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自對日抗戰期間，在雲南宜良寫成《國史大綱》一書以後，自念全部中國史中之大綱大節，已在書中揭舉。循此詳求，事在讀者。或有謬誤，亦待讀者指出，再作思考。余之興趣，遂從歷史逐漸轉移到文化問題上。余之研治國史，本由民初新文化運動對國史多加詬詈，略有匡正。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庶於世風稍盡補偏救弊之功。但自世界第二次大戰開始，確信歐西文化亦多病痛，國家民族前途，斷不當一意慕效，無所批評抉擇，則盲人瞎馬，夜半深池，危險何堪設想。又歷史限於事實，可以專就本己，真相即明。而文化則寓有價值觀，必雙方比較，乃知得失。余在成都始寫《中國文化史導論》一書，此為余對自己學問有意開新之發端。及抗戰勝利，頗謂國事未定，變端莫測，因決意不返平津，亦不滯京滬，惟冀覓一靜僻處，俾得潛心，以漸待時局之安定。乃重返昆明，初不料其學風囂張，乃有大出意料之外者。又在成都患胃病，迄是不愈，乃又決意歸家鄉，風土飲膳，庶於余病體有助。適江南大學新創，遂留任教。而國事益動盪，日夜讀《莊子》一書，為作纂箋。聊可於湖山勝境，游神淡泊，自求寧靜。又以其間寫此《湖上閒思錄》一部。及來香港，將之付印，距今亦三十年以上矣。
此三十年中，對文化問題又續有撰述。兩年來，雙目失明，不能見字。報章書籍，皆已疏隔。惟尚能捉筆寫稿。方撰《中西文化比較觀》一書，不謂積稿已盈二十篇以上。大體皆雜憶平日心中存想，以不翻書，不引據材料為原則。忽一日，三民書局主人來索余《湖上閒思錄》，將以再付剞劂。因由內人誦讀一過，余逐篇聽之。初不意余方今所撰，正多舊來見解，並有前所發得，而今已漫忘者。自慚學問未有進步，而國事世風，每下愈況。回憶當年太湖邊一段心境，亦已有黃鶴一去不復返之狀。撫今追昔，感慨何似。因念《國史大綱》一書，亦已在數年前重有改訂，創為新版。今此稿又繼之。敝帚自珍，際此時代劇變中，不知國人讀之，亦尚謂此泥上鴻爪，復有一加顧視之意義與價值否。再為此跋，亦聊記往年飛鴻踏此雪泥之概況而已，他復何言。
一九八年五月七日錢穆自識於台北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八十有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