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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2001年以後出版的一些綜述當今環境問題,以及介紹這方面文獻資料的書籍有:Stuart Pimm的The World According to Pimm:A Scientist Audits the Earth(New York:McGraw-Hill, 2001);Lester Brown寫的三本書:Eco-economy:Building an Economy for the Earth(New York:Norton, 2001), Plan B:Rescuing a Planet Under Stress and Civilization in Trouble(New York:Norton, 2003), 以及State of the World(New York:Norton, published annually since 1984);還有Edward Wilson的The Future of Life(New York:Knopf, 2002);Gretchen Daily與Katherine Ellison合著的The New Economy of Nature:The Quest to Make Conservation Profitable(Washington, D.C.:Island Press, 2002);David Lorey編輯的Global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Resources, Consumption, and Sustainable Solutions(Wilmington, Del.:Scholarly Resources, 2003);Paul Ehrlich與Anne Ehrlich合著的One with Nineveh:Politics, Consumption, and the Human Future(Washington, D.C.:Island Press, 2004);以及James Speth寫的Red Sky at Morning: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第十五章的補充閱讀部分提供了有關濫伐森林、過度捕撈和石油業問題的參考文獻。Vaclav Smil在Energy at the Crossroads: Global Perspectives and Uncertainties(Cambridge, Mass.:MIT Press, 2003)一書中不僅提到石油、煤炭和天然氣,還涉及其他形式的能源。探討生物多樣性的危機和棲息地破壞問題的專著有John Terborgh寫的Where Have All the Birds Gone?(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和Requiem for Nature(Washington, D.C.:Island Press, 1999);David Quammen的Song of the Dodo(New York:Scribner, 1997);以及Marjorie Reaka-Kudla等人編輯的Biopersity 2:Understanding and Protecting Our Biological Resources(Washington, D.C.:Joseph Henry Press, 1997)。

有關珊瑚礁破壞的最新論文有:T.P.Hughes的「Climate change, human impacts, and the resilience of coral reefs」(Science 301:929-933(2003));J.M.Pandolfi等人發表的「Global trajectories of the long-term decline of coral reef ecosystems」(Science 301:955-958(2003));及D.R.Bellwood等人合作發表的「Confronting the coral reef crisis」(Nature 429:827-833(2004))。

涉及土壤問題的專著有:Vernon Gill Carter 與Tom Dale合著的經典之作Topsoil and Civilization, revised ed.(Norman:University of Okalahoma Press, 1974);及Keith Wiebe編輯的Land 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Food Security:Biophysical Processes and Economic Choices at Local, Regional, and Global Levels(Cheltenham, UK:Edward Elgar, 2003)。與上述專著持不同觀點的論文有 David Pimentel等人發表的「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costs of soil erosion and conservation benefits」(Science 267:1117-1123(1995));Stanley Trimble 與Pierre Crosson共同發表的「U.S.soil erosion rates — myth and reality」(Science 289:248-250(2000));還有不同作者在Science發表的八篇相關文章304:1613-1637(2004)。

有關世界各地的供水問題,參看Peter Gleick每隔兩年發表的相關報告,如The World's Water, 1998-1999:The Biennial Report on Freshwater Resources(Washington, D.C.:Island Press, 2000)。Vernon Scarborough在The Flow of Power:Ancient Water Systems and Landscapes(Santa Fe: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2003)一書中對於古代各個社會解決用水問題的方法進行了比較。

關於綠色植物通過光合作用吸收和使用太陽能(被稱為「淨初級生產力」),可參看Peter Vitousek等人發表的「Human domination of Earths ecosystems」(Science 277:494-499(1997))。Mark Imhoff等人寫的「Global patterns in human consumption of net primary production」(Nature 429:870-873(2004))使用的資料更新,並分地區進行探討。

Theo Colborn、Dianne Dumanoski與John Peterson Myers合著的Our Stolen Future(New York:Plume, 1997)一書綜述了有毒化學物質對於生物(包括人類在內)的影響。有關有毒化學物質給人類帶來的巨大經濟代價及其對於整個生態系統的衝擊可參看Tom Horton與William Eichbaum合著的Turning the Tide:Saving the Chesapeake Bay(Washington, D.C.:Island Press, 1991)。

論及全球變暖和氣候變化的專著有:Steven Schneider的Laboratory Earth:The Planetary Gamble We Can't Afford to Lose(New York:Basic Books,1997);Michael Glantz寫的Currents of Change:Impacts of El Nino and La Nina on Climate and Society, 2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以及Spencer Weart的The Discovery of Global Warming(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關於人口問題有三個經典之作可以參考:Paul Ehrlich的The Population Bomb(New York:Ballantine Books, 1968);Paul Ehrlich與Anne Ehrlich合著的The Population Explosion(New York:Simon & Schuster, 1990);以及Joel Cohen寫的How Many People Can the Earth Support?(New York:Norton, 1995)。

對於我居住的洛杉磯的環境和人口問題,可參閱The Heinz Center的The State of the Nations Ecosystems:Measuring the Lands, Waters, and Living Resou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讀者若想多瞭解本章所列舉的一些環境問題的論調,可以參看Bjorn Lomborg的The 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更深入的討論見Paul Ehrlich與Anne Ehrlich合著的Betrayal of Science and Reason(Washington, D.C.:Island Press, 1996)。本章討論到的羅馬俱樂部見Donella Meadows等人發表的The Limits to Growth(New York:Universe Books, 1972)。Donella Meadows、Jorgen Randers與Dennis Meadows其後又出了更新版The Limits to Growth:The 30-Year Update(White River Junction, Vt.:Chelsea Green, 2004)。至於誤警是多少的問題,參看S.W.Pacala等人發表的「False alarm over environmental false alarms」(Science 301:1187-1188(2003))。

涉及環境、人口問題與政局動盪之間相關性的資料可登錄國際人口行動的網站:www.populationaction.org;也可參閱Richard Cincotta、Robert Engelman與Daniele Anastasion合著的The Security Demographic:Population and Civil Conflict after the Cold War(Washington, D.C.:Population Action International, 2004);還有Woodrow Wilson Center出版的年報The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ecurity Project Report(網站見:www.wilson.org/ecsp);及Thomas Homer-Dixon的「Environmental scarcities and violent conflict:evidence from cases」(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5-40(1994))。

最後,讀者若是好奇漂流到東南太平洋迪西島和奧埃諾島的垃圾除了三得利的威士忌瓶子外,還有哪些東西,可以參閱T.G.Benton的「From castaways to throwaways:marine litter in the Pitcairn Islands」(Biological Journal of the Linnean Society 56:415-422(1995))一文中的三張圖表。

有關第十六章開頭列舉的12種主要環境問題,已有很多書籍探討政府和組織該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然而還是有很多人自問:作為一個獨立個體,我能做什麼才能改變現狀?如果你是一個有錢人,能做的事當然很多:例如比爾·蓋茨夫婦捐出幾十億美元用以解決迫在眉睫的世界公共健康問題。如果你是當權者,可以利用職務之便推動自己的計劃,例如美國總統布什和多米尼加共和國總統巴拉格爾雖然採用不同的方式,但都能通過自己的影響力,為本國的環境問題盡心盡力。而我們這些沒錢沒勢的普通大眾,面對強勢的政府和大企業,難免有心無力。我們既不是大企業的總裁,也不是政治領袖,那麼小人物到底該怎樣盡一己之力呢?

事實上,我們能採取的有效行動有六種。不過我們要注意個體只靠一次行動或是短短三個星期的時間是改變不了什麼的。如果你想改變這個社會,就必須投入畢生的精力。

在民主政治中,最簡單和經濟的行動就是投票。在一些選舉中,候選人相互間對環境問題的看法可能差別很大,而最後獲選的人可能以微弱票數勝出。例如2000年美國大選,布什就靠著佛羅里達州區區數百張選票險勝。除了投票外,你還可以寫信給當地代表,提出你對某個環境問題的看法。如果那些代表沒有聽到這種意見,可能會以為選民對環境問題不關心。

其次作為消費者的我們,可以重新檢視什麼該買,什麼不該買。大企業旨在賺錢。如果大眾拒買某些產品,他們就會停止生產;如果大眾購買某些產品,他們就會去生產和推銷。現在,越來越多的伐木公司採取可持續伐木的方式,這是因為森林管理委員會認證的木製品供不應求。當然,要影響國內的商家並不難,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消費者的影響力與日俱增,還能去影響國外的公司和政府。南非白人政府實施的種族隔離政策在1989年和1994年間瓦解,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由於消費者和海外投資者聯手對南非進行經濟抵制,使得國外企業、公共養老基金和政府紛紛撤資。1980年代我去過幾次南非,當時絕對想不到頑固的種族隔離政策會有現在的局面。

消費者除了利用購買或拒買產品來影響大企業的政策,還可以引起大眾對企業政策或產品的注意。例如在反殘暴虐待動物運動的影響下,一些服飾名牌如Bill Blass、Calvin Klein和Oleg Cassini公開宣稱他們不用動物皮毛。另一個例子是世界最大的木材公司Home Depot由於受到公共活動分子的影響,不再從有森林消失危機的地區採購木材,同時盡量售賣經過森林管理委員會認證的木製品。Home Depot的政策轉變讓我驚訝不已,我還以為消費者不可能影響這種財大氣粗的零售業巨頭。

大多數消費者運動是讓某家公司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慚愧,然而不幸的是,這種做法也可能讓環保人士背負尖刻、沉悶和消極的壞名聲。消費者還可能因為贊同某家公司的政策進而支持它們的產品。我在第十五章裡提到一些大企業的做法正是環保人士所希望的,然而這些企業得到的好評卻很少。我們都聽過伊索寓言中北風與太陽攀比誰能先讓路人脫衣服的故事:北風猛烈地吹,結果反而使路人緊緊裹住自己的衣服;而太陽發光發熱,很快就讓人把衣服脫下來了。消費者可以從這則寓言裡得到啟示:大企業在採取某些環保政策時就已經知道如果自誇自己的政策勢必很難服眾,它們需要外界的幫助來認可它們的努力。近年來好評如潮的Chevron Texaon和Boise Cascade就是很好的例子。前者採用環保方式管理庫圖布油田,後者支持森林可持續管理。環保人士除了抨擊「壞心眼」的企業外,對「有良知」的公司也要大力褒揚。

消費者如果想通過購買、拒買、抨擊或是讚美企業的產品,從而來影響企業的政策,那麼必須要努力找出企業產品鏈中最容易受到大眾影響的環節,而那些環節又強大到可以影響其他環節。直接將產品賣給消費者或是品牌公司比較容易受到消費者的影響,而原材料供應商和品牌不直接面向大眾的企業受消費者影響較小。不過,對後者來說,零售商和採購團體是影響他們政策的關鍵環節。除了我在第十五章列舉的例子外,還有很多案例可供參考。

舉例來說,如果你贊同或是不贊同某些大型石油公司經營油田的方式,你可以去那些石油公司設的加油站加油、不加油或是抗議。如果你欣賞澳大利亞開採鈦礦的方式,不喜歡利海爾金礦公司的做法,就不要浪費時間幻想自己能夠改變那些礦產公司。你應該從杜邦、蒂芙尼和沃爾瑪等大型鈦製品和黃金首飾的零售商入手。在不知道零售產品的情況下,不要盲目讚美或攻擊伐木公司,而是讓Home Depot、Lowe's和B & Q這些零售巨頭去影響伐木公司。同樣地,像Unilever(旗下有很多品牌)和Whole Foods這樣的水產零售商十分在意消費者是否購買他們的產品,而他們自身又能影響漁業公司。沃爾瑪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只有這種規模的零售商才能影響農民的農作方式。農民不會直接聽取你的意見,但沃爾瑪會在意你的態度。如果你想瞭解消費者能夠影響產業鏈中的哪個環節,現在有一些組織如Mineral Policy Council/Earthworks、the 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和the 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會告訴你相關答案(它們的網址見第十五章的補充閱讀)。

當然,作為個體的選民或消費者,不可能影響選舉的結果,也無法改變沃爾瑪。但是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影響別人,請他們投票或是購買某公司的產品,從而增倍自己的力量。你可以從影響父母、子女和朋友開始做起,最後那些跨國石油公司就可能從不關心環境變成環保衛士。公司的重要員工也可能由於親朋好友對自己僱主的某些行為多有怨言,從而感到羞愧,最後離職而去。大部分企業總裁,包括比爾·蓋茨都有配偶和子女。據我所知,許多企業總裁就是由於受到自己配偶或子女的壓力才改變公司的環境保護政策,而他們的配偶或子女可能也是受到朋友的影響。雖然我們中只有少數人能跟比爾·蓋茨或喬治·布什掛上鉤,但是許多人會發現子女的同學或是自己朋友的親朋好友可能是具有影響力的人。例如多米尼加共和國的總統巴拉格爾就是受到姐妹的影響才致力於環境保護。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佛羅里達州出現選票爭議,最高法院最終以五比四裁定布什獲得總統大選的勝利。這9位法官的配偶、子女和朋友或多或少地影響了表決的結果。

有宗教信仰的人還可以在自己活動的教堂尋求支持,以團結力量。美國的民權運動就是由教會發起的。現在已有一些宗教領袖大力宣揚環境保護,不過到目前為止,這樣做的還不多。實際上,宗教支持的影響力很大,較之歷史學家和科學家,人們更願意追隨宗教領袖;而強烈的宗教原因又使信徒將環境保護視為嚴肅的事情。此外,宗教團體的成員也可以反過來影響其他的成員和他們的領袖(如神父、牧師或教士)。再則,所有的宗教都宣揚造物的神聖,維持大自然的富饒和生產力,以及人類作為大自然守護這一理念。

希望自己的行動直接有效的人,可以考慮花一點時間,改善當地的環境。我最熟悉的例子就是每年夏天和家人度假的蒙大拿比特魯谷泰勒野生動物保護區,這是一個非營利性質的私人小型組織,致力於比特魯谷野生動物棲息地的保護和復原。該保護區的創辦人奧托·泰勒是一個有錢人,而影響他關注環境問題的朋友並不有錢,目前在泰勒野生動物保護區提供義務服務的大多數人也不是有錢人。只是由於這樣做有利於他們自己(其實比特魯谷所有的居民和遊客都得到這種好處),可以享受美景,也可以垂釣。如果沒有成立保護區,這些福利恐怕已經消失了。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幾乎每個地方都有社區團體、戶主協會等組織。

改善自己居住地區的環境不僅可以讓生活變得更美好,而且還能成為全國或全世界的典範。當地環保組織可以頻繁聯繫,相互交流想法,共同規劃美景。在我計劃訪問蒙大拿居民,想深入瞭解泰勒野生動物保護區和黑足河生態保護計劃時,發現他們的工作日程表已經排得很滿,要和蒙大拿其他地方以及外州的居民一起交流。美國人(從美國人的觀點出發)告訴中國或其他國家,中國人該怎麼做才有利於自己和國際社會。然而這樣的建議常常由於美國人自己不以身作則,而變成耳邊風。如果我們自己先把自己做好,再向其他國家提出環境政策,會比較有效。

最後,有經濟能力的人可以捐款給自己心儀的公益組織,讓這些組織能更好地發揮功效。喜歡鴨子的人可以捐款給Ducks Unlimited;愛好釣魚的人可以捐助Trout Unlimited;關心人口問題的人可以捐錢給Zero Population Growth;對島嶼感興趣的人可以向Seacology捐款。這些環境組織普遍面臨經費不足的問題,知道如何花好每一分錢,因此只要一點額外的捐款,就能做很多事情。即使是規模最大、經費最充裕的環境組織也是如此。例如名列三大預算最多的環境保護組織之一的世界自然基金會,它在世界許多國家都設有分支機構,其中最大的位於美國,每年平均有一億美元的預算。雖然這筆錢聽起來是個天文數字,但要支持的國家超過100個,物種則涵蓋所有的陸地和海洋動植物。這筆經費不僅要用於一些超大型項目(如預算為4億美元、為期十年的亞馬遜盆地棲息地保護計劃),還要考慮其他的個體物種。如果你認為捐區區幾塊錢給那麼大的機構毫無意義,那麼就請想想只要幾百美元就能僱傭一個訓練有素的國家公園巡邏員,讓他用全球定位系統來調查剛果盆地的靈長類動物,否則我們將很難瞭解這些動物的保育情況。還有一些環境保護組織的工作人員甚至義賣私人物品以此來吸引世界銀行、政府和援助機構的基金。例如世界自然基金會亞馬遜盆地計劃採用6對1的方式,也就是說如果你捐助200美元,那麼這個計劃實際收到的錢將近有2000美元。

當然,我以世界自然基金會為例,只是因為正好對這個基金會的預算運作很熟悉,而不是為了向大家推薦該基金會。世界上還有很多這樣的環境保護組織,目標各有側重。上文所舉的例子講的都是個體如何增強自身的力量,從而改變社會,達到保護環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