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的保護者需要知道國家的風暴什麼時候來臨。國家的風暴總是在雙方勢均力敵的時候最為猛烈。自然界的風暴總是在春分秋分時節最為猛烈。還有，暴風雨來臨之際，總有一陣陣低沉的狂風大作，海上也會悄悄湧起大浪。國家的風暴來臨之際也會這樣。
太陽常常警告人們，在它照射不到的地方，
有暴動、叛亂和戰爭正在醞釀。（出自古羅馬詩人維吉爾的《農事詩》。）
針對國家的誹謗和攻擊一旦頻頻出現、被公開發表，類似的謠言四處流傳，並且很快被人接受，那都是叛亂的前兆。維吉爾還給這些謠言立下了一個家譜：
她是巨人們的姐妹，
眾神激怒地母，生下了她，
她是巨人克烏斯和恩塞拉多斯（反對宙斯的百手巨人。）的妹妹，
巨人家族中的最後一員。（出自維吉爾的《伊尼阿德》第4 卷。）
在他看來，謠言似乎是過去叛亂的遺物，但其實它是叛亂即將來臨的序曲。不管怎麼說，叛亂的騷動和叛亂的謠言沒有多大區別，就像兄弟姐妹和男女之間的差異一樣。特別是遇到這種情況：國家的對策沒有什麼不妥，似乎還很有道理，應當受到擁護支持，卻反被惡意曲解，肆意中傷。這種情況說明怨恨已經十分強烈。正如塔西佗說的那樣：「當人們懷有極度不滿時，統治者的對策無論好壞，同樣會受到非難。」（出自塔西佗的《羅馬史》第1卷第7章。）
要是認為謠言是動亂的前兆，就馬上加以嚴厲的鎮壓，把這當做懲治動亂的良方，那也是不對的。因為對謠言置之不理往往是對付謠言的最好辦法。一心想把它們壓下去，反而會把人心不穩的局面永遠延續下去。
還有對塔西佗的那種「服從」的說法也應當持有懷疑，他說：「他們表面上服從命令，但實際上卻議論命令的內容，而不願去執行命令。」（出自塔西佗的《羅馬史》第2卷第39章。）實際上爭辯和對命令的指示吹毛求疵，都是一種不服管束和拒絕服從的表現，特別在爭辯的時候，贊成指示的說話畏畏縮縮、綿軟無力，反對指示的卻說話蠻橫無理、非常放肆。
還有，馬基雅維利說得對，君主就應該像是公眾的父母一樣，要是他們把自己當做一個派別，靠向一邊，這就像是一條船，兩邊載重不均衡，就要翻船。
這一點在法蘭西國王亨利三世在位時就看得很清楚，早先他為了剷除新教加入同盟，但不久以後正是這個同盟轉而反對他了。當君主的權威只用來為一個政治運動做幫兇的話，那麼一旦還有其他的約束比君主的約束更為牢固時，那就等於宣判那個君主就要失去王位了。
同樣，一旦騷亂、吵鬧以及黨派之爭公然出現，並且十分囂張，這也是一種政府失去威望的跡象。政府中首要人物的運作，按照傳統的說法，應當像眾多行星在原動力下運行一樣，這就是說，每一顆行星被原動力迅速帶動，而它們自己的運行卻很平和舒緩（按古代的天文學，天體被分成許多重天，最外層的是「原動天」，這一系列重天都以地球為中心運轉。）。因此，當那些大人物在他們各自的運作中過於迅猛，如塔西佗說的那樣，「自由放任，根本不把他們的支配者放在眼裡」（出自塔西佗的《編年史》第3 卷第4章。），到那時，也就標誌著運行軌道偏離了常軌。
威望是什麼？那是上帝賜給君主的腰帶，上帝一直在威脅要解除這條束腰帶：「我將要解下繫在帝王們身上的腰帶。」（出自《舊約·以賽亞書》第45章第1節。）
政府的四大支柱是宗教、法律、議會和財政，當其中之一被動搖和削弱時，人們就不得不祈求上帝保佑了。這裡我們不再多談徵兆的問題了（必須指出，人們對這個話題可能不太重視，不像對以下內容那樣重視）。
現在我們先說說叛亂的物質基礎，再說說叛亂的動機，最後說說剷除叛亂的方法。
叛亂的物質基礎是個值得好好考慮的問題。因為防止叛亂最可靠的辦法（要看時間是否允許）就是去除這樣一個物質基礎。原因是一旦燃料準備齊全，火星什麼時候把它們點燃起來，那就很難說了。
叛亂的物質基礎有兩種，一是普遍的貧困，一是大量的民憤。有一點確定無疑：有多少失去家園的人就有多少支持動亂的人。盧卡斯對內戰以前羅馬的情況描寫得十分確切：
貪婪的高利貸很快帶來消息，
一場動搖信用的戰爭使許多人有利可圖。（出自羅馬詩人盧卡斯的《法賽利亞》第1卷。）
這個「使許多人有利可圖」無疑是導致國家遭受叛亂和動亂的可靠徵兆，如果有產者的貧窮和下層平民的貧困、需要結合在一起，巨大的危險就迫在眉睫了，因為餓肚子而造反是最糟糕的叛亂。至於國家中的民憤，就像人體中的體液，往往引起一種異常的熱量，產生炎症。希望君主不要根據民憤的正當與否去衡量危險的大小，因為這樣做無疑把民眾想像得過於理性了，其實他們往往會把自己的切身利益拋在一邊。同樣，也不要根據災難來自何方去衡量災難的實際大小，因為它們是最危險的民憤，裡邊有恐懼成分，大大超過他們的感受成分。「痛苦有限度，而恐懼卻是沒有限度的。」（出自小普利尼的《書信集》。）
另外，處於高壓之下，那些讓人忍氣吞聲的因素也同樣能使人敢於反抗，處於恐懼中的人就什麼都幹得出來。任何君主或國家不要以為民憤司空見慣，長期存在，也不見得馬上就有危險發生，因此就高枕無憂。確實，不是每一團水汽或霧氣都能形成暴風雨，但儘管暴風雨不知多少次就這樣吹散了，卻總有一天會來臨。西班牙有一句諺語說得好：繩子扯到最後，輕輕一拉就斷了。
叛亂的原因和動機有：宗教改革、賦稅、法律和習俗的變更、特權的破除、普遍的壓迫、小人的得勢、外國人的跋扈、饑荒、散兵游勇、黨派之爭愈演愈烈、侵犯民權——這尤為嚴重，使他們為一個共同的目的聚眾鬧事。
說到整治的方法，我們這裡只能提一般預防，可能有效；至於徹底整治，必須對症下藥，沒有規律可循，只有通過協商才能找到。
頭一個整治方法或預防措施，就是盡可能消除上述叛亂的物質基礎或物質原因，也就是資源匱乏和百姓貧窮的現象。為了這個目的，適用的辦法就是：開放貿易，保持貿易的均衡；扶助工業；消滅懶散現象；壓縮浪費和鋪張；改良土壤，合理使用土地；控制銷售價格；減輕賦稅等等。一般說來，應該預見到一個王國的人口總數不能超過那個王國的儲備總量，也就是可以供養的人口數，在一個國家沒有受到戰爭摧毀時尤其如此。也不要單純地以數量統計人口，因為人口多消費多而收入少，比人口多消費少而積累多，會更快地把一個國家的資源消耗殆盡。因此，貴族人數和其他等級人數成倍增加的話，就會跟平民的人數比例失調，很快把國家拖到貧困的境地。教士人數增長過快也會如此，因為他們對國家的儲備毫無貢獻。過多培養學者，又沒有那麼多職位提供給他們，後果也是如此。
同樣必須記住，由於任何財富的增長必須依賴外國人（無論什麼，有所得，必有所失），一個國家把東西賣給另一個國家，無非是三樣東西：自然出產的商品、工業製造的商品和商業運輸。只要這三種商品流通順利，財富就會像春潮一樣湧來。有一個顛撲不破的道理，「勤勞勝過物質」，即勤勞和經營得法比資源更有價值，更能為國家增加財富。在這點上，低地國家的人民就很突出，他們在世界上有最好的「礦藏」，這些「礦藏」並不埋藏在地下，這些「礦藏」就是勤勞和經營得法。
採取有效的政策尤其重要。一個國家的財富不能聚集在少數人手中，否則這個國家再富，人民還是難免要餓肚子。金錢如糞土，而肥料只有撒在土地上才能起作用。要做到這一點，主要是抑制貪婪的高利貸行業和大量收購牧場，或者至少要有嚴厲的措施對付他們。
消除民憤，或至少消除最危險的民憤。必須指出眾所周知的一種情況，每個國家都有兩部分臣民，即貴族和平民。只有一部分臣民不滿，危害不會太大，因為平民要是沒有貴族煽動，他們行動很遲緩；而貴族的力量又很弱，除非大眾傾向他們一邊，並且他們一向樂於自己採取行動。當貴族坐待良機，等平民中爆發動亂，他們去把水攪渾，然後他們自己出頭露面，表明他們的意圖，這個時候形勢就危急了。詩人們杜撰說，其他眾神想把朱庇特（羅馬神話中的神，相當於希臘神話中的宙斯。）捆綁起來，朱庇特察覺出他們的意圖，讓智慧女神布拉艾瑞前來幫忙。這其中的寓意無疑表明，如果肯定平民的良好願望，他的權力就十分穩固。給人民適度的自由，讓他們發洩心中的痛苦和不滿（只要這種發洩不是過於野蠻和放肆），那是最穩妥的方法。因為一個人如果讓體液倒流，就會使傷口內部出血，增加長出惡性潰瘍和致命膿腫的危險。
說到民憤，埃匹米修斯（普羅米修斯的弟弟，潘多拉的丈夫，見希臘神話故事《潘多拉的盒子》。）有時也會扮演普羅米修斯的角色。因為沒有更好的辦法對付民憤的時候，埃匹米修斯在讓「痛苦」和「邪惡」飛出匣子後，將蓋子合上，把「希望」留在了匣子裡。毫無疑問，狡猾地、裝腔作勢地讓人們懷有希望，用各種希望向人們許願，把人們引向一個又一個希望，那是民憤最好的解毒劑。當一個政府沒有舉措來滿足民眾念念不忘的要求，卻能使民眾心存希望而贏得民心，掌控事態，不讓壞事看上去沒有藥可救，那麼，這個政府不失為一個明智的政府。不過給希望開幾個口子這種事並不難辦，因為無論特殊人物還是黨派，都喜歡自我吹噓，就算他們不相信自己的話，他們也敢於出頭露面。
民眾裡邊往往會出現一些有望適合做首領的人物，對這一點要小心，也要設法杜絕。這種謹慎的做法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因為心懷不滿的人可能會求助於他們，投奔到他們的門下。我認為這種適合做首領的人物必定有了不起的地方，名聲很大，那些心懷不滿的人對他很信任，他們的目光總是圍著他轉，而且被人認為他對當局尤其不滿。對這種人物必須採取切實可行的辦法，要麼戰勝他，使他和當局和解，要麼使他跟同一黨派的其他頭領對立，他們可能會起而反對他，削弱他的名聲。一般來說，分化瓦解所有與國家敵對的黨派和團體，讓他們互相疏遠，或至少在他們之間造成互不信任，並不是一種很差的手法。因為假如掌握國家舉措的人互相傾軋，四分五裂，而反對他們的人倒團結一致、萬眾一心的話，那麼形勢就危險到了極點。
我還注意到，有些機智尖刻的話出自君主之口，會點燃反叛之火。愷撒說：「蘇拉（愷撒之前的羅馬獨裁者。）是文學中的外行，所以不會口授文章。」結果這句話給他帶來無盡的傷害。迦爾巴說他自己「慣於徵召士兵，而不願收買士兵」，正是這句話使士兵失去領賞的希望，也使他自己丟掉了性命。普羅布斯（羅馬皇帝，為叛兵所殺。）也同樣為一句話結果了性命：「只要我活著，羅馬帝國就不需要士兵了。」這句話使士兵們大失所望。這種例子還很多。因此，君主在敏感的問題上和棘手的局面下，必須慎言，因為一句話出口就像標槍投射出去，別人還以為君主內心的意圖自然流露了出來呢。至於長篇大論，由於平淡無奇，也就不大引起注意。
最後，在對付所有事件中，君主身邊不能沒有幾個大人物，更不能沒有一個或幾個具有軍人式勇猛氣質的人，目的是將叛亂壓制在萌芽狀態中。因為沒有這種人，一旦動亂發生，朝廷會更加惶恐不安，那顯然是不合適的，而國家也會出現塔西佗所說的危險：「當時人們的情緒就是如此，雖沒有幾個人敢冒險做出惡劣的舉動，但很多人希望去做，而大家都默許這種舉動的發生。」但那些具有軍人式勇猛氣質的人必須忠實可靠、聲譽良好，而不是那些拉幫結派、譁眾取寵的人。還有他們跟國家中其他大人物也要有良好的關係，否則這個治病的藥比疾病本身危害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