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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零

【賓白】憤世者說如今是「對好人太壞,對壞人太好」,照此說來,爭做壞人就成了混社會的要務。那麼怪人呢?畸零者不是「畸人」,也稱不上是獨自往還不與物通的「介」,只是歸不進類去的,是「不順南不順北」的人,近乎怪人。說他們怪,參照物是仗著人多而自詡的正常,怪人完全有權視世人皆不正常。人群對不可歸類的人和事,有天然的敵意:

她是團裡最漂亮、最有天賦也最刻苦的一個,和那些如今出名、嫁了有錢人的朋友比,她的缺陷是除了跳舞和上帝什麼都不愛。至今仍然租別人的排練廳教課,跟得上的學員不多,收入不高。本地富婆都愛學能配《月亮之上》的舞,「這樣的給多少錢我都不教」。年輕已經過去了,她知道。下了課沒處去,披著件軍大衣胡亂睡在後台,心裡還是不肯卸妝的天鵝。

本地不是香港,也不是上海那樣的南方,「音響發燒友」是個沒精打采的群體,無榮耀可言,只是怪癖。誰管什麼石機膽機,手機不一樣放歌聽麼?他買了間房子,沒放女人,只有一張沙發,一隻馬桶,幾件他引以為豪的設備,聲音順著金子的電線流淌奔溢,匯成定位明確的形象站在他四周。心裡暗叫慚愧,不足為外人道。

都羨慕她行事皂白分明,不要別人為自己,也不為別人。不美,可不缺男人,嫌麻煩,慾望冒上來隨手從手機裡搖一個。辭了高級主管去海島上當地陪,每年換個島,攢夠錢就去非洲。經歷過域外男人後笑:更不能找中國男人了!途中遇到度GAP★YEAR的白人孩子,見他們拉上風帽睡在路邊,邊啃白麵包邊咧嘴大笑,歎息說「其實我也怕,只是忍著,不像這些孩子真不懂害怕」。

路邊兒上停著輛在縣城里拉腳的塑料棚三輪車。但不是拉腳的,車裡堆著鍋碗行李,殼子上寫著八個大字「瀟灑後半生旅遊車」。車主是位老漢,正蹲在地攤上集中精力喝浮著紅油的豆腐腦,他已經穿過了兩個省,每天花費二十塊錢。有人聽了他的事,請他喝了一碗劣酒,立即高興起來,唱著從延邊學來的黃色小調,飛身跨上車座。

電台裡有個午夜節目女主持,聲音像溫暖沼澤,有許多寂寞的人喜歡她。無故消失了一年多。她的同事說:「這個人有神經病,在辦公室和你親熱地說半天,全是撒謊,一句實話沒有,認識她這麼多年,不知道她家在哪兒,是哪裡的人,見一個人換一套話。現在她回來了,過一段還接著主持,有人愛聽啊。誰都看出來她生孩子去了,也不承認,真是的。」

他的夢想是一生跑完一百次馬拉松。在辦公室終日枯坐之餘,他為自己購置設備,做業餘的訓練,他的馬拉松沒有對手,沒有觀眾,在出差途中或是週末,用別人搞一夜情的興致來完成。他默默記著數,只有一次因為酒醉,靦腆而自豪地向別人談論過。

文學青年的舊時代,出版詩集和小說是個夢境,通向炫目的生活。投稿來的內容大多宏大蒼白,讓編輯煩不勝煩。他那時寫的小說只是自己的心事,近似私小說,寫好以後,找個打字社,花一筆錢,裝訂數冊,並不寄出,像小偷一樣前往縣新華書店,在文學類的書架上那些新銳名字中間摸索,分個縫隙出來,趁人不備,從懷裡掏出自己的著作塞進去。

「酒正使人人自遠」,他常記誦這些沒用的話,和身邊的人說不著,被人瞧不起。記到書裡,是那時人痛苦吧,傳到如今,是時時的人都痛苦吧。注入杯子的聲音清澈,廉價烈酒的氣息潑辣。「顧影獨盡,忽然復醉」,刀子滑過咽喉時又想起來一句。

公共汽車上上來了一位女侏儒。不知道從哪裡買到的合身衣裙,巧妙地掩飾了雞胸,她的髮型經過精心修飾,神情坦然自信,以不能忽視的筆挺姿勢端坐在座位上。

大學醫院日常很清淡,我表哥是校醫,問診只三句話:「你覺得是什麼病」,「你想吃點兒什麼藥」,「用不用轉院」,醫風民主。那也得值夜班。另一位校醫無聊時,愛在處方箋背面用鋼筆畫畫,不中不洋,很有格調,詩意呼之欲出,後來才知道,其兄就是畫家,這才能確實是血緣裡帶的。被文化圈發現,出版了畫集,成為話題。人在此時病倒,很快作了古。是段人如其畫的淡淡命運。

名校教授經常要接待證明出費馬大定理或推翻了相對論的來信來訪,有的攜帶著永動機的模型,他們或單純,或怪誕,生活落魄,神色堅定。日子久了,教授們厭煩了不見,雖然有些東西還挺有趣。有件事令他神傷:「文革」後的幾年,來了個五十歲的老鄉,沒吹大話,拍著包很厚的稿紙說「也不知道這叫什麼,就是覺得有點兒道理,你學問大,給看看」。看了幾日大驚,是粗具規模的微積分。

脊柱和後背骨節一按就一串辟啪作響的人,有點兒迷信盲人按摩師,覺得他們專注,按摩師五十來歲,在家營業。屋內四白落地,辣眼睛,因為屋頂的燈泡極亮,烤得屋裡的人影子都很淡。他不愛說話,有台電腦,總放著輕音樂。好像一個人住,東西都擺放得很整齊,他常用的依次排列在手邊。這是個在意別人怎麼看他的盲人。

我是生下來就聾。我明白聲音一直在我周圍。聾啞學校的老師教我震動、口型和手勢,但那是替代的聲音,還是想不出。要我打比方說,就像色盲看不到顏色,人測不出暗物質。我在夢裡猜過聲音是什麼,我看書時,腦子裡閃動的是顏色、手語、圖像和氣味兒。我也就不知道寂靜是什麼。我媽說做聾啞人也挺好,簡單,好多人倒霉、後悔,還不是因為會說話,世上沒什麼非聽不可的。

大學裡的愛情,大半隨分,畢業時多在默契中散場。偶爾看到有人像大魚的溯河洄游,欲執拗地回到某人身邊,同學們會詫異地祝福。他為了追趕遠走美國的學姐而留在北京,終日閉門背單詞。面簽時,一面收拾那堆沒來得及打開的材料,一面用苦練的口語叨叨:「你連材料都沒看,憑什麼說我有移民傾向。」

(續)美國學姐結婚的消息傳來,人人都不意外,他說,也知道會這樣。隨便地待在北京,不去上班,用準備出國的錢原地首付了房子,那是十多年前。聚會上,同學問:「不走對了吧,發了吧?」回答說:「都瘋了,中介說,八百萬。」神色黯淡,像說起一生中後悔的事兒。他的愛情,自此便只被當做房價催熟的財富傳奇而已。

我小時候相信畫電影海報的才是真正的畫家,能畫那麼大又那麼像。他在天氣好的時候,把梯子搬出來,醉醺醺地在影院後院爬上爬下。他的技藝神妙,不像別人要舉著樣稿反覆端詳,直接從一個角畫向另一個角,從任何部位起筆皆能畫完複雜的人物動作。總覺得他的心情是憤然的。後來老電影院關門了,待有新電影業時,影院只貼統一印刷的海報。

十五年前,這幫古怪孩子跟著個古怪中年,在租的單元房頂層裡辦了本講歐美漫畫的雜誌,那時這題材比電子遊戲和搖滾樂還要冷僻。美術的手繪頗有才氣,文編的口語能直接電話採訪外國畫家,每一期都讓同業尊敬。工資則是時斷時續的。也不在乎,下班後還要接著把資料架上那幾本漫畫看完。這本停刊多年的雜誌是他們喜歡提及的回憶。

有VCD無互聯網的年代,青年人的視聽由路邊音像社打理,塑料袋包裹的盜版碟用長條紙盒子盛著,猜著買也猜著賣,反正都是十塊錢一部。有個店主能一眼看透顧客喜好,安靜委婉地推薦三級片武打片鬼片B級片,都是公認的經典邪典。對沉悶的文藝片也在行,熟知歐洲各大導的創作年表,評語諸如「牛逼」或「有點兒過」,和對三級片的態度一樣,反正都是十塊錢麼。

那時聽搖滾樂,要掏盡口袋裡的錢買當垃圾進口的打口。打口碟不如打口帶,磁帶斷了能接上。精神飢餓、精力過剩,跑遍全城,結識更多奇怪卑微的少年,在小窩點裡推理封套上的外文,像是參與了一場迷茫的鬥爭,像是預備陰謀顛覆點兒什麼。聽說我們那代人被稱作「打口青年」,算是一種(亞)文化現象。

擾民的東西裡,裝修、大型狗、搖滾樂手。狗市在某條公交線路的盡頭,因為房租便宜,搖滾樂手也來了,只有行軍床和啤酒瓶子的排練室後面是苞米地。房東是鎮書記,仿照白宮修了個院子,車庫的租金近乎白送,我只能認為他喜歡看著頭髮像拖布一樣的小子從牆頭翻進翻出,喜歡聽收廢品的鼓聲和母豬臨終時的嚎叫。

(續)我們那些人甚至也沒幻想過有朝一日出名、發財或者僅僅是獲得個進錄音棚的合同之類的事兒,只是喜歡這麼過日子。演出都在遙遠的大學禮堂或球館,早晨就出發,餓著肚子等到下午,像放風一樣蹦到台上去,完全不知道從理論上說,演出是應該賣票的。

(再)這些玩琴的人幾乎是同時散去的,有到北京去撞無形的牆的,也有權當謀生手藝的,更多的是徹底改行,把這些年視為比黑社會還低端的羞恥。還有個人執意留在那時候,繼續寫憤怒含糊的歌詞,去外地漫遊,在地下通道裡彈唱,真的飢餓,生滿凍瘡,居無定所,還偷閒生了孩子,貧困得使人難過。我在豆瓣上看過許多對他的誇獎,而我們這些認得他的人卻吝於讚賞。

(又)紀錄片裡,美國名樂隊巡演,設備數十噸計,坐改裝的巨大客車橫穿北美大陸,車前車後翻飛著骨肉皮。至於他們那渺小未遇的中國同行,偶爾獲得某地某酒吧幾乎是只管頓飯的邀請,還要苦惱於如何湊足哥幾個的動車票錢。有名的也好不到哪兒去,那誰他們這幾年挺紅的了,上個月來東北,在台上蹦足了仨鐘頭,下來發現後台空了,一兩萬的門票錢全叫人卷跑了。

有個吉他手隻身從葡萄牙來,帶了把自己裝的吉他,隨便在本地找了個小酒吧,百十人的場地。一個下午都在捏著啤酒罐玩桌面足球,時間到了,躍上台去,簡陋的音箱響徹金石之聲,五指間千軍萬馬,是頂尖的技藝。他只要幾千塊的報酬,懂行的說,這人在歐洲很是有名望。「回去給他們看照片:看,我還去過中國演出呢,多有意思啊。」

大概只有懷舊的人和看卡通片的小男孩才喜歡這種金屬樂:樂手們嚴肅地留著齊腰長髮,認真地在歌詞裡探討吸血鬼、撒旦和基督的關係,視演奏為一種競技運動。那支樂隊是從德國來的,使用的卻是並不相鄰的意大利語。四條花臂膀大鬍子的陰沉大漢,都愛吃烤鴨。他們是業餘玩家,利用假期來中國演出,職業分別是養老院護工、工程師、幼兒園教師。

我常逛的計算機散件市場,西北角靠近廁所那裡有個遊戲機櫃檯,顧客都是精打細算的小孩兒,始終也沒有擴大規模開設分號。兩個合夥的男人,終日肩並肩地在一台當前最大的電視下打新上市的遊戲,招呼顧客時眼睛仍盯著屏幕,瞳孔和臉龐反射著彩色的光,手指彷彿不由自己控制一樣地痙攣。他倆已經這麼過了十幾年了,我很羨慕他們。

我的初中同桌畢業以後突然輟學了,聽說他得了一種精神病,見不得生人,怕和人說話,終日在家拉著窗簾玩電子遊戲。到了我們大學畢業以後,他還在過著那時候的日子,病好了一些,可以給遊戲機商店打一點兒工。我總是讚歎,怎麼會有這麼好的病呢。

精神分裂患者自述:世界不是扭曲,而是單純,所以感知被越放越大,任何小事,放大了都很怕人,就像盯著一個字、一個人,使勁看進去,是不是就不認得了?我就是覺得有人監視我的一舉一動,我知道我沒道理被監控,但又實在有太多不能忽視的證據。你覺得可笑,但科學上來講,所有的人類都擁有一個可以隱藏現實並引導適應性行為的界面。

油畫家為了自己的作品有好結局,都會推薦去個難找的地址配畫框,囑咐過了中午去,上午不開門。門上也沒標誌,聞到氣味才知道找對了。裡頭是兩個乾淨的瘦老頭,一個在量畫框,一個在同樣認真地煮麵條。像是進來熟人一樣不招呼客人,等你開口。既不推薦,也不講價,端詳一會兒畫,邊走動邊說,「這畫就應該用這種框」。牆上有幾幅很精彩的畫,不是待取物品,是他倆的收藏。

學畫的大學生有地方畫畫就高興,何況還給點兒報酬。市政出錢,畫在河沿的牆上,要求寬泛,本地風景即可。可以隨意實踐熱愛的線條,高更的紅和梵高的黃,畫名勝、建築和校園,騎自行車來去,過了一個藝術家似的寒假。早晚散步的人時常停下來看。春天再去,有人故意在貼發票辦證廣告,用記號筆寫「某某到此一遊」和「新年順氣發財」。

從圓明園到樹村,新來的畫家連宋莊也住不起了,去更偏遠的村莊落腳。他們的眼神固執清澈,對藝術各有成見,身後跟著潔白沉默的妻子或女友。很快,聚合成新的藝術家村落。村民們把屋子租給那幫畫畫的之後兼做他們的生意,比如入秋以後挨家挨戶地給他們生爐子。他們整天哆嗦著轉來轉去,像陷入絕望的蜘蛛,既沒一個會生爐子的,也沒一個想到可以學學的。

美術系畢業,應聘教小學生補習班,因為不加班。工資雖然低,也夠房租和一個人的吃用了。別處都要求照著樣子努力畫成一模一樣,到她這裡,發幾支筆,隨便,怎麼畫都好,她改得很慎重。有時給孩子看畢加索和草間彌生,見他們也在黑紙上點紅點,就說那是別人,你要畫自己相信的。她看到有幾個孩子的線條變得肯定和動人了,覺得做成了一件小事。

我有個格格不入的小學班主任,好像因家庭出身而加入了民主黨派,穿成套的裙裝,舉止確實是出身另一階級且一直沒改造過來的樣子。校長經常要她代擬報告和文稿,之後又恨她,因為她拿此事笑話校長,然而下次仍不得不求。她是唯一喜歡過我的老師,說小孩兒和作文就不該有樣板。聽說她多年後去郊區當校長,實踐她的教育主張,不留作業,興趣課,隨意寫作,因為家長們不在乎。

「覺得精神快要出問題,就離職,到城邊的山裡租個院子住。溪水像條小蛇,從院子中間流過,隨身帶包書,自己做飯漿洗,多睡覺。有一天沒關窗戶,被風翻書頁的聲音吵醒了,知道可以再堅持一段,就下山去。這些年一直這麼來來往往。」

某縣某鎮某村,有位農夫,利用好幾個冬季農閒寫了部半尺厚的長篇小說,很多描寫都是感人的。這種事兒以前常有,娛樂多了以後,逐漸少了,有幸被縣文聯發現上報,請市區作協名家來開研討會,借了會議室,每個人前面都擺個打印名字的粉紅色小牌牌。作者第一次見這玩意,悄悄拿起來看了又看。

大學城沒有搬到江北的時候,常去一家居民區裡的小書店,店裡的舊書不多卻精,古書版本好,譯作譯本好,小說口味一般,但歷史書的排列很專業。老闆是個壽眉斑白的老者,和顏悅色地和嘰嘰喳喳的小學生為了塊橡皮討價還價。一次聽他和來客談論牆裡面的大學,歎息如今這學科沒有明白人了,才知道他過去是那裡的教授。

天翻地覆慨而慷,有翻過來的,就有覆過去的。比如曾在宿舍樓獨居的老太太,女工們只覺得同事多年,她對任何人的禮貌都周到,對事則很冷淡。向來不爭搶名利,有說不出的傲氣。改革了,無所謂了,才知道是前代貴人家的大小姐,名牌大學畢業,會說流利的外語。紛紛回憶軼事,想不起什麼來,只記得她工作服裡的內衣是很貴的真絲,上海貨。

北京之大,大於世界,藏有許多有趣的人。他父親有名氣,留了筆遺產,便拿著去了美國,玩膩了,長在拉斯維加斯,愛一切賭法,越玩越壯,被揖讓進小廳,那筆原本花不完的錢不知不覺間透光了。那天,他認出挨著自己坐的是自幼崇拜的香港電影明星,總演賭神的。恍然覺悟,於是搭飛機回去,和個剛成年的女孩兒住在地壇附近的單元房,像退休的人一樣生活。

二十多年前,他曾是江浙一地首富,如果沿著這條路,弄地產、耍財技,本該出沒於各種排行榜和大會堂。但他一心要造汽車,中國人憑什麼造不了汽車?直至今日,國內也是發乎山寨止於外觀,連像樣的發動機還沒造出來。他那時卻總覺得就要成了,只差最後一點兒資金,直弄到徹底破產。有記者去採訪,還領著去看那堆生銹廢鐵,「再給我三千萬,我就能造出成熟的車來」。

四十歲以前,他是城裡嶄露頭角的富翁。中間隔了場車禍,胸椎以下毫無知覺。如今他更是舉足輕重的人物,專事資本運營,號稱能調動百億,在京城裡有座大廈,過去他要低三下四去請托周旋的家鄉領導如今在前台候見。來客看到他輪椅裡莫測高深的微笑,覺得置身於一部香港電影。對他而言,活著該有的東西還都堅硬地存在著。

他年輕浪蕩的那幾年,去易於結識女人的地方結識易於結識的女人,午夜時分帶回家,彼此利用一番。他還不純熟,總要再廝混幾天,像約會一樣吃飯、看電影,拖泥帶水。有個不大的女孩兒說自己做過小姐,現在跟個大十幾歲的男人住一起,真想要換個活法。醉後說喜歡蕭紅,特別特別喜歡,一邊讀一邊哭。他說「嗯嗯蕭紅是誰啊」,心裡一驚。

她對性有巨大的好奇,什麼都願意試試,也許是病吧,聽說過,隨便了,對她來說,這是觸手可及的冒險和收藏。不在單位裡面扯,以免陷入辦公室政治。她喜歡陌生人的隨機驚喜,喜歡車友會、驢友會、戶外那些心照不宣的活動,也喜歡手機上的新奇軟件。「就這樣漂著就很好啊」,她想。

「那我就和你說一次我媽吧。她不是她那個年代的人,她和我爸都在大學教書。後來和人私奔了,事先也沒跡象,那時候正忙著給右派平反呢,從此我就沒見過她。她和那男人到了天津,在高中教課,幾年後,被班上一個男學生用刀捅死了,情殺。」

【餘文】青史是個人主義的悲哀。堅定的自我和獨特的心思,都要被收進「仁義忠孝」之類範疇,像生豬打上個藍戳子才得上市。獨特的言行情緒,似乎沒有價值,只有失意的人才會留心——我沒有力量做怪人,只能說句怪話。我早就是久經考驗的小人了,對癡迷於制定正常標準的人物,心裡有多怕,嘴上就有多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