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家即將升起的“圍棋月亮”隨著這個“史無前例”的爆發殞落了。1968年是這樣的年頭，“文革”已經兩年，深入“斗批改”，上山下山的學生們準備著接受農民再教育——這種事在全世界倒是有前例的，在中國確是第一次。別說圍棋事業，一切文學藝術和人類正常思想的體現形式，都隨著這一聲“戛然”淪陷湮沒，一切異端都變成了“正道”！我們兄妹四人，凌解放、凌建華、凌衛平、凌玉平各人的命運是怎樣分配？
我的感覺是：有點像《封神演義》裡的紅沙陣上，我們父親庇佑著我們一家過陣，被陣中的法力吸下去兩個，而我和二妹躲過了這一劫——參軍走了。
小妹玉平本來就寄養在洛陽農村，戶口也在農村，她沒有變化。真正跌落下去的是建華。她年輕，熱情待人，沒有心機，善良單純，性格開朗。她不懂“下鄉”的真正涵義，還真的以為去那裡“大有可為”。人家的“興高采烈積極踴躍”都是裝的，她卻是一片誠意響應號召，毅然地“走了”。
但建華也是第一個真正懂得這事意義的人，她很快明白了這事對她人生顛覆性的影響。她是最先去農村，而到最後才被勉強“撈回來”的下鄉知青。除了一身牛皮癬和一種對農村驚悸的回憶，沒有帶回任何東西，而她原有的東西，在那裡丟失得乾乾淨淨，她的圍棋事業也完了。
完了是完了，但圍棋的爝火仍在我家燃燒。建華的棋還在下，她下不出棋來了，只能是業餘初段那樣水準，上網能下到兩段，一個不慎“嘩”地就又變成“一段”。她當年的棋友們誰都比她厲害，加上都是專業棋手了，但仍叫她“大姐”。他們的徒弟們也比建華棋力凶得多，但仍叫她“凌老師”。有什麼不大不小適合她參加的賽事，請她去當當裁判什麼的，還是挺風光的。圍棋界的人際友誼，比其他什麼界的乾淨、單純，沒有那麼勢利。圍棋雜誌小喬約我寫稿子，我談我的觀點，“我喜歡圍棋人，不喜作家人”。圍棋人不勢利，炎涼之態較少嘴臉——很久之後圍棋界才知道“凌建華是二月河的妹妹”，和我也有了些聯繫。大家接近平和自然，使我感到了孔子中庸在圍棋中的內髓影響。
我的圍棋“事業”也沒有中止，我先在太原，到大同，到遼西諸縣，不停地在部隊戰友中尋覓“會下圍棋的”。居然也找到了幾位。我們是施工部隊，整年在大山溝裡盤占，我嘗試用河裡的石頭作棋子，都是又尖又利，顏色也不很分明，不宜使用。後來見有很多“馬賽克”，即是我們現在衛生間貼的那種方塊小磚塊，用來一邊用漆染了，牛皮紙做的“枰”，週六週日聚一處，屎棋與磁片齊飛，歡笑同評論共落。我甚至還挑選了幾個“有基礎的”士兵，參加我們這個小俱樂部，徹夜圍棋聯戰。
所以我終生都是圍棋廣大包容領地中忠誠的“屎棋奴隸”，心甘情願的“圍棋”底層棋手。這似乎是圍棋的又一寧馨特點，它不厭江河，也不棄涓滴，什麼樣的棋手都能在這裡找到他安適的位置。這之後，我歷盡千山萬水才從窘困中走出來了，這就好比八卦陣，我從景門進去，從生門出來，七聖皆迷的陣中光景，自然不是在這段文字中能夠說清，總之是成了一個作家——也就是會作文的專門人士。
我自己有了點資本，所見當然就廣了些。通過妹妹，我認識了王冠軍八段，通過南陽棋界的領袖李森林，我又見到了陳祖德、羅建文、聶衛平、華以剛、劉小光等——他們原先是我心目中的棋神，現在是活生生的人站在我身邊了，他們印證了我心中圍棋情結之“情”。
專心、好學、平等、自負、愛友……這些人文素質似乎天然地和圍棋界和融相處。我現在一天要上網下棋兩小時，不是為了贏，是為了防止“腦癡呆”。一個癡呆的二月河我覺得不好。我相信圍棋可能調整我的神經，這或許是圍棋的又一好處。
我父親學圍棋是在抗戰大學太行分校。當時講《論持久戰》，講“犬牙交錯的敵我戰線”時，教員教學員學下圍棋——說戰爭如同下圍棋，我們家的圍棋熱是有民族革命的原動力的。父親告訴我，堯的兒子丹朱不學好，堯便製作圍棋讓他來弈。丹朱放到了哪？就在現在丹江一帶罷？南陽佔著丹江水庫51%的水面，將來北京人喝南水北調的水，無可迴避地要喝南陽的水，這裡是水的“源頭”，也是圍棋的源頭。
李森林是我的朋友，有業餘六段的實力，我曾經問過他意味著什麼？他有點囁嚅地回答，“相當專業初段罷？”這或許是謙虛罷。他常常語破天驚地爆一句，有一次說：“下圍棋的都是好人！”
我初聽一驚，這個說法沒有過。趕緊就回顧，盤查我有限的歷史知識——真的沒發現歷史上的大奸大惡之徒同時又是圍棋高手的。這似乎無情理聯繫，但細思是有道理的。會下圍棋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由圍棋魅力之所在，必得“聯繫群眾”——他得有棋友呀！圍棋的魅力又能相對地使他遠離女色，減少遊冶，棋道中的天道、平等的競爭意識使人摒除無端無理的強霸殺伐——堯放丹朱學圍棋，與“下圍棋的都是好人”，是暗含了古今的理與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