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電視台八點正播《雍正王朝》。
山西的朋友來電話，說他們那邊又在播《雍正王朝》電視劇；台灣的朋友來電話，說他們那裡又在播《雍正王朝》；馬來西亞的朋友來電話，說他們那裡又要播《雍正王朝》，已經是第八次播出，仍有死忠觀眾收視不誤。
《雍正王朝》是根據我的小說改編出來的。當初媒體蜂擁前來採訪，有人問我：「給這電視劇打多少分？」我回答：「五十九點五分。」唐國強去年來南陽，說：「聽說你對電視劇頗有微詞？」我回答：「那不是指（演員）表演藝術，是談劇本。」劇本創作人劉和平是很有才氣的，對我也十分尊重。然而實事求是地說，對雍正其人的宏觀把握是有點問題的。一本白話文本，怎麼會改編得變調？這事我仔細想過，有兩個原因，一是他太愛雍正了，不願意談他的毛病和惹人煩的缺憾；二是他太瞭解觀眾的需要了。我打五十九點五分，觀眾可能還要認為我在「保衛自己」——其實跳出「我自己」這圈子，我還是賞識這齣戲的，論收視率，論焦晃唐國強們的演技，不能打這個分。所以當時我說：「我是特殊觀眾，我是戴著有色眼鏡看這部劇的。」劉和平是把小說中雍正抓「反腐倡廉」的情節大肆張揚了一下，引發了如許的共鳴。
我一直認為，腐敗是社會病，準確地說是社會糖尿病，為此我已經連著寫了幾篇文章。一是腐敗不會導致政權速亡，二是腐敗導致必亡（糖尿病倘不療治，你試試看！），三是腐敗症、糖尿病的晚期是免疫力全面崩潰，任何風吹雨打都可能招致併發症突發，而成不治之症。唐王朝的「併發症」是藩鎮割據，明王朝是李自成加上滿人侵凌；元王朝可憐，強悍的蒙古人當初何等英雄，最後被病魔折騰得一點氣一點力都沒有。這樣的例子是太多太多了……與此同時，我不認為腐敗與某一種意識形態有關。腐敗是一種反社會反公德的惡行，任何權力、法制社會，它都腐蝕，因此它是「社會公敵」。常看到一些官員腐敗貪賄被拿，臨刑之時寫的檢查認罪，說是「因受了資產階級拜金主義的毒害，一步一步變成人民罪人」，這是臨死說的胡話，無論資產階級還是「封建」抑或是什麼「拜金主義」，各自都是有「社會規矩」的，甚至賊匪劫盜，那也是「盜亦有道」，有他們「道上的規矩」——比如劫匪不搶郵差，比如按期繳錢不撕票（殺人質）等，哪有允許人暗室受賄顛倒公理的「世界觀」？
奇思妙想就是在這繚繞的煙霧中產生的正因為這是最令人厭惡痛恨的東西，當你抨擊惡攻它時，人們自然就「心理迎合莫名欣慰」，——現實中招人恨的貪贓之員，劉和平在電視劇中替我們宰了——老包鍘了陳世美，秦香蓮們一齊叫好。
中國專權歷史中，有三位皇帝「反腐力度」大。一位是武則天，她設「密報箱」成批地抓，成批地殺貪；一個是朱元璋，他放一個碼子（標準），過了碼子，不是殺頭，而是剝皮（洪武時府吏衙門都設有剝皮亭），剝了皮風乾，晾在那裡讓後來的官員「儆尤」；再就是雍正，他和前兩位有所不同的是，他不輕易殺人，而是要窮遍財產，一定把「損失了的」全部徹底地收回國庫。他用的是密折制度——這就有了政策水平，他執行這政策的腕力，也是極大、極狠的。就這一點說，劉和平把握得還是到位的。
在我看來，武則天和雍正都是「貴族性質」地解決問題，靠方略靠政策辦事，朱元璋是社會底層出身，他是靠直覺殺貪，帶一點社會報復的樸素情結。但他實際上都解決得頗有成效。
我寫《雍正皇帝》的主旨不單純是「反貪」，也不純是反腐，而是如實地表現當時的社會情態，「落霞」絢麗與消亡前向它投去最後的一瞥，既有對傳統文化的留戀，也有對它的深沉思索與哀婉。就這一點而言，「王朝」電視劇是不勝負荷的。
老百姓喜歡的東西是顛撲不破地要存在下去的。一部作品，無論是什麼形式，它的生活力在時間和人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