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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做一頭獨來獨往的獅子:胡適

在中國流傳甚廣的歌曲《蘭花草》和它的詞作者胡適的命運幾乎一模一樣,都是中國人生活中熟悉的陌生事物。胡適的大名在中國可謂眾所周知,他是民國時期著名的教授和思想家,但在新中國成立後卻被一頓臭批,而近些年又被翻案,供在了民國時期文化名人的聖壇上。他為何會擁有這麼高的學術和思想地位呢?讓我們來聊聊胡適其人。

胡適先生擁有學者和文化名人的雙重身份,很多學科都有他的影子,而且在很多領域都有開創之功,但都涉入不深,更談不上有較高的學術建樹。作為一個學者,胡適僅有《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堪稱真正成體系的學術著作,但也只完成了上卷;作為一個文化名人,他的社會、政治立場既非左派,也非右派。

胡適是安徽績溪人,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26歲成為北京大學教授。當時他提倡白話文運動,致使多位老學問家、老學者都看輕他,如國學大師黃侃(章太炎的弟子)就曾嘲笑過他,認為白話文的效率不如文言文。固然,胡適的很多學問都處於草創時期,都還只是一種很簡樸的學術。國學如此,西學亦然。當時很多搞西學的人也看不起胡適,如北大的辜鴻銘就曾嘲笑他,認為他所學的英語屬美國俚語,不算真正典雅的英文,還認為他根本不懂西方哲學,教哲學更是誤人子弟;另一個在北大教哲學史的教授陳漢章,也曾經在課堂上嘲笑胡適對哲學的研究不深。平心而論,胡適在學問方面的確是提倡有心,創作無力,沒有太多可觀的成就。歷史學家唐德剛認為,這是由於他成名太早,不敢對千秋萬代負責。縱觀胡適的整個學術生涯可謂無足可道,但他卻喜歡去研究一些鮮有人涉獵的東西,如《水經注》。

不清不楚的政治立場

胡適在學術上的地位很尷尬,在政治上也是如此。他一生在世71載,歷經四個時期,即清朝廷、北洋軍閥、南京政府時期及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十幾年。

北洋軍閥政府時期,胡適就是一個堅定的反對派,動輒寫詩攻擊政府,還曾拒絕政府授予的嘉禾勳章。南京政府時期,胡適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態度十分微妙,他與國民黨之間的關係是貌合神離。要說合,他差點兒成了國民政府的總統,胡適死後,蔣介石還給他送了一副叫「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的輓聯,可謂對他推崇備至;但蔣介石也在日記中承認,胡適的死給革命思想和民族復興思想除掉了一個障礙。要說離,老蔣就曾以胡適反黨的理由否決了他當清華大學校長的報告。胡適與國民政府的關係可以概括為「國家諍臣,政府諍友」,他從來就不曾是蔣介石的走狗。

在與共產黨的關係方面,胡適的朋友很少,但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毛澤東曾給他寫過不少信,胡適也用自己主辦的雜誌轉載過《湘江評論》上毛澤東的文章。胡適一生在1949年之前,沒有說過一句反共的話,他對共產黨始終不來往、不熟悉、不評論。

毛澤東於1951年和1954年發動的對胡適的批判,針對的是其代表的整個舊中國的思想文化傳統,而非胡適本人。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所有知識分子都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胡適作為過去整個士林的領袖,被拿來當作檢驗大家學習馬克思主義成果的一個標準。

胡適的思想左也不靠,右也不靠,他是以一種孤單的政治姿態出現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他自己就曾說過:獅子從來都是獨來獨往的,只有狐狸才會成群結隊。

胡適對自己孤立的政治地位很是看重,他的孤立獨存,不管是面對兩股政治勢力還是主流民意,都敢於表達自己的孤立。最典型的是在五四運動期間,他從頭到尾都反對五四運動,認為學生不該上街,不該搞政治運動,應該回到書齋去研究學問,做未來民族的棟樑。

更典型的是他在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抗戰之前對待日本人的態度,他曾堅決地反對對日開戰,認為是一個農業國和一個工業國打,是一個前現代化的國家和一個已經現代化的國家打,根本打不過,應該以空間換取時間。他還認為當時應該承認偽滿洲國,好換取一個和平條約,以換取搞國內現代化建設的時間,等養足力量再打。

早在1935年,胡適就說過:中國想要打敗日本,需要具備日本和美國在太平洋上開戰這個必要條件。他不僅有這個判斷,而且在1938年擔任駐美大使後,拚命地挑撥日本和美國的關係,他就是奔著這個使命去努力的。

胡適在美國常常不按常理出牌,他不是一個僅僅給大家發發護照和簽證的大使,而是一個到處演講的大使,其演講的基本意思為:中國自古和美國一樣,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中國人對日本人抵抗是為自由世界、民主世界去抵抗;日本就是法西斯,是白眼狼;日本遲早會讓美國吃虧的。現實還真被胡適言中了,1941年就爆發了珍珠港事變。這次胡適作為一頭獨來獨往的獅子,又一次看對了未來。

談了這麼多,我不是想把胡適放在一個歷史夾縫當中來分析,把他當作茶餘飯後的談資,而是想要追問作為幾十年前智者的胡適,留給我們的思想遺產是什麼?

胡適方法論:少談些主義

改革開放伊始,中國學術界普遍認為胡適在學問上是不錯的,在政治上是反動的,細琢磨這段公案,其實在胡適的思想當中,最值得重視的就是他這一生反覆在講的那句:「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乍一聽好似犬儒,但若回到那個年代就會讀出不一樣的意味。

先看後半句,「少談些主義」。什麼叫主義?主義的前身是思想,對於信奉者來說,信著信著就變得不容辯駁了,就成了主義。胡適認為沒有什麼東西是不容辯駁的,是天然正確的,應先疑而後信。所以他說,在中國的思想文化傳統當中有一個規律,就是相信名教,即以名詞為宗教。雖然中國沒有全民信仰的共同宗教,但都信仰一些大詞,如禮義廉恥、忠孝節義等,好似語言本身就有力量而不需要任何證據。但胡適認為這些東西均不可信。

有人將胡適的思想總結為「非主義論」,這是對一切建構性的、不容懷疑的理論而言。這似乎有些讓人費解。比如說胡適一生都在整理國故,研究國學,可他卻主張年輕人不要研究國學,應去學習更現代化、更具普世價值的科學知識;再比如說「民主」這個詞,這個詞似乎天然正確,但是胡適卻認為民主不是什麼優秀的政治制度,而是一種先進的生活方式。中國想要走上民主的道路,需要像培養小孩一樣,從一點一滴的生活方式入手,去走向民主這條道路,這就是胡適「少談些主義」的根本內涵。

胡適方法論:多研究些問題

胡適的思想還有「多研究些問題」這上半句話。他自己一輩子研究的問題其實沒那麼重要,《紅樓夢》《水經注》對當今社會的用處不太大,但他的確為中國思想文化引入了一種現代的科學方法論。

我們今天經常會講到一個詞,獨立思考。很多人都以為獨立思考是跟別人想得不一樣,特立獨行,其實這不叫獨立思考,真正的獨立思考應該是不盲從盲信,不被人騙,不被人忽悠,能做到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用胡適的話說,就是用「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思想方法來研究問題。

胡適對史學界的影響是造就了所謂的「古史辨派」。古史辨派即是要有懷疑精神,如果沒有證據就不盲信。胡適已經去世這麼多年了,但中國現在居然還有那麼多人在反對科學。要知道,科學其實從來不自詡為真理,科學是目前為止人類接近真理最可靠的一條羊腸小路。科學反覆講的就是要懷疑、要否定那些可證偽的東西,這才是科學。科學是一點點進步的,但它的每一次進步都是紮實的、可信任的進步。胡適這套方法論雖然講起來很簡單——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但這也是200年來人類文明得以進展到今天這個程度的基本精神。

胡適是不信主義的,他要求大家應該先自省、自贖和自救,重新認識當時的中國到底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分析一下自身能力是否能與日本人幹這一架,如若沒有,就該回頭選擇一條更有效、更聰明的政治策略。因而,胡適那些聽起來像漢奸言論的東西,其背後的精神仍然是一整套科學方法論。

胡適的情懷:「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

以上,我簡單介紹了一下胡適的思想。最後借用英國學者柏林的《狐狸與刺蝟》打個比方,胡適表面上有狐狸的才能,因為他廣泛涉獵文史哲,幾乎沒有他不碰的學問,可本質上他是一隻刺蝟,因為他知道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這件事情就是「少談些主義」,少被人騙、被人蒙,多用現代科學方法論,來一點一點地擴展我們的認知邊界。

同時胡適還常在文章裡自比鸚鵡。這源自中國古代的一個傳說:深山裡有只鸚鵡,有一天突發山火,鸚鵡就用自己的翅膀去水邊蘸上一滴水去滅山火。山神認為它傻,說這麼做是毫無意義的,但鸚鵡卻說:「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

隔著幾十年的時光去看這位老人家,如果我們這個時代再不相信科學,再被人騙、被人蒙,我們就永遠記住他的眼神吧,這只刺蝟、這只鸚鵡的眼神,在歷史深處看著我們的冷峻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