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六年前從香港回來，就一直定居在高雄，無論是醒著夢著，耳中隱隱，都是海峽的濤聲。老朋友不免見怪：為什麼我背棄了台北。我的回答是：並非我背棄了台北，而是台北背棄了我。
在南部這些年來，若無必要，我絕不輕易北上。有時情急，甚至斷然說道：「拒絕台北，是幸福的開端！」因為事無大小，台北總是坐莊，諸如開會、演講、聚餐、展覽等等，要是台北一招手就倉皇北上，我在高雄的日子就過不下去了。
這麼說來，我真像一個無情的人了，簡直是忘恩負義。其實不然。我不去台北，少去台北，怕去台北，絕非因為我忘了台北，恰恰相反，是因為我忘不了台北——我的台北，從前的台北。那一坳繁華的盆地，那一盆少年的夢，壯年的回憶，盛著我初做丈夫，初做父親，初做作家和講師的情景，甚至更早，盛著我還是學生還有母親的歲月——當時燦爛，而今已成黑白片了的五十年代，我的台北；無論我是坐汽車從西北，或是坐火車從西南，或是坐飛機從東北進城，那個台北是永遠回不去了。
至於從八十年代忽已跨進九十年代的台北，無論從報上讀到，從電視上看到，或是親身在街頭遇到的，大半都不能令人高興；無論先知或騙子用什麼「過渡」「多元」「開放」來詮釋，也不能令人感到親切。你走在忠孝東路上，整個亮麗而囂張的世界就在你肘邊推擠，但一切又似乎離你那麼遙遠，什麼也抓不著，留不住。像傳說中一覺醒來的獵人，下得山來，闖進了一個陌生的世界，你走在台北的街上。
所謂鄉愁，如果是地理上的，只要一張機票或車票，帶你到熟悉的門口，就可以解決了。如果是時間上的呢，那所有的路都是單行，所有的門都閉上了，沒有一扇能讓你回去。經過香港的十年，我成了一個時間的浪子，背著記憶沉重的行囊，回到台北的門口，卻發現金鑰匙丟了，我早已把自己反鎖在門外。
驚疑和悵惘之中，即使我叫開了門，裡面對立著的，也不過是一張陌生的臉，冷漠而不耐。
「那你為什麼去高雄呢？」朋友問道，「高雄就認識你嗎？」
「高雄原不識年輕的我，」我答道，「我也不認識從前的高雄。所以沒有失落什麼，一切可以從頭來起。台北不同，背景太深了，自然有滄桑。台北盆地是我的回聲谷，無窮的回聲繞著我，祟著我，轉成一個記憶的漩渦。」
二
那條廈門街的巷子當然還在那裡。台北之變，大半是朝東北的方向，挖土機對城南的蹂躪，規模小得多了。如果台北盆地是一個大回聲谷，則廈門街的巷子是一條曲折的小回聲谷，響著我從前的步聲。我的那條「家巷」，一一三巷，巷頭連接廈門街，巷尾通到同安街，當然仍在那裡。這條窄長的巷子，頗有文學的歷史。五十年代，《新生報》的宿舍就在巷腰，常見彭歌的蹤影。有一度，潘壘也在巷尾卜居。《文學雜誌》的時代，發行人劉守宜的寓所，亦即雜誌的社址，就在巷尾斜對面的同安街另一小巷內。所以那一帶的斜巷窄弄，也常聞夏濟安、吳魯芹的咳唾風生，夏濟安因興奮而赧赧的臉色，對照著吳魯芹泰然的眸光。王文興家的日式古屋掩映在老樹蔭裡，就在同安街尾接水源路的堤下，因此腳程所及，也常在附近出沒。那當然還是《家變》以前的淹遠歲月。後來黃用家也遷去一一三巷，門牌只差我家幾號，一陣風過，兩家院子裡的樹葉都會前後吹動的。歡迎加入書社,每日海量書籍,大師課精彩分享微.信:dedao555
赫拉克利特說過：「後浪之來，滾滾不斷。拔足更涉，已非前流。」時光流過那條長巷的回聲狹谷，前述的幾人也都散了。只留下我這廈門人氏，長守在廈門街的僻巷，直到八十年代的中葉，才把它，我的無根之根，非產之產，交給了晚來的洪範書店和爾雅出版社去看顧。
只要是我的「忠實讀者」，沒有不知道廈門街的。近乎半輩子在其中消磨，母親在其中謝世，四個女兒和十七本書在其中誕生，那一帶若非我的鄉土，至少也算是我的市井、街坊、閭裡或故居。若是我患了夢遊症，警察當能在那一帶將我尋獲。
儘管如此，在我清醒的時刻，是不會去重遊舊地的。儘管每個月必去台北，卻沒有勇氣再踏進那條巷子，更不敢去憑弔那棟房子，因為巷子雖已拓寬、拉直，兩旁卻立刻停滿了汽車，反而更形狹隘。曾經是扶桑花、九重葛掩映的矮牆頭，連帶扶疏的樹影全不見了，代之矗起的是層層疊疊的公寓，和另一種枝柯的天線之網。清脆的木屐敲叩著滿巷的寧謐，由遠而近，由近而低沉。清脆的腳踏車鈴在門外叮叮曳過，那是早晨的報販，黃昏放學的學生，還有三輪車夾雜在其間。夜深時自有另外的聲音來接班，淒清而幽怨的是按摩女或盲者的笛聲，悠緩地路過，低抑中透出沉洪的，是呼喚晚睡人的「燒肉粽」。那燒肉粽，一掀開籠蓋白氣就騰入夜色，我雖然從未開門去買過，但是聽在耳裡，知道巷子裡還有人在和我分擔深夜，卻減了我的寂寞。
但這些都消失了，拓寬而變窄的巷子，激盪著汽車、爆發著機車的噪音。巷裡住進了更多的人，卻失去了鄰居，因為回家後人人都把自己關進了公寓，出門，又把自己關進了汽車。走在今日的巷子裡，很難聯想起我寫的《月光曲》：
廈門街的小巷纖細而長
用這樣乾淨的麥管吸月光
涼涼的月光，有點薄荷味的月光
而機器狼群的厲嗥，也淹蓋了我的《木屐懷古組曲》：
踢踢踏
踏踏踢
給我一雙小木屐
讓我把童年敲敲醒
像用笨笨的小樂器
從巷頭
到巷底
踢力踏拉
踏拉踢力
三
五十年代的青年作者要投稿，台灣「《中央副刊》」是兵家必爭之地。我從香港來台，插班台大外文系三年級，立刻認真向台灣「《中央副刊》」投稿，每投必中。只有一次詩稿被退，我不服氣，把原詩再投一次，竟獲刊出。這在中國的投稿史上，不知有無前例。最早的時候，每首詩的稿酬是五元，已經夠我帶女友去看一場電影，吃一次館子了。
詩稿每次投去，大約一周之後刊登。算算日子到了，一大清早只要聽到前院拍撻一聲，那便是報紙從竹籬笆外飛了進來。我就推門而出，拾起大王椰樹下的報紙，就著玫紅的晨曦，輕輕、慢慢地抽出裡面的副刊。最先瞥見的總是最後一行詩，只一行就夠了，是自己的。那一剎那，世界多奇妙啊，朝霞是新的，報紙是新的，自己的新作也是簇簇新嶄嶄新。編者又一次肯定了我，世界，又一次向我矚目，真夠人飄飄然的了。
不久稿費通知單就來了，靜靜抵達門口的信箱。當然還有信件、雜誌、贈書。世界來敲門，總是騎著腳踏車來的，剎車聲後，更撳動痙攣的電鈴。我要去找世界呢，也是先牽出輕俊而靈敏的赫赳力士（Hercules），左腳點鐙，右腳翻騰而上，曳一串爽脆的鈴聲，便上街而去。腳程帶勁而又順風的話，下面的雙輪踩得出哪吒的氣勢，中山北路女友的家，十八分鐘就到了。
台大畢業的那個夏夜，我和蕭堉勝並馳腳踏車直上圓山，躺在草地上怔怔地對著星空。學生時代終於告別了，而未來充滿了變數，不知如何是好。那時候還沒有流行什麼「失落的一代」，我們卻真是失落了。幸好人在社會，身不由己。大學生畢業後受訓、服役，從我們那一屆開始。我們是外文系出身，不必去鳳山嚴格受訓，便留在台北做起翻譯官來。我先後在「國防部」的聯絡局與第三廳服役，竟然出入「總統府」達三年之久。直到一九五六年，夏濟安因為事忙，不能續兼東吳的散文課，要我去代課。這是我初登大學講壇的因緣。
住在五十年代的台北，自覺紅塵十丈，夠繁華的了。其實人口壓力不大，交通也還流暢，有些偏僻街道甚至有點田園的野趣。騎著腳踏車，在和平東路上向東放輪疾駛，翹起的拇指山蠻有性格地一直在望，因為前面沒有高樓，而一過新生南路，便車少人稀，屋宇零落，開始荒了。雙輪向北，從中山北路二段右轉上了南京東路，並非今日寬坦的四線大道，啊不是，只是一條粗鋪的水泥彎路，在水田青秧之間蜿蜒而隱。我上台大的那兩年，雙輪沿羅斯福路向南，右首儘是秧田接秧田，那麼純潔無辜的鮮綠，偏偏用童真的白鷺來反喻，怎不令人眼饞，若是久望，真要得「饜綠症」了。這種幸福的危機，目迷霓虹的新台北人是不用擔心的。
大四那一年的冬天，一日黃昏，寒流來襲，吳炳鍾老師召我去他家吃火鍋。冒著削面的冰風騎車出門，我先去衡陽街兜了一圈。不過八點的光景，街上不但行人稀少，連汽車、腳踏車也見不到幾輛，只有陰雲壓著低空，風聲搖撼著樹影。五十年代的台北市，今日回顧起來，只像一個不很起眼的小省城，繁榮或壯麗都說不上，可是空間的感覺似乎很大，因為空曠，至少比起今日來，人稀車少，樹密屋低。四十年後，台北長高了，顯得天小了，也長大了，可是因為擠，反而顯得縮了。台北，像裹在所有台北人身上的一件緊身衣。那緊，不但是對肉體，也是對精神的壓力，不但是空間上，也是時間上的威脅。一根神經質的秒針，不留情面地追逐所有的台北人。長長短短的截止日期，為你設下了大限小限，令你從夢裡驚醒。只要一出門，天羅地網的招牌、噪音、廢氣、資訊資訊資訊，就把你鞭笞成一隻無助的陀螺。
何時你才能面對自己呢？
那時的武昌街頭，一位詩人可以靠在小書攤上，君臨他獨坐的王國，與磨鏡自食的斯賓諾莎，以桶為家的戴阿吉尼司遙遙對笑。而牯嶺街的矮樹短牆下，每到夜裡，總有一群夢遊昔日的書迷，或老或小，或佝僂，或蹲踞，向年淹代遠的一堆堆一疊疊殘篇零簡、孤本秘籍，各發其思古之幽情。
那時的台北，有一種人叫作「鄰居」。在我廈門街巷居的左鄰，有一家人姓程。每天清早，那父親當庭漱口，聲震四方。晚餐之後，全家人合唱聖歌，天倫之樂隨安詳的旋律飄過牆來。四十年後，這種人沒有了。舊式的「厝邊人」全絕跡了，換了一批戴面具的「公寓人」。這些人顯然更聰明，更富有，更忙碌，愛拼才會贏，令人佩服，卻難以令人喜歡。
台北已成沒有鄰居的都市。
使我常常回憶發跡以前的那座古城。它在電視和電腦的背後，傳真機和行動電話的另一面。坐上三輪車我就能回去，如果我找到得一輛三輪車。
一九九二年一月
（本文略有刪改——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