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有影響力的觀點，並不是什麼爆炸性的新聞，聰明人早已知道故事比事實更有說服力、更讓人牢記。然而，顯而易見，即使我們知道這一點，當我們成為組織中的一員時，大多數人還是會忘記它。在工作中，我們大多明白史蒂芬·丹寧大半生所堅信的事物，都明白講故事是「朦朧、短暫、主觀、非科學性的」，所有這些特徵都「非常糟糕」。近年來，許多組織開始認可故事的力量，並且催生了一個專門為公司客戶解釋故事力量的微型產業，這是一個可喜的發展。正如我們所見，研究表明，故事比我們想像的更有影響力，影響著深層次的人類傾向。地球上的每個社會團體都在運用敘事手法，這也是唐納德·布朗提出的人類普遍性之一。我們將會看到為什麼會這樣（故事在我們的大腦中，引發了難以抵制的化學反應），敘述的元素使得故事比其他因素更有影響力。
但是，即使承認故事是最根本的人性核心部分，它們真的能幫助我們在技術日益強大的時代獲取成功嗎？如果我們竭力主張故事將幫助人類創造更高、更持久的價值，那麼我們似乎面臨一個邏輯上的困惑，因為，畢竟我們已經看到計算機也能夠寫故事。到目前為止，計算機還沒有掌握故事的核心，在大多數情況下，只是把數據轉變成敘事形式，例如，解說一場小的棒球聯賽或者一個公司的盈利報表，但是，所有的技術創新初期都是低劣的。軟件開發和研究人員正致力於教計算機如何寫出更好的故事，如何仔細研究數據發現以推動故事發展的衝突和線索，如何以不同的風格寫作。如果我們是現實的，就不得不承認這一天比我們預期的要來得快。到那時，計算機將寫出真正扣人心弦的故事，並且比人類快得多。那麼，這是不是又一個計算機比我們做得更好的領域？
要尋找上述問題的答案，不妨想想丹寧在世界銀行的故事，它有一個重要的尾聲。見證了諸多故事的影響力後，他和同事編寫了25個被證明在會議中有影響力的勵志故事，把它們印刷成冊或發表在時事通訊中，分發到整個組織中。但是，丹寧發現，這些故事完全沒有影響力，毫無動人之處，人們毫無興趣，更沒有引發任何新的舉動。
鑒於書面形式缺乏衝擊力，丹寧團隊把同樣的故事製作成視頻。結果呢？依然「在公司中波瀾不興」。
問題出在哪裡呢？「如果我和你面對面、眼對眼地講故事，那就是我和你在互動。」丹寧解釋道，「聽眾能看見我、感知我、聽見我，並且能判斷我所說的真實意圖。或許，他們最終不一定相信我，但至少能辨別這一切是否真實。所以，我們最終發現，實際上，口頭講述故事才有巨大的影響力。」丹寧揭示出了一些本質的東西，「我們發現，不是故事，而是講故事才具有影響力」。
丹寧後來發現，書面或視頻版的好故事，的確有一定的影響力。但是，他進一步發現了一個深層次的問題，能夠解釋他所看到的現象，但這對計算機創作故事不是什麼好兆頭，那就是故事的真實性。誰在講故事？人類不會輕易被一個故事感動，除非我們能評估講述者，判斷他是否可信，衡量他講故事時的真實情緒。計算機創作的故事存在一個大問題，正如丹寧所遇見的，即這些故事常常看起來似乎不真實，我們甚至不知道這些故事是誰寫的。即使知道是誰寫的，我們依然懷疑編者是在取悅華爾街大佬或是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
想一想，將怎樣評估計算機創作的故事。如果它能將複雜的數據放入有趣的講述中，我們或許很欣賞這個故事，覺得讀起來有趣、很棒。但是，如果它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應用故事的影響力感動人們去做出改變，那麼，不論這個故事有多好，它終將失敗，因為我們對它的真實性評分為零。
最有可能影響並深深打動我們的故事，注定來自我們在親身交往中認識並信任的故事講述者。這就是為什麼親口講述的故事是最好的——它們可以調動我們整個大腦（有思想、會衡量證據的大腦，古老、眨眼間做出判斷的大腦）參與到故事體驗之中。研究表明，我們只需要用1/10秒就能對一個人的信任度和受歡迎程度做出判斷，而且「我們的第一印象通常是準確、可靠的」，哈佛商學院的研究員弗朗西斯科·吉諾說。
為什麼親口講述的故事格外有影響力，還有一個原因，它們創造了雙向的人際交往。丹寧說：「你從聽眾的表情、體態語、對故事的反應得到各種暗示，你將這些因素都考慮在內，不斷調整故事，最終的影響力是難以匹敵的。」他的結論是：「如果你正竭力做一些難事，比如接手頑固不變的組織，想抓住其瓶頸，帶領它進入未來世界，那麼我有一個非常簡單的建議：到那裡去！」
故事不必非得是人創造的，計算機也能寫，但是，我們並非真正在乎這些故事。我們在乎的是有影響力的故事講述，這完全是人性化的，一種內在的、深層次的人際交流。隨著科技的力量越來越強大，無論人類做什麼工作，只要能用故事講述這種獨特而強有力的方式去影響別人，我們就將變得更有價值。
為什麼我們被故事驚呆了
2003年12月13日，美軍俘虜了薩達姆·侯賽因，美國的債券價格立即上漲，這意味著投資人通過購買美國國債尋求安全感。彭博新聞的頭條反映了投資人明顯的風險規避心理：「美國國債上漲。侯賽因的被抓獲，或許並沒有抑制恐怖主義的蔓延。」然而一小時之內，債券價格又回落了。因此彭博社重新寫了一篇頭條新聞：「美國國債下跌。看來侯賽因的被抓獲，增添了風險資產的誘惑力。」
這種荒謬的行為被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記錄在《黑天鵝》一書中，深植在心中的故事影響力可見一斑。在此事件中，彭博新聞頭條的作者從當天的新聞中看到了一個故事（一系列的因果事件），顯然，他並不在意自己描述了兩個截然矛盾的故事，雖然同一個起因導致了完全相反的結果。如果我們想充分利用故事的非凡影響力，就需要知道故事是怎樣起作用的，它就在我們內心深處活動。
頭條作者無須慚愧。當我們觀察事件時，似乎本能地看到了故事中的因果關係，即使沒有經驗告訴我們這些事件的關聯性。哲學家和科學家並非一直都相信我們具有這種行為特徵，相反，幾百年來傳統的觀點認為，我們在這方面是相當理性的。只有反覆觀察一個事件後，比如植物在種子落地的地方生長，我們才能最終明白事物的因果關係。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在自己還沒有意識到之前，我們就會自動、即時地看到故事。20世紀40年代，比利時心理學家阿爾伯特·麥克特用簡單的方法展示了這一點。他製作了一個簡單的動漫，在一張紙上畫了一個矩形圖案，它似乎在移動並碰撞到另一個矩形圖案，而另一個圖案瞬間就會朝相同的方向彈出。任何看見這張圖片的人都知道發生了什麼：第一個矩形框推動了第二個。當然，實際上什麼都沒有發生，因為矩形圖案僅僅是繪畫，它們不可能去觸動任何事物，每個成年人都知道這個動畫是怎麼製作的。這沒有關係，我們所有的人依然堅持認為，看到了一個有因果關係的小故事。正如那位頭條作者堅信，薩達姆的抓獲影響了債券市場，無論它朝什麼方向發展。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普及了一個觀點：在我們的思維中存在一個被稱為系統1、系統2的兩種相互獨立、各不相同的思維方式，能夠很好地用它總結人類善於發現故事的特徵。系統2負責「分配注意力給那些需要耗神的思維活動」，而「系統1的運行自動迅速，毫不費力，也無須刻意控制，這就是為什麼系統1掌控著我們的大腦和行為，因為系統1就是這樣運行的。要控制支配系統1，只能通過系統2緩慢、費力的工作，而不去控制支配它則要容易得多。正如卡尼曼說的，系統1在工作時，善於發現碎片化的知識之間的因果聯繫，實際上，在隨機事件中發現故事要比不發現故事容易得多。
不論眼前發生了什麼，我們都發現了故事，而且還是關於人的故事。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解釋狗、貓、鸚鵡、金魚和其他寵物行為的時候，習慣性地運用人類動機創編故事。再想想麥克特製作的簡單動畫，想像一下，假如不是第一個矩形撞擊第二個，而是第二個矩形在第一個撞到它之前就已經在運動，正如心理學家詹森·高德曼所寫，會有人沒發現第一個矩形想要抓住第二個，而第二個想要逃離這樣一個故事嗎？我們把人的慾望和思想付諸動畫了。
自己去觀察這種現象，一定會很有趣。1944年，史密斯學院的心理學家弗裡茨·海德和瑪麗安·西梅爾創造了一個1分13秒的短片，從那時起，有數以千計的學生和研究中的受試人員觀看了此片。和麥克特的系列圖一樣，這也是一個最簡單的自製動畫。我們看到一個大三角、一個小三角和一個圓，動畫中沒有陰影，沒有色彩，僅僅是白色背景上的黑色圖形。在圖形的輪廓線外面，有一個黑色的長方形，它的一條邊可以來回擺動，留出一個通向長方形內部的渠道。接下來所發生的事，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如果不用人類術語就無法描述。三角形開始打架了。大三角是攻擊者，圓圈被大三角追逐，害怕、畏縮地躲進了長方形裡面。我不妨透露結局：圓圈和小三角都躲開了大三角，一起逃離了，留下了大三角，它沮喪而狂怒地毀掉了長方形。
當然，實際上，什麼也沒有發生，幾個幾何圖形，通過動畫四處轉動，如此而已。然而，我們幾乎瞬間就賦予它們人類的個性和動機，我們用人與人之間相關行為的術語創編了故事，解釋它們的行為。（唯一例外的是，患孤獨症的觀眾沒有將圖形視作人。）或許，並非所有人看到的都是同一個故事。海德和西梅爾讓學生將他們所看到的情況寫下來，得到了關於基本事實的各種描述。例如，一些人將小三角描述為英勇的，而其他人用得最多的是「他」是聰明有頭腦的。但是，幾乎所有的人都根據屏幕上幾個小圖形的運動，創編了大致相同的故事。正如卡尼曼所說，「你的大腦已準備好，甚至渴望識別這些運動的圖形，賦予它們個性化的特徵和特別的意圖，將它們的行為看作有個性化偏好的表達」。
這麼做，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生來如此。這種看法在20世紀很長時間內是有爭議的。許多人或許會認為，我們能夠發現動機並確定前因後果，是因為我們在生養文化中學會了這種做法。實際並非如此。卡尼曼對證據的解讀是，我們生來就具備判斷意圖的能力。一歲以內的嬰兒就能識別欺凌者和受害者，我們似乎天生被關於人的故事所打動，堅持將我們的世界看作一個故事的彙集體，即使我們不得不編造故事。
故事引發了「神經耦合」
我們從互不關聯的細節中，或者是無序的圖案運動中，創造出故事，這是敘述者非凡能力的表現。那麼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我們知道我們對故事做了什麼。那麼，故事對我們有什麼影響？答案告訴我們，當故事成為人們最直接互動的一部分時，故事的力量有多麼強大，以及它是怎樣產生最驚人的效果的。
我們聽故事或看故事的時候，開始體驗它——不僅感知發生了什麼，而且感受身臨其境的體驗。我們看到自己採取行動，這是故事為什麼在驅動行為方面功能如此強大。我們都知道這些，這正是我們喜歡故事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一個好故事將我們帶離身處之地，引領我們進入太空，或者是15世紀的日本，抑或是誰也不認識的地方，喚醒我們的情感體驗，雖然我們一直沒有離開椅子。想一想就讓人感到奇妙——故事讓我們渾身冒汗、呼吸加速，讓我們大笑、大哭，或者是坐在原地卻尖叫「別開門」。我們能從電影、戲劇、書本或其他形式的故事中得到這種體驗。
當我們聽到一種特定形式的故事，直接由人講述的故事時，一些更讓人吃驚的事發生了，說者和聽者的大腦產生了共鳴，我們不僅體驗了故事，而且和故事的講述者經歷著同樣的情感體驗。普林斯頓大學的研究人員掃瞄了聽故事和講故事的人的大腦，發現了一個令人吃驚的、普遍的「神經耦合」現象。聽者和說者的大腦中，相同的區域同時開始活躍。研究人員能夠具體地識別那些大腦區域的功能。雙方大腦活躍的區域，不只是語言控制功能區，更重要的是「與成功交往有重要關聯的社交信息區域，包括識別信念、慾望以及他人目標的能力在內」。我們再次談到了同理心作用，聽者和講者以深層次的方式互相關聯著。
這種現象在一個人給好幾個人同時講故事的時候更加明顯。研究人員說，故事「在不同個體當中引發了相同的大腦活動」，也就是說，一個講故事的人和一群聽眾在同一時刻有相似的情感體驗。想一想，這種故事分享的力量要比個體獨自掌握相同的事實強大多少！我們會重新認識以故事為基調的深情演講，它具有無與倫比的影響力和情感驅動力，不管是威廉·華萊士在斯特林橋號召古代蘇格蘭人上戰場的演說，還是林肯在葛底斯堡發表的以美國獨立戰爭時期一個故事開篇的著名演講。我們悲傷地歎息，在越來越虛擬化的世界裡，這種具有轉變性作用的體驗正在不斷地消失。
怎樣絞盡腦汁
我們已經幾次提到「好故事」和它們的影響力，就是為簡要地表明，並非所有的故事都有同樣的效力。海德和西梅爾的三角形和圓的小戲劇融入了我們的情感，但是它並沒有在我們的心頭縈繞或激勵我們去付諸實踐。然而，有的故事的確有這樣的效果，為什麼？人類是最好的故事講述者，為了達到最佳效果，我們必須明白什麼造就了好故事。
從某種意義上說，答案很簡單，這就是多肽（oxytocin）。來自克萊蒙研究生大學的保羅·扎克率先研究了故事是怎樣影響我們的，他認為有影響力的故事能促使大腦釋放這種化學元素，它使得我們「更加可信、慷慨、仁厚、慈悲」。多肽在浪漫和性交中起重要作用，有些人稱它為愛的激素，有些人稱它為結合激素，而扎克稱它為「道德分子」，因為它使得我們「對周邊的社交暗示更加敏感，常常讓我們更容易幫助別人，尤其是當別人似乎需要我們的幫助時」。因此，它也是「負責同理心的神經化學元素」。多肽是好故事引發腦垂體釋放出的烈性果汁。
這引出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你怎麼讓一個故事做到這點？扎克的研究給出了答案，證明並闡釋了戲劇家幾千年前就知道的事情——關鍵在於故事的結構，經典結構之所以經典是因為它特別能刺激腦垂體。我們都知道經典結構。約翰一直過著平靜的生活，直到有一天平靜的生活被擾亂。然後，約翰發現自己處在矛盾中——他與自己、另外一個人、一個組織、社會或者別的事物之間的矛盾。情況變得糟糕，然後，變得更糟糕。最後，約翰面對衝突的源頭，從自身找到一種資源，讓他在最後的對抗中佔據了上風。約翰的生活又恢復了平靜，但他已永久地改變了。
這就是通過激發人腦中的多肽感動人的故事類型，扎克用一種有趣的方式證明了它。他製作了一個小短片，演的是一個處在腦癌晚期，名叫本的兩歲孩子和他父親的真實故事。他父親是一個普通人，生活相當平凡，直到有一天，他得知本得了癌症。本不知道自己已處於癌症晚期，事實上，他父親和我們談話的時候，他在旁邊玩得很快樂。父親心中矛盾重重，他知道本將在幾個月後死亡，所以很難在孩子身邊表現得很快樂。然而，他知道，悲傷只能剝奪本應該或能夠得到的快樂。本的父親講述了他如何掙扎，如何最終從內心找到勇氣，在本身邊保持快樂，並真誠感謝孩子短暫生命的恩賜。衝突解決了，本的父親也改變了。
扎克給數百人觀看了這部影片，在觀看影片的前後測量每個人血液中的多肽水平，結果證明，影片使多肽水平提高了。被試者因為付出的時間和兩次扎針提取血液而獲得報酬，但他們很樂意把部分或全部報酬捐給兒童癌症慈善機構，這取決於他們大腦中分泌的多肽有多少。
然後，扎克給其他人觀看了另一部電影，描繪了本和他的父親在參觀動物園。本沒有頭髮，他父親稱之為「奇跡男孩」。顯而易見，我們看到的是一位父親和一個兒子，兒子得了癌症。然而，片中雖然有敘事（他們先做了這個，又做了那個），卻沒有故事，我們只是看見一位父親和兒子在動物園玩耍。觀眾腦中的化學元素幾乎沒有變化，他們也不那麼慷慨地做慈善。無結構的散漫敘述完全沒有影響力，正如報告或其他大多數人花費很長時間創造或消費的數據呈現一樣，完全沒有影響力。
講述就是記憶
經典的故事還有另外一個功能。研究發現，當信息出現在一個結構經典的故事中（一個平凡的日子——出了一些狀況——一個出現在高潮的解決方案——結局），我們對它的記憶，比起用簡單的方式、以一組事實的形式呈現出來的信息，要深刻得多。偉大的生物學家愛德華·威爾遜寫道，「相對於清單，故事中的事實或行為要容易記得多」。我們都明白這有多麼真實，但往往看不到它的力量所在。正如心理學研究者羅傑·施克和羅伯特·阿伯森觀察所見，「講故事不是我們偶然為之，如果我們真想記住任何東西，講故事是我們不得不做的」。
認真體會他們說的，因為它更多地揭示了人類對故事的高度依賴性，我們明白，僅僅聽一個真實的故事就可以使細節很容易地被記住。但是，施克和阿伯森並沒說聽故事是記憶的關鍵，他們強調的是講故事。如果我們真想長久地記住某事，必須在聽過、體驗過之後講述它，這就是強化記憶的方法。我們講得越多，故事的細節記得就越清楚，正如他倆所說，「講述就是記憶」。
他們進一步發現，我們天生對故事的結構理解深刻。講故事時，我們能很好地契合經典故事的結構，即使事件並非如此便利地安排在一起（它們往往不是這樣的）。換句話說，我們將事實轉換成敘事，在敘述中將它們轉變成結構化的故事，並根據需要增刪細節。這不是人們所說的理性做法，但我們確實情不自禁。
我們與故事的關係雖不理性，卻很牢固。我們極其熱愛圓滿的結局，儘管這聽起來有理，然而不一定有意義。想想珍的故事，珍是一位從未結婚育子、突然在車禍中無痛喪生的婦女。她曾有過非常幸福的生活，經常和朋友在一起，有著高薪的工作、有趣的愛好、非常棒的假期。基於這樣的描述，你將如何評價珍的生活？現在，假設珍的生活依然如此，她又多活了5年，這5年的日子相當舒心，只是沒有5年之前的日子那麼精彩。這種情況下，你又認為她的生活如何？
正如你猜到的，珍是虛構的人物，是為研究而創造出來的。研究人員要求研究對像評價兩個故事腳本中珍的生活，他們絕大多數認為，在第二個腳本中，珍的生活質量變差了，少了渴望，少了樂趣。正如卡尼曼所觀察到的，這似乎完全令人費解。在第二個腳本中，珍多過了5年的幸福生活，怎麼能不如第一個腳本中的生活？然而，在人類的判斷中，珍的總體生活變差了，因為最終幸福感下降了。你或許懷疑，年長者不會做出這種判斷，但事實上他們也是如此。在研究中，老少研究對象都遵循同一模式。大量的研究已證實這種傾向：不管故事過程中發生了什麼，我們對故事的反應主要取決於最終的結局。這真令人抓狂，但我們就是這樣。
為什麼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正在研究故事
有效的故事講述已經成為世界安全的重要因素，這合乎情理，因為在「人性領域」裡軍事衝突正在不斷增加。在後超級力量時代，世界上的大部分戰爭和暴力都與恐怖分子及叛亂分子有關，安全分析人士稱之為無政府組織者——「伊斯蘭國」、基地組織、博科聖地以及世界上其他許多不那麼出名的組織。他們大多是志願者，數量很少，但得到很多人的支持，相當堅定，資源豐富，頗有效率。是什麼導致他們成功地掌控了世界的注意力，迫使美國和其他強國重新制定了安全議程？是什麼驅使他們和數以百萬的支持者？很多人認為，答案就是故事——過去和現在的有關正義、暴行、祖先、教派、無信仰者的故事。美國國防部深信，故事是當今社會安全環境的基石，所以，它在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啟動了一個名為「故事網」（Narrative Networks）的項目，它的出現早於互聯網、全球定位系統和其他改變世界的技術。根據官方解釋，該項目旨在探究「為什麼一些敘事主題能讓恐怖主義成功地獲得支持」。美國國防政策制定者已決定，為了美國國家安全，需要瞭解故事是怎樣奏效的。
故事網項目的目標遠大，它旨在最全面地理解故事的效力：怎樣「助推了激進行為、暴力社會動員、暴亂以及針對外國人的恐怖主義活動」；同時，弄明白在人腦的分子層面，故事是怎樣發揮效力的。項目的具體目標包括理解「故事對激素、神經遞質、獎勵機制以及情感—認知互動的神經生物學的影響」。這似乎是對故事最精深、最高端的研究。項目的另一目標是「開發傳感器，偵測（故事）對個體和群體的衝擊力」。傳感器？測量故事的影響力？拭目以待吧，看好萊塢如何染指其間。
正如故事網的前項目經理威廉·凱斯伯所說，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需要更全面地瞭解，講不好故事如何導致叛亂、暴力活動和恐怖襲擊風險的增長」。當一個國家明白了這點，就能研發凱斯伯所稱的「故事對抗策略」來「瓦解敵方故事的效能」，並且創造出自己有競爭力的故事。凱斯伯的研究使他確信，對反恐和其他各種目的而言，最有效力的故事就是遵循經典結構的故事。故事正在成為戰場，作戰正在演變成人腦釋放多肽的鬥爭。
衝突中的國家早已知道故事的威力，但從未有一個國家認為故事如此重要，以至部署各種資源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來研究故事。對於任何國家、公司、個人或其他希望發揮影響力的實體，有效力的故事講述已成為具有戰略意義的必要措施。
比已知的力量更強大
在另外一種環境中，口述故事的影響力也非常顯著，這很出人意料，因為講述者沒有意識到自己面對面講故事的影響力有多大，他們恐怕永遠不會意識到。「鄉村牧場」是賓夕法尼亞州赫希鎮的一個輔助生活社區，其中有一個對阿爾茨海默病和類似癡呆症病人的記憶支持部門。這些病人無法在外面的社會生活，必須生活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中。醫生認為與他們打交道很有挑戰性，沒有什麼有效藥劑可用，從他們身上瞭解其歷史甚至當前的生活狀況是不可能的，也不可靠。研究表明，醫學院的學生面對這樣的病人常常感到絕望，他們甚至開始以消極的態度看待年老的病人，並將這種態度帶到未來的工作實踐中。
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醫學院決定，讓學生參與一項在「鄉村牧場」社區實施的新的干預療法。學生的工作是讓病人們講故事，不是讓病人講常規的故事，因為他們幾乎沒有時間順序感。具體步驟是先給他們看一張照片，或許是超現實主義的照片，上面是一頭坐在公園椅子上的大象，一個待在乾洗機裡的人；或者其他一些簡單的照片，諸如一個小男孩和一隻小狗。接著，學生們鼓勵病人講述圖片上發生了什麼。其中一位學生記錄講述的內容，不做任何刪減，然後把它編成一個故事。活動結束時，記錄人把這個故事讀給病人聽，並讓病人給故事起名字。
編成的故事普遍有點古怪，也很滑稽，卻具有驚人的吸引力。有一個故事講的是一個人站在街中間，手舉一面巨大的美國國旗，故事是這樣結尾的：「回到家時，他不想做任何數學題，只想等待好事降臨。他從遊行隊伍中邀請回家的所有人都來看這件好事，但他們能得到的只是每人一片麵包和一些水。」這些病人稱他們的故事為「華盛頓特區的國旗日」。（照片中沒有任何暗示這是國旗日或華盛頓特區的線索。）
研究人員在故事任務開始前，測試了學生對癡呆症患者的態度。在4期任務之後，又測試了他們的態度，態度的改進是驚人的。最顯著的是學生與病人打交道的態度逆轉了，出現了一種強烈的新信念：與癡呆症患者的交往是值得的。
任何有過與嚴重癡呆症患者接觸的人都知道，大多數病人很可能在一分鐘之內就忘了剛剛講過的故事。然而，在創作故事時，他們真正達到了世界上已知最敏銳的認知水平，這有可能影響醫生在未來數年中對一部分老年患者的治療措施。到那時，醫療技術更加先進，而醫生在經濟的壓力下，和病人接觸的時間將更少。這就是人類面對面講故事的力量，有時候講述者自己並未意識到。
講故事是一個創造性行為。通過講故事，我們創造了以前不曾有的事物，因此，講故事是創造和創新現象中的一個例子。想想當今經濟中創新的巨大價值，想想創造和講述有影響力的故事時，我們的本能傾向所起的重要作用，我們最好探究明白，更為廣泛的創造和創新活動是否和講故事一樣，深具人性特徵，不會被科技所取代。這就是我們下文要探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