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初，因為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打亂了我全年的攝影計劃。那年春節過後，我已與蘭州的朋友們做好了詳細的藏地旅行計劃，到3月初，已訂購了7月10日去中國的機票，辦好了簽證，還訂購了當年剛出的Canon 10D數碼相機和Sony 10英吋VAIO手提電腦。出發前兩個月，當醫生的兒子讓我提前做了年度常規血液檢查，發現某一個指標微微高出我這個年齡段應保持的數值，因此馬上約了專科醫生，進一步做超聲波及活體切片檢查。兩天後，顯微報告出來了，6個切片取樣中，有3個被確診為惡性腫瘤細胞！
我待在特護病房裡，身上插滿了各種管子和電線，在反覆注射止痛藥造成的昏迷中過了兩天
我立即著手辦了以下幾件事：電話告知遠在中國的朋友這個意外的消息、取消已訂購的機票、預約了手術的日子（很巧合，那天正是我59歲的生日）。手術用了好幾個小時，輸了三千多毫升的血。手術後我被推進特護病房裡，身上插滿了各種管子和電線，整整兩天，我是在反覆注射止痛藥造成的昏迷中度過的。脫離了生命危險的48小時後，我被轉入單人病房。10天裡，因為肉體的劇痛和虛弱，我也變得非常悲觀，望著窗外充滿生命力的藍天、浮雲，聽著鳥鳴聲，我的內心卻充滿悲哀，它們讓我想起遠在地球另一頭的西藏高原，那裡的藍天更藍、浮雲更白、鳥鳴更悅耳，但是，我還能再親眼見到、親身去體驗嗎？
10天後從醫院出來，我緩慢走過醫院長長的過道，穿過綠樹成蔭的庭院，踏上城市的街道，重新呼吸到戶外帶著樹葉和花草清香的空氣，聽到人聲、車聲、鳥叫聲，感覺又回到人世間，這是一次生命的重生！
肉體和精神的健康都恢復得很緩慢，最初慢走十幾步，我就虛弱得站不住，漸漸地，可以延長到走5分鐘、20分鐘。手術後半年多，我在南半球的夏季中開始游泳，一直持續到來年的冬季，從每天只能游10米，漸漸達到每天1000米。兩年後，在原計劃推遲了整整兩年之後，我終於又登上了向藏地進發的飛機！
2006年7月22日，我乘坐的新加坡航空公司的班機，從阿德雷德市起飛，向西北方向飛行了四個多小時，下午4點15分，飛機越過大洋洲陸地最西端的Hedland（黑德蘭）港，巨大的客機在深藍色的印度洋上空繼續向西飛行。
天氣好極了，從小小的機窗望出去，1.9萬米高空下面的印度洋，天海一色，一片無邊無際的深藍。機艙內舒適而平穩，只因輕微又單調的發動機的嗡嗡聲，才感覺得到這個巨大的鋼鐵飛鳥正在以每小時900公里的速度飛行著。
然而，我的內心卻並不平靜：一種絕路逢生後的喜悅、一種對前景不明的擔憂、一種迎接困難的亢奮，它們此起彼伏，使我分不清此時此刻是喜還是憂。
雖然出發前曾咨詢過醫生，但我還是有點擔心：腹部有20厘米長的刀口，我能經受海拔幾千米高度的低氣壓嗎？手術後遺症造成的不便，我能適應高原的長途跋涉嗎？背著十幾斤重的攝影包，我還能像以前無數次在藏地攝影那樣反應敏捷嗎？表面上充滿自信和樂觀，內心卻時常會閃現出種種揮之不去的擔憂和無奈，而這種潛意識的存在，我知道，無疑會影響對攝影的觀察、理解，以及對作品的構思和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