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一九七九年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為調查清末中國同盟會（包括其他革命團體）會員情況，給我一封信，原文如下：“令尊補塘先生是江蘇省最早從事反清革命活動的人物之一，參加過東京勵志社，創辦《國民報》《大陸雜誌》，在無錫首創勵志學社，著有影響。”因此要我介紹簡歷及傳記資料等，並提出一個問題：“在補塘先生一生中，有過一個重大的變化，即從主張革命轉向主張立憲。這中間的原因和過程如何，是史學界所關心的，盼望予以介紹。”
我只寫了一份父親的簡歷，對於提出的問題，不敢亂說，沒有解答。其實，我雖然不能算“知道”，卻也不能說“不知道”；不僅對所提的這一轉向，就連以後的轉向，我即使不能說“知道”，也都有我的體會。近年來追憶思索，頗多感觸，所以想盡我的理解，寫一份可供參閱的資料。
日本中島碧教授、美國李又安（Adele Rickett）教授曾分別為我查核日本和美國的資料。此文一九八三年發表後，一九九年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鄒振環同志提供了有關我父親翻譯工作的資料；一九九二年江蘇教育學院翟國璋同志提供了有關我國現代史的資料。我已把原文相應修改。謹向他們致謝。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日
一
我父親楊蔭杭（1878—1945），字補塘，筆名老圃，又名虎頭，江蘇無錫人，一八九五年考入北洋大學堂（當時稱“天津中西學堂”），一八九七年轉入南洋公學，一八九九年由南洋公學派送日本留學，卒業早稻田大學。他回國後因鼓吹革命，清廷通緝，籌借了一筆款子，再度出國，先回日本早稻田讀得學位，又赴美留學。我是父親留美回國後出生的，已是第四個女兒。那時候，我父親不復是鼓吹革命的“激烈派”。他在辛亥革命後做了民國的官，成了衛護“民主法治”的“瘋騎士”——因為他不過做了一個省級的高等審判廳長，為了判處一名殺人的惡霸死刑，堅持司法獨立，和庇護殺人犯的省長和督軍頂牛，直到袁世凱把他調任。他在北京不過是京師高等檢察廳長，卻讓一位有貪污巨款之嫌的總長（現稱部長）受到高檢廳傳訊，同時有檢察官到總長私邸搜查證據。許多高官干預無效；司法總長請得大總統訓令，立將高檢長及搜查證據的檢察官給以“停職”處分。《民國演義》上提到這件事，說楊某其實沒錯，只是官官相護。據我理解，我父親的“立憲夢”，辭官之前早已破滅。
我說“理解”，因為都未經證實。我在父母身邊的時候，對聽到的話不求甚解。有些事只是傳聞；也有些是父親對我講的，當時似懂非懂，聽完又忘了；有些事是旁聽父母的談話而領會的。
我母親唐須荌也是無錫人。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們子女從小到大，沒聽到他們吵過一次架。舊式夫婦不吵架的也常有，不過女方會有委屈悶在心裡，夫婦間的共同語言也不多。我父母卻無話不談。他們倆同年，一八九八年結婚。當時我父親還是學生。從他們的談話裡可以聽到父親學生時代的舊事。他們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諢名，還經常引用典故——典故大多是當時的趣事。不過我們孩子聽了不准發問。“大人說話呢，‘老小’（無錫土話，指小孩子）別插嘴。”他們談的話真多：過去的，當前的，有關自己的，有關親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氣的……他們有時嘲笑，有時感慨，有時自我檢討，有時總結經驗。兩人一生中長河一般的對話，聽來好像閱讀拉布呂耶爾（Jean de La Bruyère）《人性與世態》（Les Caractères）。他們的話時斷時續，我當時聽了也不甚經心。我的領會，是由多年不經心的一知半解積累而得。我父親辭官後做了律師。他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詳細向我母親敘述：為什麼事，牽涉什麼人等等。他們倆一起分析，一起議論。那些案件，都可補充《人性與世態》作為生動的例證。可是我的理解什麼時候開始明確，自己也分辨不清。
例如我五六歲在北京的時候，家裡有一張黎元洪的相片，大概是大總統發給每個下屬的。那張照片先掛在客廳暗陬，不久貶入吃飯間。照片右上角有一行墨筆字：“補塘檢察長”。我常搬個凳子，跪在凳上仔細端詳。照上的人明明不是我父親，怎麼又寫著我父親的名字？我始終沒敢發問，怕問了惹笑或招罵，我不知什麼時候開始明白：落款不是標籤，也不知什麼時候知道那人是黎元洪。可是我拿穩自己的理解沒錯。
我曾問父親：“爸爸，你小時候是怎麼樣的？”父親說：“就和普通孩子一樣。”可是我叮著問，他就找出二寸來長一隻陶制青底藍花的小靴子給我，說小時候坐在他爺爺膝上，他爺爺常給他剝一靴子瓜子仁，教他背白居易詩“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那時候，他的祖父在杭州做一個很小的小官。我的祖父也在浙江做過一個小地方的小官。兩代都是窮書生，都是小窮官。我祖父病重還鄉，下船後不及到家便嚥了氣。家裡有上代傳下的住宅，但沒有田產。我父親上學全靠考試選拔而得的公費。
據我二姑母說，我父親在北洋公學上學時，有部分學生鬧風潮。學校掌權的洋人（二姑母稱為“洋鬼子”）出來鎮壓，說鬧風潮的一律開除。帶頭鬧的一個廣東人就被開除了。“洋鬼子”說，誰跟著一起鬧風潮的一起開除。一夥人面面相覷，都默不作聲。鬧風潮不過是為了伙食，我父親並沒參與，可是他看到那夥人都縮著腦袋，就冒火了，挺身而出說：“還有我！”好得很，他就陪著那個廣東同學一起開除，風潮就此平息。那是一八九七年的事。
當時我父親是個窮學生。寒素人家的子弟，考入公費學校，境遇該算不錯，開除就失去公費。幸虧他從北洋開除後，立即考入南洋公學。我現在還存著一幅一九八年八月中國留美學生在美國馬薩諸塞州開代表大會的合影。正中坐的是伍廷芳。前排學生展著一面龍旗。後排正中兩個學生扯著一面旗子，大書“北洋”二字。我父親就站在這一排。他曾指著扯旗的一人說“這是劉麻子”，又指點這人那人是誰，好像都很熟。我記得有一次他滿面淘氣地笑，雙手叉腰說：“我是老北洋。”看來他的開除，在他自己和同學眼裡，只是一件滑稽的事。
我大姐從父母的談話裡，知道父親確曾被學校開除，只是不知細節。我父親不愛談他自己，我們也不問。我只記得他偶爾談起些笑話，都是他年輕時代無聊或不講理的細事。他有個同房間是松江人，把“書”字讀如“須”。父親往往故意惹他，說要“撒一課‘須’去”（上海話“尿”“書”同音）。松江人怒不可遏。他同班有個胖子，大家笑他胖。胖子生氣說：“你們老了都會發胖。”我父親跟我講的時候，摩挲著自己發胖的肚子，忍笑說：“我對他說，我發了胖，就自殺！”胖子氣得咈哧咈哧。我不知道父親那時候是在北洋或南洋，只覺得他還未脫頑童時期的幽默。二姑母曾告訴我：小哥哥（我父親）捉了一隻蛤蟆，對它噴水唸咒，把它扣在空花盆底下叫它土遁；過了一星期，記起了那只蛤蟆，翻開花盆一看，蛤蟆還沒死，餓成了皮包骨頭。這事我也沒有問過父親。反正他早說過，他就和普通的孩子一樣。
二
《中華民國史》上說：“一九年春，留日學生成立勵志會；一九年下半年，會員楊廷棟、楊蔭杭、雷奮等創辦了《譯書彙編》，這是留學生自辦的第一個雜誌，專門譯載歐美政法名著，諸如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義》、穆勒的《自由原論》等書，這些譯著曾在留學生和國內學生中風行一時。”１馮自由《革命逸史》也說起《譯書彙編》２：“江蘇人楊廷棟、楊蔭杭、雷奮等主持之，以翻譯法政名著為宗旨，譯筆流麗典雅，於吾國青年思想之進步收效至巨。”３我曾聽到我父親說：“與其寫空洞無物的文章，不如翻譯些外國有價值的作品。”還說：“翻譯大有可為。”我在父親從國外帶回的書裡，看到過一本英譯的孟德斯鳩《萬法精義》和一本原文的達爾文《物種起源》。可是我父親從沒有講過他自己的翻譯，我也從未讀過。他也從未鼓勵我翻譯，也從未看到我的翻譯。
據《革命逸史》４，一八九九年上海南洋公學派留東學生六人（我父親是其中一個，楊廷棟、雷奮和其他三人的名字都是我經常聽到的）。他們和其他各省派送的留日學生初到日本，語言不通。日本文部省特設日華學校，專教中國學生語言及補習科學。“雷奮、楊蔭杭、楊廷棟三人稅居早稻田附近。即當日雷等為《譯書彙編》及《國民報》５撰文之所。留學生恆假其地作聚會集中點。”那時有某日本舍監偷吃中國留學生的皮蛋，又有個日本下女偷留學生的牙粉搽臉。我聽父親講過“偷皮蛋舍監嘗異味，搽牙粉丑婢賣風流”的趣聞。但從不知道父親參與譯書並為《國民報》撰稿的事。我大姐只知道父親會騎自行車，因為看見過父親扶著自行車照的相片，母親配上小框放在桌上。
馮自由的《革命逸史》６和《中華民國史》７都提到留日學生的勵志會裡有激烈派和穩健派之分；激烈派鄙視穩健派，兩派“勢如水火”。我父親屬於激烈派，他的一位同窗老友屬於穩健派。他們倆的私交卻並不“勢如水火”。我記得父親講他們同班某某是留學生監督的女婿，一九年轉送到美國留學。同班學生不服氣。我父親攛掇他那位穩健派朋友提出申請，要求調往美國，理由是同窗楊某（父親自指）一味鼓吹革命，常和他一起不免受他“邪說”的影響。我不知道那位朋友是否真的提出了要求，反正他們的搗鬼沒有成功。
《中華民國史》上說：“江蘇地方革命小團體發生最早，一九一年夏留學生楊蔭杭回到家鄉無錫，聚集同志，創設了勵志學會。他們借講授新智識之機，宣傳排滿革命……”８據說這段歷史沒有錯。我不明白他怎麼卒業前一年回鄉，不知有何確實的憑據。
我父親一九二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當時稱“東京專門學校”）本科卒業９，回國後和雷奮、楊廷棟同被派往譯書院譯書十。最近我有一位朋友在北京圖書館找到一本我父親編譯的《名學教科書》（一九三年再版）。想就是那個時期編譯的。孫寶恂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一九三年）日記裡曾提到這部書：“觀《名學》，無錫楊蔭杭述。余初不解東文哲學書中‘內容’、‘外延’之理，今始知之。”⑪
譯書館因經費支絀，一九三年停辦。我父回到家鄉，和留日學生蔡文森、顧樹屏在無錫創辦了“理化研究會”，提倡研究理化並學習英語。我母親形容父親開夜車學理化，用功得背上生了一個“搭手疽”，吃了多少“六神丸”。我記得父親晚年，有一次從上海回到蘇州，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和我母親講“理化會的大成就”。有一個製造“紅丸”（即“白面”）的無錫人，當年曾是“理化會”的成員，後來在上海法租界居住，在他家花園的假山洞裡製造“紅丸”（有法租界巡捕房保護）。他製成的毒品用鉛皮密封在木箱裡，運到法國海岸邊，拋入海裡，然後由販毒商人私運入歐洲。那個人成了大富翁。我父親慨歎說：“大約那是我們惟一的成績吧？”
東京《國民報》以英國人“經塞爾”名義發行。“經塞爾”其實是馮自由的父親馮鏡如的外國名字，借此避免清公使館的干涉。報中文字由某某等執筆，其中有我父親。後來因資本告罄停版。
抗戰勝利後，我在上海，陳衡哲先生請我喝茶，會見胡適。他用半上海話對我說：“我認識你的姑母，認識你的叔叔，你老娘家（蘇滬土語‘尊大人’的意思）是我的先生。”⑫鍾書對我說，胡適決不肯亂認老師，他也不會記錯。我想，大概我父親由譯書院回南後在上海工作。曾在澄衷學校、務本女校、中國公學教課；不知在哪個學校教過胡適。聽說我父親暑假回無錫，在俟實中學公開鼓吹革命，又拒絕對祠堂裡的祖先叩頭，同族某某等曾要驅逐他出族。我記得父親笑著講無錫鄉紳——駐意大利欽差許玨曾憤然說：“此人（指我父親）該槍斃。”反正他的“革命邪說”招致清廷通緝，於是他籌借了一筆款子（一半由我外祖父借助），一九六年初再度出國。
我大姐說，父親一九六年到美國求學。但據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學籍簿，他一九六年九月入該校研究科，專研法律；一九七年七月畢業，寄寓何處等等都記載分明。料想我父親在清廷通緝令下，潛逃日本是最便捷的途徑。早稻田大學本科卒業不授學位；考入研究科，通過論文，便獲得法學士學位。隨後他就到美國去了。
父親告訴我，他初到美國，住在校長（不知什麼學校）家裡學習英語，同住宿的還有幾個美國青年。他要問字典上查不到的家常字（如大小便之類），同學不敢回答，特地問得校長准許，才敢教他。
父親從未提及他的學位和論文。我只偶爾揀得一張父親在賓夕法尼亞大學一九九—一九一年的註冊證。倒是鍾書告訴我：“爸爸的碩士論文收入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叢書第一輯，書名是《日本商法》（ Commercial Code of Japan）。”我只記得大姐講，父親歸國途中遊歷了歐洲其他國家，還帶回好幾份印好的論文。我問鍾書：“你怎麼會知道？”鍾書說：“我看見的——爸爸書房裡的書櫥最高層，一本紅皮書。我還問過爸爸，他說是他的碩士論文——現在當然找不到了。”我寫信給美國友人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李又安（Adele Rickett）教授，托她找找有沒有這本書。據她回信，鍾書一點也沒記錯。那本書一找就見，在法學院圖書館。承她還為我複製了封面幾頁和一篇盧易士（Draper Lewis）教授寫的序文。據那張註冊證，他是當時的法學院長。全書三百十九頁，我父親離校後一九一一年出版。從序文看來這本書大概是把日本商法和它所依據的德國商法以及它所採用的歐洲大陸系統的商法作比較，指出特殊的地方是為了適合日本的國情，由比較中闡明一般商法的精神。序文對這本書很稱賞，不過我最感親切的是盧易士先生形容我父親寫的英文：“雖然完全正確，卻有好些別緻的說法；而細讀之下，可以看出作者能用最簡潔的文字，把日本商法的原意，確切地表達出來。”我想這是用很客氣的話，說我父親寫的英文有點中國味道吧？
我猜想，父親再次出國四年多，脫離了革命，埋頭書本，很可能對西方的“民主法治”產生了幻想。他原先的“激烈”，漸漸冷靜下來。北伐勝利後，我經常聽到父親對母親挖苦當時自稱的“廉潔政府”。我在高中讀書的時候，一九二七或一九二八年，我記得父親曾和我談過“革命派”和“立憲派”的得失。他講得很仔細，可是我不大懂，聽完都忘了，只覺得父親傾向於改良。他的結論是“改朝換代，換湯不換藥”。不過父親和我講這番話的時候，他的“立憲夢”早已破滅了。我當時在父母的庇蔭之下，不像我父親年輕時候，能看到革命的迫切。我是脫離實際的後知後覺或無知無覺，只憑抽像的瞭解，覺得救國救民是很複雜的事，推翻一個政權並不解決問題，還得爭求一個好的制度，保障一個好的政府。
我不信父親對清室抱有任何幻想。他稱慈禧為禍國殃民的無識“老太婆”。我也從未聽他提到光緒有任何可取。他回國後由張謇推薦，在北京一個法政學校教課。那時候，為宣統“輔政”的肅親王善耆聽到我父親是東西方法律的行家，請他晚上到王府講授法律課。我父親的朋友包天笑在一部以清末民初為背景的小說裡曾提起這事，鍾書看到過，但是記不起書名，可能是《留芳記》。聽說這個肅親王是較為開明而毫無實權的人。我父親為他講法律只是為餬口計，因為法政學校的薪水不夠維持生活。
辛亥革命前夕，我父親辭職回南，肅親王臨別和他拉手說：“祝你們成功。”拉手祝賀，只表示他有禮貌，而“你們”兩字卻很有意思，明白點出東家和西席之間的不同立場。“祝你們成功”這句話是我父親著重和我講的。
我父親到了上海，在申報館任編輯，同時也是上海律師公會創始人之一。當律師仍是為餬口計。我是第四個女兒，父母連我就是六人，上面還有祖母。父親有個大哥在武備學校學習，一次試炮失事，轟然一聲，我大伯父就轟得不知去向，遺下大伯母和堂兄堂姊各一。一家生活之外，還有大小孩子的學費。我的二姑母當時和我堂姊同在上海啟明女校讀書，三姑母在蘇州景海女校讀書，兩位姑母的學費也由我父親供給。我有個叔叔當時官費在美國留學，還沒有學成。整個大家庭的負擔全在我父親一人身上。
三
據我大姐講，我父親當律師，一次和會審公堂的法官爭辯。法官訓斥他不規規矩矩坐著，卻翹起了一條腿。我父親故意把腿翹得高高的，侃侃而辯。第二天上海各報都把這事當作頭條新聞報道，有的報上還畫一個律師，翹著一條腿。從此我父親成了“名”律師。不久，由張謇推薦，我父親做了江蘇省高等審判廳長兼司法籌備處處長，駐蘇州。我父母親帶了我們姊妹，又添了一個弟弟，搬到蘇州。
我不知道父親和張謇是什麼關係，只記得二姑母說，張謇說我父親是“江南才子”。鍾書曾給我看張謇給他父親的信，稱他父親為“江南才子”。這使我不禁懷疑：“江南才子”是否敷衍送人的；或者我特別有緣，從一個“才子”家到又一個“才子”家！我記得我們蘇州的住宅落成後，大廳上“安徐堂”的匾額還是張謇的大筆，父親說那是張謇一生中末一次題的匾。
一九一三年秋，熊希齡出任國務總理，宣稱要組成“第一流經驗與第一流人才之內閣”。當時名記者黃遠庸在《記新內閣》（民國二年九月十一日）一文裡說：“有擬楊蔭杭（即老圃者）〔長司〕法部者，此語亦大似商量飯菜單時語及園圃中絕異之新蔬，雖不必下箸而已津津有味矣。然梁任公即長法部，識者謂次長一席終須此圃。此圃方為江蘇法官，不知其以老菜根佳耶，抑上此台盤佳也。”⑬顯然我父親是啃“老菜根”而不上“台盤”的。
我父親當了江蘇省高等審判廳長，不久國家規定，本省人迴避本省的官職，父親就調任浙江省高等審判廳長，駐杭州。惡霸殺人的案件，我從父母的談話裡只聽到零星片斷。我二姑母曾跟我講，那惡霸殺人不當一回事，衙門裡使些錢就完了。當時的省長屈映光（就是“本省長向不吃飯”的那一位），督軍朱某（據說他和惡霸還有裙帶親）都回護兇犯。督軍相當於前清的撫台，省長相當於藩台，高等審判廳長算是相當於臬台，通稱“三大憲”；臬台當然是最起碼的“大憲”，其實是在督軍省長的轄治之下。可是據當時的憲法，三權分立，督軍省長不能干預司法。這就造成僵局，三權分立而分裂——至少分裂為二。我父親堅持司法獨立，死不讓步。我不知雙方僵持多久，約一九一五年袁世凱稱帝前夕，屈映光到北京晉見袁世凱，我父親就調任了。
我曾聽到父母閒話的時候，驚詫那些走門路的人無孔不入，無縫不鑽。我外祖父偶從無錫到杭州探望女兒，立刻就被包圍了。我的外祖父是個忠厚的老好人，我不知道他聽了誰的調唆，向我父親說了什麼話。我父親不便得罪老丈人，只默不作聲。外祖父後來悄悄問我母親：“怎麼回事？三拳打不出他一個悶屁？”這句話成了父母常引用的“典故”。
我父親去世以後，浙江興業銀行行長葉景葵先生在上海，鄭重其事地召了父親的子女講這件惡霸判處死刑的事。大致和我二姑母講的相同，不過他著重說，那惡霸向來魚肉鄉民，依仗官方的勢力橫行鄉里；判處了死刑大快人心。他說：“你們老人家大概不和你們講吧？我的同鄉父老至今感戴他。你們老人家的為人，做兒女的應該知道。”
屈映光有個秘書屈伯剛先生，上海孤島時期在聖約翰大學當國文教授，也在振華女中（滬校）兼課，和我同事。屈先生是蘇州人，一次他一口純蘇白對我說：“唔篤老太爺直頭硬！嗐，直頭硬個！”我回家學給父親聽。父親笑了，可是沒講自己如何“硬”，只感歎說：“朝裡無人莫做官。”屈映光晉見袁世凱，告了我父親一狀，說“此人頑固不靈，難與共事”。袁世凱的機要秘書長張一麟（仲仁）先生恰巧是我父親在北洋大學的同窗老友，所以我父親沒吃大虧。我父親告訴我說，袁世凱親筆批了“此是好人”四字，他就調到北京。
我問父親：“那壞人後來就放了嗎？”父親說：“地方廳長張×（我忘了名字）是我用的人。案子發回重審，他維持原判。”父親想起這事，笑著把拳頭一攥說：“這是我最得意的事！”
“壞人就殺了？”
父親搖頭說：“關了幾時，總統大赦，減為徒刑，過幾年就放了。”我暗想，這還有什麼可得意的呢？證明自己判決得不錯證明自己用的人不錯？這些笨話我都沒問，慢慢地自己也領會了。
地方廳長張先生所受的威脅利誘，不會比我父親所受的輕，當時實行的是“四級三審”制。每個案件經過三審就定案。到高等廳已是第二審，發回重審就是第三審，不能再向大理院上訴。兇犯家屬肯定對地方廳長狠加壓力。高等廳長已調任，地方廳長如果不屈從當地權勢，當然得丟官。張先生維持原判，足見為正義、為公道不計較個人利害得失的，自有人在！我至今看到報上宣揚的好人好事，常想到默默無聞的好人好事還不知有多少，就記起父親一攥拳頭的得意勁兒，心上總感到振奮——雖然我常在疑慮，甚至悲觀。
我想，父親在北京歷任京師高等審判廳長，京師高等檢察長、司法部參事等職。他准看透了當時的政府。“憲法”不過是一紙空文。他早想辭官不幹了。他的“頑固不靈”，不論在杭州，在北京，都會遭到官場的“難與共事”。我記得父母講到傳訊一位總長的那一夜，回憶說：“一夜的電話沒有停。”都是上級打來的。第二天，父親就被停職了。父親對我講過：“停職審查”雖然遠不如“褫職查辦”嚴重，也是相當重的處分；因為停職就停薪。我家是靠薪水過日子的。⑭
我當時年幼，只記得家裡的馬車忽然沒有了，兩匹馬都沒有了，大馬伕、小馬伕也走了。想必是停薪的結果。
我父親在大暑天和一位愛做詩的植物學家同鄉黃子年同上百花山去採集標本，去了大約一星期，回家來一張臉曬成了紫赯色，一個多星期後才慢慢退白。父親對植物學深有興趣，每次我們孩子到萬牲園（現稱“動物園”）去看獅子老虎，父親總一人到植物園去，我不懂植物有什麼好看。那次他從百花山回來，把採集的每一棵野花野草的枝枝葉葉，都用極小極整齊的白紙條加固在白而厚的大張橡皮紙上，下面註明什麼科（如茄科、菊科、薔薇科等）植物，什麼名字。中文下面是拉丁文。多年後，我曾看到過那些標本。父親做標本的時候，我自始至終一直站在旁邊仔仔細細地看著，佩服父親幹活兒利索，剪下的小白紙條那麼整齊，寫的字那麼好看，而且從不寫錯。每張橡皮紙上都蒙上一張透明的薄紙，積成厚厚的一大疊，就用一對木夾子上下夾住，使勁用腳踩扁，用繩子緊緊捆住。這幾捆標本帶到無錫，帶到上海，又帶到蘇州，後來有一次家裡出垃圾，給一個中學收買去做教材了。父親有閒暇做植物標本，想必是在停職期間。
我家租居陳璧的房子。大院南邊籬下有一排山桃樹。一九一九年我揀桃核的時候，三姐對我說：“別揀了，咱們要回南了。”我不懂什麼叫“回南”。姐姐跟我講了，然後說，母親的行李限得很嚴，桃核只能揀最圓整的帶幾顆。我著急說：“那麼我的泥刻子呢？”姐姐說泥刻子南邊沒用，南邊沒有黃土。我在箱子間的外間屋裡，看見幾隻整理了一半的網籃，便偷偷兒撒了兩把桃核進去，後來那些桃核都不知去向了。從不出遊的母親游了頤和園、香山等名勝，還買了好些北京的名藥如紫金錠、梅花點舌丹之類，絹制的宮花等等，準備帶回南方送人的。
據我國近代史料：“×××受賄被捕，在一九一七年五月。國務會議認為×××沒有犯罪的證據，反要追究檢察長楊蔭杭的責任；×××宣告無罪，他隨即辭去交通部長的職務。”⑮我想，父親專研法律，主張法治，堅持司法獨立；他區區一個京師檢察長——至多不過是一個“中不溜”的幹部，竟膽敢傳訊在職的交通部總長，並派檢察官到他寓所搜查證據，一定是掌握了充分的罪證，也一定明確自己沒有逾越職權。
據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五、二十六日《申報》要聞：“高檢長楊蔭杭因傳訊×××交付懲戒，楊已向懲戒會提出《申辯書》，會中對於此事，已開過調查會一次，不日當有結果。茲覓得司法部請交懲戒之原呈及楊檢長之《申辯書》並錄於下。此案之是非曲直，亦可略見一斑矣。”⑯
《申辯書》共十二條。前十條說明自己完全合法。後二條指控司法總長不合法，且有袒護之嫌。
《申辯書》不僅說明問題，還活畫出我父親當時的氣概。特附在本文之末，此案只是懸案，所以我把有嫌貪污巨賄的總長姓名改為×××。
據我推斷，父親停職期很短。他只有閒暇上百花山採集花草，製成標本；並未在家閒居。他上班不乘馬車，改乘人力車，我家只賣了馬車、馬匹，仍照常生活，一九一九年秋才回南。可見父親停職後並未罷官，還照領薪水。他辭職南歸，沒等辭職照準⑰。
一九一九年秋季，我上初小三年級。忽有一天清早，我跟著父母一家人回南了。路上碰見一個並不要好的同學，我恨不能叫她給我捎句話給同學，說我“回南”了，心上很悵然。
火車站上為我父親送行的有一大堆人——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誰也沒有那麼多人送行，我覺得自己的父親與眾不同，很有自豪感。火車快開了，父親才上車。有個親戚末了一分鐘趕到，從車窗裡送進一蒲包很甜的玫瑰香。可見我們離開北京已是秋天了。
在家裡，我們只覺得母親是萬能的。可是到了火車上，母親暈車嘔吐，弱得可憐。父親卻鎮定從容地照看著一家大小和許多行李。我自以為第一次坐火車，其實我在北京出生不久就回南到上海，然後我家遷居蘇州，又遷居杭州又回到北京，這次又回南，父親已經富有旅行的經驗了。
幾年前我家在上海的時候，大姐二姐都在上海啟明女校上學。她們寄宿學校，只暑假回家。一九一七年張勳復辟，北京亂糟糟，兩個姐姐沒能夠到北京，只好回到無錫老家去過了一個暑假。姊妹倆想家得厲害。二姐回校不久得了副傷寒，住在醫院裡。當時天津大水，火車不通。母親得知二姐生病，忙乘輪船趕到上海，二姐目光已經失散，看不清母親的臉，只拉著母親的手哭。她不久去世，還不到十五歲。二姐是我們姊妹裡最聰明的一個，我父母失去了她是一生中的大傷心事。我母親隨即帶了大姐同回北京。一九一九年我家離北京南歸，我只有大姐和三姐了，下面卻添了兩個弟弟和我的七妹。我家由北京到天津，住了一二天客棧，搭“新銘”輪船到上海。我父親親自抱著七妹，護著一家人，押著大堆行李上船下船。我記得父母吩咐，“上海碼頭亂得很，‘老小’要聽話。”我們很有秩序地下了輪船又上“拖船”。“拖船”是由小火輪拖帶的小船，一隻火輪船可以拖帶一大串小船。我們家預先包好一隻“拖船”，行李堆在後艙，一家人都坐在前艙，晚上把左右兩邊座位中間的空處搭上木板，就合成一隻大床。三姐著急說：“我的腳往哪兒垂呀？”父親說她“好講究！腳還得往下垂嗎？”大家都笑。我們孩子覺得全家睡一隻大床很好玩。
我父母親在無錫預先租下房子，不擠到老家去住。那宅房子的廚房外面有一座木橋，過了橋才是後門。我可以不出家門，而站在橋上看來往的船隻，覺得新奇得很。我父母卻對這宅房子不滿意，只是一時也找不到合適的。
我還是小孩子，不懂得人生疾苦。我父親正當壯年，也沒估計到自己會病得幾乎不起。據說租住那所房子的幾個住戶都得了很重的傷寒症，很可能河水有問題。我父親不久就病倒了。他地道是那個時期的留學生，只信西醫，不信中醫。無錫只有一個西醫，是外國人。他每次來就抽一點血，拿一點大便，送往上海化驗，要一個星期才有結果。檢查了兩次查不出病因，病人幾星期發高燒，神志都昏迷了。我母親自作主張，請了一位有名的中醫來，一把脈就說“傷寒”。西醫又過了一星期才診斷是傷寒。父親已經發燒得只說昏話了。他開始說的昏話還是笑話。他看我母親提了玻璃溺壺出去，就說：“瞧瞧，她算做了女官了，提著一口印上任去了！”可是昏話漸漸變為鬼話，說滿床都是鬼。家裡用人私下說：“不好了，老爺當了城隍老爺了，成日成夜在判案子呢。”
我記得有一夜已經很晚了，家裡好像將出大事，大家都不睡，各屋都亮著燈，許多親友來來往往。我母親流著淚求那位名醫處方，他搖頭斷然拒絕。醫生不肯處方就是病人全沒指望了。我父親的老友華實甫先生也是有名的中醫，當晚也來看望。他答應我母親的要求“死馬當活馬醫”，開了一個藥方。那是最危急的一夜，我父親居然掙扎過來。我母親始終把華實甫先生看作救命恩人。西醫卻認為我父親自己體力好，在“轉換期”（crisis）戰勝了病魔。不過無論中醫西醫，都歸功於我母親的護理。那年大除夕，我父親病骨支離，勉強能下床行走幾步。他一手扶杖，一手按著我的頭，慢慢兒走到家人團坐的飯桌邊。椅裡墊上一條厚被，父親象徵性地和我們同吃了年夜飯。
父親病情最危急的那一晚，前來探望的人都搖頭喟歎說：“唉，要緊人呀！”“要緊人”就是養家人，我們好大一家人全靠父親撫養。我叔叔在美國學統計，學成回國，和訂婚多年的嬸嬸結婚，在審計院工作。不久肺病去世，遺下妻女各一。我老家就添了我一位寡嬸和一個堂妹。我們小家庭裡，父母子女就有八口人。我常想，假如我父親竟一病不起，我如有親戚哀憐，照應我讀幾年書，也許可以做個小學教員。不然，我大概只好去做女工，無錫多的是工廠。
我父親滿以為回南可以另找工作，沒想到生了那麼一場重病。當時的社會，病人哪有公費治療呢！連日常生活的薪水都沒個著落呀。我父親病中，經常得到好友陳光甫先生和楊廷棟（翼之）先生的資助。他們並不住在無錫，可是常來看望。父親病中見了他們便高興談笑，他們去後往往病又加重。我雖是孩子，經常聽到父母談到他們，也覺得對他們感激。近代史所調查的問題之一是問到楊廷棟的後人是誰。慚愧得很，我雖然常常聽到楊翼之的名字，卻從未見過面，更不知他的後人——我實在很想見到他們，表達我們的感激。⑱
四
我父親病後就到上海申報館當“主筆”（這是我大姐的話，據日本人編的參考資料⑲，我父親是“上海申報社副編輯長”）。那時候，我已經和三姐跟隨大姐同在上海啟明女校讀書，寄宿在校。老家仍在無錫，我們那個小家一九二年秋搬到上海，租居兩上兩下一宅弄堂房子。暑假裡，有一天，我父親的老友接我們到他家去玩。那位朋友就是和我父親同窗的“穩健派”，後來參與了和日本人訂“二十一條”的章宗祥。我父母講到“二十一條”的時候，總把這位同窗稱為“嘴巴”。據我猜想，大約認為他不是主腦，只起了“嘴巴”的作用（我從沒問過，但想來猜得不錯）。我記得父親有一次和我講到這件事，憤憤地說：“他們嘁嘁嘁嘁嘁，只瞞我一個！打量我都不知道嗎！”我想，“嘴巴”是不願聽我父親的勸阻或責備吧？我們家最初到北京，和他們家好像來往較多，以後就很疏遠了。我記得在上海只到他們家去過一次，以後只我二姑母帶著七妹妹去了一次，父母親沒再去過。
他們是用汽車來接我們一家的，父親母親帶了兩三個女兒同去。我還是個小土包子，沒坐過汽車。車穿過鬧市，開進一個幽靜的地區。街道兩旁綠樹成蔭，只聽得一聲聲悠長的“知了”、“知了”。進門就看見大片的綠草地，疏疏落落的大樹，中間一座洋房顯得矮而小；其實房子並不小，只因為四周的園地很大，襯得房子很小。我看見他們家的女兒在樹蔭下的草坪上玩，覺得她們真舒服。我父親平時從不帶孩子出去拜訪人，只偶爾例外帶我。我覺得有些人家儘管比我家講究得多，都不如這一家的氣派。那天回家後，大姐盛稱他們家的地毯多厚，沙發多軟。父親意味深長地慨歎一聲說：“生活程度（現在所謂‘生活水平’）不能太高的。”他只說了這麼一句。可是這句話我父親在不同的場合經常反覆說，儘管語氣不同，表情不同，我知道指的總是同一回事。父親藏有這位朋友的一張照片，每次看了總點頭喟歎說：“絕頂聰明人……”言下無限惋惜。到如今，我看到好些“聰明人”為了追求生活的享受，或個人的利益，不惜出賣自己，也不顧國家的體面，就常想到我父親對這位老友的感慨和惋惜。
我父親病後身體漸漸復元，在申報館當副主編的同時，又重操律師舊業。他承認自己喜歡說偏激的話。他說，這個世界上（指當時社會）只有兩種職業可做，一是醫生，二是律師（其實是指“自由職業”）。他不能做醫生，只好當律師。他嫌上海社會太複雜，決計定居蘇州。我們家隨即又遷到蘇州。可是租賃的房子只能暫時安身，做律師也得有個事務所。我母親說，我家歷年付的房租，足以自己蓋一所房子了。可是我父親自從在北京買了一輛馬車，常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有了“財產”，“從此多事矣”。他反對置買家產。
可是有些事不由自主。我家急需房子，恰恰有一所破舊的大房子要出賣。那還是明朝房子，都快倒塌了。有一間很高大的廳也已經歪斜，當地人稱為“一文廳”。據說魏忠賢黨人到蘇州搜捕東林黨人，民情激奮，引起動亂。魏黨奏稱“蘇州五城（一說五萬人）造反”。“徐大老爺”將“五城”（一說五萬人）改為“五人”。蘇州人感其恩德，募款為他建一楠木大廳。一人一文錢，頃刻而就，故名“一文廳”。張謇為我父親題的匾上，“安徐堂”三個大字之外，有幾行小字，說明房子是“明末宰相徐季鳴先生故居”⑳。據王佩諍《平江府志》，魏黨毛一鷺曾為魏忠賢造生祠於虎丘。魏失勢後，蘇州士紳在魏閹生祠原址立“五人墓碑”，張溥作《五人墓碑記》㉑。
我自從家裡遷居蘇州，就在當地的振華女中上學，寄宿在校，週末回家，見過那一大片住滿了人的破房子。全宅二三十家，有平房，也有樓房。有的人家住得較寬敞，房子也較好。最糟的是“一文廳”，又漏雨，又黑暗，全廳分隔成三排，每排有一個小小的過道和三間房，每間還有樓上樓下。總共就是十八間小房，真是一個地道的貧民窟，挑擔的小販常說：“我們挑擔子的進了這個宅子，可以轉上好半天呢。”
我父親不精明，買下了這宅沒人要的破房子，修葺了一部分，拆掉許多小破房子，擴大了後園，添種了花樹，一面直說：“從此多事矣！”據他告訴我，買房子花掉了他的一筆人壽保險費，修建是靠他做律師的收入。因為買房以後，祖母去世，大伯母一家基本上能自立，無錫老家的負擔已逐漸減輕。房子費了兩年左右才修建完畢。
我常掛念原先的二三十戶人家到了哪裡去。最近，有個親戚偶來看我，說他去看了我們蘇州的房子（我們已獻給公家），現在裡面住了五十來戶。我大為驚詫，因為許多小破房子全都拆了，哪來那麼多房間呢？不過小房子既能拆掉，也能一間間再搭上。一條寬走廊就能隔成幾間房呢。許多小戶合成一個大宅，一個大宅又分成許多小戶，也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勢”。
我父親反對置買家產不僅是圖省事，他還有一套原則。對本人來說，經營家產耗費精力，甚至把自己降為家產的奴隸；對子女來說，家產是個大害。他常說，某家少爺假如沒有家產，可以有所作為，現成可“吃家當”，使他成了廢物，也使他不圖上進。所以我父親明明白白地說過：“我的子女沒有遺產，我只教育他們能夠自立。”我現在常想：靠了家產不圖上進的大少爺即使還有，也不多了，可是捧著鐵飯碗吃大鍋飯而不求上進的卻又那麼多；“吃家當”是不行了，可是吃國家的財產卻有多種方式。我父親知道了又將如何感慨。
我在中學的時候，聽父親講到同鄉一位姓陸的朋友有兩個在交通大學讀書的兒子，“那兩個孩子倒是有志氣的，逃出去做了共產黨。”㉒我弟弟在上海同濟讀書的時候，帶了一個同學到我家來。我聽弟弟轉述那人的議論，很像共產主義的進步思想。我父親說那孩子是“有志氣的”。但妙的是弟弟忽然私下對我說：“你覺得嗎，咱們爸爸很腐朽。”我斷定這是他那位朋友的話，因為他稱我弟弟為“安徐堂”的“少爺”。在他眼裡，我父親是一個大律師，住一宅寬廊大院的大宅子，當然是“腐朽的資產階級”。我沒有搬嘴，只覺得很滑稽，因為“腐朽的爸爸”有一套言論，和共產主義的口號很相近，我常懷疑是否偶合。例如我父親主張自食其力，不能不勞而食。這和“不勞動者不得食”不是很相近嗎？
我們搬入新居——只是房主自己住的一套較好的房子略加修葺，前前後後的破房子還沒拆盡，到處都是鼻涕蟲㉓和蜘蛛；陰濕的院子裡，只要扳起一塊磚，磚下密密麻麻的爬滿了鼻涕蟲。父親要孩子幹活兒，懸下賞格，鼻涕蟲一個銅板一個，小蜘蛛一個銅板三個，大蜘蛛三個銅板一個。這種“勞動教育”其實是美國式的鼓勵孩子賺錢，不是教育“勞動光榮”。我週末回家，發現弟弟妹妹連因病休學在家的三姐都在“賺錢”。小弟弟捉得最多，一百條鼻涕蟲硬要一塊錢（那時的一元銀幣值 270—290 銅板）。我聽見母親對父親說：“不好了，你把‘老小’教育得惟利是圖了。”可是物質刺激很有效，不多久，弟弟妹妹把鼻涕蟲和蜘蛛都捉盡。母親對“惟利是圖”的孩子也有辦法。錢都存在她手裡，十幾元也罷，幾十元也罷，過些時候，存戶忘了討賬，“銀行”也忘了付款，糊塗賬漸漸化為烏有。就像我們歷年的壓歲錢一樣。因為我們不必有私產，需錢的時候可以問母親要。
假如我們對某一件東西非常艷羨，父親常常也只說一句話：“世界上的好東西多著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爭取。也許這又是一項“勞動教育”，可是我覺得更像鼓吹“個人奮鬥”。我私下的反應是：“天下的好東西多著呢，你能樣樣都有嗎？”
我父親又喜歡自稱“窮人”。他經常來往的幾個朋友一是“老人”，一是“苦人”（因為他開口就有說不盡的苦事），一是“忙人”（因為他社會活動較多），一是父親自稱的“窮人”。我從父母的談話裡聽來，總覺得“窮人”是對當時社會的一種反抗性的自詡，彷彿是說：“我是窮人，可是不羨慕你們富人。”所謂“窮”，無非指不置家產，“自食其力”。不過我父親似乎沒有計較到當時社會上，“自食其力”是沒有保障的；不僅病不得，老不得，也沒有自由支配自己的時間，干自己喜愛或專長的事。
我父親不愛做律師。他當初學法律，並不是為了做律師。律師的“光榮任務”是保衛孤弱者的權益，可是父親只說是“幫人吵架”。民事訴訟十之八九是為爭奪財產；便是婚姻問題，底子裡十之八九還是為了財產。我父親有時忘了自己是律師而當起法官來，有時忘了自己是律師而成了當事人。
一次有老友介紹來一個三十來歲的人，要求我父親設法對付他異母庶出的小妹妹，不讓她承襲遺產。那妹妹還在中學讀書。我記得父親怒沖沖告訴母親說：“那麼個又高又大的大男人，有臉說出這種話來！”要幫著欺負那個小妹妹也容易，或者可以拒不受理這種案件。可是我父親硬把那人訓了一頓，指出他不能勝訴（其實不是“不能”而是“不該”），結果父親主持了他們分家。
有時候我父親為當事人氣憤不平，自己成了當事人，躺在床上還撇不開。他每一張狀子都自己動筆，悉心策劃，受理的案件一般都能勝訴。如果自己這一方有弱點，就和對方律師勸雙方和解。父親常說，“女太太”最奇怪，打贏了官司或者和解得稱心，就好像全是辯護律師的恩惠。父親認為那不過是按理應得的解決罷了。有許多委任他做辯護律師的當事人，事後就像我家的親戚朋友一樣，經常來往。有兩個年輕太太曾一片至誠對我母親叩頭表示感謝；多年後還對我們姊妹像姊妹一樣。
有些事不論報酬多高，我父親決不受理。我記得那時候有個駐某國領事高瑛私販煙土出國的大案件，那領事的親信再三上門，父親推說不受理刑事案。其實那是誑話。我祖母的丫頭嫁一農民，她兒子酒後自稱某革命組織的“總指揮”，法院咬定他是共產黨，父親出盡力還是判了一年徒刑。我記得一次大熱天父親為這事出庭回家，長衫汗濕了半截，裡面的夏布短褂子汗濕得滴出水來。父親已經開始患高血壓症，我接過那件沉甸甸的濕衣，心上也同樣的沉重。他有時到上海出庭，一次回來說，又攬了一件刑事案。某銀行保險庫失竊。父親說，明明是經理監守自盜，卻冤枉兩個管庫的老師傅。那兩人歎氣說，我們哪有錢請大律師呢。父親自告奮勇為他們義務辯護。我聽偵探小說似的聽他向我母親分析案情，覺得真是一篇小說的材料。可惜我到清華上學了，不知事情是怎樣了局的。㉔
那時蘇州的法院賄賂公行。有的律師公然索取“運動費”（就是代當事人納賄的錢）。“兩支雪茄”就是二百元。“一記耳光”就是五百元。如果當事人沒錢，可以等打贏了官司大家分肥，這叫做“樹上開花”。有個“詩酒糊塗”的法官開庭帶著一把小茶壺，壺裡是酒。父親的好友“忙人”也是律師，我記得他們經過仔細商量，合寫了一個呈文給當時的司法總長（父親從前的同學或朋友）。這些時，地方法院調來一個新院長。有人說，這人在美國坐過牢。父親說：“坐牢的也許是政治犯——愛國志士。”可是經調查證實，那人是偽造支票而犯罪的。我記得父親長歎一聲，沒話可說。在貪污腐敗的勢力面前，我父親始終是個失敗者。
他有時伏案不是為當事人寫狀子。我偶爾聽到父親告訴母親說：“我今天放了一個‘屁’。”或“一個大臭屁”或“惡毒毒的大臭屁”。過一二天，母親就用大剪子從《申報》或《時報》上剪下這個“屁”。我只看見一個“評”字，上面或許還有一個“時”字吧？父親很明顯地不喜歡我們看，所以我從沒敢偷讀過。母親把剪下的紙粘連成長條，捲成一大卷，放在父親案頭的紅木大筆筒裡。日寇佔領蘇州以後，我們回家，案上的大筆筒都沒有了。那些“評”或許有“老圃”的簽名，可是我還無緣到舊報紙上去查看。㉕
五
我父親凝重有威，我們孩子都怕他，儘管他從不打罵。如果我們不乖，父親只會叫急，喊母親把淘氣的孩子提溜出去訓斥。鍾書初見我父親也有點怕，後來他對我說：“爸爸是‘望之儼然，接之也溫’。”我們怕雖怕，卻和父親很親。他喜歡飯後孩子圍繞著一起吃點甜食，常要母親買點好吃的東西“放放焰口”。我十一歲的暑假，在上海，看見路上牽著草繩，繩上掛滿了紙做的小衣小褲，聽人家說“今天是盂蘭盆會，放焰口”。我大驚小怪，回家告訴父母，惹得他們都笑了。可是“放焰口”還是我家常用的辭兒，不論吃的、用的、玩的，都可以要求“爸爸，放焰口！”
我家孩子多，母親好像從沒有空閒的時候。我們唱的兒歌都是母親教的，可是她很少時間陪我們玩。我記得自己四五歲的時候，有一次在小木碗裡剝了一堆瓜子仁，拉住母親求她“真的吃”——因為往常她只做個姿勢假吃。那一次她真吃了，我到今忘不了當時的驚喜和得意，料想她是看了我那一臉的快活而為我吃盡的。我六歲的冬天，有一次晚飯後，外面忽然刮起大風來。母親說：“啊呀，阿季的新棉褲還沒拿出來。”她叫人點上個洋燈，穿過後院到箱子間去開箱子。我在溫暖的屋裡，背燈站著，幾乎要哭，卻不懂自己為什麼要哭。這也是我忘不了的“別是一般滋味”。
我父親有個偏見，認為女孩子身體嬌弱，不宜用功。據說和他同在美國留學的女學生個個短壽，都是用功過度，傷了身體。他常對我說，他班上某某每門功課一百分，“他是個低能！”反正我很少一百分，不怕父親嘲笑。我在高中還不會辨平仄聲。父親說，不要緊，到時候自然會懂。有一天我果然四聲都能分辨了，父親晚上常踱過廊前，敲窗考我某字什麼聲。我考對了他高興而笑，考倒了他也高興而笑。父親的教育理論是孔子的“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我對什麼書表示興趣，父親就把那部書放在我書桌上，有時他得爬梯到書櫥高處去拿；假如我長期不讀，那部書就不見了——這就等於譴責。父親為我買的書多半是詩詞小說，都是我喜愛的。
對有些事父親卻嚴厲得很。我十六歲，正念高中。那時北伐已經勝利，學生運動很多，常要遊行、開群眾大會等。一次學生會要各校學生上街宣傳——掇一條板凳，站上向街上行人演講。我也被推選去宣傳。可是我十六歲看來只像十四歲，一著急就漲紅了臉。當時蘇州風氣閉塞，街上的輕薄人很會欺負女孩子。如果我站上板凳，他們準會看猴兒似的攏上來看，甚至還會耍猴兒。我料想不會有人好好兒聽。學校裡有些古板人家的“小姐”，只要說“家裡不贊成”，就能豁免一切開會、遊行、當代表等等。我週末回家就向父親求救，問能不能也說“家裡不贊成”。父親一口拒絕。他說：“你不肯，就別去，不用借爸爸來擋。”我說：“不行啊，少數得服從多數呀。”父親說：“該服從的就服從；你有理，也可以說。去不去在你。”可是我的理實在難說，我能說自己的臉皮比別人薄嗎？
父親特向我講了一個他自己的笑話。他當江蘇省高等審判廳長的時候，張勳不知打敗了哪位軍閥勝利入京。江蘇士紳聯名登報擁戴歡迎。父親在歡迎者名單裡忽然發現了自己的名字。那是他屬下某某擅自干的，以為名字既已見報，我父親不願意也只好罷了。可是我父親怎麼也不肯歡迎那位“辮帥”，他說“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報上登了一條大字的啟事，聲明自己沒有歡迎。他對我講的時候自己失笑，因為深知這番聲明太不通世故了。他學著一位朋友的話說：“唉，補塘，聲明也可以不必了。”但是父親說：“你知道林肯說的一句話嗎？Dare to say no！你敢嗎？”
我苦著臉說“敢！”敢，可惜不是為了什麼偉大的目標，只是一個愛面子的女孩子不肯上街出醜罷了。所以我到校實在說不出一個充分的理由，只堅持“我不贊成，我不去”。這當然成了“豈有此理”。同學向校長告狀，校長傳我去狠狠訓斥了一頓。我還是不肯，沒去宣傳。被推選的其他三人比我年長些，也老練些。她們才宣傳了半天，就有個自稱團長的國民黨軍官大加欣賞，接她們第二天到留園去宣傳，實際上是請她們去遊園吃飯。校長事後知道了大吃一驚，不許她們再出去宣傳。我的“豈有此理”也就變為“很有道理”。
我父親愛讀詩，最愛杜甫詩。他過一時會對我說“我又從頭到底讀了一遍”。可是他不做詩。我記得他有一次悄悄對我說：“你知道嗎？誰都做詩！連××（我們父女認為絕不能做詩的某親戚）都在做詩呢！”父親鑽研的是音韻學，把各時代的韻書一字字推敲。我常取笑說：“爸爸讀一個字兒、一個字兒的書。”抗戰時期，我和鍾書有時住在父親那邊。父親忽發現鍾書讀字典，大樂，對我說：“哼哼，阿季，還有個人也在讀一個字、一個字的書呢！”其實鍾書讀的不是一個個的字，而是一串串的字，但父親得意，我就沒有分辯。
有時候父親教我什麼“合口呼”“撮口呼”，我不感興趣，父親說我“喜歡詞章之學”，從不強我學他的一套。每晚臨睡，他朗聲讀詩，我常站在他身邊，看著他的書旁聽。
自從我家遷居蘇州，我就在蘇州上學，多半時候住校，中間也有一二年走讀。我記憶裡或心理上，好像經常在父母身邊；一回家就像小狗跟主人似的跟著父親或母親。我母親管著全家裡裡外外的雜事，用人經常從前院到後園找“太太”，她總有什麼事在某處絆住了腳。她難得有閒，靜靜地坐在屋裡，做一會兒針線，然後從擱針線活兒的籐匾裡拿出一卷《綴白裘》邊看邊笑，消遣一會兒。她的臥房和父親的臥房相連；兩隻大床中間隔著一個永遠不關的小門。她床頭有父親特為她買的大字抄本八十回《石頭記》，床角還放著一隻檯燈。她每晚臨睡愛看看《石頭記》或《聊齋》等小說，她也看過好些新小說。一次她看了幾頁綠漪女士的《綠天》，說：“這個人也學著蘇梅的調兒。”我說：“她就是蘇梅呀。”很佩服母親怎能從許多女作家裡辨別“蘇梅的調兒”。
我跟著父親的時候居多。他除非有客，或出庭辯護，一上午總伏案寫稿子，書案上常放著一疊裁著整整齊齊的竹簾紙充稿紙用，我常揀他寫禿的長鋒羊毫去練字。每晨早飯後，我給父親泡一碗釅釅的蓋碗茶。父親飯後吃水果，我專司削皮；吃風乾栗子、山核桃等乾果，我專司剝殼。中午飯後，“放焰口”完畢，我們“小鬼”往往一哄而散，讓父親歇午。一次父親叫住我說：“其實我喜歡有人陪陪，只是別出聲。”我常陪在旁邊看書。冬天只我父親屋裡生個火爐，我們大家用煨炭結子的手爐和腳爐。火爐裡過一時就需添煤，我到時輕輕夾上一塊。姐姐和弟弟妹妹常佩服我能加煤不出聲。
有一次寒假裡，父親歇午，我們在火爐裡偷烤一大塊年糕。不小心，火夾子掉在爐盤裡，年糕掉在火爐裡，乒乒乓乓鬧得好響。我們闖了禍不顧後果，一溜煙都跑了。過些時偷偷回來張望，父親沒事人似的坐著工作。我們滿處找那塊年糕不見，卻不敢問。因為剛剛飯後，遠不到吃點心的時候呢。父親在忍笑，卻虎著臉。年糕原來給扔在字紙簍裡了。母親知道了準會怪我們鬧了爸爸，可是父親並沒有戳穿我們幹的壞事。他有時還幫我們淘氣呢。記得有一次也是大冬天，金魚缸裡的水幾乎連底凍了。一隻隻半埋在泥裡的金魚缸旁邊都堆積著鑿下的冰塊。我們就想做冰淇淋，和父親商量——因為母親肯定不贊成大冬天做冰淇淋。父親說，你們自己會做，就做去。我家有一隻舊式的做冰淇淋的桶，我常插一手幫著做，所以也會，只是沒有材料。我們胡亂偷些東西做了半桶，在“旱船”（後園的廳）南廊的太陽裡搖了半天。木桶裡的冰塊總也不化，鐵桶裡的冰淇淋總也不凝，白賠了許多鹽。我們只好向父親求主意。父親說有三個辦法：一是冰上淋一勺開水；二是到廚房的灶倉裡去做，那就瞞不過母親了；三是到父親房間裡的火爐邊搖去。我們採用了第三個辦法，居然做成。只是用的材料太差，味道不好。父親助興嘗了一點點，母親事後知道也就沒說什麼。
一次，我們聽父親講叫花子偷了雞怎麼做“叫花雞”，我和弟弟妹妹就偷了一個雞蛋，又在凍冰的鹹菜缸裡偷些菜葉裹上，塗了泥做成一個“叫花蛋”。這個泥蛋我們不敢在火爐子裡烤，又不敢在廚房大灶的火灰裡烤，只好在後園冒著冷風，揀些枯枝生個火，把蛋放在火裡燒。我們給煙熏出來的眼淚險些凍冰。“叫花蛋”倒是大成功，有醃菜香。可惜一個蛋四人分吃，一口兩口就吃光了，吃完才後悔沒讓父母親分嘗。
我父親晚年常失眠。我們夏天為他把帳子裡的蚊子捉盡。從前有一種捕蚊燈，只要一湊上，蚊子就吸進去燒死了。那時我最小的妹妹楊必㉖已有八九歲，她和我七妹兩個是捉蚊子的先鋒，我是末後把關的。珠羅紗的蚊帳看不清蚊子在裡在外，尤其那種半透明的瘦蚊子。我得目光四掃，把帳子的五面和空中都巡看好幾遍，保證帳子裡沒一隻蚊子。
家裡孩子逐漸長大，就不覺熱鬧而漸趨冷清。我大姐㉗在上海啟明教書，她是校長嬤嬤（修女）寵愛的高足，一直留校教法文等課。我三姐最美而身體最弱，結婚較早，在上海居住。我和兩個弟弟和七妹挨次只差一歲半，最小的八妹小我十一歲。他們好像都比我小得多。我已經不貪玩而貪看書了。父親一次問我：“阿季，三天不讓你看書，你怎麼樣？”我說：“不好過。”“一星期不讓你看書呢？”我說：“一星期都白活了。”父親笑說：“我也這樣。”我覺得自己升做父親的朋友了。暑假裡，乘涼的時候，門房每天給我送進幾封信來。父親一次說：“我年輕的時候也有很多朋友。”他長吟“故人笑比中庭樹，一日秋風一日疏”。我忽然發現我的父親老了，雖然常有朋友來往，我覺得他很疲勞，也很寂寞。父親五十歲以後，一次對我說：“阿季，你說一個人有退休的時候嗎？——我現在想通了，要退就退，不必等哪年哪月。”我知道父親自覺體力漸漸不支，他的血壓在升高，降壓靈之類的藥當時只是神話。父親又不信中藥，血壓高了就無法叫它下降。他所謂“退休”，無非減少些工作，加添些娛樂，每日黃昏，和朋友出去買點舊書、古董或小玩意兒。他每次買了好版子的舊書，自己把蜷曲或破殘的書角補好，叫我用頇的白絲線雙線重訂。他愛整齊，雙線只許平行，不許交叉，結子也不准外露。父親的小玩意兒玩膩了就收在一隻紅木筆筒裡。我常去翻弄。我說：“爸爸，這又打入‘冷宮’了？給我吧。”我得的玩意兒最多。小弟弟有點羨慕，就建議“放焰口”，大家就各有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