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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Ⅳ 失去彈性的宋代政治

宋代政治在北宋仁宗時就完成了士大夫階層的覺醒。剛開始的時候,宋太宗也像唐太宗一樣,一看這麼多舉子來應試,他就感覺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都為我所用。可是到了宋代仁宗朝再往後,就有了一個清晰的概念叫「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這個時候士大夫的力量就開始成為朝廷上的主導力量,但同時又暴露出了中國人的一個缺陷,就是士大夫凡事基於意氣,認死理,搞黨爭。最典型的就是王安石變法,兩派士大夫那真是有你沒我。咱倆不談是非,咱倆就談派系,你只要不是我這邊的你幹什麼都錯。王安石變法失敗後,司馬光上台第一天就把所有的新法盡廢。當時王安石在南京說有些法明顯是有功效的,為什麼也要廢掉呢?這已經不是什麼具體的政策之爭了。

王安石變法之後,宋朝翻過來掉過去就是搞黨爭,這派上台,那一派就徹底踩下,那一派上台,這一派就徹底踩倒。所以整個宋代的政治就是一個失去了彈性的政治。

那麼到了高宗趙構和岳飛的那個時候,這個彈性變得非常脆弱。當時朝廷上只有兩派,一派主和,一派主戰。主和派一定是漢奸嗎?不一定,就是圍繞在秦檜路線周圍的那一群士大夫。至於主戰派是不是一定全是抗金名將,全是謀國的板蕩之臣呢?也不一定。

小編補充:宋代士大夫社會地位之尊崇,彷彿皇帝的合作夥伴。誠如余英時先生所說:「宋代皇帝基本上接受了儒家的政治原則,一方面把士大夫當作共治的夥伴,另一方面又尊重他們以道進退的精神。」這個共治的標誌性口號是范仲淹所說的「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文彥博所說的「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及程頤所說的「天下安危系宰相」。

小編補充:新、舊黨爭是北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圍繞在王安石變法新政的執行上所引發的一場黨爭。新黨支持新政,舊黨反對新政。新政雖切中時弊,然朝中守舊大臣極力反對,其中不乏有影響力的人物,如韓琦、司馬光、歐陽修、蘇軾等,王安石唯有引用呂惠卿、曾布、章惇及韓絳等新人。新、舊黨爭前後五十餘年,對北宋的政治產生頗大影響。由於新、舊兩黨更迭執政,王安石曾兩度退職,新政時行時廢,臣民無所適從。

你看後來甲午戰爭時,如翁同龢這種主戰派,那才叫誤國文人。真正在前線主持戰事的李鴻章這種人,都被罵成投降派、主和派。所以在中國古代政治當中,真正敢跳出來說我主和的人,不僅要有政治智慧,而且要有道德擔當。

這個擔當往往皇帝本人都沒有。你像明代的崇禎皇帝,其實到最後也想跟後金談判,剛派人私下去談,結果風聲就漏掉了,他就只好把這個人殺掉。皇帝也不敢當主和派。

網友觀點PK

@黯孔雀王:岳飛就是中國人心目中的一個精神寄托,真實的岳飛沒有武聖廟的岳王爺那麼偉大,甚至可能還有一些人性上的缺點。這些誰都知道,人無完人嘛,廟裡的岳飛和真實的岳飛本就不是一回事。當時既然已經把他當做聖人了,現在何必去翻那些齷齪的舊賬呢?又不是什麼獨一無二的新觀點,這種事中國幾千年時不時就會發生一回。把岳飛拉下聖壇到底有何用處。現在就只是能表現自己夠聰敏夠博學。仔細想從古至今不管是神仙還是英雄,只要你肯花時間上網搜索都能找出缺點。但把這些都拉下馬有何好處。難怪在改革開放後,外國人說我們缺乏信仰。由於我們太自大又只相信錢。

@姜士弘:你說的其實有道理,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歷史觀和價值觀,我不能反駁你,但我想說的是真實的政治並不簡單,就是這麼殘酷,看為人處事、個人喜好是一回事,歷史與政治之複雜又是另一回事。岳飛是偶像沒錯,他也是我偶像,但偶像就能遮蔽一切嗎?老羅的目的,我覺得並不是為了醜化某人(事實上也沒有),他只是告訴我們,看事情不能太片面,同時他也為我們介紹了當時的政治環境,這難道不是一種科普嗎?不是對歷史知識的一種宣傳嗎?對於當今時代絕大多數看不進書的人來說,這種知識的傳播是非常好的。

回到岳飛。既然國家的大計已定,我們要跟金國談和,沒有第三條道路可走,那就要讓主戰派閉嘴。只有殺岳飛,其他人就都老實了。當時韓世忠已經開始閉門思過了,殺他沒有用。主和還是不能成為國家的大政方針。「爭國是」成為當時宋代政治缺乏彈性的一個最終結果。所以岳飛必須死。

這跟你自己有沒有野心,跟趙構是不是怕你,其實已經沒有什麼關係了。一千多年之後,我們再來看岳飛的這個悲劇,其實不是哪個人的悲劇,也不是奸臣和良臣,也不是昏君和忠臣之間的衝突。他是一個有才華的個人跟整個僵化的、僵硬的、僵死的政治結構之間的悲劇。

所以我特別感慨,我們幸好生活在互聯網時代,我們可以以一個個體崛起的姿態跟整個世界對話。我們不是嵌入到哪一個權力系統,一個頂端的問題會成為所有人的問題。我們可以任意地接入到任何一個系統中,選擇我們願意過的自由的生活。說到這兒我還願意帶大家複習一下前幾集講過的那種U盤化生存的原則。我們就是「自帶信息,不裝系統,隨時插拔,自由協作」,這種福分只有我們這一代人才享得了。

(本章社群編輯:杜若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