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前年，電視劇《雍正王朝》播出期間，有位邊遠省份出版社的編輯老遠而來，興致勃勃對在病榻上的我講：「我們總編來電話，先生的小說文章我們包攬出版。不要您的書號費，一切費用全免。稿酬按規定最高的付給。」我不禁啞然失笑，回說：「多承厚意，實在感謝您和總編，不過您來遲了。」
我的這兩句話都是實話。這位編輯大約出版偏居一隅，資訊不夠靈動，不瞭解我的書稿正在為幾家出版社所爭奪，根本不存繳納「書號費」之類的「初級問題」，而是用優惠條件也未必能如願的事。然而他是誠心誠意的一臉的真摯，我不能心存刻薄，以得意之心應之，只能實話實說，我的那個「啞然」，倒其實真的有點「好笑」的意思，他真的是，怎麼說呢？我這裡飽食慾嘔，他還要端盤點心：「上好的白面做得又肥又甜，請用……」我不能有驕之心對他，也不能對那些爭奪稿子的出版社心存感激。就我的一生而言，沒有什麼值得驕的事。值得我感激的人倒是不少。其中編輯這行當中，顧士鵬、王漢章和周百義三位是的。
在部隊軍旅十年有餘，到地方又在宣傳部門，我的業務工作其實是個業餘記者，也寫過一些通訊報道、消息新聞之類的文章。那自然和現在的文學創作是兩回事。採訪、寫稿、投稿（或者到報社送稿），別的事就沒有了，看好，你就用，不行就拉倒。吃的是工資，跑的是工作，辦的是「公事」。與編輯也就沒有什麼私交。老實說，《康熙大帝》的第一卷是昏天黑地偷著寫出來的，心裡一點數也沒有，既不知自己的作品是否「夠發表水平」，也不知寫出來投給哪個出版社，怎樣一個投法。天下文藝刊物多如牛毛，文藝出版社是林林總總不可勝數，沒有二月河的杯水之交。
就在這時，當時的黃河文藝出版社來人了。社長王漢章還有後來和我多年切磋磨礪的老編輯顧士鵬（筆名顧仞九）先生。他們是道聽途說「南陽有個凌解放，在寫《康熙大帝》」。瞎貓捉死耗子地摸過來，果真地就碰上了。我的「知名度」如此之低驚動得出版社社長和編輯數百里奔波而來，自然有些受寵若驚的感覺。拿出了《康熙大帝》第一卷的前十章給他們看，犯人聽候判決似的靜等他們裁定。他們看稿子只用了半天，考核我用了兩天半。怎樣考核呢？那招待所是單間對面床。他兩位坐一床，我坐一床，他們問，我答。不談家庭、社會，也不談學歷、閱歷，全部是清史上的問題。不單是康熙，清代的十代傳主全都問。不單是《清史稿》，也包括野史，大量的筆記小說，人文觀念，民風民俗，國禮典章，版圖疆域……我看，所有他們能想到的問題盡皆羅掘俱窮詳明追尋。據顧老師事後告訴我：「我們當然要全方位掌握一下你，因為我們對你一無所知……你可以說是『對答如流』。」就我當時的感受，應對是應對了，多少有點「不為人信」的委屈。不久也就想明白了：你凌解放是誰？憑什麼叫人相信你有能力寫《康熙大帝》？不可以「考證」你一傢伙嗎？看稿子，「考核」的結果，王漢章和顧士鵬兩位先生當場便說：「我們給你出書。」是年為一九八四年。
就這樣，我開始了與顧士鵬的合作，《奪宮》、《驚風密雨》、《玉宇呈祥》、《亂起蕭牆》陸續推出。其中第三卷的卷名還是顧先生的動議。待到寫完《雍正》第三卷時，顧先生面臨退休，他希望在休息前與我再合作一次，考慮到這位品質極好的老編輯的期望，我停了《恨水東逝》的寫作，先寫了《乾隆》第一卷給他，回頭才又寫《雍正·恨水東逝》。這就是雍正乾隆兩書時序顛倒的原因。
大約在《康熙大帝》第二卷寫完尚未出書，第三卷剛剛開始的交替日子，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的周百義來了。他比顧士鵬年輕了老大一截，他倆的性格也完全不同。顧士鵬老成、實在、循規蹈矩，甚至有些古板。周百義則靈動聰敏，活潑機變、令人望之可親。兩個人也有一致的，似乎身體都不強，有病在身，再就是二人的執著與誠懇。他大概讀了我的《康熙》書第一卷。在鄭州朋友處打聽到我的居處，夾著個布包，風塵僕僕便趕來，很單薄的樣子進了我的「貧民窟」中。
作為我而言，始終覺得河南社對我有「知遇之恩」，「一飯之恩死也知之」，何況於斯？覺得私與「外社」交往不義氣。但周百義卻只是笑。他講，作者不是哪個出版社私人的，而是全社會的。希望為他們寫《雍正》，他會全力保障我的權益。沒有哪個出版社能把一個作家包攬了的，也沒有哪個作家是專為某一個出版社寫稿子的……他願意在南陽等我，我寫一章，他拿走一章……他情真如此，我很感動；他很能講，反覆比喻，使我明瞭很多出版知識。但我還是問了河南黃河文藝出版社「此事可不可行」，他們答覆說，別的不要考慮，集中一切力量，用盡最好的素材把《康熙大帝》寫好……這時我也聽說有議論，說二月河已「江郎才盡」，這才定下決心把《雍正》交給長江文藝出版社。《雍正》一書出版比《康熙》艱難。原因倒也很簡單。第一，周百義當時是個年輕資淺的編輯，僅有小說的初審，他不能作決策。第二，接到稿子不久，他就調出了出版社。他還在當著這書的責任編輯，但人，已不是出版社的人了。誰都明白這點尷尬或不方便，《雍正》第一卷被擱置了不短的時間。他對我一方是竭力安慰，又不能明白說清原委說別人什麼，又不能多解釋什麼，且又不放稿子……後來知道，他在幕後是怎樣地奔波「力爭」。《雍正》終於是出書了，後來他又回來，當上了長江文藝出版社的社長。他的耐性、腕力、精明勁，都是很有風采的。
就我今日在文壇上的位置，當然有不少出版家給我以青目，我也是感念這友好，這知音，這心境的。我永遠都不小看這份心意，因為別人看重我，我須得加倍地看重別人的情愫。但更為可貴的，是出版家中如上幾位先生朋友，無一面之睹，杯水香煙之交，為一個陌生初起的作家修橋造路，是為人間真情的橋，社會人文的脊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