的每一件事，我自己都會感到驚訝並充滿感激之情。
你們知道，我是在雙重文化的教養下長大的，不容否認，雙重文化的接觸與活動對我是不可少的。在你們倆真正在（北總布胡同）三號進入我們的生活之前，我總是覺得若有所失，缺了點什麼，有一種精神上的貧乏需要營養，而你們的「藍色書信」充分地補足了這一點。另一方面，我在北京的朋友都比我年歲大，比我老成。他們提供不了多少樂趣，反而總是要從思成和我身上尋求靈感和某些新鮮東西。我常有枯竭之感。
今秋或初冬的那些野餐，騎馬（還有山西之行）使我的整個世界煥然一新。試想如果沒有這些，我如何能熬過我們民族頻繁的危機所帶來的緊張、困惑和憂鬱？騎馬也有其象徵意義。在我總認為都是日本人和他們的攻擊目標的齊化門外，現在我可以看到農村小巷和在寒冬中的廣袤的原野，散佈著銀色的纖細枯枝，寂靜的小廟和人們可以懷著浪漫的自豪偶爾跨越的橋。
五
抗日戰爭爆發後，1937年11月梁家南遷途中，暫住在長沙——
在日機對長沙的第一次空襲中，我們的住房就幾乎被直接擊中。炸彈就落在距我們的臨時住房大門十五碼的地方，在這所房子裡我們住了三間。當時我們——外婆、兩個孩子、思成和我都在家。兩個孩子都在生病。沒人知道我們怎麼沒有被炸成碎片。聽到地獄般的斷裂聲和頭兩響稍遠一點的爆炸，我們便往樓下奔，我們的房子隨即四分五裂。全然出於本能，我們各抓起一個孩子就往樓梯跑，可還沒來得及下樓，離得最近的炸彈就炸了。它把我拋到空中，手裡還抱著小弟，再把我摔到地上，卻沒有受傷。同時房子開始軋軋亂響，那些到處都是玻璃的門窗、隔扇、屋頂、天花板，全都坍了下來，劈頭蓋腦地砸向我們。我們衝出旁門，來到黑煙滾滾的街上。
當我們往聯合大學的防空壕跑的時候，又一架轟炸機開始俯衝。我們停了下來，心想這一回是躲不掉了，我們寧願靠攏一點，省得留下幾個活著去承受那悲劇。這顆炸彈沒有炸，落在我們正在跑去的街道那頭。我們所有的東西——現在已經不多了——都是從玻璃碴中撿回來的。眼下我們在朋友那裡到處借住。
每天晚上我們就去找那些舊日的「星期六朋友」，到處串門，想在那些妻兒們也來此共赴國難的人家中尋求一點家庭溫暖。在空襲之前我們仍然常常聚餐，不在飯館，而是在一個小爐子上欣賞我自己的手藝，在那三間小屋裡我們實際上什麼都做，而過去那是要佔用整整一棟北總布胡同三號的。我們交換著許多懷舊的笑聲和歎息，但總的說來我們的情緒還不錯。
我們已經決定離開此處到雲南去……我們的國家仍沒有組織到可使我們對戰爭能夠有所效力的程度，以致至今我們還只是「戰爭累贅」而已。既然如此，何不騰出地方，到更遠的角落裡去呢。有朝一日連那地方（昆明）也會被轟炸的，但眼下也沒有更好的地方可去了。
六
在從長沙前往昆明途中，林徽因病倒在湘貴交界的晃縣，高燒四十度，兩周後勉強退燒——
我們在令人絕望的情況下又重新上路。每天凌晨一點，摸黑搶著把我們少得可憐的行李和我們自己塞進長途車，到早上十點這輛車終於出發時，已經擠上二十七名旅客。這是個沒有窗子、沒有點火器、樣樣都沒有的玩意兒，喘著粗氣、搖搖晃晃，連一段平路都爬不動，更不用說又陡又險的山路了。
七
1937年12月24日深夜，他們所乘坐的長途汽車在以土匪出沒著稱的「七十二盤」頂上突然「拋錨」，全家人摸黑走了一段山路之後——
又一次，奇跡般地，我們來到峭壁邊上的一片房子，讓我們進去過夜……此後，又有關於這些破車，意外的拋錨，臭烘烘的小客棧等等的一個又一個插曲。間或面對壯麗的風景，使人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心疼。玉帶般的山澗、秋山的紅葉和發白的茅草，飄動著的白雲、古老的鐵索橋、渡船，以及地道的中國小城，這些我真想仔細地一樁樁地告訴你，可能的話，還要注上我自己情緒上的特殊反應。
八
到昆明後，梁、林在晃縣邂逅的那批飛行員從航校畢業，開始正式在空軍服役。其中一位的座機在一次空戰中迫降在廣西邊境——
直到第三天早晨，他才乘一趟慢車回到昆明。在他失蹤的兩天夜裡我們都睡不好覺，但又看到他，只是下巴受了點輕傷，真是喜出望外。瞭解到這次空戰的一手消息和結果，而全城對此都還渾然不知。
這八個孩子士氣很高，心地單純，對我們的國家和這場戰爭抱著直接和簡單的信心，他們的身體都健康得叫人羨慕。他們所受的訓練就是讓他們在需要時能夠不假思索使用自己的技能並獻出自己的生命。他們個個都沉默寡言。
不知怎麼，他們都以一種天真的孩子氣依戀著我們。我們之間產生了很深的親情。他們來看我們或給我們寫信，好像是他們的家裡人。其中很多人去了前線，有的則在昆明保衛著我們的生命。有一位我告訴過你的，小提琴拉得很好，人特別可愛。最近決定要結婚了。不要問我如果他結了婚又出了事，他的女朋友會怎樣。我們就是無法回答這類問題。
九
1941年8月，蟄居川西小鎮李莊的林徽因眼見大隊日機凌空飛過——
儘管我百分之百地肯定日本鬼子絕對不會往李莊這個邊遠小鎮扔炸彈，但是，一個小時之前這二十七架從我們頭頂轟然飛過的飛機仍然使我毛骨悚然——有一種隨時都會被炸中的異樣的恐懼。它們飛向上游去炸什麼地方，可能是宜賓，現在又回來，仍然那麼狂妄地，帶著可怕的轟鳴和險惡的意圖飛過我們的頭頂。我剛要說這使我難受極了，可我忽然想到，我已經病得夠難受了，這只是一時讓我更加難受，溫度升高，心跳不舒服地加快……眼下，在中國的任何角落也沒有人能遠離戰爭。不管我們是不是在進行實際的戰鬥，也和它分不開了。
思成是個慢性子，願意一次只做一件事，最不善處理雜七雜八的家務。但雜七雜八的事卻像紐約中央車站任何時候都會到達的各線火車一樣衝他駛來。我也許仍是站長，但他卻是車站！我也許會被輾死，他卻永遠不會。老金（正在這裡休假）是那樣一種過客，他或是來送客，或是來接人，對交通略有干擾，卻總能使車站顯得更有趣，使站長更高興些。
金岳霖附言：
當著站長和正在打字的車站，旅客除了眼看一列列火車通過外，竟茫然不知所云，也不知所措。我曾不知多少次經過紐約中央車站，卻從未見過那站長。而在這裡卻實實在在地既見到了車站又見到了站長。要不然我很可能會把他們兩個搞混。
梁思成在信的末尾寫道：
現在輪到車站了：其主梁因構造不佳而嚴重傾斜，加以協和醫院設計和施工的醜陋的鋼鐵支架經過七年服務已經嚴重損耗（梁早年因車禍脊椎受傷，一直穿著協和醫院特製的鋼馬甲），從我下面經過的繁忙的戰時交通看來已經動搖了我的基礎。
十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46年1月林徽因自重慶致信費正清——
正因為中國是我的祖國，長期以來我看到它遭受這樣那樣罹難，心如刀割。我也在同它一道受難。這些年來，我忍受了深重的苦難。一個人一生經歷了一場接一場的革命，一點也不輕鬆。正因為如此，每當我覺察有人把涉及千百萬人生死存亡的事等閒視之時，就無論如何也不能饒恕他……我作為一個「戰爭中受傷的人」行動不能自如，心情有時很躁。我臥床等了四年，一心盼著這個「勝利日」。接下去是什麼樣，我可沒去想。我不敢多想。如今，勝利果然到來了，卻又要打內戰，一場曠日持久的消耗戰。我很可能活不到和平的那一天了（也可以說，我依稀間一直在盼著它的到來）。我在疾病的折磨中就這麼焦躁煩躁地死去，真是太慘了。
十一
1946年2月，林徽因帶病重訪昆明。當時費慰梅在重慶美國使館新聞處工作，林在給她的信中寫道——
我終於又來到了昆明！我來這裡是為了三件事，至少有一件總算徹底實現了。你知道，我是為了把病治好而來的，其次，是來看看這個天氣晴朗、熏風和暢、遍地鮮花、五光十色的城市。最後但並非最不關重要的，是和我的老朋友們相聚，好好聊聊。前兩個目的還未實現，因為我的病情並未好轉，甚至比在重慶時更厲害了—— 一到昆明我就臥床不起。但最後一件我的享受遠遠超過了我的預想。這次重逢所帶給我的由衷的喜悅，甚至超過了我一個人在李莊時最大的奢望。我們用了十一天才把在昆明和李莊這種特殊境遇下大家生活中的各種瑣碎的情況弄清楚，以便現在在我這裡相聚的朋友的談話能進行下去。但是那種使我們得以相互溝通的深切的愛和理解卻比所有的人所預期的都更快地重建起來。兩天左右，我們就完全知道了每個人的感情和學術近況。我們自由地討論著國家的政治形勢、家庭經濟、戰爭中沉浮的人物和團體，很容易理解彼此對那些事為什麼會有那樣的感覺和想法。即使談話漫無邊際，幾個人之間也情投意合，充溢著相互信任的暖流，在這個多事之秋的突然相聚，又使大家滿懷感激和興奮。
直到此時我才明白，當那些缺少旅行工具的唐宋時代的詩人們在遭貶謫的路上，突然在什麼小客棧或小船中或某處由和尚款待的廟裡和朋友不期而遇時的那種歡樂，他們又會怎樣地在長談中推心置腹！
我們的時代也許和他們不同，可這次相聚卻很相似。我們都老了，都有過貧困交加的經歷，忍受了漫長的戰爭和音信的隔絕，現在又面對著偉大的民族奮起和艱難的未來。
此外，我們是在遠離故土，在一個因形勢所迫而不得不住下來的地方相聚的。渴望回到我們曾度過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的地方，就如同唐朝人思念長安，宋朝人思念汴京一樣。我們遍體鱗傷，經過慘痛的煎熬，使我們身上出現了或好或壞或別的什麼新品質。我們不僅體驗了生活，也受到了艱辛生活的考驗。我們的身體受到嚴重損傷，但我們的信念如故。現在我們深信，生活中的苦與樂其實是一回事。
對張奚若為她安排的住處唐家花園，林徽因描述道——
所有最美麗的東西都在守護著這個花園，如洗的碧空、近處的岩石和遠處的山巒……這是我在這所新房子裡的第十天。這房間寬敞，窗戶很大，使它有一種如戈登·克雷早期舞台設計的效果。甚至午後的陽光也像是聽從他的安排，幻覺般地讓窗外搖曳的桉樹枝椏把它們緩緩移動的影子映灑在天花板上！
如果我和老金能創作出合適的台詞，我敢說這真能成為一出精彩戲劇的佈景。但是此刻他正背著光線和我，像往常一樣戴著他的遮陽帽，坐在一個小圓桌旁專心寫作。
這裡的海拔或是什麼別的對我非常不利，弄得我喘不過氣來，常覺得好像剛剛跑了幾英里。所以我只能比在李莊時還更多地靜養。他們不讓我多說話，儘管我還有不少話要說。可是這樣的「談話」真有點辜負了那佈景。
昆明永遠那樣美，不論是晴天還是下雨。我窗外的景色在雷雨前後顯得特別動人。在雨中，房間裡有一種難以言狀的浪漫氛圍——天空和大地突然一起暗了下來，一個人在一個外面有個寂靜的大花園的冷清的屋子裡。這是一個人一生也忘不了的。
十二
1946年7月末，梁、林全家回到他們思念已久的北京。不久，梁思成收到普林斯頓大學和耶魯大學的邀請，到美國進行學術訪問，這期間他受聘為聯合國大廈設計委員會委員，參與了大廈的設計工作。1947年夏，林徽因病情突然惡化，須做腎切除手術。梁思成匆匆趕回北京。在給費慰梅的信中，林徽因描寫了梁思成帶給她的禮物——
在一個莊嚴的場合，梁先生向我展示了他帶回的那些可以徹底拆、拼、裝、卸的技術裝備。我坐在床上，有可以調整的帆布靠背，前面放著可以調節的讀寫小桌，外加一台經過插入普通電源的變壓器的錄音機，一手拿著放大鏡，另一手拿著話筒，一副無憂無慮的現代女郎的架式，頗像卓別林借助一台精巧的機器在啃老玉米棒子。
關於那錄音機——
我們確實聽到了錄在磁盤上的各種問候。但是全都不對頭了，思成聽起來像梅貽琦先生，費慰梅像費正清，而費正清近乎保羅·羅伯遜。其中最精彩的是阿蘭的，這當然在意料之中。我非常自豪，能收藏一位專業藝術家的「廣播」錄音。不過迄今我還沒有按這機器應有的用途來做什麼，只是讓孩子們錄些鬧著玩的談話。我覺得好像乾隆皇帝在接受進貢的外國鐘錶。我敢說他准讓嬪妃們好好地玩了一陣子。
十三
1947年12月24日，林徽因做了腎切除，進手術室前，她向費慰梅訣別——
再見，最親愛的慰梅。要是你能突然闖進我的房間，帶來一盆花和一大串廢話和笑聲該有多好。
十四
在林出院後的一封信中，少有地發表了她的一些政治見解——
右派愚蠢的思想控制和左派對思想的刻意操縱足可以讓人長時間地沉思和沉默。我們離你們國家所享有的那種自由主義還遠得很，而對那些有幸尚能溫飽的人來說，我們的經濟生活意味著一個人今天還腰纏萬貫，明天就會一貧如洗。當生活整個亂了套的時候，我在病榻上的日子更毫無意義。
十五
1948年12月上旬，林徽因收到費正清的新著《美國與中國》後，給費慰梅寫了最後一封信——
現在我覺得我們大概只有一兩個月能自由地給在美國的你們大家寫信了，也許是因為不能通郵或別的什麼障礙，我覺得憋得喘不上氣，說不出話。即使是這封信，我希望它能在聖誕節前或過節時寄到。
謝謝你們寄來的書，特別是其中最後一本，費正清自己的傑作，多好的書啊！我們當然欣賞、欽佩、驚奇和進行了許多討論，大家都對這書有非常非常深的印象。有時我們互相以熱情讚美的話說，費正清顯然是把握了我們華夏臣民的複雜心態，或知道我們對事物的不同感覺，所以，這不是那種洋鬼子的玩意兒；此刻對於一個現代中國人來說，它一點兒也不是。張奚若熱情地說，他喜歡費正清的書，「沒有一處是外人的誤解……他懂得的真不少」等等。老金說這是對我們的一個「合理而科學的」總結，費正清「對有些事有著基本的理解，他和別的外國人真是不一樣」。而我和思成非常驚訝，他真的全然沒有外國人那種善意的誤解、一廂情願的期望或失望。我尤其欣賞費正清能夠在談到西方事物時使用西方詞彙，談中國事物用中國詞彙，而同一個西方語言卻既能讓美國讀者以自己的語彙來讀關於中國的事，又能讓中國讀者用另一種語彙來讀關於自己國家的事。我們對這一點都特別欣賞。
此外，我們還常常以最大的欽佩而且毫不感到羞恥地互相指出，有許多關於中國的事實我們竟是從他這裡才生平第一次知道！例如，有趣的是，我從不知道玉米和白薯是這麼晚才來到中國的；還有特別是那些關於中西方關係的事件。
換句話說，我們都極為讚賞費正清的這本得意之作。自從費慰梅重建武梁祠以來，梁氏夫婦還沒有這麼高興過呢。
我唯一的遺憾，如果有的話，是在這本總結性的著作中沒有涉及中國藝術，儘管我也看不出藝術和國際關係何干。即便如此，藝術是我們生活中那樣重要的一部分，如果要一般地談論我們的話，藝術也是不可少的，那是我們潛意識中的一個組成部分。……當我提到藝術的時候，當然也指詩，但可能也指由我們的語言、我們特有的書法、構詞、文學和文化傳統所引發的情感和審美情趣。我們特殊的語言實際上由三部分組成：修辭，詩，只有一部分才是直截了當的言語！……我想說的也許是，正是這種內涵豐富的「語言——詩——藝術的綜合」造就了我們，使我們會這樣來思索，感覺和夢想……
簡言之，我認為藝術對我們精神的塑造和我們的飲食對我們身體的塑造一樣重要。我深信，我們吃米飯和豆腐會不可避免地使我們同那些大塊吃牛排、大杯喝牛奶，外加奶油蛋糕或餡餅的人有所不同。同樣，坐在那裡研墨，耐心地畫一幅山水畫的人，肯定和熟悉其巴爾扎克風格或後印象主義畫派和晚期馬第瑟和畢加索，住在巴黎拉丁區的叛逆青年（或專程到墨西哥去旅行以一睹墨西哥壁畫的年輕人）全然不是一個類型……
以上全是我自己私下裡的一點書評，不過是為了想爭論一下，而費正清對善意的爭論總是很來勁的。寄這封信得花我一大筆錢了！
說到政治觀點，我完全同意費正清。這意味著自從上次我們在重慶爭論以來我已經接近了他的觀點——或者說，因為兩年來追蹤每天問題的進展，我已經有所改變，而且覺得費正清是對的。我很高興能夠如此。順便說一句，因為我對許多事情無知，我非常感謝費正清對中國生活、制度和歷史的許多方面的高瞻遠矚，富有教益的看法。因其對自己的事很熟悉，我常不願去做全面的觀察或試圖把它鬧清楚。所以讀費正清的書對我們極有吸引力，我們也要讓年輕一代來讀它。
也許我們將很久不能見面——我們這裡事情將發生很大變化，雖然我們還不知道是什麼樣的變化，是明年還是下個月。但只要年輕一代有有意義的事可做，過得好，有工作，其他也就無所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