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語現象
我曾和20個新幾內亞高地人在森林營地待了一個星期。某天晚上，我們圍著營火閒聊，說的是當地的幾種語言，加上巴布亞皮欽語和摩圖語這兩種通用語。如果新幾內亞不同的部落聚在一起，也會像這樣用好幾種語言交談。新幾內亞語言分很多種，如果我在高地行走或開車，每前進一二十公里，就會聽到一種新的語言。我先前待在低地的時候，有位新幾內亞友人告訴我，他住的村子方圓只有幾公里，卻有5種不同的語言。兒時，他在村子裡跟同伴玩耍，也就學會了他們的語言。上學之後，他又學了三種語言。在營地那晚，我因為好奇，繞著營火走一圈，請每個人說出他會說的語言。
在那20個新幾內亞人中，每個人最少會說5種語言，有人甚至會說8~12種語言，最厲害的則會說15種語言。新幾內亞人的英語是在學校上英語課學到的，其他語言則是從社交中學到的，而非從語言教科書上學習。你或許會以為新幾內亞那麼多語言只是方言。其實不然，當地每種語言都完全不同，無法溝通，有些是像漢語那樣的聲調語言，也就是依聲調的相異而表達不同的語義，有些則是非聲調語言，就像英語，可利用聲調來傳達情緒，但不會影響意義，甚至屬於不同的語族。
反之，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多半只會一種語言。受過高等教育的歐洲人通常會兩三種語言或更多種，除了母語，其他語言都是在學校學的。新幾內亞人和現代美國人或歐洲人的語言差異顯示，小型社群與現代國家社群有不同的語言特點，這樣的差異在未來幾十年內將會越來越明顯。人類傳統社群和現代新幾內亞人一樣，每種語言的使用者都很少，現代國家社群語言的使用者數量則十分龐大。或許人類傳統社群成員中很多會兩種以上語言，第二種語言是自兒童時期以來從社交生活中學習的，而非在學校課堂上學的。
很可惜，目前世界上的語言種類正急速減少。在人類史上，語言消失的速度沒有任何一個時期像今天這樣。照目前的趨勢發展下去，到2100年，自數萬年前傳下來的語言將有95% 會消失。到時候，目前有半數的語言將會失傳，剩下來的大多數只有還活著的老年人會說，只有少數語言因代代相傳還能留存下來。現在，每9天就有一種語言消失，研究瀕危語言的語言學家寥寥無幾，很多語言還沒來得及描述、記錄就已經消失。因此，語言學家就像研究瀕危物種的生物學家一樣在和時間賽跑。我們的可口可樂文明不斷傳播到地球各個偏遠的角落，很多生物物種漸漸滅絕。很多人都對這樣的現象憂心而提出討論，然而很少人關注語言消失的問題，以及語言與原住民文化存續的關係。每種語言都是獨特的，語言是思想和言語的工具、文學的載體，也提供獨一無二的世界觀。語言失傳，文化遺產也跟著消失，這就是我們即將面臨的悲劇。
為什麼今日語言消失的速度如此之快？這要緊嗎？目前語言五花八門的現象對世界整體而言是好是壞，對面臨自己語言瀕危的傳統社群而言又有什麼樣的影響？我說語言的失傳是人類社會的悲劇，很多讀者也許不同意。你也許認為語言分歧致使社群之間無法溝通，這不但是內戰的導火線，也會阻礙教育，這個世界的語言種類少一點兒，也可避免不少麻煩，而且語言的多樣性已是昨日世界的特徵，我們應該慶幸現在語言種類變少了。你或許會說，語言種類大幅減少，就像部落戰爭、殺嬰事件、棄養老年人、讓人餓死等事例減少，都是好事。
但對每個人而言，學習多種語言是否有好處，或者有害無益？要學習、通曉一種語言必然得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我們該用這些時間和精力學習其他有用的技能？我對傳統社群使用多種語言的現象感到好奇，不知這種多語文化對社群和個人有何價值，我想諸位讀者也很想知道答案。不知諸位讀完本章之後，是否會想讓你的孩子學習兩種語言，或者認為全世界最好統一隻說英語就好了？
全世界的語言總數
在我們探討上述問題之前，先來研究一下今日世界到底有多少種語言，這些語言是如何發展出來的，以及在哪些地區使用。在現代世界仍被使用的語言總數約有7 000種。很多讀者恐怕沒想到世界上的語言種類如此之多。大多數人只能說出幾十種語言的名稱，因此絕大多數的語言對我們來說都很陌生。大多數語言都沒有文字，說這些語言的人住在原始部落，而且人數很少。例如，在俄羅斯以西的歐洲，語言總數不到100種，但在非洲大陸和印度各有1 000種以上的語言。非洲的尼日利亞有527種語言，而喀麥隆有286種語言。即使是面積不到1.5萬平方公里的太平洋島國瓦努阿圖，也有110種語言。世界上語言最多樣的地區是新幾內亞，儘管新幾內亞的面積只比得克薩斯州大一點兒，卻有多達1 000種語言。
在全世界7 000種語言中，前9大語言每種的使用者皆在1億人以上，總計佔全世界人口的1/3以上。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無疑是漢語，接下來依序是西班牙語、英語、阿拉伯語、印度語、孟加拉國語、俄語和日語。如果我們把主要語言定義為在使用人數排行榜的前70名，也就是1% 最常用的語言，使用這些語言的人口幾乎佔全世界人口的80%。
看來，大多數語言的使用人數都很少。如果我們把全世界將近70億的人口除以7 000，每種語言平均約有100萬人使用。然而，由於前9大語言的使用者已囊括1/3以上的人口，這樣的平均值沒有意義。我們必須找出語言使用人數的中位數，也就是把所有的語言分成相等的兩部分，其中一半的使用者比中位數小，另一半比中位數大。我們將發現，全世界有半數的語言使用者只有幾千人，很多甚至只有60~200人。
討論了語言的數目以及語言使用者的人數之後，我們不得不面對這麼一個問題：一種獨特的語言和方言的差別在哪裡？以相鄰的兩個社群為例，如果用各自的語言互相溝通，雙方可理解的程度可能是100%、92%、75%、42% 或是0（完全無法溝通）。一般而言，語言與方言之間可以相互瞭解的程度約是70%。如果相鄰的兩個社群互相溝通，可瞭解彼此話語的70%，照上面的定義來看，可能是說同一種語言的不同方言。如果相互瞭解的程度少於70%，則雙方說的是不同的語言。
即使這樣的定義十分簡單，而且是我們任意選擇的，實際應用起來仍會碰到很多問題。例如，有8個相鄰的村落，每個村落也許都瞭解左右相鄰兩個村落說的方言，但在此方言鏈兩端的A村落和H村落就難以理解彼此的話語。另一個問題是，兩個相鄰社群語言使用的不對等：A社群的人大致可以瞭解B社群的人在說什麼，但B社群的人卻聽不懂A社群說的話。例如曾有會說葡萄牙語的友人告訴我，他們聽得懂別人說西班牙語，但會說西班牙語的友人卻告訴我，他們聽不懂葡萄牙語。
以純語言學來區別語言和方言有兩個問題。比較大的問題是，這樣的區別不只涉及語言的差異，還必須考慮政治與族裔的不同。例如，語言學家常說一個笑話：「有軍隊做後盾的方言就是語言。」雖然說西班牙語和意大利語的人瞭解彼此話語的程度不到70%，應被視為不同的語言而非方言，我的西班牙友人和意大利友人卻告訴我們，他們可以互相溝通，如果能先稍微練習一下，就更好了。不管語言學家怎麼說，每個人還是認為西班牙語和意大利語為兩種截然不同的語言，因為說這兩種語言的人，1 000多年來皆有自己的軍隊、政府和學校系統。
反之，很多歐洲語言雖然因地區之隔而大有不同，不同地區的人因此無法溝通，但其國家、政府還是強調這些語言只是方言。例如，我有朋友住在北德，就完全聽不懂巴伐利亞地區的人說的話。北意的友人也是，他們到了西西里，聽當地人說話就像到了外國一樣。但是他們的國家政府仍然堅持，既然在同一國，這些只是不同地區的方言，不管方言之間是否能夠溝通。
60年前，歐洲國家內的地區差異更大。之後，因為電視的問世與人口的遷徙，方言造成的隔閡才慢慢瓦解。例如1950年，父母帶我和姐姐蘇珊去英國格蘭瑟姆–希爾斯訪友。那裡是在東英吉利亞一個叫貝克爾斯的小鎮上。我父母和朋友聊得起勁，我和姐姐則無聊得發慌，於是走到外頭溜躂，欣賞這個迷人的古鎮。我們在大街小巷間穿梭，不知轉了幾個彎，突然發現迷路了。我們在街上看到一個人，於是問他回格蘭瑟姆–希爾斯要怎麼走。那男人顯然聽不懂我們的美國口音，就算我們講得很慢，一個字、一個字地說，他也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但他看得出來我們姐弟迷路了，也抓到關鍵詞「格蘭瑟姆–希爾斯」。他講了一大堆，我和蘇珊連一個字都聽不懂，不相信他說的是英語。我們向他指的方向走，走了一段路終於看到一棟比較熟悉的房子，再過去就是父母的朋友家了。近幾十年，由於電視的普及，英國各個地區的方言，包括貝克爾斯方言，最後幾乎都被標準英語同化了。
如果我們不考慮政治和軍事因素，以相互理解度70% 這樣嚴格的定義來區分語言和方言，就像我們為新幾內亞的語言和方言下定義，那麼有一些意大利方言其實可以算是語言。如果意大利方言經過重新定義，變成語言之後，意大利的語言多樣性是否可與新幾內亞媲美？其實，還差得遠呢。如果新幾內亞每種語言平均有4 000個使用者，每種意大利方言也有相同數量的使用者，意大利將有1萬種語言。各種意大利方言的擁護者也許可稱他們的方言為語言，但再怎麼算，也只有幾十種，沒有人可說意大利有1萬種不同的語言。以語言多樣性而言，意大利還是遠比不上新幾內亞。
語言的演變
我們為什麼不是說同一種語言？為什麼世界上的語言多達7 000種？自幾萬年前開始，由於傳統社群與鄰近社群經常接觸，如通婚或貿易，語言會互相借用，也會模仿彼此的行為，語言的差異很可能漸漸消失。但事實不然，語言的差異、分歧依然存在。
40歲以上的人應該都會注意到近一兩年語言已經有了變化，有些字詞已經沒有人用，有些字是新創造出來的，還有一些字的發音和過去不同。例如，1961年，我曾在德國住過一段時間，後來再去德國，對一些新字感到很陌生，年輕德國友人於是為我解釋。像Handi（手機）這個字在1961年尚未出現，而我使用的舊式德語中的部分詞語已經沒有人說了，如jener或jene（意為那個或那些）。儘管如此，我和年輕德國朋友還是能溝通。同樣地，40歲以下的美國人也許不知道ballyhoo（吹牛）這個字眼，但現在年輕人常掛在嘴上的to Google與Googling，在我小時候，這些字詞根本不存在。
源於同一語言社群、地理位置獨立的兩個社群，其方言各自經過幾百年的發展，最後可能會出現溝通困難。雖然美式英語與英式英語的差別不大，魁北克的法語與法國本土的法語兩者的音調與詞彙就有相當大的差異，而南非的荷蘭語與荷蘭的荷蘭語差距更大。兩個方言社群各自發展2 000年後，儘管有些相似之處，最後可能完全無法溝通，如源於拉丁文的法語、西班牙語和羅馬尼亞語，或是源於原始日耳曼語的英語、德語及其他日耳曼語。經過1萬年的演變後，語言差異之大可能讓大多數語言學家認為，它們分屬沒有任何關聯的語族。
因此，不同社群的人使用的詞彙和發音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會有變化，於是，語言之間的差異越來越大。問題是，原本獨立、隔離的社群跨越語言的藩籬互相接觸之後，語言為何不會融合？以現代的德國和波蘭為例，有些波蘭村莊離德國村莊很近，但村民依然說波蘭語或德語，而不說混雜德語和波蘭語的語言。這是為什麼？
人類語言的基本功能就是社群認同：一旦你開口對別人說話，與你同一社群的人立刻知道你是「自己人」，然而混雜語無法滿足這樣的功能。這或許是混雜語最主要的缺點。例如戰時的間諜只要穿上敵軍的制服，就可偽裝成敵軍，然而一開口說話，就可能會被識破。和你說同樣語言的人和你是同一國的：他們把你當作同胞，會支持你，至少不會立刻懷疑你，然而你要是說起話來怪腔怪調或是說另一種語言，很可能被當作危險的陌生人。因此，我們可利用語言立即辨識朋友和陌生人。你可以想像下次你去烏茲別克斯坦，你站在陌生的街道上，突然聽到後方傳來家鄉話的口音，是不是會覺得驚喜？對古老的傳統社群而言，這種敵我之分尤其重要，這種分辨甚至攸關生死（參見第一章）。如果你要與某個社群接觸，進入他們的地盤，至少要會講他們的語言，他們才會對你友善。如果你在兩國的邊境講混雜語，雖然兩邊的人能大致瞭解你在說什麼，但不會把你看作「自己人」，你也不能指望任何一邊會歡迎你、保護你。這或許就是為什麼世界上的語言社群傾向分裂，各自擁有自己的語言，而非全世界都講同一種語言或屬於同一個方言鏈。
語言多樣性的地理條件
語言在世界上的分佈極不平均：約有半數的語言集中在全世界地表面積占10% 的國家和地區。語言多樣性最小的就是全球面積最大的三個國家：俄羅斯、加拿大與中國，分別擁有約1 700萬平方公里、998萬平方公里和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本土語言各只有100種、300種和80種左右。但語言多樣性最大的國家新幾內亞和瓦努阿圖雖然面積各只有98萬平方公里和1.4萬平方公里，本土語言卻多達1 000種和110種。這意味著在俄羅斯、加拿大與中國，每17萬平方公里、12.6萬平方公里和3.1萬平方公里才有1種語言，但在新幾內亞和瓦努阿圖，每770平方公里和108平方公里就有1種語言。為什麼世界各地區語言多樣性有如此大的差異？
語言學家認為語言多樣性的因素主要有三：生態環境、社會經濟和歷史因素。語言多樣性（即每平方公里的語言數目）可能有許多因素，而且互有關聯。因此，我們不得不採用統計學的方法，如多元回歸分析，檢視哪些因素是確實會影響語言多樣性的主要因素，哪些只是連帶因素。例如，有人發現勞斯萊斯汽車與其車主的平均壽命有相關性：勞斯萊斯的車主平均壽命比開其他汽車的人長。這不是勞斯萊斯汽車能延年益壽，而是勞斯萊斯的車主一般而言比較富有，可自費獲得更好的醫療，使他們活得更久。
生態環境中有4個因素與語言多樣性關係緊密，也就是緯度、氣候的變異性、生物產能，以及當地的生態多樣性。首先，語言多樣性從赤道到兩極會逐漸變小。如果其他條件相同，熱帶地區的語言將比高緯度地區多。其次，在任一緯度，氣候變異性越大，語言多樣性則越小。氣候變異性指的是一年內的四季變化或是從一年到下一年的氣候變化，前者通常是有規律的變化，後者則是不可預期的。例如，在終年潮濕的熱帶雨林，語言多樣性較大，而在四季分明的熱帶草原，語言多樣性則比較小。（四季的變化至少也算是部分原因，在四季不太分明的熱帶地區語言多樣性比較大，而在四季分明的高緯度地區，語言多樣性則比較小。）再次，在生物產能高的環境中，語言多樣性較大，如雨林區的語言多樣性就比沙漠區大（沙漠區等生物產能不高的環境季節變異性也比較大）。最後，生態多樣性顯著的地區，語言多樣性也比較大，如高山地區的語言多樣性就比平原地區大。
上述4個因素只表示了生態環境與語言多樣性的關聯性，而非解釋。造成語言多樣性增大的原因可能是人口數目、人口的遷移與經濟策略。首先，一個語言社群的人口眾多，如多達5 000人，語言就更有可能延續下去，若是只有50人，使用者逐漸離世或是放棄這樣的語言，語言就很可能會消失。因此，生物產能低的地區，由於能餵養的人口有限，語言就比較少，否則就需要比較大的土地面積。在北極或沙漠地區，要讓一個社群生存下去，必須要有兩三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然而如果在生物產能高的地區則只需要幾百平方公里的土地。其次，一個地區每季或每年氣候越恆常，一個語言社群就可安然定居下來，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不必定時遷徙或是和其他社群交易生活必需品。最後，生態多樣性豐富的地區就能餵養很多不同的語言社群，各社群根據當地生態特色實行最適合自己的生計。例如，牧民在山上討生活，漁夫在低地的河流捕魚，各在不同的棲地營生。
因此，我們可從生態因素瞭解為何新幾內亞雖小，語言數量卻比俄羅斯、加拿大或中國等大國多5~10倍。新幾內亞位於赤道地區，氣候的變化很小，土地潮濕、肥沃且富有生產力。新幾內亞人不會隨著季節而遷徙，生活所需僅靠一小塊土地就夠了，必須交易之物只有鹽，以及製作工具的石材或是貝殼和羽毛之類的奢侈品。新幾內亞地形崎嶇、生態環境多變，除了有高達5 000米的山脈，還有河流、湖泊、海岸線、草原及森林。有人可能會質疑，中國和加拿大的山更高、範圍更大，為何語言數目這麼少。但新幾內亞處於熱帶地區，即使在海拔2 400米以上的山區，終年都能耕種，人口密度大；反之，在中國和加拿大高海拔地區，氣候酷寒，人口密度小（如西藏）或是渺無人煙。
除了上述生態因素，還有社會經濟和歷史因素。狩獵——採集語言社群雖然人口數目少，但其生活、活動範圍較農業語言社群大。如澳大利亞原住民完全以狩獵——採集為生，每種語言涵蓋的土地面積平均是3.1萬平方公里，而鄰近的新幾內亞多是農民，每種語言涵蓋的土地面積大約只有770平方公里。我曾在印度尼西亞巴布亞省進行研究，發現住在那裡的幾乎都是農民（中央高地）和狩獵——採集族群（湖泊平原區），各約有24種語言。狩獵——採集族群的語言每種平均只有388個使用者，而農民使用的語言每種平均有18 241個使用者。會有這樣的差異，主要是因為狩獵——採集族群能採集的野生植物有限，生產力低，人口稀少，而農民社群得以利用土地資源，在園圃和果園種植大量可以食用的植物，養活大量的人口。即使生活在完全相同的環境中，狩獵——採集族群的人口密度只有農民社群的1/100~1/10。
至於和語言多樣性有關的社會經濟因素則是政治組織。人類社群從隊群發展到國家，組織的複雜程度越高，語言多樣性則越小。像美國這樣龐大的國家，只有一種語言，也就是英語。過去，全世界只有以狩獵——採集為生的隊群或部落時，語言已有好幾千種，人口卻只有今日美國人口的1/30。500年前，住在現今美國土地上的是美洲原住民，他們過著隊群、部落或酋邦生活，語言也有好幾百種，直到今天，已被英語取而代之，我們已聽不到那些語言。我們已在序言討論過這樣的事實：一個社群人口越多，其政治組織的複雜程度就越高。如果一個社群只有幾十個人，所有的人都可坐下來談，以做出決策，不需要領導人，但是一個社群要是有幾百萬人，就需要領導人和官員。國家的語言擴張是以被征服或被納入的族群的語言為犧牲。語言擴張不只有利於一國的管理和統一，被統治的個人也會自動採用該國語言，以獲取經濟和社會機會。
還有一個影響語言多樣性的因素，也就是歷史。語言多樣性可能隨著歷史發展而變小。世界各地區已被所謂的「語言壓路機」不斷壓過多次。「語言壓路機」是指某一個社群挾其人口、糧食或科技的優勢進行擴張，征服鄰近社群，將當地的人驅逐、殺害或使他們改說自己的語言。史上有不少這種「語言壓路機」的例子，我們最熟悉的如強大的國家征服非國家社群。近幾百年的例子如下：歐洲擴張勢力，取代了美洲原住民的語言；英國征服澳大利亞，使英語得以取代澳大利亞原住民的語言；俄羅斯在烏拉爾山脈和太平洋地區的擴張致使西伯利亞原住民的語言消失。根據史料，古代也有不少帝國發動「語言壓路機」去攻佔其他地區，如羅馬帝國在地中海盆地和西歐的擴張消滅了意大利中西部的伊特拉斯坎語、凱爾特語等語言。瑪雅文明和印加帝國的擴張，也使南美安第斯高原的蓋丘亞語和艾馬拉語消失。
非語言學家不太熟悉的是史前時代的語言擴張。根據語言學與考古發現，史前時代的農民也會佔據狩獵——採集族群。如班圖農民和南島農民的擴張，分別取代狩獵——採集族群在亞赤道帶非洲和亞洲南島地區使用的語言。即使狩獵——採集族群也會因為科技改良而有能力征服其他狩獵——採集族群，如1 000年前因紐特人利用狗拉雪橇和皮筏往東擴張，跨越加拿大極圈地區。
我們可從歷史上的語言擴張發現，有些地區因為地理障礙少，因此多次被「語言壓路機」壓過，該地區語言多樣性因此變得很小。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入侵的語言分化為幾種方言，最後再演變成語言，然而所有的語言仍關係緊密。如在1 000年前因紐特人擴張之時，來自阿拉斯加的東因紐特人與格陵蘭人雙方言語仍能互通，是屬同一種語言的方言。這種現象發生在語言擴張的早期階段。至於2 000年前，羅馬帝國擴張之後，同屬意大利語族的法語、西班牙語與羅馬尼亞語等雖然相似，但已無法溝通，這種現象則是在語言擴張的中、晚期。幾百種語言和班圖語的關係亦然。6 000年前南島語族的擴張也是，但又屬於更晚期。至今，南島語族已衍生出1 000多種語言，可分8個支系。這些語言之間的相似處很明顯，足證彼此關係緊密。
語言學家約翰娜·尼科爾斯（Johanna Nichols）稱容易被「語言壓路機」壓過的地區為「語言擴張區」，與之相對的則稱之為語言「殘留區」或「庇護區」：如地形險峻的高山地區或偏遠之地，其他國家等外人難以攻佔之地，當地的語言社群得以存活，語言也隨之保留下來。像高加索山區有三種獨特的語族因此得以延續；在澳大利亞原住民的27種語族中26種都在澳大利亞北部；加利福尼亞州印第安人約有80種語言分屬6~22個語族；新幾內亞1 000種左右的語言則可分為數十個語族。
因此，我們現在得以更瞭解為什麼新幾內亞的語言和語族數目高居世界之首。除了先前提到的生態因素即氣候變異性小；采定居生活形態；生物產能高得以推升人口密度；生態多樣性大使人可採用不同的謀生方式，還有經濟社會和歷史因素。新幾內亞傳統社群未曾發展成國家政府，因此沒被國家發動的「語言壓路機」壓過，得以保持語言多樣性。再者，新幾內亞有很多叢山峻嶺，高地農民的語言（即所謂的跨新幾內亞語系）擴張也難以消除其他語系。
傳統社群的多語使用
我們已知為何全世界的語言從傳統社群演變至今已多達7 000種，也瞭解狩獵——採集族群與小型農民社群語言雖多，但每種語言的使用者很少，無法與現代國家社群相比。至於雙語與多語的使用呢？如果與現代國家社群相比較，傳統社群使用雙語的現象是否更為普遍？雙語（或多語）和單語其實要比語言和方言更難定義清楚。如果除了母語，你的第二語言也說得很流利，就算會雙語嗎？如果你的第二語言說得不好，也能算會雙語嗎？要是有一種語言你只會閱讀而不會說（如我們在學校學的拉丁文和古典希臘文），這樣的語言也算嗎？如果你不會說，但是可以聽得懂，也算會那種語言嗎？在美國移民家庭出生的孩子通常可以懂得父母的母語，但不會說，新幾內亞人對語言的分辨也很清楚，有些是他們會說，也聽得懂的，有的則是只會聽，不會說的。由於雙語的定義莫衷一是，我們難以取得全世界的雙語使用頻率比較數據。
儘管如此，我們也不必灰心，而忽略這個主題。關於雙語的使用還是有很多軼事或傳聞可供參考。大多數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如父母只會說英語，顯然他們覺得只要會英語就夠了，不必學習外語。大多數美國移民都會學習英語，而大多數只會說英語的美國人其配偶也只會說英語。至於歐洲，大多數國家雖然只有一種官方語言，很多土生土長的歐洲人及其父母在學齡前也只學習這種語言。然而，歐洲國家與美國相比，不但面積小，經濟、政治和文化也難以獨立，因此大多數受過高等教育的歐洲人在學校都會學習外語，而且都可說得很流利。例如北歐很多商店的店員外套上都會別上幾個國家的國旗胸章，代表他們會說的外語，以協助外國顧客。儘管如此，在歐洲，多語的學習與使用也是20世紀中葉才有的現象，主要是因為歐洲居民愛教育程度的提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經濟與政治的融合，加上英語媒體的推波助瀾。在此之前，歐洲各國還是以單語為主，這是因為國家語言社群龐大，語言使用者通常多達幾百萬人，而且各國都傾向教育、商業、軍事或娛樂都使用唯一的官方語言。如下面即將討論的，國家也有可能在自己語言擴張之時，致使其他語言消失。
反之，傳統小型社群經常使用多種語言，語言也容易傳播。原因很簡單： 傳統語言社群都很小（人數只有幾千人或更少）而且生活區域不大，相鄰的幾個社群通常都講不同的語言，因此他們必須經常與說不同語言的人打交道，以進行交易、協調結盟、取得資源或是通婚，因而必須說兩種或多種語言。他們通常從兒時就開始學習第二種語言或更多語言，有的是在家裡學的，有的則是從社交生活中學到的，而非通過正式學習。就我個人的經驗，新幾內亞鄉下的傳統社群往往通曉5種以上的語言。下面再以澳大利亞和熱帶南美洲的原住民為例來補充說明。
澳大利亞原住民總計有250個語言團體，皆以狩獵——採集為生，平均每種語言有1 000個使用者。根據可靠的研究，大多數過著傳統生活的澳大利亞原住民至少會說兩種語言，大多數都會說好幾種語言。其中一項研究是由人類學家彼得·薩頓（Peter Sutton）在約克角半島的奇威爾岬（Cape Keerweer）進行的。當地有683人，可分成21個氏族，每一氏族平均為33人，語言形式各有不同。他們的語言共有5種，加上7種方言，每種方言平均有53個使用者，每種語言則有140個使用者。該地的原住民至少會5種不同的語言或方言，一個原因是每個語言社群非常小，另一個原因則是配偶來自不同的語言社群。60% 以上的夫妻說不同的語言，另外16% 雖然說的是不同的方言，但屬於同一種語言，只有24% 說的是同一種方言。
由於在奇威爾岬有很多社群的成員說不同的語言，他們的談話通常是以多語進行。例如，你到那裡，可用某種語言或主人的語言說話，不久換回自己的語言，而主人則用自己的語言，如果還有其他賓客在場，你也可用他們的語言對他們說話，看你要對哪個人說，就使用那人的語言。你也可以借由語言的轉換來表達下面的意思：「我們沒有不和」、「雖然我們發生爭執，但我希望雙方平靜下來」、「我為人和善有禮」或「我用這種態度跟你說話，是想侮辱你」。古代的狩獵——採集族群也常用多種語言溝通，就像今天的新幾內亞傳統社群。一般而言，語言社群小，配偶常來自不同的語言社群，也常必須與其他語言社群的人來往、交談。
阿瑟·索倫森（Arthur Sorensen）與瓊·傑克遜（Jean Jackson）則是在亞馬孫盆地西北部哥倫比亞和巴西邊境的沃佩斯河一帶進行調查研究。那裡約有1萬個印第安人，他們共有21種語言，分屬4個語族。這些印第安人都在熱帶雨林的河流旁以務農、捕魚或狩獵為生，文化也很類似。沃佩斯河附近的印第安人和奇威爾岬的澳大利亞原住民一樣，配偶常來自不同的語言社群，但不同語言社群的通婚比率更高。在傑克遜研究的1 000對夫妻當中，只有一對或許來自同一個語言社群。那裡的女孩出嫁後即和丈夫住在一起。因此，夫家的妯娌通常來自不同的語言社群。傑克遜發現有一戶人家的3個妯娌就來自3個語言社群，她們生下的孩子除了從小就學習父親和母親的語言，也學習嬸嬸的語言。因此這戶人家的人都會4種語言，甚至從客人那裡學習新的語言。
然而，沃佩斯河的印第安人只有在熟稔一種語言的詞彙和發音之後，才會開口說。他們會小心翼翼地把所有語言說得標準，不會混雜在一起。他們告訴索倫森，他們通常必須花一兩年的時間才能把新的語言說得流利，非常注重語言的正確性，如在說話時夾雜其他語言則是很丟臉的事。
由上述例子可見，多語在傳統社群是很稀鬆平常的，至於單語或是學校的外語課程則是現代國家社群才有的現象。當然，這只是基於傳統小型語言社群歸納出來的結論。在某些語言多樣性很小的地區、高緯度或阿拉斯加東部，傳統小型社群仍可能只有一種語言。如果我們要系統地進行研究調查，必須先為多語的現象或能力確立一個標準、明確的定義。
雙語的好處
接下來，我們再來探討使用多語或雙語與只會一種語言相比，究竟有益，還是有害？學習外語不只能豐富你的人生，最近科學家還發現不少令人驚奇的好處。我將先討論雙語學習對個人的影響，後面再來討論雙語學習對整個社會是好是壞。
在現代工業化國家，雙語常引發辯論，特別是在美國。250年來，一直有很多移民湧入美國，而且大多數移民的母語皆不是英語。在美國經常有人表示，雙語學習是有害的，特別是移民的孩子，他們不擅長用英語溝通，在以英語為主的美國文化中可說相當不利，所以他們最好放棄父母的語言，只學英語就好了。不只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很多抱持這樣的觀點，第一代移民父母也是。像我自己的祖父母和我的岳父母，為了讓下一代只學英語，盡可能不在孩子面前說他們的母語，也就是意第緒語和波蘭語。有些美國人基於對外國事務的恐懼與懷疑，對學習外語有疑慮，而不願自己的小孩學外語的美國移民則是擔心小孩同時接觸兩種語言可能會混淆，如果只學一種語言應該比較快能學會，語言學習效率高。的確，如果一個小孩學習兩種語言，就得學兩套發音規則、詞彙和語法，如果與學習一種語言的小孩投入一樣的時間，每種語言的學習時間則必須減半。因此有人擔心學習雙語的小孩最後兩種語言都學不好，不如先把一種語言學好。
其實，在20世紀60年代之前，美國、愛爾蘭和威爾士已針對學習雙語的兒童進行研究，發現這些孩子的語言學習明顯比不上只學一種語言的兒童，不但學習遲鈍，能運用的詞彙也都比較少。然而這些研究的解讀因受到其他變因的影響，因此大有問題。特別是在美國，雙語常讓人聯想到貧窮。只會說英語的美國兒童一般來自比較富裕的小區，上比較好的學校，父母受教育程度比較高、收入較好，英語詞彙也比較多。因此，語言學習會受到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不能斷定雙語學習本身會造成兒童語言學習能力低下。
最近，美國、加拿大與歐洲進行雙語學習方面的研究，即控制其他變因，研究中的雙語兒童與單語兒童都上同樣的學校、父母的社會和經濟地位也都差不多。結果發現，雙語兒童與單語兒童通過語言習得里程碑的年齡都差不多（也就是在多大的時候說出第一個字、第一個句子，或已經會50個詞彙）。根據研究，不論雙語兒童或單語兒童，長大成人之後兩者的詞彙量與字詞提取速率也都幾乎一樣，只是單語兒童的英語詞彙似乎比雙語兒童要多10%。如果我們認為單語兒童的詞彙量比雙語兒童多，前者會3 300個詞彙，而後者只會3 000個詞彙，這樣的結論是不對的。其實，雙語兒童的詞彙要比單語兒童多出很多，總計有6 000個詞彙，包括3 000個英語詞彙與3 000個中文詞彙，單語兒童則只會3 300個英語詞彙，完全不會中文詞彙。
到目前為止，我們還無法從研究得知雙語者與單語者的認知能力差異。我們無法斷言單語者或雙語者誰比較聰明或思維更敏捷。儘管如此，某些差異還是存在，如單語者的字詞提取速率和說出事物名稱的能力比較強（這是因為他們不像雙語者，不必從不同語言的名稱中揀選）。在這些差異當中，至今認知科學家發現，雙語者的腦部執行能力要比單語者強。
為了瞭解腦部執行功能，你可想像你正在過馬路。我們經常接受各種感官信息的轟炸，包括視覺、聽覺、嗅覺、觸覺和味覺，種種想法也不時浮上心頭。你站在人行道上，除了看到五顏六色的招牌、頭頂上的白雲，也能聽到別人的說話聲、鳥叫的聲音和市囂之聲，感覺到自己的腳踏在人行道上的感覺、手臂的擺動，也想到今天早上吃早餐時妻子跟你說的話。如果你還沒過馬路，就會比較注意別人的話語、招牌，或是一直想著太太早上說的話。但是在你過馬路的時候，就必須注意信號燈變化、左右來車，小心翼翼地從人行道走下來，準備過馬路。此時，你必須抑制99% 的感官輸入和想法，只注意與過馬路有關的1%。這就是腦部的執行功能，也就是所謂的認知控制。神經學家認為在腦部負責執行功能的部位就在前額葉皮質。因為腦部的執行功能，你才能對某些信息特別專注，專心解決問題，從龐大的文字和信息中提取你所需要的信息。因此，腦部執行控制是非常重要的功能。兒童腦部執行能力發展的黃金時期則是在0~5歲階段。
單語者聽到一個字詞，只需與僅有的字詞庫比較，找出那個字詞。但雙語者首先必須把腦中的兩個字詞庫分開，聽到一個字詞的時候必須立刻判定出自哪個字詞庫，然後依據該字詞庫的規則來解讀那個字詞的意思。例如，會西班牙語和意大利語的人都知道「burro」這個單詞，但它在西班牙語中意思是「驢子」，在意大利語中則為「奶油」。每個雙語者在說話的時候，都必須依據對話當時使用的語言來決定使用哪一種語言的詞彙。說多種語言的人就像北歐商店的店員，每幾分鐘就得依據不同語言轉換語言規則。
談到多語者的腦部執行控制，我就想到自己的經歷。我於1979年到印度尼西亞進行調查研究時開始學印度尼西亞語。在此之前，我已在德國、秘魯和巴布亞新幾內亞各待過一段時間，因此會講德語、西班牙語、巴布亞皮欽語，當然還有我的母語英語。這些語言我都分得一清二楚，絕不會混淆。我也學了俄語。由於我不曾在俄羅斯待過，因此沒有長時間說俄語的經驗。我和我的印度尼西亞朋友開始交談後不久，我就發現我要用印度尼西亞語說某一個字，不知怎麼卻用俄語說了。印度尼西亞語和俄語完全不同，我到底是怎麼回事？我說英語、德語、西班牙語或巴布亞皮欽語時則分得一清二楚，完全沒有這樣的問題。我在印度尼西亞待了一段時間之後，終於可以把俄語控制好，不會在說印度尼西亞語的時候跑出俄語。
總之，雙語或多語人士經常不知不覺地運用執行控制能力。他們在說話、思考或聽別人說話時，都必須鍛煉自己的執行控制能力。我們都知道熟能生巧的道理，不管是運動、藝術演出或做某件事的能力都是如此。問題是，雙語者增進的是哪些技能？雙語者是否只是語言轉換的技能比較強？雙語使用是否真有好處？
最近研究人員設計了一套測驗，以比較雙語者與單語者的問題解決能力。他們研究的對象從3歲大的兒童到80歲的老人都有。結論是，在所有人當中，雙語者只有在解決某一類問題時表現得比較好。例如，研究人員給兒童看一系列的圖片，上面是一隻小白兔或一艘船，顏色不是紅的就是藍的，有時圖片上還有一顆金星，有時則無。研究人員指示：如果看到金星，兒童就必須記得按照顏色來分類，如果沒有金星，那就照圖案來分類。如果規則不變，單語者和雙語者的表現都一樣好，然而若是規則變化，單語者的表現則不如雙語者。
在另一項研究中，兒童坐在計算機屏幕前，如屏幕左邊突然出現紅色方塊，則按鍵盤左邊那個紅鍵，要是屏幕右邊突然出現藍色方塊，則按鍵盤右邊的藍鍵（即紅色都是在左邊，藍色都是在右邊）。在此規則之下，雙語和單語兒童的表現都一樣好。但是如果藍色方塊換成在屏幕左邊出現，規則發生變化後，雙語兒童的表現則比單語兒童好。
科學家一開始認為，雙語者在這類涉及規則變化與信息混淆的測驗表現的優勢只能運用在語言方面。然而後來發現，這樣的優勢也能運用在非語言方面，如空間、顏色和數量（如上述的兩個例子）。但這並不能證明雙語者不管做什麼都勝過單語者。其實，只要規則不變或沒有會產生混淆的線索，兩者的表現一樣好。只是人生規則變化無常，而且時常出現誤導信息。如果雙語者在上述測驗中的優良表現也可運用於複雜且充滿變化的真實生活，對雙語者來說將是很大的優勢。
最近也有研究人員以嬰兒為對像進行有趣的比較試驗。你或許會覺得測試嬰兒的「雙語能力」是無稽之談，因為嬰兒還不會說話，如何說他們是雙語或單語嬰兒。再說，嬰兒也無法依照研究人員的指示進行卡片分類或按鍵盤。其實，嬰兒早在會開口說話之前，已有分辨不同語音的能力，例如他們可以分辨一種語言當中的元音和輔音，不管那種語言是不是他們的母語。但從出生到1歲的階段，他們沉浸在母語的環境中，漸漸失去分辨非母語語音的能力，對母語的辨識則更加敏銳。例如英語字音中的兩個流音l和r是不同的，日語則沒有這種分別。這也就是為什麼日本人說英語發音常會出現問題，像lots of luck聽起來像是rots of ruck。反之，日語的元音有長短音之分，英語則無。然而，日本嬰兒還是能區分l和r，而英語國家的嬰兒也能分辨長元音和短元音，但1歲之後，這樣的分辨就沒有意義了。
最近還是有人對所謂的雙語嬰兒進行研究，也就是父母的母語不同，但自嬰兒出生那天開始，父母就決定用自己的母語跟孩子說話，讓嬰兒在雙語的環境中成長，而非只聽到一種語言。即使雙語嬰兒還不會說話，其執行功能是否比單語嬰兒優越，更能因應規則變化和信息混淆？如果嬰兒還不會說話，我們又要如何評估他們的腦部執行能力？
科學家阿格奈什·科瓦奇（Agnes Kovacs）和雅克·梅勒（Jacques Mehler）曾在意大利的地裡雅斯特針對7個月大的單語嬰兒和雙語嬰兒進行一項創新的比較研究。雙語嬰兒接觸到的語言除了意大利語，還有斯洛文尼亞語、西班牙語、英語、阿拉伯語、丹麥語、法語或俄語（即他們聽到的一種語言來自母親，另一種來自父親）。這些嬰兒接受訓練和制約後，如果做對了，計算機屏幕的左邊就會冒出一個可愛的布偶作為獎勵。嬰兒轉頭看那布偶，總是露出高興的樣子。研究人員會對那些嬰兒說一個沒有意義、含三個音節的字，結構如AAB、ABA或ABB（ 例如lo-lo-vu、lo-vu-lo、lo-vu-vu），但其中一組出現的時候（如lo-lo-vu），布偶才會出現在屏幕上。經過6次試驗之後，不管單語嬰兒或雙語嬰兒，聽到「lo-lo-vu」都會轉向屏幕左邊，期待布偶的出現。接下來，實驗者改變規則，使布偶從屏幕右邊冒出來，也把會使布偶冒出的那個字改成「lo-vu-lo」。雙語嬰兒在6次試驗之內就知道規則改變，做出正確反應，但單語嬰兒即使做了10次，還是按照以前的規則反應，在聽到「lo-lo-vu」的時候看計算機屏幕左邊。
語言學習與阿爾茨海默症
我們可從上面的研究結果推測，雙語者不只是會區分「lo-lo-vu」和「lo-vu- lo」，在今日這個規則萬變的混亂世界應比單語者更具某些優勢。然而，在各位讀者決定用不同語言對幼小的孩子或孫子說話之前，也許該去尋找進一步的證據，證明雙語的確有其益處。但科學家的確已證實雙語的學習與使用對推遲阿爾茨海默症等老年癡呆症有幫助。由於每個人都會變老，各位大概會對這樣的發現更感興趣。
阿爾茨海默症是最常見的一種老年癡呆症，75歲以上的老人約有5% 罹患此症，85歲以上者更多達17%。阿爾茨海默症最初的症狀是健忘和短期記憶力減退。此疾病是不可逆的，而且沒有藥物可以治癒。從確診之日算起，患者還有5~10年的壽命。阿爾茨海默症與腦部的損傷有關，死後屍體解剖或在生前接受腦部造影掃瞄就可發現腦部萎縮以及某種蛋白質的沉積。藥物治療或疫苗注射都無法治療這種疾病。科學家發現，積極用腦且注重身體鍛煉的人得此症的概率較低。這樣的人可能受教育程度比較高、工作難度大、有著活躍的社交生活、注重休閒，而且常做運動。人在開始衰老時，腦中有一種名為乙型澱粉樣蛋白的蛋白質斑塊會在神經細胞的外部堆積。這段潛伏期很長，從開始堆積到出現症狀可能長達20年。我們不禁好奇：如果保持心智和身體的靈活度是否有助於保護腦部，相對不會那麼快出現阿爾茨海默症？常動腦是不是能避免蛋白質斑塊的累積，或者這樣的人具有預防阿爾茨海默症的基因優勢？由於身體和心靈的鍛煉或許可避免患上像阿爾茨海默症一樣的退化性疾病，所以有人常鼓勵老年人多打橋牌、玩數獨或具挑戰性的在線遊戲。
曾有科學家在加拿大多倫多一家診所以400個病人為研究對象。病人大都已七十幾歲，經醫生診斷罹患阿爾茨海默症等癡呆症。研究發現，雙語病人發病的年齡比單語病人晚四五年。由於加拿大人平均壽命為79歲，在七十幾歲時晚四五年發病等於罹患阿爾茨海默症的概率得以減少47%。雙語與單語兩組病人職業地位相當，但雙語病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略低。另一個令人好奇的發現是，腦部造影顯示儘管雙語病人與單語病人腦部萎縮的程度相同，但雙語病人認知能力的受損程度要比單語病人低。顯然，雙語可為腦部萎縮者帶來一些保護效果。
一個人可能在遺傳（基因）因素的影響下接受更好的教育，社交生活也比較活躍，所以不會那麼早出現阿爾茨海默症。但一個人使用雙語與基因無關，可能是在幼年階段或是在阿爾茨海默症病灶發展之前的幾十年決定的，通常是因為在雙語社會中成長，或者父母是來自異國的移民，因此說不同的語言。由於雙語者不太會出現阿爾茨海默症，可見雙語的學習與使用有助於預防阿爾茨海默症。
雙語者究竟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效果？簡而言之，就是「用進廢退」。大多數身體系統如果多使用，功能就會變得更好，不用的話，功能便會退化。這就是為什麼運動員和藝術家必須不斷地練習。因此，科學家和醫生一直鼓勵阿爾茨海默症病人多動腦，如打橋牌、玩數獨或在線遊戲。但是一個人就算對橋牌和數獨再入迷，也無法一天到晚做這樣的事。雙語者則不同，他們在清醒的時時刻刻都必須進行語言的練習與轉換。例如，說話、思考或解讀聽到的話語時，他們的大腦必須決定要使用語言A還是語言B的規則。
然而，還有一些問題目前還沒有答案。如果多學一種語言可得到某種程度的保護，多學兩種是否可得到更多的保護？如果是的話，腦部可得到的保護和語言的數目呈現什麼樣的關係？例如，如果雙語的使用可使阿爾茨海默症發病時間晚4年，會說5種語言的人，如新幾內亞人、澳大利亞原住民、沃佩斯河的印第安人或是北歐商店的店員，如果母語不算，那就還會4種語言，如此一來是不是可使阿爾茨海默症發病時間晚16年，是不是甚至可能晚50年（因為除母語之外多會4種語言難度很大，必須投入的時間不只是4倍）？如果我們不是雙語嬰兒這樣的幸運兒，你直到14歲上了中學才學習第二種語言，你能得到的好處是否和從一出生就接觸雙語的人一樣？想必讀者和我一樣對答案很感興趣，相信語言學家也是，為人父母者也很想知道。
消失中的語言
世界上的7 000種語言形形色色，就像萬花筒的圖案多得令人眼花繚亂。例如，有一天，我在太平洋的布干維爾島進行鳥類研究。我深入叢林，來到羅托卡特村附近。村民當我的嚮導，用羅托卡特語告訴我當地鳥類的名字。我們走著走著，他突然停下腳步，說道：「寇皮皮（Kopipi!）」我從來沒聽過那麼動聽的鳥鳴聲，那鳥的聲音清脆明亮，以兩個音或三個音為一句，音調漸漸升高，聽起來就像舒伯特的樂曲那樣抒情、悅耳。寇皮皮的特徵是長腳、短翼，在此之前西方鳥類學家還不認識這種鳥。
我們邊走邊聊，我漸漸瞭解布干維爾島山上的「寇皮皮之歌」和當地人說的羅托卡特語。我的嚮導告訴我每種鳥的名字，除了寇皮皮，還有庫魯皮（kurupi）、佛庫皮（vokupi）、寇皮考（kopikau）、寇洛洛（kororo）、凱拉佛（keravo）、庫魯埃（kurue）、維誇伊（vikuroi）……我發現只有4個輔音出現在這些鳥名之中，也就是k、p、r和v。後來，我才知道羅托卡特語只有6個輔音，是世界上輔音最少的語言，相比之下，英語有24個輔音，土耳其有一種已經失傳的語言尤比克語則約有80個輔音。儘管羅托卡特語只有幾個基本音，還是在新幾內亞東邊、太平洋西南一個小島上的熱帶高山雨林創造出豐富的詞彙，溝通起來清晰無礙。
但這種像音樂般動聽的語言已漸漸在布干維爾島和這個世界消失。布干維爾島只有康涅狄格州的3/4大，島上原來有18種語言，羅托卡特語只是其中之一。根據最近一次的估計，說羅托卡特語的只有4 320人，而且人數漸減。等到這種語言消失，一個長達3萬年的人類溝通與文化發展實驗就此結束。這不只是羅托卡特語的悲劇，也是大多數語言的宿命。現在語言學家才開始認真估計世界語言消失的速度，並辯論該怎麼做才好。照現今語言消失的速度繼續下去，到了2100年，今天全世界大多數的語言不是已經消失，就是成了瀕絕的語言，只有還在世的老人會說，沒有任何小孩從父母那裡學習這樣的語言，等到那些老人過世，就沒有人會了。
當然，語言的滅絕並不是近70年才出現的現象。我們不但可從古代史料得知，也可從語言與人口的分佈推論，語言在好幾千年之前已開始消失。我們也可從羅馬時代作者留下的作品、古代碑文和羅馬帝國鑄造的錢幣知道，拉丁文逐漸取代以前在法國和西班牙說的凱爾特語，也取代了意大利境內的伊特拉斯坎語、翁布裡亞語、奧斯坎語、法利希語等。我們也可從保留到現今的古代文本得知幾千年前在新月沃土使用的語言有蘇美爾語、胡利安語和赫梯語等，但這些語言現在已經消失。9 000年前，印歐語族開始往西歐擴展，除了比利牛斯山區的巴斯克語，歐洲其他原始語言都消失了。以此類推，非洲俾格米族、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的狩獵——採集族群、遠古日本人說的語言，已分別被班圖語、南島語言和現代日語取代。必然還有更多的語言悄悄地在這個世界上消失，沒留下一絲痕跡。
儘管我們已有許多過去語言滅絕的證據，現代語言的滅絕有一點和過去大不相同，也就是消失的速度。近1萬年來，很多語言消失了，至今只剩7 000種，但再過100年，我們將只剩幾百種語言。現在語言種類會急劇減少主要是受到全球化和國家政府的影響。
以阿拉斯加的20種因紐特和印第安原住民的語言為例。本來在阿拉斯加南岸還有幾百個印第安人說埃雅克語，到了1982年只剩兩個人會說，也就是瑪麗·史密斯·瓊斯（Marie Smith Jones）和她的姐姐索菲·博羅德金（Sophie Borodkin）（見圖47），她們的孩子只會說英語。1992年，80歲的布博羅德過世，2008年，93歲高齡的瓊斯也走了，從此埃雅克語就成為絕響。阿拉斯加的原住民語言還有17種瀕絕，沒有任何孩子會說。雖然老人仍會說那些語言，但是最後恐怕還是和埃雅克語一樣，老人過世，語言也就跟著失傳。那些語言現在只有幾百個人會說。目前阿拉斯加原住民語言只有兩種還在流傳，一種是西伯利亞尤皮克語，約有1 000人會說，另一種則是中尤皮克語，總計還有1萬人會說。
如果你翻看語言學論文，查看語言現在的使用情況，會發現這樣的語句重複出現：「最後一個會說尤比克語的人，哈西·歐斯曼（Haci Osman）的陶菲克·埃森（Tevfik Esen）1992年10月死於伊斯坦布爾。100年前，在黑海東部的高加索山谷仍有5萬人會說尤比克語。」「加州南部印第安人的庫培諾語（Cupeno）…… 只有9個人會說（ 當地社群人口數為150人）…… 全部超過50歲……這種語言即將消失。」「以前在智利和阿根廷南部流傳的雅曼納語（Yamana）……至今只有3個女人會說（皆在智利）。她們嫁給西班牙人，孩子都說西班牙語……這種語言目前在阿根廷已失傳。」
全世界語言瀕絕的程度不一，處境最危險的是澳大利亞原住民的語言，那裡本來有250種語言，每種的使用者數量都不到5 000。今天，那些語言半數已經消失，大多數還存留的語言只剩100個使用者，還能傳到下一代的語言則還不到20種。到了21世紀末，頂多只剩幾種。美洲原住民的語言幾乎一樣危險。北美洲印第安原住民本來有幾百種語言，1/3已經消失，還有1/3則只剩幾個老人會說，只有兩種語言（納瓦霍語和尤皮克語）仍可在地方電台聽到。這顯然是今日大眾傳播媒體的一大問題。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印第安原住民本來有1 000種左右的語言，瓜拉尼語是唯一仍有未來的，因為這種語言和西班牙語同是巴拉圭的官方語言。至於非洲的數百種原住民語言，由於每種各還有幾萬到幾百萬使用者，當地的小型定居農民社群仍致力於語言的傳襲，因此目前還不到瀕絕的地步。
語言是如何消失的
語言是如何滅絕的？就像殺人一樣，兇手可能往被害人的頭部猛力一擊，使人當場斃命，或是慢慢地把人勒死，也可能是長期遭到忽視造成的，要消滅一種語言也有許多不同的手段，最直接的一種就是把會說那種語言的人全數殺死。例如，美國加州的雅希族（見圖29）本來還有400人左右，住在拉森峰附近。1853~1870年，加州淘金熱使得歐洲人紛紛來到這裡。雅希族幾乎全數慘遭殺害，伊席（Ishi）和家人逃到山上才得以保住性命。最後他的家人也死了，只剩他一人，直到1911年才重返文明之地，但雅希族的語言已經失傳。又如19世紀初英國殖民者踏上塔斯馬尼亞，將大多數塔斯馬尼亞人殺害或囚禁，還祭出賞金，每殺害或抓到一個塔斯馬尼亞成人可獲5英鎊，小孩則是2英鎊。塔斯馬尼亞的原住民語言因此全數滅絕。另外，疫病肆虐等非暴力因素也會造成類似的結果。如北美大平原本有數千名曼丹印第安人，1750~1837年，當地發生霍亂和天花，奪走許多生命，到了1992年，只剩6個老人會說流利的曼丹語。使一種語言失傳除了殺害說這種語言的人，另一個直接的手段就是禁止說這種語言，違反規定者一律懲罰。如果你想知道，為什麼北美印第安人的語言不是已滅絕，就是瀕絕，請看看美國政府過去採取的語言策略。幾個世紀以來，政府堅持印第安人需要教化，並學習英語，才能從野蠻人變成文明人。因此，印第安人的下一代被送到寄宿學校，只能說英語，說印第安語言則會遭到體罰和羞辱。1885~1888年，時任聯邦印第安事務局局長的阿特金斯解釋道：「教印第安人說方言（即印第安語言）不但對他們沒有用處，對他們的教育和文明反而有害。因此，只要在聯邦政府的管轄之下，任何印第安人的學校都不許說方言……我們的語言（英語）對白人和黑人而言已經夠好了，對紅人應該也一樣。大家都相信，學習野蠻的方言肯定會對印第安小孩造成傷害。印第安人要邁向文明，第一步就是棄絕愚蠢的習俗並學習英語。」
1879年，日本用武力吞併琉球國，使琉球國滅亡，設置沖繩縣，宣揚「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種語言」的政策。琉球兒童從此必須說日語，不能再說琉球方言。同樣，1910年，日本帝國將大韓帝國併入版圖，也就是所謂的「日韓併合」。在這段時間，日本禁止韓國學校說韓語，只能說日語。1939年，蘇聯合併波羅的海國家，也禁止當地的學校教授愛沙尼亞語、拉脫維亞語和立陶宛語，只能說俄語，但當地人民仍在家中講母語，直到1991年獨立之後，母語才又變成官方語言。凱爾特語言中除了布列塔尼語在歐洲大陸全數滅絕，仍有500萬左右的法國居民說這種語言。然而，由於法國政府規定中小學不得使用布列塔尼語，目前能說布列塔尼語的人已越來越少。
但大多數語言的失傳就像羅托卡特語在不知不覺之間消失了。一個地區實行定居形態的原始部落不再交戰，在政府的統一管轄之下過著和平的生活，居民會四處遷徙，通婚的例子也變多了。這時，年輕人為尋求工作機會往往遷居到城市，放棄部落語言，跟城裡大多數的人說一樣的語言。來自不同語言社群的夫妻增多，也只能用大多數人使用的語言溝通，也教下一代這樣的語言。即使孩子仍學習父親或母親的母語，到了學校也必須跟大家說一樣的語言。即使是留在村落裡的人，為了社會地位、權力、商業利益以及與外界溝通，也必須學會說大多數人的語言。加上工作、報紙、收音機和電視也一邊倒地採用大多數人說的語言，因此少數原住民的語言便會漸漸被遺忘，最後就消失了。
會說少數語言的年輕人通常會說雙語，但是他們的子女只會說多數人使用的語言。少數語言失傳的原因有二：一是父母希望子女學習多數人使用的語言，放棄部落語言，好讓子女有更好的求學和工作機會；二是子女不想學父母的語言，只想學多數人使用的語言，方便看電視、求學以及和玩伴溝通。我就曾在美國看到這樣的例子：不少來自波蘭、韓國、埃塞俄比亞、墨西哥等國的移民家庭小孩只學英語，不學父母的語言。最後，少數族裔的語言只有老一輩的人會說，等他們全數離世，語言就失傳了。但在語言末日來臨之前，文法通常已經出現變化，很多規則不見了，詞彙也被人遺忘，甚至融入了一些外來的字詞與文法特徵。
在世界現存的7 000種語言中，有些瀕絕程度比其他語言更深。語言是否得以延續的一個關鍵是：父母是否把語言傳給下一代。如果不傳下來，那種語言就很可能會消失。語言能代代相傳的因素包括：語言使用者數量龐大；某一族群當中有相當高的人口比例都講那種語言；政府指定該語言為官方語言或區域語言；語言使用者對語言的態度，以及移民仍然使用原來的語言（如移居至西伯利亞的俄羅斯人、遷至錫金的尼泊爾人，以及湧入巴布亞省的印度尼西亞人）。
在所有的語言當中，未來最穩固的就是各主權國家的官方語言。目前，全世界的主權國家共有192個，但大多數都以英語、西班牙語、阿拉伯語、葡萄牙語或法語為官方語言，只有大約70個國家選擇其他語言。即使我們把區域語言也算進去，如印度憲法明列22種語言為區域官方語言。總計，目前全世界最多有幾百種區域語言得到官方的認可與保護。或許，我們也可把使用者達100萬人以上的語言列為安全語言，不管該語言是不是官方語言，但這麼一來也只有200種左右，而且很多都與官方語言重複。有些語言雖然使用者少，但因為受到政府保護而無瀕絕之憂，如法羅群島（丹麥海外自治領地）5萬個居民說的法羅語，以及冰島的官方語言冰島語（使用人數約30萬）。反之，有些語言雖然用戶達100萬以上，卻幾乎沒受到政府的支持或保護，因此將來也有失傳的危險，如墨西哥的納瓦特爾語（使用人數超過140萬）和安第斯山地區的蓋丘亞語（使用人數約900萬）。另外，即使一種語言得到國家的支持，並不保證能延續下去，例如愛爾蘭語在愛爾蘭漸漸式微而英語日益流行。儘管愛爾蘭政府大力支持愛爾蘭語，學校也用愛爾蘭語教學，愛爾蘭語還是不敵英語。語言學家預估，如按照目前的語言趨勢繼續發展，到了21世紀結束，現在的7 000種語言很可能絕大多數都會消失或瀕絕，只剩幾百種語言。
世界上的語言越少越好？
大規模語言滅絕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實。很多人心中都有這樣的疑問：這又有什麼了不起的？語言少一點兒又有什麼壞處？語言多達好幾千種會阻礙溝通、增加紛爭，那才不好吧？因此，不少人主張語言種類應該減少。英國廣播公司有一期在節目中捍衛瀕絕語言的價值，節目結束後，許多聽眾朋友紛紛發表意見。其中幾則如下：
·這節目的論調實在是傷感得一塌糊塗！語言會面臨滅絕，那是因為使用該語言的社會無法傳遞知識、文化、社會動力，因此活力喪失、無法繼續演變。
·太荒謬了吧！語言的目的是溝通，如果沒有人說，那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你倒不如去學克林貢語。
·只有語言學家認為世界上這7 000種語言有用處。不同語言會造成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分裂，只有語言相同才能實現四海一家的理想。因此，世界上的語言越少越好。
·人類需要團結，這才是我們努力的方向，而非分成許許多多無法溝通的小部落。如果這個世界有5種語言又有什麼好處？我們大可把這些語言全部記錄下來保存，能學的就學，之後交給歷史就可以。一個世界、所有的人都使用同一種語言、有共同的目標，這樣的世界大同難道不好嗎？
·在現存的7 000種語言中，6 990種都是多餘的。因此，語言消失就算了。
上述在英國廣播公司論壇上贊同世界大多數的語言應該消失的人所持理由主要有兩個。一個理由是為了互相溝通，我們需要一種共同的語言。當然，這點沒錯。不同社群的人要相互溝通，必然需要某種共通語言。但是，這並不表示少數人說的語言（弱勢語言）應該消失。要達到溝通的目的，少數族裔只要學會多數人使用的語言，具有雙語的能力就可以了。例如，丹麥在全世界富國排行榜上名列第七，會說丹麥語的人就是為數500萬的丹麥人。幾乎每個丹麥人都會說流利的英語和其他歐洲語言，以和歐洲各國做生意。丹麥人很富有，而且因為能說丹麥語而快樂。如果他們要學英語，變成雙語人士，那是他們的事。同樣，如果納瓦霍印第安人要學納瓦霍語和英語，也是他們自己的事。他們根本不會要求其他美國人學納瓦霍語，也不想這麼做。
另一個理由是認為語言不同、無法溝通會造成內戰和種族紛爭，也就是說今天很多國家會陷入內戰，四分五裂都是語言不同引發的。不管今天語言的價值是什麼，若是大多數的語言滅絕，我們將付出代價。如果我們想要停止殺戮，扼殺語言等於是反其道而行。如果庫爾德人不說自己的語言，改說土耳其語或阿拉伯語，斯里蘭卡的泰米爾族願意說錫蘭語，魁北克人不說法語，美國的拉丁裔不說西班牙語，都改說英語，如此一來世界會變得更和平嗎？
聽起來似乎有理，然而單語烏托邦是不存在的，語言差異並非族群紛爭最重要的理由。人只要有偏見，就會以任何差異為借口討厭其他人，包括宗教、政治、族裔、服裝等。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信奉東正教的塞爾維亞人和蒙特內哥羅人、南斯拉夫信奉天主教的克羅地亞人，以及信奉伊斯蘭教的波斯尼亞人，儘管都說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卻互相殘殺，釀成歐洲最慘烈的屠殺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非洲最可怕的種族屠殺發生在盧旺達。1994年，胡圖人屠殺將近1萬名圖西人和大多數的特瓦人，這三個族群都說盧旺達語。「二戰」以來，世界上最慘絕人寰的殺戮則是發生在柬埔寨。說高棉語的柬埔寨人在獨裁者波爾布特的命令之下，屠殺一樣說高棉語的柬埔寨人。
如果你認為為了促進和平，少數人該放棄自己的語言，採用強勢語言，請問你是否也認為少數人該為了和平放棄自己的宗教、族裔和政治觀點？你若是相信人人可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族裔和政治觀點，這些都是不可剝奪的人權，唯獨語言不是，請問你要如何向庫爾德人或講法語的加拿大人解釋？波爾布特、盧旺達和南斯拉夫，以及不可勝數的實例已經告訴我們，語言統一絕非和平的保障。
在這個世界上，每個人的語言、宗教、族裔和政治觀點都不盡相同，只有互相容忍才能和平相處。儘管過去已有許多戰爭因宗教而起，目前在世界上仍有許多國家的人民可信仰不同的宗教，並生活在和平、和諧的社會之中，如美國、德國和印度尼西亞。同樣，對語言容忍度高的國家更能夠接納說不同語言的人。例如，荷蘭有2種語言（荷蘭語和弗裡西語），新西蘭也有2種語言（英語和毛利語），芬蘭有3種語言（芬蘭語、瑞典語和拉普語），瑞士有4種語言（德語、法語、意大利語和羅曼什語），贊比亞有43種語言，埃塞俄比亞有85種語言，坦桑尼亞有128種語言，喀麥隆則有286種語言。有一次我去贊比亞拜訪當地一所中學，教室裡有個學生問我：「請問您在美國屬於哪一族的人？」接著，每個學生臉上都掛著微笑告訴我，他們屬於哪一個部落、說什麼語言。那個班級人數不多，卻有7種語言，沒有人為自己的語言感到羞恥或恐懼，更沒有任何一個人有殺人的意圖。
為什麼要保存語言
我們已經知道，保存語言沒有什麼不可避免的傷害或麻煩，只是使用雙語的人必須多下一些功夫。他們可以自行決定要不要這麼做。然而，保留語言的多樣性是否真有好處？我們何不保留世界的前五大語言就好了，即漢語、西班牙語、英語、阿拉伯語和印度語？在英語讀者大聲叫好之前，且讓我們更進一步思索：如果弱勢語言該被強勢語言取代，全世界所有的人何不乾脆使用世界第一大語言漢語，讓英語消失？保存英語有什麼用？原因很多，以下將舉出最重要的三個理由。
首先，我已在本章前面論述過，如果會說兩種或更多種語言，顯然更具有認知優勢。儘管你懷疑使用雙語是否真的有預防阿爾茨海默症的功效，但是就像母語詞彙數量龐大的人通常要比詞彙少的人的人生更豐富一樣，多學會一種語言也是如此。不同的語言具有不同的優勢，例如你要表示某件事或某種感覺，用某種語言似乎特別容易。雖然薩丕爾——沃爾夫假設引發許多爭議，如果這樣的假設是對的，也就是人類的思考模式會受到使用語言的影響，如果轉換到另一種語言，看世界的角度和思考方式都將不同。因此，一種少數人使用的語言消失，不只是原來使用者失去了他們的語言，多數人也少了一種選擇。
其次，語言是人類心靈最複雜的產物。每種語言的聲音、結構、思考模式都不同。語言如果失傳，失去的不只是語言本身，還包括利用這種語言表現的文學、文化和知識。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數字系統、記憶方式和空間定位系統。例如，如果用威爾士語或漢語數數，就比用英語容易。傳統社群以自己的語言為當地數百種草木蟲魚鳥獸命名，如果語言消失，這些百科全書式的人種生物學知識也跟著消失了。如果英語消失了，只剩漢語，試想哈姆雷特那句名言： 「生存還是毀滅，這的確是個問題。」若只有中文翻譯，沒有原文（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對英語讀者而言將是多大的損失！每一個部落也都有自己的口述文學，失去這些寶貴的文學資產一樣令人痛心。
然而，你或許還是會想：「說什麼語言自由、獨特的文化資產、不同的思考模式，這些都是空話。對現代世界而言，要緊的事還有很多，語言消失不過是芝麻蒜皮的小事。我們先解決重大的社會經濟問題再說，別浪費時間去擔心美國原住民語言會失傳。」
好吧，那我們就來想想美國原住民的社會和經濟問題。這些人可說是美國社會中命運最悲慘的一群人。一個族群的語言和文化瓦解，不但覺得抬不起頭來，無法互相扶助，也漸漸衍生出很多社會、經濟問題。長久以來，一直有人告訴他們，他們的語言和文化都沒有價值，他們也相信了。他們陷入貧困、病痛、酗酒或吸毒，對國家的社會福利體系和醫療系統都造成沉重的負擔。相比之下，其他移民族裔則珍視自己的文化和語言，努力向上，對國家經濟則有很大的貢獻。在美國原住民中，能保存自己文化和語言的部落也相對有經濟能力，不必仰賴社會救濟。以徹羅基印第安人為例，精通徹羅基語和英語者與只會英語的徹羅基人相比，前者受教育程度較高，容易找到工作，薪水也更高。通曉部落語言、注重部落文化的澳大利亞原住民與文化失根的原住民相比，前者吸毒的問題較少。
因此，幫美國原住民找回他們的語言和文化根源，要比社會福利救濟更有效率，也能減輕國家的經濟負擔。這才是長期的解決之道，社會福利救濟只是救急。同樣，使各個語言社群以自己的語言為傲，相互容忍、合作，就可媲美瑞士、坦桑尼亞等國，不會為內戰所苦。
最後，語言認同不只是少數族裔命脈所繫，對整個國家也很重要。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早期，納粹軍隊勢如破竹，希特勒已攻佔奧地利、捷克、波蘭、挪威、丹麥、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意大利、日本和蘇聯已和希特勒結盟或簽訂協議，美國決定中立，法國已快抵擋不了德軍。這時，英國的處境可說非常危險。英國政府有人提議，英國也該趕快和希特勒達成協議，不要做無謂的抵抗。
在此緊要關頭，丘吉爾於1940年5月13日和6月4日赴國會說明。他字字鏗鏘、撼動人心，可說是20世紀最精彩也最令人難忘的英語演說。他說： 「我沒有別的，只有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可以奉獻給大家……若問我們的政策是什麼？我的回答是：我們將盡全力，盡上帝賦予我們的全部力量去作戰，不論是在陸上、海上或空中作戰。我們將對人類史上最黑暗、可悲的罪惡宣戰……我們絕不豎起白旗，志在必得，我們將戰到最後一刻。我們將在法國作戰、在海上和大洋中作戰。我們在空中作戰將越戰越勇，越戰信心越強，我們將不惜任何代價保衛本土；我們將在海灘上作戰；我們將在敵人登陸地點作戰；我們將在田野和街頭作戰；我們將在山區作戰。我們絕不投降！」
我們現在已知，英國的確從未投降，也沒與希特勒達成協議，而是繼續奮戰，1年後才與蘇聯和美國結盟，5年後擊敗希特勒。但這樣的結果並非命定。假設當時歐洲比較少的人說的語言會被大多數人說的語言取代，那麼到了1940年，英國和其他西歐國家應該都使用了西歐最多人說的語言，也就是德語。果真如此，丘吉爾在1940年6月在國會的演說是用德語，而非英語，結果又會如何？
丘吉爾的演說並非無法翻譯，翻譯成德語一樣鏗鏘有力（Anbieten kann ich nur Blut, Muh, Schweiss, und Trane...）。我要強調的重點是，英語代表英國所要努力捍衛的一切。說英語意味著這個島國承襲1 000年來的文化、歷史、民主和島嶼認同。喬叟、莎士比亞、丁尼生等英國文學瑰寶都是他們的財產。說英語意味著他們與德國等歐洲大陸國家有不同的政治理想。在1940年6月，說英語代表他們還有值得全力奮戰的目標，也願意為這樣的目標犧牲。我懷疑如果在那個節骨眼，英國人已改說德語，會不會努力抵禦希特勒。語言認同絕不是雞毛蒜皮的事。丹麥人為他們的語言感到驕傲，說丹麥語讓他們心生喜悅，語言也是一些少數移民族裔奮鬥的動機，英國更因語言而打敗希特勒，避免被奴役的命運。
我們要如何保護語言
如果我們終於能達成共識，瞭解語言多樣性有益無害，如何阻止語言多樣性消失的趨勢？或者語言不斷消失背後似乎有很大的推力，所有的弱勢語言將全數滅亡，只剩最多人說的幾種，面對這種情況，我們根本無能為力？
不是的，我們還有努力的餘地。首先，語言學家可以比現在做得更積極。大多數語言學家並未把研究消失中的語言視為最重要的任務。直到最近，語言學家才開始注意語言不斷消失的問題。說來諷刺，語言是他們研究的目標，沒有語言，他們還能研究什麼，怎能對語言的消失無動於衷？政府和社會也該支持更多的語言學家搶救瀕絕語言。語言學家應該趕快把即將消失的語言錄音下來，儘管會說那種語言的最後一個耆老已逝，後代子孫仍可從錄音瞭解、學習祖先留下來的語言。如英國的康沃爾語和阿拉斯加的埃雅克語。希伯來語在現代的復興就是語言復活的最佳例證，目前以希伯來語為日常用語的人已多達500萬。
其次，政府該以政策和經費來支持弱勢語言，如荷蘭政府對弗裡西語的支持（在荷蘭約有5% 的人說這種語言），以及新西蘭政府對毛利語的保護與鼓勵（在新西蘭說毛利語的人口還不到總人口的2%）。美國聯邦政府200多年來一直壓制原住民語言，直到1990年才通過法案，鼓勵原住民使用自己的語言，也撥了一點兒經費（每年約200萬美元）給學者進行美國原住民語言研究。然而，如要拯救瀕絕語言，政府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美國，瀕臨絕種的動植物得到的關注遠超過語言。政府僅是撥給一種鳥類研究（如加州神鷲）的經費就超過100多種瀕絕原住民語言的補助經費總和。由於我是鳥類研究學家，我當然贊成政府把錢花在那些鳥類上，我不願見到研究鳥類的經費挪出一部分給埃雅克語言研究計劃。我之所以這麼說，是為了凸顯政府的政策沒有輕重緩急之分。如果我們重視瀕臨絕種的鳥類，為什麼不能同樣看重即將消失的語言？畢竟人類語言的重要性應該不會輸給鳥類。
最後，許多弱勢語言的使用者可以挺身而出，捍衛自己的語言，如英國的威爾士人、加拿大說法語的魁北克人和美國原住民族群就是這麼做的。他們都是自己語言的保管人，也只有他們能把自己的語言傳給下一代和同一社群的人，並呼籲政府支持他們。
可想而知，弱勢語言終究難敵強勢語言，弱勢語言的保護將非常吃力。我們這些強勢語言的使用者和政府官員儘管不能積極保護弱勢語言，至少可保持中立，不去打壓弱勢語言。這麼做不只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使用弱勢語言的人。我們希望留給下一代的是一個富足且健全的環境，而非陷入貧窮、積弱不振的悲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