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9節

血字「清道夫」。
「來啦？」吳老大翹著二郎腿，指著顯示器說，「這照片照得不行啊，有點兒虛。」
我鄙視地瞥了一眼林濤。
陳詩羽插話說：「我這兒也有照片。」說完她把自己的相機接上了吳老大的電腦。
吳老大眼睛一亮，說：「嗯，專業水平！這個清楚。」
「那你看出什麼端倪沒有？」我急切地問道。
吳老大拿起桌上的豆漿，吸了一口，慢悠悠地說：「這三個字，寫得比較潦草。但是從字跡來看，是非常娟秀的。這可以提示寫字的人應該具有不低的文化程度。」
「等等，你用『娟秀』這個詞是什麼意思？」我瞪大眼睛，「能不能判斷寫字的人的性別？」
吳老大搖搖頭：「通過文字來判斷性別，這事兒我一直不太看好。雖然也有這方面的課題，但研究的都是寫在紙上的字，因為下筆力度也是一個印證。寫在牆上的字，拿來判斷性別，大部分是不准的。這個案子，只能說明兇手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我還要提醒你們的是，從書寫的姿態來看，這個人寫這三個字的時候，很從容。」
「從容？」我皺皺眉頭，「說明兇手心理素質好？殺了人不慌？」
「嗯，這是一個方面。」吳老大說，「還有一個方面，兇手不是彎著腰寫的，也不是蹲在地上寫的，也不是踮著腳夠著寫的。」
「咦？」我眼睛一亮，「這個推斷好，可以大致判斷一下兇手的身高。」
我拿出手機，翻了翻屍檢結束後翻拍的屍檢筆錄和現場勘查筆錄。
「一般人以站立姿勢平視書寫，字體中央的位置的高度，大約是在鼻、唇之間。」吳老大補充道，「這三個字離地面多高？」
「一米五。」
「那大約要再加上二十厘米，就是兇手的大概身高。」吳老大說。
大寶摸著下巴上的胡楂兒，說：「一米七，那得是個高個子的女人。」
「女人？」我轉頭看著大寶，「你怎麼知道是女人？」
大寶搖搖頭沒說話。
林濤說：「這種身高，如果是男人的話，矮了點兒，是女人的話，高了點兒。所以，這個推斷貌似對目前還沒有發現任何可能嫌疑人的我們來說，沒多大用。」
「其他呢？」我問，「其他方面還有沒有什麼推斷？」
吳老大說：「因為是用血跡寫在牆壁上的，筆畫交叉部分的血跡互相印染，不像寫在紙上有紙面凹陷，所以無法從筆順上判斷出什麼書寫習慣。但是對於筆畫的書寫習慣，還是有點兒規律可循的。」
「什麼意思？」我感到很驚喜。
吳老大笑著拍拍我的肩，說：「沒什麼意思。我覺得，如果你們可以拿到嫌疑人的書寫材料，說不定具有比對價值。」
這個消息，如果是在偵查後期，會是個很好的消息，因為文檢鑒定可以給法庭提供直接證據。但是在偵查前期，就沒有多大驚喜了。我們現在好比瞎貓滿街遊蕩，得有多好的運氣才能碰見個死耗子啊。現在的偵查毫無方向，更別說有什麼嫌疑人了。而且，從吳老大的口氣可以聽出，即便是有了嫌疑人的字跡，也未必一定能比對認定同一。
「我現在更關注的不是證據。」我說，「如果能給偵查提供一點兒方向就好了。」
吳老大搖搖頭，說：「這個人寫字挺潦草的，我還沒有發現什麼非常顯著的特徵可以直接用來排查的。當然，每個人寫字時都有自己的顯著特徵，只是現在我們掌握的信息太少了，就三個字。三個字！你們當我是神啊？」
「大神級別的人物，就要做出一些大神級別的事情來嘛。」林濤說。
吳老大說：「如果再發生一起連環案件，再拿這三個字來，說不準我就有什麼發現了呢。」
「拜託！拜託！」我差點兒沒給吳老大跪下，「求您封上您的金口吧，阿彌陀佛！」
「哪有那麼邪門兒？！」吳老大一臉不屑，「要是我說兩句就能有命案，那我才真是大神級的人物呢。」
「哎，你還別說，老大。」林濤嚴肅地說，「這事兒可就是這麼邪門兒，比如我們的秦大科長，每次一說閒啊、輕鬆啊、無聊啊，必有命案。這就叫作烏鴉嘴。」
「哦？」吳老大笑得前仰後合，「那我倒要看看我是不是烏鴉嘴：有命案！有命案！」
「不和你們玩了，你們這是玩火。」我瞪了他們倆一眼，說，「我們五個人昨晚一晚上沒睡，破了個案子。現在瞌睡蟲來找我們麻煩了，我們要回去睡覺。」
「哈哈哈哈。如果我也是烏鴉嘴，那你們豈不是又睡不成了？」吳老大還在自娛自樂。
「丁零丁零……」
隨著我手機鈴聲的響起，所有人都收起了笑容。
「不是吧？！」吳老大瞪大了眼睛。
「還行不？」師父說話總是這麼簡潔。但是我聽到這三個字的時候，就知道我再次中了烏鴉嘴的招兒。
「呃……行。」我遲疑了一下，說。
即使警力嚴重不足，省廳法醫科、痕跡檢驗科也會勉強湊出兩套人馬，防止同時發案時應付不過來。如果我回家睡覺的話，另一組肖法醫和方法醫也可以立即趕赴現場。但在接到電話後的短暫的三秒鐘裡，我的腦海裡展開了激烈的思想鬥爭。最後，破案的誘惑還是壓過了睡覺的誘惑，於是一口應承了下來。
師父說：「程城市發生一起槍案，你們現在出發，兩小時內趕到現場。」
「槍案？」我說，「人死了沒有？」
「廢話。」師父掛斷了電話。
雖然被師父掛了電話，但是我一點兒也沒覺得自己說的是廢話。人體本身就很奇怪。有時候，看起來很輕的傷會要了小命；看起來很重的傷，反而還能活下來。我在老家實習的時候，就碰見過一個這樣的案例。
那天我正在法醫門診當班，當時父親身為分管刑偵的副局長，他給我打了個電話，說檢察院正在辦一個案子，槍傷，他已經聯繫好了，讓我跟著去學習學習。
我接完電話後蹦起老高，槍傷可真不多見，就連我們大學的法醫老師也見得很少。當然，這得益於我國對槍支的有力管控。我當時想都沒想就打了個車趕往市人民醫院。當時打車的起步價是三塊，法醫門診和醫院的距離也就在起步價之內。下車的時候，我瀟灑地掏出了一張五元的紙幣給司機師傅，又瀟灑地說了一句：「拿著，不用找了，別客氣。」
原本以為檢察院的法醫同志會直接帶我趕赴太平間，沒想到他們卻帶我走進了病房。
病房的走廊裡靠著一個人，頭上纏著繃帶，咋咋呼呼地對醫生說：「我告訴你啊，老子是被槍打的，你們不幫老子把子彈從老子的腦子裡取出來，老子跟你們急！」
這句話乍聽起來像是一句繞口令，我仔細回味過來後，心情很複雜。如果用現在的語言來描述我當時的心情，那就是「我和我的小夥伴們都驚呆了」！驚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