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蘭州開往夏河的班車上，從頭至尾放著一名藏族歌手的MV。我問司機歌手的名字，司機告訴我是阿勇澤讓。我問他來自何方，司機回答了三個字「若爾蓋。」
天沒全亮，我站在郎木寺的街頭，張望著班車的影子。我無法判斷天氣的好壞，就像我無法揣測自己的運氣一樣。我的下一站就是若爾蓋。
郎木寺郵局的藏族局長告訴過我，來往郎木寺的車輛沒有規律，甚至郵車也難以保證一周光顧小鎮一次。這位局長是光桿司令，手下沒有兵。每天郵局開門後，就不見了他的蹤影，可老鄉們都知道，這小子一准又去打麻將了。他的話我將信將疑。但事實很快證明了局長的話還是有權威的。
離開郎木寺的前一晚，我滿街打聽班車的消息。平常班車會停在郵局的院子裡，可那裡卻空空如也。老鄉的話令人沮喪，他們七嘴八舌地告訴我：「已經兩天沒來車了。」
我依舊一大早起來去等班車，完全沒有把握，只是想碰運氣。我甚至都想好了，走不成的話就直接去敲程大姐的門。我很快發現想撞大運的不只我一個，街頭三三兩兩地站著一些人，看裝束像是出遠門。我覺得有戲，老鄉比我有經驗，無利不起早。
果然，有一輛破舊不堪的宇通客車搖搖晃晃地朝我們駛了過來。我特別納悶，班車簡直就像是從地底下鑽出來一樣，預先毫無徵兆。我聽見有人喊我，原來是麗莎的丈夫老丁。他從車窗裡探出身來，朝我揮手。這輛車開往迭部，老丁說我可以在熱當壩下車，轉乘去若爾蓋的班車。我在車上還意外地發現了一個老外，捷克人，前進方向跟我一樣。
只一會，我們就在熱當壩下了車。熱當壩位於川甘邊界，靠近山坡的路邊建有一排平房，它們分別是小飯館和修車鋪。廢棄的輪胎堆在屋前屋頂，暗示著經過這裡的車輛命運多舛。
熱當壩是個丁字路口，我們由西而來，往東走是紅星鄉，往南走就是若爾蓋。
班車從紅星鄉始發。我看了一下時間，還不到八點鐘。身後的飯館還沒開張。往南望去，道路湮沒在晨霧中。對初來乍到的遊客來說，無疑預示著未卜的前途。捷克人很無趣，英語水平相當有限。我想跟他聊聊米蘭·昆德拉，我用很慢的速度念出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s，不料這小子死活沒聽明白，露出一臉的茫然。我不相信捷克人不知道米蘭·昆德拉。這小子不是沒文化，只是沒學好英語。一轉念，我又開始佩服起這小子來，他的旅行跟啞巴聾子闖天下沒分別，沒勇氣實在不行。在這點上，他倒是和米蘭·昆德拉有幾分相似。米蘭·昆德拉離開自己的祖國後，客居法國。他的有名作品，都是以法語而不是他的母語寫就的。
當我們再次上車，沿著213國道，翻過幾道山梁，一望無際的草原就映入了眼簾。我的視線被牽引到天邊。秋霜染黃了草原，大雁在空中飛過。班車在草原的腹地穿行，很容易讓人產生錯覺，以為自己是搭上了一輛開往天堂的班車。這是我見過的最遼闊的草原，大得讓我喪失了對距離的判斷。我迄今沒有去過內蒙古，所以，這樣的認知不算偏頗；我同樣沒去過北京城外那些供遊客騎馬取樂的所謂草原，因為我始終認為商業開發會徹底顛覆我們對牧馬生涯的完美想像。海子寫過這樣的詩句：「我的琴聲嗚咽，淚水全無，隻身打馬過草原。」他說的草原應該就是若爾蓋草原，不然不會有那樣深邃的意境。
若爾蓋距離郎木寺九十多公里。走到四十多公里的時候，在213國道的南側，出現了一汪池水。她有個美麗的名字，叫花湖。這個小池塘近年來聲名鵲起，引得無數驢子前往。拍回來的照片基本相似，斑斕的晚霞裡，花湖像絕代佳人身上的一條綢帶那樣淒美，令人斷腸。可惜，我經過她身旁的時候，她素面朝天，我輕易把她讓到了身後，連照相機也懶得掏出來。
到若爾蓋縣城已是中午。若爾蓋海拔3500米，空氣發燙，陽光所向披靡。縣城規劃整齊，十字路口矗立著交通信號燈，鐵製的路牌竟然是中世紀的歐洲宮廷風格。
我有點發蒙。我的心還在草原，身體卻又回到了城市。這讓我意識到無論怎麼努力，我們的內心始終與自然相去遙遠。一盞閃爍的紅綠燈，一塊媚俗的路牌，就輕而易舉地把我們置身於彷徨的路口，與自己的內心掙扎。
我在一家裝修得像藏式茶館的唱片店裡找到了阿勇澤讓的專輯，遞給唱片店的女孩要求試聽，然後一屁股坐在被鞋底蹭得發亮的木頭地板上，打開一罐冰涼的可樂，啪的一響，美妙的歌聲傾瀉而出。阿勇澤讓深情款款地唱著：
「彎彎天上月哎，緩緩地上水，彎彎眉下波蕩漾，哎呀我的若爾蓋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