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給大家說一個法國「開心辭典」的故事吧。前幾年法國有一檔類似《誰能成為百萬富翁》的電視節目，這個比賽的規則是，一溜問題答下來，你如果答對每道題，就可以獲得一百萬歐元，答錯任何一道題你就完蛋。
有一個選手叫亨利，這傢伙非常聰明，一路斬關奪將，殺到最後一道題，眼看就快夠著一百萬歐元的大獎了。這時候出現了一個問題：「什麼星球是圍繞地球轉的？」
@金不換_：不太同意羅胖本集的觀點。就法國人那個百萬獎金的故事，疑點一：如果能闖到最後一關，說明是個讀過書的聰明人，試問讀過書的人不會知道月球繞著地球轉？疑點二：既然法國民意不可信，那個法國人為啥還傻傻相信那個錯誤答案。就李剛那個事件：民意如果不強姦法律，法律就會肆無忌憚地強姦民意，試問李啟明的爸是公安局局長，開車撞死了人，局長父親能讓兒子公平地去接受法律懲罰嗎？如果民意不強烈，法律就會強姦民意，而民眾只有「啞巴吃黃連」。與其說是民意強姦了法律，不如說是民意喚醒了法律或者說民意監督了法律。天意不可違，民意或許也不可違！
亨利那麼聰明的一個人，突然在現場就被這個問題難住了，按照大賽的規則，這時候他有三種選擇：第一打電話問朋友，第二請現場觀眾投票，第三去除一個錯誤答案。我們這個亨利先生選擇了請現場觀眾投票。當時這個問題有這幾個選項：第一太陽，第二月亮，第三金星，第四火星。
現場投票的結果是56%的法國觀眾投給了太陽，2%的人投給了火星。最後這個亨利先生當然就選了太陽，結果跟這一百萬歐元擦肩而過。
大家也許會說法國人的水平太差了，居然不知道月亮圍繞地球轉？調查發現，根本不是這麼回事，而是法國民族追求公平正義。一個笨蛋，笨到了連什麼星球圍繞地球轉都不知道，憑什麼要給他一百萬歐元？所以現場觀眾基本上是以惡作劇起哄的心態，把票投給了太陽。
這也是民意。社會心理學家調查發現，如果美國人遇到這種情況，通常都會認為，幫別人掙錢是一件好事，所以都會給他正確的答案。而俄羅斯人則相反，他們都會搗亂，給你一個錯誤的答案。法國人民則要求公正，不會讓一個笨蛋掙到錢。
這個小故事其實也在告訴我們，即使是一個普通的人，我們在生活當中對待民意也要有一份警惕，因為在很多情況下，周邊人的意見暗藏著一種惡意。
民意有時候不僅不理智，還不負責任，甚至暗藏惡意。
前幾年中國有這麼一個事兒。有一個孩子叫李啟明，在河北大學撞了一個人之後，非常囂張地喊出：「我爸是李剛。」這句話就這麼流行起來，在一次俄羅斯人反對普京的示威遊行中，還曾打出「我爸是李剛，普京算個屁」的口號。
@聖集：失敗的民意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況下產生的。如果民眾可以獲得充分的信息從而瞭解更多實質，那麼民意就是可以信的。所以說，民眾可以自由地獲得正確的信息是民主的必要前提。
但事後經過記者的反覆調查發現，這個孩子沒有用那樣的態度說過這句話，至少沒有任何人能夠證明他說過那段話。但是民意就這樣發生了，一個人就這樣背負了不白之冤，而且永遠沒有糾正的機會。
這樣的民意我們何處去告它，何處去訴它呢？
羅胖薦書：《同意的計算：立憲民主的邏輯基礎》
作者：詹姆斯·M·布坎南 戈登·塔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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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並非「如民所願」，民意絕不是公正，民意是需要被馴化的野獸，公正則是馴獸師。
[1] 19世紀德國卓越的政治家，擔任普魯士首相期間通過一系列鐵血戰爭統一德意志，並成為德意志帝國第一任宰相（又譯「帝國總理」）。
[2] 美國的經濟學家，以研究公共選擇理論而聞名，他也因此獲得1986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布坎南在1962年與戈登·圖洛克於1962年合著的《計算共識》一書被視為是創立公共選擇學派的里程碑。
[3] 法國社會心理學家、社會學家，以其對於群體心理的研究而聞名。勒龐認為，在群體之中，個體的人性就會湮沒，獨立的思考能力也會喪失，群體的精神會取代個體的精神。他的代表作是《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
[4] 美國詩人老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之子，他是美國著名法學家，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他認為州政府強制給智障者絕育並不違反聯邦法律，他聲稱：「癡呆人有三代就夠了。」這是霍姆斯在判例中奉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著名例子。
[5] 英格蘭和愛爾蘭國王，同時也是蘇格蘭國王。儘管傳統史學觀認為他昏庸、自大、迫害清教徒，但20世紀中期的西方歷史學者開始認他在維持國內穩定與國際關係上有其成就。他同時又是個博學之士，讀書量可能居當代歐洲之冠。他曾下令編纂英文版的聖經。英文隨著這本真正滲透到英國各階層的讀物成為一種真正普遍性的讀寫文字；其貢獻，可與莎士比亞的戲劇並稱甚至更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