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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Ⅱ 稅收是一門技術

漢武帝的失策

有的人就反駁了,說房產稅是大勢所趨,利用我們國家政府強大的行政能力,怎麼會沒辦法把這筆稅收上來呢?

早在兩千多年前,漢武大帝就已經想到辦法了。公元前119年,衛青、霍去病又去北伐匈奴,戰爭使國家財政支出非常大。可恰逢太行山以東的整個山東地區頻發水患,民不聊生,很多稅收不上來,怎麼辦?酷吏張湯就向漢武帝進言,說有錢人多的是,他們受我們漢家天子的德政,都掙了錢,佔著房,躺著地。這些人為什麼不捐一部分財產出來為國效力呢?於是在財政能臣桑弘羊的支持下,他們制定了一種稅收法令,叫算緡[1]。兩緡的財產交一算,也就是6%的稅率,按說不是很高吧,可是在推行過程當中,就應了上一段許善達先生說的「零和博弈」。

@ruiruidai:我認為收房產稅就按他當初買房子的價錢來收。像這樣,退休的老人們就交得少:他們早就買房了,價錢也低。另一方面,房價也會往下跌:有那麼多的房子,也要交那麼多的稅。

俗話說:「眼珠子是黑的,銀子是白的。」誰看到已經掙到自己兜兒裡的銀子還要被拿走,肯定心不甘情不願。因此民間開始大量掩藏財富,老百姓哭窮,天天穿破衣爛衫。政府明明知道大量銀子藏在地窖裡,挖不出來,因為挖的成本很高。怎麼辦呢?漢武帝有辦法,兩年之後,即公元前117年,他推行了一個新的法律——告緡令。很簡單,你不是說你沒錢嗎,你有沒有錢我不知道,你們家鄰居知道啊,街里街坊知道你天天吃肉吃魚,你能說你們家沒錢?只要告發誰家有錢,一經查實,收上來的稅分得一半以作獎賞。窮人們就開始相互揭發了,鄰居告街坊,互相告,甚至兒子告老子、老婆告丈夫等等,按司馬遷的說法「一時告緡遍天下」。告緡令推行幾年之後,天下「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之」。只要有點錢的基本上破產破家。以至於漢武帝的上林苑裡面堆滿了從民間告緡收上來的財產,一時國家財政非常寬裕。

@yyquick:增加房產持有成本,為什麼不能降低房價?只要設定每個人的免稅住房面積,基本上不會影響公民正常居住的需求,只會剝削那些擁有多套超大住房,佔著茅坑不拉屎的富人。這對社會資源的節約也是很有好處的。

但是另一方面,根據司馬遷在《史記》裡的記載,從此以後民間沒人再去積累財富,因為積累到最後也是被沒收了。人們掙到點錢趕緊胡吃海塞消費掉,與其存的錢到最後都給皇帝,還不如自己先把它消費掉,於是天下一片凋敝。所以漢武帝臨死前發了一個著名的輪台罪己之詔,大意是說:朕繼位以來,實行的政策,天下為之所累,從今之後,所有擾民的政策全都罷掉。

我們說,一項社會政策,從它的設計到它的推行,再到它產生的結果,其實會有很多政策制定者根本意料不到的情況發生。稅收政策作為社會政策當中最重要的一個部分,能不小心翼翼嗎?

一箭「三」雕的「印花稅」

在人類稅收史上,有一項非常巧妙的發明,就是印花稅。我們今天買賣股票的時候都知道,每一筆交易都要交一筆印花稅。印花稅起源於荷蘭。1624年,荷蘭政府出現財政危機,當時的王公大臣們坐在那兒發愁,荷蘭號稱「海上馬車伕」,商人居多,怎麼讓這些商人們交上稅來呢?總不能搞漢武帝那一套吧。想不出辦法,只得公開徵集方案,就跟今天搞徵文大賽一樣。最後征上來一個很聰明的方案,就是收印花稅。

設計這個方案的人觀察到,在荷蘭這個商業社會,民間有大量的交易。比如賣個房,買賣雙方會簽個契約,可是總覺得信用得不到保障。如果這個時候,國家能在上面敲個章,這事就有法律保障了。很多商人都有這個需求,這不就是收稅的一個好機會嗎?所以後來就變成了印花稅,政府在契約上貼個條、印個花、蓋個章,就收一筆稅。

這個稅收有三大好處:第一個好處是商人心甘情願,因為我交了稅,政府給了我一部分政府的公信力,我們雙方是利益互換。第二,民間的交易形式特別豐富,所以整個稅期非常廣,雖然每一筆錢收得並不多,但是累計起來是一筆非常可觀的數字。更重要也是這個設計最聰明的地方還不是這些,而是這種稅收的成本非常低。你想甭管是收窗戶稅還是其他稅,稅務官都得親自跑到民間去收,印花稅則不用。稅務官弄個辦公桌,所有要做生意需要政府敲章、貼印花票的,都得自己來找稅務官。一個稅務官就足以應付一個城市的印花稅的徵收工作。一筆好的稅收政策,需要滿足這麼多條件,這確實不是一個簡單的社會政策的設計。

「多拔點鵝毛,少聽些鵝叫」

現代社會裡像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是不是已經把稅收制度成本問題解決得特別好了呢?其實也未必。

在美國有一個概念,叫稅務自由日。美國的稅務自由日通常是4月初,有的是4月1號或4月10號或4月12號。從1月1號到這天為止,你掙的所有錢都是作為稅收交給政府的。而從這一天開始就自由了,今年接下來的日子你掙的錢才是給自己掙的,才是給自己的孩子掙的奶粉錢。所以這一天叫稅收自由日。美國的很多城市在4月16號這天要搞大規模的慶祝,要放煙花、大家上街跳舞,為什麼?慶祝稅收自由的到來。加拿大這個稅務自由日甚至更遲,大概在6月份。

最近我看到中國著名經濟學家李稻葵先生寫了一篇文章,批評美國的所得稅制。李稻葵先生在美國生活了20年,其間他做了一個統計,說大概一個普通美國公民,每年要把閒暇時間的4%花在一件事上,那就是整理自己的稅收記錄。美國公民家裡都有個筐,平時買東西的票據來往都存在那兒,因為要報稅。報稅是一件非常複雜的工作,如果一個人從這個州到另一個州,或者買了房,或者換了一下工作,一般人是根本沒有能力去報稅的,必須去委託專業的會計師事務所來幫忙算這筆賬。所以即便是像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稅收制度成本也是全社會每一個公民非常沉重的負擔。李稻葵先生講:「不要說什麼所得稅制就一定是大勢所趨,時代不同了。其實美國人也在醞釀改革這種稅制,而我們中國人為什麼非要去學習這種稅制呢?」

這就讓我想起英國的一個著名學者叫哥爾柏,關於稅收他講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話:「什麼叫稅收?稅收就是拔了最多的鵝毛,聽最少的鵝叫。」老百姓都是大白鵝,身上的毛都很好,政府想拔嗎?可以,但是請不要拔得太狠,讓鵝有太敏感的感覺,或者太疼。怎麼拔,拔多少?這就是稅收的技術。

羅胖推薦文章:《個稅政治成本最高對社會公平毫無幫助》

作者:李稻葵

關於地溝油問題,很多媒體說,嚴刑峻法,加強管理,發現使用地溝油就判刑,地溝油問題真的就這麼好解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