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儘管有可能惹人不快，但我還是想談一點這些年來一個特殊的閱讀體會。年輕時的我只曉得開卷有益，而今鬢已星星，才發現讀書原來是可以使人落後的。而且，這個現象發生在幾乎所有人的身上。
似乎不言而喻的是，在一個信息可以自由傳播，並且傳播渠道相當發達的社會，知識的更新換代會非常快捷地從專業圈普及到大眾讀者。但事實一再結結實實地反駁了這個「不言而喻」的道理，那些盤踞在我們腦海裡的陳舊知識往往頑固得超乎我們的想像。
我曾和好熊聊到這個話題，我舉出頭腦風暴和循證醫學的例子，他舉出《夢的解析》和《道德經》的例子，現在我把這四個例子統籌在一起，這篇內容也就算作我和好熊的聯合創作了。
1.易於接受的知識，以頭腦風暴為例
Alex Osborn（奧斯本），一位廣告公司的經理，提出過一個我們如今已經再熟悉不過的群體討論技術，即頭腦風暴（Brain Storming）。這個詞在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很是流行過一陣，直到現在仍然是許多企業在集體討論問題的時候所採用的一種專業策略，那些走在管理最前沿的培訓師們也最喜歡把這個詞掛在嘴邊。當然，不僅在中國，頭腦風暴早已經獲得了普世性的經典地位。
很多人都認為頭腦風暴是20世紀90年代方才出現的新生事物，事實上還要更早一些：Alex Osborn是在1953年撰文闡述這一概念的，而最富戲劇性的事情馬上就發生了——僅僅一年之後，《管理科學季刊》便發表了一篇研究，題目是《當應用頭腦風暴的時候，群體參與是促進了還是抑制了創造性思考？》。（Taylor, D.W.，Berry, P.C.，& Block, C.H.，1958）
這項研究的結論徹底否定了頭腦風暴技術的有效性：在嚴格的實驗觀測下，主試發現人們在單獨思考的時候，其創意的總和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明顯好於他們聚在一起大搞頭腦風暴的時候。
這個結論不斷得到後續研究者的鞏固，於是被關注的焦點便不再是頭腦風暴的效能究竟如何，而是轉向了為什麼頭腦風暴的效果反而更壞。到了幾十年後的今天，就連這個問題也已經不再成為問題了，而更加耐人尋味的問題是：在如此漫長的時間裡，反對者的聲音為什麼完全沒有從專業圈裡被傳播開來；而早在1958年便已經被確診為效率低下的頭腦風暴技術為什麼影響力反而不斷擴大，甚至變成了普世性的常識？
為了解答這個問題，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Alex Osborn為頭腦風暴技術設定的四項原則：
（1）所有的參與者都盡可能地隨心所欲，暢所欲言。
（2）哪怕對最瘋狂、最荒謬的想法也不能有批評意見。
（3）想法越多越好。
（4）盡量對別人的想法提出建設性的改進意見，或者把別人的若干想法整合成一個新的想法。
這些內容看上去似乎沒有任何問題，而且非常符合我們的文化傳統，比如「集思廣益」「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這都是古老的智慧結晶；另一方面，頭腦風暴技術之所以發展到現在的地位，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許多企業在照方抓藥的時候，確實感覺行之有效。尤其在那些更加強調創意的企業，比如著名的IDEO，認為頭腦風暴技術為他們帶來了「顯而易見的利益」。
那麼，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呢？其實很簡單，我們在評價頭腦風暴技術的效用時往往不自覺地做出一種不公正的比較。也就是說，頭腦風暴的結果無疑比任何一名參與者「個人」所能貢獻的創意更多，也更有價值，然而真正應該與之做比較的其實是所有參與者在獨自思考的時候所提出的創意的「總和」。在上述Taylor等人的實驗裡，後者比前者高出一倍，具有無可爭議的統計上的顯著性。
但現實的情形是，人們接受了他們最易於接受的、對傳統認識改變不大的知識，不曾費心去懷疑一點什麼，並因為它的「行之有效」而樂此不疲。儘管這種知識常常會披上一件頗具時尚感的專業外衣來吸引那些素以格調自詡的時尚追慕者，但它們畢竟是陳舊的，並且是錯誤的。
2.滿足期待的知識，以《夢的解析》為例
恐怕再沒有哪一個人會像弗洛伊德這樣，在大眾文化中始終盛名不衰，在專業圈裡卻飽受批判。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作品始終是書店裡的長銷品種，而借用他的精神分析理論的文字更是層出不窮，尤其是有著文藝趣味的讀者很難在這樣那樣的文藝理論讀物裡完全避開弗洛伊德的身影。很多人都知道弗洛伊德是人類文明史上最著名的三大里程碑之一：哥白尼發現了「我們在哪兒」，達爾文發現了「我們從哪裡來」，弗洛伊德則發現了「我們是誰」。非凡的人物會有一些非凡的自信，這個排名原本是弗洛伊德自己搞出來的。
但我們並不覺得他不夠謙虛，的確，就算在心理學本專業的教科書上，弗洛伊德也總是佔據著相當的篇幅——儘管在這裡更受關注的是他的歷史意義，而不是精神分析理論本身的價值。在專業圈裡對弗洛伊德最大的責難是在方法論的層面上。尤其在心理學日趨成熟之後，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感到惱火，因為他們發現，弗洛伊德那些豐富而饒有興味的理論基本都是無法驗證的。也正是在這一層面上，科學哲學的奠基人波普爾把弗洛伊德和他的一位著名同胞一起打上了「偽科學」的標籤。
當然，波普爾的論斷也許概括不了弗洛伊德那卷帙浩繁的等身著作，但精神分析理論當中迄今仍然能夠立得住腳的內容確實已經不多了。
《夢的解析》，這部弗洛伊德最著名的作品，出版於1900年（他特意選擇了這個跨世紀的年份），書中的釋夢手法和一些專有名詞，如今依然被人們津津樂道。我們迄今還在相信著夢境是對我們自身的一種揭示，是對我們潛意識的一種表達，就像弗洛伊德告訴我們的那樣，而站在弗氏對立面的研究成果卻久久疏離於大眾讀者之外。
《夢的解析》出版70多年之後，艾倫·霍布森（Allan Hobson）和羅伯特·麥卡利（Robert McCarley）提出了一種嶄新的「激活—整合假說」，認為人在熟睡的時候，大腦中一個相對原始的部分會發生一種自我激活的現象，但這只是一些毫無意義的神經衝動罷了，而當一些神經衝動觸及了大腦中其他一些負責推理思維等高級功能的部位時，大腦就會把這些毫無意義的信號整合為多少有一點條理的夢境。正是因為這些神經衝動是隨機的，賦予意義的過程是勉強的，夢境才總是會呈現出一種荒誕不經的神秘感。
Allan Hobson和Robert McCarley把這個研究發表在了1977年的《美國精神病學雜誌》上，並在1989年出版了專著《睡眠》，更加詳細地闡釋了這一新的夢境理論，而他們闡釋得越是詳盡，精神分析學派的生存空間也就越窄。儘管「激活—整合假說」伴隨著不斷的爭議和未決的疑問，但往後的二三十年，它的地位的確越來越穩固了。那麼我們的問題是：比之弗洛伊德的釋夢理論在大眾文化當中將近百年的大行其道，「激活—整合假說」除了在專業圈裡興風作浪到無人不知之外，絕大多數的圈外人為什麼甚至都不曉得它的存在呢？
答案或許有四：
（1）正如人們對頭腦風暴技術的接受一樣，弗洛伊德的釋夢理論比之「激活—整合假說」更加接近人們的傳統認識（後者則完全與傳統認識相左）。也就是說，人們總是更容易接受熟悉度更高的東西。
（2）弗洛伊德的釋夢理論給了人們一個在科學的面紗下談論性話題的機會，傳統社會規範下的禁忌被暫時打破了，這實在要算是一件刺激而愉快的事情。也就是說，人們總是更容易接受他們願意接受的東西。
（3）「激活—整合假說」徹底消解了夢境的神秘感，弗洛伊德的釋夢理論則恰恰相反，而富於神秘感的東西更容易激發人們的熱情。
（4）如果「激活—整合假說」成立，那麼釋夢的實用性也就毫無容身之地了，而釋夢的這種實際指導意義即便僅僅是一種心理安慰，也是人們確實需要的。
總而言之，即便在一個非常需要理性的問題上，人們也總是依靠思維的慣性和情感的好惡來決定取捨，換句話說，專業研究訴諸理性，大眾傳播則訴諸情感。而情感之好惡往往拒絕理性之真偽。那麼，如果向大眾推廣一種知識，只要照顧到人們的熟悉度，盡量訴諸情感而非訴諸理性，帶有一些超越邏輯之上的神秘感，又可以帶給人們快感和實用性指導，成功的概率自然就很大了。至於這種知識是否陳舊，是否站得住腳，這倒是無關緊要的。而一種知識若是不符合這些條件，除非它是人們必不可少的，否則就很容易獲得滯後的待遇，而滯後的時間往往相當驚人。
令人擔憂的是，大眾傳媒的從業者們若當真有意無意地存了這種認識，那麼無論是Taylor等人對頭腦風暴的研究，還是Allan Hobson和Robert McCarley對夢的研究，自然都會因為無利可圖而不會被提到推廣傳播的日程表上，大眾知識的滯後性自然也就越發明顯了。而事實上，許多大眾傳媒的從業者正是這麼做的。
的確，即便在信息自由傳播的現代社會，公眾獲得的知識也往往會比專業研究滯後幾十年甚至更長，而大眾傳媒在理所當然的市場導向當中對目標受眾的刻意迎合更是大大加劇了知識的滯後性。
3.標籤的力量及接受的難度，以《道德經》為例
一個事物一旦被打上標籤，它便往往不再是自己本身，人們會非常便捷地通過標籤來認識它，而無論當初這個標籤到底有沒有貼對。
一個不恰當的標籤會使我們的知識滯後多久呢？
非常久，可以超過一千年。
如果今天我們問一個對傳統文化略有興趣的人「《老子》最核心的概念是什麼」，多半的回答都會是「道與德」，畢竟《老子》又名《道德經》，顧名思義即可。的確，《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就概括說「老子修道德……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後來《老子》又被尊以《道德真經》的名號，「道」與「德」這一對核心概念似乎是顯而易見的。
這甚至迷惑了一些知名學者，比如馮友蘭在《中國哲學簡史》裡就是這麼講的。《中國哲學簡史》是馮先生在賓夕法尼亞大學任訪問教授時期的講稿合集，成形於1946—1947年，其後幾十年來都是世界各大學學習中國哲學的通用教材，它的譯本是國內同類書中閱讀量最大的，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但僅以《老子》為例，如果擺脫「道德」標籤的影響，或者看到後來的考古發現，馮先生或許會修正自己的看法。遺憾的是，1973年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老子》是馮先生寫作《中國哲學簡史》的時候未曾見及的，而逼著我們的舊認識要做很大升級的郭店楚簡《老子》出土於1993年，那時馮先生已經作古三年了。
事實上，對「德」的重要性的質疑早已有之，因為這甚至可以從通行本《老子》本身推斷出來。D. C. Lau（劉殿爵）在他20世紀70年代的著名英譯本《老子》序言裡就直截了當地說：「德」這個概念「並不特別重要」。
2009年，易中天出版《先秦諸子百家爭鳴》，這是大眾讀物中關於先秦思想史的最有影響力的作品，其中仍然沿襲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的這個講法，並且，像近年絕大多數同類作品一樣，並未依據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簡《老子》對舊有的知識做出必要的修訂。
我們看到，正是標籤的力量使道、德的配對長久以來盤踞人心，可為什麼楚簡《老子》所引發的新的研究成果也會在十幾年中一直徘徊在大眾視野之外呢？一位資深出版人的話或許可以帶給我們一些啟發——他向一位知名學者約請一部面向大眾讀者的《老子》釋義的書稿，懇求他把版本辨析的問題略而不談，對方的回答是：「如果略過這部分，內容就不可能可靠。」而出版人為難地說：「如果不略過這部分，讀者就不願意買單。」
版本辨析的確是枯燥乏味的，於是，過大的接受難度使得新的知識無限期地滯後下去了。
因為接受難度過大而導致的知識滯後現象不只發生在大眾閱讀領域。或許可以讓我們大感安慰的是，即便是專業人士，也往往根據一些陳舊的知識做事。
在十幾年前，加拿大臨床流行病學家達維德·薩克特（David Sackett）和他的兩位同道提倡所謂的循證醫學，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志同道合者加入。所謂循證醫學（Evidence-based medicine），強調診治必須基於當前最佳的研究證據。這聽起來著實令人費解，難道還有不以當前最佳的研究證據為依據的醫學不成？
事實是，不但有，而且很多。近年西方國家的一項研究顯示，醫生的診治只有15%是「基於當前最佳的研究證據」，而另外那85%是基於學生時代的陳舊知識、自己平時的經驗積累、未經證實的傳統做法、製藥公司和醫療器械公司提供的產品信息……
造成這些專業醫師知識滯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每年的研究成果都會層出不窮，成千上萬，這時不得不令人生出莊子式的感慨：「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況且現有的知識已經「夠用了」，維持現狀的心理動機在這裡同樣發揮著強大的作用。讀書而不落後，看來這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