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索拉：中國這麼大一個地兒，這麼多女孩子，如果所有小女孩在十六歲都抓著一個老頭，然後到二十多歲就覺得自己完蛋了，嫁不出去了，這是多可怕的人生！她這一輩子真的白活了。
陳丹青：不光女孩，每個領域、每個人群都有這種深刻的不安全感，不安全感體現在年齡上，在演藝界、白領或者大學校園裡這種不安全感越來越強烈。
竇文濤：這種不安全感你身上有嗎？
陳丹青：沒有。我們年輕的時候不是不安，是絕望，覺得反正這輩子不可能唸書，不可能回城了，更無法想像出國。所以我們的要求非常低，第一能回城，哪怕調到縣裡都好。一直到二十多歲，我們的最高理想就是趕緊離開村子，我們就這樣度過了青春。
竇文濤：我曾經聽一個跟你同齡的作家也講過這種心情。他說我們這代人活一天都是撿來的，「文革」裡大難不死，今天活著趕上好時候了。
陳丹青：對，特別容易滿足。所以我非常同情今天的年輕人，因為設身處地想，我們那會兒雖然絕望，但周圍大家都在絕望，大家全在農村、工廠，最了不起的也就是在城裡有份工作，工資到頂了三十幾塊錢，沒有可比的東西，大家都挺慘！改革開放以後開始出現幸運兒，比如我考上大學了，你沒考上，但那差異也不像今天這麼大。今天的孩子從大學校園裡就開始比，原來一起的同學考上了研究生或博士生了，我沒考上；出了大學以後，你已經有房有車了，我還在還貸款……這種壓力，這種不安，瀰漫了所有人。我非常同情他們，大鍋飯沒有了，西方的惡性競爭進來了，競爭的遊戲規則還沒建立。一個競爭，一個淘汰，非常不安，這也影響到三四十歲那批中年人，因為他眼瞧著底下「嘩嘩嘩」一波一波上來，緊張啊！你瞧公司一張張新面孔進來，一眨眼90後都來上班了，可看看自個兒，日曆一翻生日又快到了。
竇文濤：我聽一個三四十歲搞音樂的人說，看到那些玩音樂的年輕人，覺得這些年輕人都拿著鐵鍬呢，一鍬又一鍬，幹嗎？埋我們呢。
劉索拉：我在我們樂隊裡屬於中老，上面有六十多歲的，我五十多，下頭還有四十多、三十多、二十多、十幾歲的，我們樂隊裡每一代人都有。我覺得你如果有「我得抓著我這一代」的感覺，那你就死了，人還是活得寬心一點兒比較好，小孩就是比你有青春活力，小孩就是要上來，怎麼樣呢？但是老有老的好處，你身處這一代，就不要想著下一代。
竇文濤：我見過一個二十二歲的女孩，一直歎氣，「哎呀，一下我就三十了」。為什麼呢？她說二十歲的時候，父母說晚上不准跟男同學出去，就等著，盼著，但如今一過二十二歲，父母親馬上開始著急，「哎呀，有什麼合適的男同學領到家裡給我們看一看」，又怕女兒嫁不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