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是一位性情剛烈的女性，和一般形容出來的“慈母”、“三春暉”，再文雅點的說“萱堂”、“令慈”這樣的尊仰不怎麼聯繫得上。她有時也“手中線”為我補帽子，縫衣褲上掛破了的三角破綻，“繚”被腳趾頂透了的鞋，然而這印象不深，每逢憶及，她常常沒有握針，而是擦槍——一堆的槍機零件擺在桌子上，各種顏色油污了的破布條、棉紗，還有“雞（機）油”，擦拭了一件一件再嘁裡喀喳組合著“對”起來，魔術般地又復原了：一桿閃著暗幽幽烤藍的“雙筆簫”手槍又握在手中——她是與新中國共同誕生的第一代警察，1948年是縣公安局的偵查股長。1949年已成為陝縣的公安局副局長了。除了打槍，她還騎馬，過黃河進伏牛山，都是騎馬走的。能打槍、騎馬，母親在我心目中不是依門盼子燈下走針的女人，而是英雄。
六八年在大同
我出生在山西，當兵又回到山西。不過，當年的昔陽窮山惡水，我都了無印象，我太小了，兩歲吧？三歲？母親便把我帶到河南，繞圈子轉——這有個詞，叫“弋”——就以河南為中心弋。卻只有一次弋出河南的，居然又回到了山西！在總後勤部下頭一個工程團當了兵，這一身軍裝一穿就十年多，然後又弋回了南陽，合手起筆寫字了。
1968年8月，我們接到命令，部隊執行毛主席“五七指示”，讓我們連派人去大同“學工”，這個意思許多戰士不明白，但我知道，就是“穿著軍裝做工人”，到大同能有什麼事？那裡有的是煤，肯定是挖煤就是了。我的估計一點兒沒錯，不但是挖煤，而且是煤礦的先鋒——掘進工。說實在的儘管這工作不如意，然而比起上山下鄉，那還是好了去了。
我有兩宗毛病，都與大同有關。一是氣管炎，是在大同得的。
作者當兵時，當時已是“大齡青年”大同冷，怎麼個冷法？你在河南南陽，怎樣和你說都無法感受。我們是8月中旬去的，先蓋營房，我們自己住的油氈房子，已經生起火來，到國慶節前夕因為要放假，收拾現場，突然下起雪來，飄飄搖搖的雪片在旗峰山的崗巒間旋舞著翱翔，粗一看，它們似乎老在那裡盤旋，似乎調皮著不肯落地那樣，其實過了一會，山頭也白了，山腳也白了。帽子上身上都是雪。洛陽南陽上學時，也過十一，那一天肯定要集會的，學校要求所有學生，一律紅領巾白襯衣藍褲子，沒聽有人叫過“冷”的。這裡下雪，要穿棉衣，戴棉軍帽，只是年輕人火力旺，沒穿棉鞋，我們指導員弱些，我看他連大頭鞋都武裝上了。胡家灣的老工人告訴我，冷時節從公用自來水挑水回家水桶晃悠著濺著，到家桶面上就結了冰——你沖火車皮“呸”唾一口唾液，緊接著用手去摳，就能把變成冰片了的唾液取下來。冷到負三十攝氏度、四十攝氏度是常事。
但井下不冷，無論冬夏，都是恆溫十六攝氏度。我們都著工作棉衣下井，爆破工頭一班已經把煤炸下來，散攤在撐著木柱的掌子面上，我們的任務，是把煤用鐵鍬剷起裝進一米五高的鏟車裡。然後引“放”到大巷裡，再用牽引車拉到四百米上去的地面——工序是這樣，我是新兵，除了裝車什麼事也不用想、不用管，只管裝車。我們班十二個人，有個老兵管掛信號燈，拿下十一個，四個推礦車的，還有七個，每天的任務是六十車，六十車就是六十噸，裝完就回，大家都知道這回事，偷懶等於整自己，只有一個字，干！
這樣的勞作我現在想起，還有點無法思議。我出身幹部家庭，上學出來的人，有時去兵裡同學家去住，也裝模作樣幫人割割麥子，刨刨紅薯，和這個“活”比起來，那簡直可以算作遊興玩兒！我真的累呀！我覺得我鏟的煤只有戰友們一半多一點，怎的人家就能一氣不歇低著頭只管干，我扔幾鏟就不行了呢？我怎的就這般無用呢？而且我出汗多，出汗快，弄幾下就擦汗還是把棉衣棉褲都濕透了，“臭汗臭汗”，真的是臭，不穿這樣的工作衣，不幹這樣的活，說給你聽你體會不到。煤礦排瓦斯有個風筒，外頭用鼓風機向裡吹風，排除現場瓦斯，風筒直徑有八十厘米吧，通身大汗的我連頭帶褲子鑽進裡面取涼，簌簌的疾風把我全身衣縫都吹透了，衣服似乎也乾燥了一點，也就不熱了——然後回身再揮鍬鏟煤。到下班上井，井上都是寒的嚴酷，把濕透了的衣褲凍結起，只有關節是可以活動的，冰盔冰甲回到宿舍。上下溫差在四十五度左右。
幹活熱——吹風——出汗——濕衣——上井嚴寒。如今時興的說法，這是幾個關鍵詞，關鍵詞相連起來的意思就是氣管炎。
再一宗病。抽煙。抽煙也是在大同學的。
井下作業最怕的是兩條，一是“冒頂”，就是塌方了。二是瓦斯爆炸，冒頂雖時有發生，但你小心一點，只要不是大塌方，不會有大的恐怖，工作中間也有一次十分鐘的休息，半躺在煤堆上，還可以借礦燈看個小冊子什麼的。閉上眼，在寂靜中能聽到預留煤柱承受壓力發出碎裂的“咯崩崩”的聲音。但這也不要緊它只是嚇唬你，似乎從來也沒有煤柱崩塌的事發生過。但礦區有可怕的流傳：××年瓦斯爆炸，死了××號人……這類事不可能是假的。因為礦區工人中遇難家屬就和我們是鄰居。我們幾個戰友商量：咱們每個月有六塊錢的津貼怎麼用？
六元錢不是大數目，但是我的全部財產。我們想就這麼一點錢，如果遇上冒頂或瓦斯，跟著殉葬實在太沒價值，得想一個“與生命同步”的消耗辦法。這六元這樣分配，一元錢打牙祭，一元錢買牙膏，還有褲頭——當兵的不發褲頭。還有四元，買煙抽。彼時時興說法“戴東風牌手錶，抽萬里牌香煙”。手錶就甭想了，抽煙吧，我在大同學會抽煙，首用牌子：萬里。
我這樣說大同人會不是滋味，怎麼在大同沒學個好？其實我自己回憶起來，覺得很甜蜜，甚至很愜意那樣的悵惘與追索情懷就會來襲擾我，氣管炎不是好事，抽煙也不是好習慣，好好歹歹他們都成了我終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從一個無衣食之憂無事業之心的浪蕩少年，在大同洗禮了一下，有點涅槃昇華了。我的意志與毅力，我的韌性與耐心，我決定燃燒自己的生命與氣數一搏死拼，這樣的決心也都是在大同形成的。當我在襤褸的工作衣上纏上電瓶，戴著礦燈帽，穿上長筒水鞋趟在混沌的井下煤水汪中時，就這樣想，我現在在人生的最低谷——當然很不堪。但是，在這裡，我只要努力地走，無論向哪個方向努力，我都是在向上。
三十年後，我又回了大同，這裡召開國際紅樓夢研討會，我應邀來參與。審量那山，還是那樣的，只是樹，都長得很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