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之先生是反對五四運動的。他反對的當然不是他小友周策縱的五四運動，而是他的及門弟子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一干人，於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搖旗吶喊的那個五四運動。
紐約華美協進社已退休的社長、前輩老朋友孟治先生是位美國名人。《全美名人錄》裡面為他所列舉的多條光榮履歷之一便是「曾在中國五四運動中被捕坐牢」，胡適之先生所反對的便是這個「孟治坐牢」的五四運動。
胡適為什麼反對五四運動呢？他說因為這個「運動」是對他和一批朋友們——蔡元培、陳獨秀、錢玄同等人——所正在進行中的新文化運動的一種「政治干擾」！〔編按：參見胡適口述、唐德剛撰稿，《胡適的自傳》第八章：《從文學革命到文藝復興》，《傳記文學》第三十四卷第四期（1979年4月1日），頁45—55〕據他說，新文化運動才是那害了兩千年癱瘓病的中國固有文明的對症良藥，是當前救國救民的唯一道路。不幸的是，羅家倫把宣言一貼，傅斯年大旗一搖，孟治坐起牢來，「新文化運動」這部列車，被這批小夥計扳錯了方向盤，就橫衝直撞起來，結果「目的熱，方向盲」，列車出了軌、翻了車，弄得傷亡遍野，新文化運動前功盡棄。可憐的老胡適也被弄得教授當不成，而跑到紐約來「落草」。所以他反對五四運動。
在胡適之先生看來，這個真能為中華民族「再造文明」、但是卻被迫半途而廢的新文化運動，事實上便是他在紐約當學生時代所策動的「新文學運動」的擴大和延伸。而新文學運動又是他那《文學改良芻議》一篇文章「芻」出來的，因而中國近數十年來深入群眾的各項激進文化和政治運動，歸根結底都與他這篇文章有關。這些運動對國家、民族、人類是禍是福，這篇文章也是個總根，他老胡適都負有責任的。
不管胡先生這一邏輯能不能為歷史學家和大眾所接受，讀中國近代文化史的人，大概沒有什麼人能否定他這篇文章對近代中國文化運動的重大影響。
1956年6月2日，也就是《芻議》開始起草的四十週年，紐約市中國知識分子所組織的「白馬文藝社」在胡氏當年寫這篇文章的公寓九條街之外開討論會之時，胡氏又把四十年前的故事詳細地敘述了一遍。白馬社其後也曾對中國現代文學裡「傳統與創造」這一問題，由鹿橋主講，作過很長的討論。筆者那時也是參加討論者之一，會後也曾在自己的日記上寫上了些節要和私評。
最近因為要翻譯胡先生的英語口述自傳中有關文學改良這一章，所以我把二十多年前的舊日記也拿出來翻翻以作參考。讀了舊時的日記，我才覺得自己沒有長進，二十多年前的意見和我現在的意見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就在這個時候我忽然收到汪榮祖教授的來信，他在主編一本有關紀念「五四」六十週年的書，要我寫一篇關於「胡適與『五四』」的紀念文章。筆者餬口異邦，實在沒空，然汪公盛意堅約，他又是適之先生和在下的小老鄉，後來居上，盛情難卻，因而把舊日記上我們討論適之先生——《文學改良芻議》——的節略抄一段下來，略加修改補充，濫竽充數，以就正於高明。拙文雖與「五四」無直接關係，但也算是一點點有關「五四」背景的討論吧。
下面一段便是筆者當年在鹿橋、艾山兩兄有關「傳統與創造」的長篇講演之後，艾山且點名說我「唱梅派」（梅光迪派）的時候，我自己的發言，和其後一些零星私評的節要和增補：
我認為古往今來，任何哲學家、思想家，他們的思想和理論的價值，我們都應該把它們三七開或二八開，甚或一九開。他們的理論至多只有三分有永恆或較長時期的價值，其餘的則只有些臨時性的價值；時代一過，剩下的七分、八分，乃至九分都會變成糟粕，沒有價值了。我們對任何至聖大賢的看法，我認為都應該如此。例如老子、孔子、蘇格拉底、柏拉圖、程朱陸王、休謨、康德、黑格爾、馬克思、康梁、杜威、胡適、鹿橋、艾山——尤其是艾山（全場大笑），都應該三七開。我們祖國這些年來把文化思想弄僵了的緣故，就是把一些權威大師們「全開」了的結果……
我們對胡適之先生的看法，也應該如此。胡先生的《文學改良芻議》這篇文章，在1917年確是應該「全開」的，因為它具備七分的時代價值和三分的永恆價值。但是如今事隔整整四十年了，那三分「永恆價值」雖然還可繼續存在，它那七分的「時代價值」就七、六、五、四、三地隨時代的延長而遞減了。它將來是否會遞減到零，那只有等到四十年後再看了……
以上是我發言的要點。在大家討論之後，我後來在日記裡也把我自己的一些零星的意見總結了一下，寫了個大綱。我認為胡先生在《文學改良芻議》那篇文章裡所列舉的「八條」項目，在清末民初，真可謂「切中時弊」。因為我國有清三百年裡的「官樣文章」，都被我們安徽的老鄉壟斷了。說我們好的簡直把敝老鄉捧成「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說我們壞話的，則把咱老鄉罵成「桐城謬種」，說他們根本不會寫文章，塗鴉滿紙，只是一套「桐城殼子」。
說良心話，那一套恭維話，實在是腐儒之見；罵「桐城謬種」是重了一點，「殼子」倒是真的。寫起「桐城殼子」來，也真是「八弊皆全」：其一，言之無物；二、專仿古人；三、不講求清晰的文法，卻偏要吹「文成法立」；四、無病呻吟；五、專用濫調套語；六、有話不直說，遇事轉彎抹角，用他個「典故」；七、有時還要耍花槍、做對句；八、絕不用大家都懂的俗字俗語。
青年胡適針對時弊，造他桐城老鄉一個反，從徽州府炮轟安慶府，打他個安徽內戰，把安慶府桐城縣內的大小方劉姚都打得落荒而走。胡適之在這場「文改」裡所策動的「八反運動」和後來在「土改」時期所搞的「三反」「五反」，真有異曲同工之妙！
可是四十年過去了，徽州胡傳的兒子，把桐城方東美的祖宗，早已打得灰溜溜見不得人。但是胡博士從此以後就能取方劉姚而代之，來他個「天下文章其在績溪乎」了嗎？四十年河東轉河西，這個文藝界「徽州幫」「黑線專政」也該到了被造反的時候了吧！
第一，做文章一定要「言之有物」嗎？屈原的《九歌》，就沒有哪一「歌」裡面是有物的，你能說屈原的文章不好？屈原是中國文學作家中第一個出個人文集的呢！——三千年來第一人！
寫文章不應「模仿古人」嗎？近四十年來，我的同學之中就不知出了多少小魯迅、小胡適、小巴金。不模仿魯迅、胡適，白話文就作不好。魯迅早已做了「古人」，胡適那時雖然還未「作古」，但也已「生前原作古人看」了。不模仿古人還行？
寫詩文「要講求文法」？聞一多大師生前所最賞識的那種「看不懂、念不出」的艾山體新詩，就一點文法也沒有，它硬是頂呱呱的好詩。今天時代已快進入80年代了，白話詩愈寫愈好，也是我有見必讀的「現代派」諸大詩翁的「新詩」也就愈不講求文法了，還不是一樣直承胡適之第三、四代衣缽的好詩！
「無病呻吟」不應該嗎？蕭伯納說，情書就是美麗的謊言，情書寫得愈好，謊也扯得愈大。寫情書時，足下如有病，千萬不可呻吟！無病，則務必大哼特哼！否則感動不了她，她就說你不是「情感中人」，和你絕交，那你就真要自殺了。我的朋友何靈琰的乾爹的名著《愛眉小札》，就是惹得千萬癡男情女著意模仿的最好的一本「無病呻吟」的「謊言書」。魯迅那本讀來不像「說謊」的《兩地書》，也是一本最高明的無病呻吟的「謊言書」，比徐志摩的「謊」說得高明萬倍。總之，如果只是有病才許呻吟的話，則李義山的千把來首詩都要真的被吳稚暉甩到茅坑裡去了。
寫文章用「濫調套語」也是個少不得的壞事（necessary evil），因為語言文字是個活東西，它也有生老病死，永遠生存在新陳代謝之中。三十年代的「左聯」，蒼天！真是滿口新名詞，現在再說起來，則無一不是濫調套語。胡適之二十幾歲所說的話，句句都新鮮，六十一歲在台大禮堂所說的，有哪一句不是濫調套語！紅衛兵小將造反之初，也是句句新腔，三個月後，則沒有一句不是霉烘烘的。當今在中國文學批評上作為胡適接棒人的夏志清教授告訴我，他只希望他的書「流傳五十年」，第五十一年之後，如果不出個「冬志清」，則中國文學批評裡的巨著，所剩的也只是些濫調套語了。
對對對子，也不是天大的壞事。事實上筆者本人就深受其惠，夏志清教授最近謬獎拙作，就是說我會寫「三字經」、對對子。
本來嘛，中國的方塊字就是與蟹行文不同。我們的文章在方格子裡寫出來，整整齊齊，就像國慶閱兵的儀仗隊，不像番語寫出來那樣頭齊腳不齊的。我們的聲調，平平仄仄，讀起來也可搖頭擺尾，鏗鏘有致。番文番語怎能同我們比？可是這個秘密自周文王到魏武帝，都未被人發現，直到江東二陸以後，才被一些江南才子找到了。且看他們搞的什麼「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你胡適之能說這不是好文章？老實說，我們在海外待久了，同洋人吵架也不算稀奇，抱兩本洋書也嚇唬不了老幾，我就覺得西洋文學裡突出的「純文學」（belles-letters）就不一定比我們的「暮春三月」更美。我們能念得頭動尾巴搖，他們能不能？只是我們六朝金粉裡的兔子姑娘，在那些花花公子的俱樂部裡撈久了，縱是野花也不香了。紐約的「無線電城」內那些「拉克」（rockettes）女郎還不是一樣，那一百多條修長的大腿，踢起來多美！可是她們踢了四十年——從重孫女踢到曾祖母，就再沒有人要看了，只好破產關門。
我們專門講求對仗的「六朝文」還不是和這「拉克」差不多，不是她不美，只是「踢」膩了罷了，最後「踢」出個「誹韓案」的主角，要關她們的門。事實上韓退之的「文學改良芻議」裡，也有其「七不主義」：不許腳高於頂，不許三點泳裝，不許……只有胡適之的「不避俗字俗語」那一「不」，退老未想到而已。
胡適之先生要人家作文「不用典」，更辦不到。因為他教人不用典的那篇《逼上梁山》的大文，文題本身就是大典故！正因為他用典，他那篇文章才有勁。不信？且看我把它換成個不用典的題目：「我本不要做呀，他們硬逼著我做啊！」寫了這樣一個題目不用典的文章，那胡適還能成其為胡適嗎？
記得抗戰勝利之後，在野黨的領袖們想入閣做官，但面子上又不大好意思，弄得扭扭捏捏的。那時那個俏皮的《文匯報》就替他們做了篇社論，叫《襲人出嫁》。讀者不用讀內容，一看題目就知道是怎麼回事，我們讀文學史的人，如不以報廢文，那筆者就主張打它個一百分，理由就是它用典用得好。「襲人出嫁」不是個典故？後來筆者在海外教書，教了些台大、政大畢業的高材生，我就一反我自己的老師對我「不用典」的教導，勸我的學生作文要用典——用像「襲人出嫁」那樣的「典」。不用典的文章怎能（讓我用句「濫調套語」）擲地有聲？
俗字俗語，胡適之先生一直要我們「不避」。可是他老人家說話作文卻避之唯恐不及。筆者在美國做學生工時，學了許多「四字真言」（four-letter words）。土包子當初不懂，去查《韋氏大辭典》也查不著，最後還是請教了一些同工同酬的活字典，才得其真義。這可算是真正的俗語俗字了，但是這些字我就未聽見胡老師用過一個。筆者做了教書匠以後，在書桌抽屜內也貼了一張違反師訓的座右銘：「教書時千萬不可用俗語俗字。慎之！慎之！」自製「語錄」以為警惕，否則便有被大學解聘的危險。
對胡老師「不避俗字俗語」這一教導，最忠實執行的，據我所知，只有胡公在北大的及門弟子——老友艾山詩人一人。且看艾山的《山居小草》這首詩裡「植樹」的那一節：
歸一吶，一句話：
「媽的苗×，
老子的事，用著你管？
多嘴，給你吃衛生丸！」（《暗草集》，頁19）
在原文裡，艾山沒有避「×」這個「俗字」，那是我抄詩時把它「避」掉了的。那時我就和艾山抬槓，我勸他不要讓胡老師「牽著鼻子走」，俗字俗語還是避一避的好。
總之，話說回頭，任何至聖大賢、哲學家、思想家，他們自己的時代一旦過去了，我們學習他們的「遺教」，就只能三七開，因為歷史總是向前發展的，時過境遷，一切口號、教條、真理……往往也就意義全非，我們只顧盲目地跟著他們跑就不對了。問良心，這句話也是我老師胡適先生生前告訴我的，這也該是紀念「五四」六十週年，我們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所應該有的警惕吧。
1979年1月23日於北美洲
原載《聯合報》，1979年4月25日
附錄 文學改良芻議
今之談文學改良者眾矣，記者末學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來頗於此事再四研思，輔以友朋辯論，其結果所得，頗不無討論之價值。因綜括所懷見解，列為八事，分別言之，以與當世之留意文學改良者一研究之。
吾以為今日而言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須言之有物。
二曰不模仿古人。
三曰須講求文法。
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濫調套語。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講對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一曰須言之有物
吾國近世文學之大病，在於言之無物。今人徒知「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而不知言之無物，又何用文為乎？吾所謂「物」非古人所謂「文以載道」之說也。吾所謂「物」，約有二事：
一、情感 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諸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謂情感也。情感者，文學之靈魂。文學而無情感，如人之無魂，木偶而已，行屍走肉而已（今人所謂「美感」者，亦情感之一也）。
二、思想 吾所謂「思想」，蓋兼見地、識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賴文學而傳，而文學以有思想而益貴，思想亦以有文學的價值而益貴也；此莊周之文、淵明老杜之詩、稼軒之詞、施耐庵之小說，所以夐絕千古也。思想之在文學，猶腦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則雖面目姣好，雖能笑啼感覺，亦何足取哉！文學亦猶是耳。
文學無此二物，便如無靈魂、無腦筋之美人，雖有穠麗富厚之外觀，抑亦末矣。近世文人沾沾於聲調字句之間，既無高遠之思想，又無真摯之情感，文學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勝之害，所謂言之無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質救之。質者何？情與思二者而已。
二曰不模仿古人
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周秦有周秦之文學，漢魏有漢魏之文學，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學。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進化之公理也。即以文論，有《尚書》之文，有先秦諸子之文，有司馬遷、班固之文，有韓、柳、歐、蘇之文，有語錄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進化也。試更以韻文言之：擊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時期也；三百篇之詩，一時期也；屈原、荀卿之騷賦，又一時期也；蘇、李以下，至於魏晉，又一時期也；江左之詩流為排比，至唐而律詩大成，此又一時期也；老杜、香山之「寫實」體諸詩，如杜之《石壕吏》《羌村》，白之新樂府，又一時期也。詩至唐而極盛，自此以後，詞曲代興，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詞之一時代也；蘇、柳（永）、辛、姜之詞，又一時代也；至於元之雜劇傳奇，則又一時代矣。凡此諸時代，各因時勢風會而變，各有其特長，吾輩以歷史進化之眼光觀之，絕不可謂古人之文學皆勝於今人也。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滸傳》視《左傳》《史記》，何多讓焉？「三都」「兩京」之賦富矣，然以視唐詩宋詞，則糟粕耳。此可見文學因時進化，不能自止。唐人不當作商周之詩，宋人不當作相如、子雲之賦——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時，違進化之跡，故不能工也。
既明文學進化之理，然後可言吾所謂「不模仿古人」之說。今日之中國，當造今日之文學，不必模仿唐宋，亦不必模仿周秦也。前見《國會開幕詞》有云：「於鑠國會，遵晦時休。」此在今日而欲為三代以上之文之一證也。更觀今之「文學大家」，文則下規姚、曾，上師韓、歐；更上則取法秦漢魏晉，以為六朝以下無文學可言，此皆百步與五十步之別而已，而皆為文學下乘。即令神似古人，亦不過為博物院中添幾許「逼真贗鼎」而已，文學雲乎哉？昨見陳伯嚴先生一詩云：
濤園鈔杜句，半歲禿千毫。
所得都成淚，相過問奏刀。
萬靈噤不下，此老仰彌高。
胸腹回滋味，徐看薄命騷。
此大足代表今日「第一流詩人」模仿古人之心理也。其病根所在，在於以「半歲禿千毫」之工夫作古人的鈔胥奴婢，故有「此老仰彌高」之歎。若能灑脫此種奴性，不作古人的詩而唯作我自己的詩，則絕不致如此失敗矣。
吾每謂今日之文學，其足與世界第一流文學比較而無愧色者，獨有白話小說（我佛山人、南亭亭長、洪都百煉生三人而已）一項。此無他故，以此種小說皆不事模仿古人（三人皆得力於《儒林外史》《水滸》《石頭記》，然非模仿之作也），而唯實寫今日社會之情狀，故能成真正文學，其他學這個、學那個之詩古文家，皆無文學之價值也。今之有志文學者，宜知所從事矣。
三曰須講求文法
今之作文作詩者，每不講求文法之結構。其例至繁，不便舉之，尤以作駢文、律詩者為尤甚。夫不講文法，是謂「不通」。此理至明，無待詳論。
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此殊未易言也。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觀，其取別號則曰「寒灰」、「無生」、「死灰」；其作為詩文，則對落日而思暮年，對秋風而思零落，春來則唯恐其速去，花發又唯懼其早謝。此亡國之哀音也。老年人為之猶不可，況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養成一種暮氣，不思奮發有為、服勞報國，但知發牢騷之音、感喟之文；作者將以促其壽年，讀者將亦短其志氣。此吾所謂無病之呻吟也。國之多患，吾豈不知之？然病國危時，豈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唯願今之文學家作費舒特（Fichte）、作瑪志尼（Mazzini），而不願其為賈生、王粲、屈原、謝翱也。其不能為賈生、王粲、屈原、謝翱，而徒為婦人醇酒喪氣失意之詩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
五曰務去濫調套語
今之學者，胸中記得幾個文學的套語，便稱詩人。其所為詩文處處是陳言濫調，「蹉跎」、「身世」、「寥落」、「飄零」、「蟲沙」、「寒窗」、「斜陽」、「芳草」、「春閨」、「愁魂」、「歸夢」、「鵑啼」、「孤影」、「雁字」、「玉樓」、「錦字」、「殘更」……之類，纍纍不絕，最可憎厭。其流弊所至，遂令國中生出許多似是而非、貌似而實非之詩文。今試舉吾友胡先驌先生一詞以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