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過十天裡，中國紅學會的張慶善先生打來電話，談他在選定第二版《紅樓夢》電視劇編劇時，曾經考慮過由我執筆，因由種種緣故作罷。我和他是很熟的朋友，在電話中笑云：「小子何敢？！」
敢不敢是一回事，「想不想」卻又是一回事。我從一九六二年開始讀《紅樓夢》，從滿頭青絲讀到兩須霜降，從一無所有讀到著作半笥，套一句屈原的話說「余幼好此奇書兮，年既老而不衰」。愛到這個份兒上，豈有不想見其作者之理？為他寫點什麼，我是千情萬願。
所以，我在寫《乾隆皇帝》這部書時，試探著插入了一些曹雪芹的段子——我在小說中，對皇帝、對王公大臣，時有調侃之心的，對此公，我敢說只有筆誤，沒有心誤。我始終有著一份敬畏之意的。當初，在構思《雍正皇帝》時，因為曹家是雍正的政敵，而雍正又是作為正面人物塑造，我的表達，惟恐傷了曹氏的形象，也曾經苦心思量，都為有著這個情結。
但大規模地寫摹此公，我是很犯躊躇的。第一，此公才真正是華夏第一人，不但空前，從某種意義上講——而且絕後。生前他的個人生活可以說大致是平民生涯，然而卻又是聖賢水平，這樣大的反差，本身就是奇跡。以我自覺，在著筆於曹公時將十分惴惴。而太過小心，正是創作小說一大忌。第二，曹公留下的直觀資料太少了，僅僅對清代人文的瞭解，對於寫這樣的人來說，太容易「加水」。由此，我不敢動這念頭。
一部書，它的生活力如何，不要去看重頭批評文章——那些文章很多是掙人情、掙稿費、掙職稱用的——真正的標準只有兩條：它擁不擁有讀者；它擁不擁有將來的讀者。這兩條曹雪芹都做得極漂亮。聯想到我自己這幾年也有讀者，看「落霞」的，有的人甚至說它們「直追《紅樓夢》」。我在幾個大學曾對學生講「這是最高的獎譽。讀者這樣說，我承受不起中又存一份感動。我自己永遠不會這樣想，這樣說。什麼時候你們聽到二月河說這樣的話，請你們帶著體溫計來找我」。
亟言之，仍是敬畏與臣服。
話雖如此，我和千千萬萬的平常人一樣，仍企望著有一部好看的《曹雪芹》，給雜蕪繚亂的文壇送一陣清新的風，也使曹公的光輝形象，能進入更多人的心扉。這個工作意義是很大的。
現在華藝出版社做了這事，王永泉先生做了這工作。我有理由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