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認古代和現代世界之間的確存在極大的差異，我將在文中提到下列差異：今日世界擁有更為龐大的人口數和更具毀滅性的科學技術；當今各國之間緊密相連，一旦發生崩潰，將蔓延全球，而非只是局限在部分地區（看起來好像是一幅悲觀黯淡的景象）。過去，復活節島民沒能解決地區性的小問題，那麼現代世界又如何希望能夠轉危為安，解決這些全球性的大問題呢？
那些因上述想法而心懷沮喪的人經常問我：「賈雷德，你對世界未來是持悲觀態度還是樂觀態度？」我的回答是，「我是一個謹慎的樂觀主義者」。這句話的意思是，從一方面來看，我承認我們目前面臨的問題相當嚴重，如果不下定決心去解決它們，或是行動失敗的話，那麼整個世界的生活水平就會在幾十年裡下降，或許變得更為糟糕。這也就是為何我在人生的這個階段，決定把大部分的工作精力用於說服人們認真地對待我們的環境問題，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的話，就會成為痼疾。從另一方面來看，如果我們現在開始行動，問題還是能夠解決的。這也就是為何我和妻子在17年前生孩子，因為我們看得到希望的理由。
第一個理由是我們的問題並非無法解決。雖然面臨極大的危機，而最嚴重的危機可能不是我們能掌控的，就像每一億年便可能有一顆小行星撞上地球。然而，所有的環境問題都是人類自己製造出來的，因此我們是掌控者，可以選擇不讓問題繼續惡化下去，並著手解決問題。未來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我們不需要新科技來解決問題，雖然新科技可能會有所作為，但大部分問題「只是」需要政治力量來實施已有的解決方案。當然，這個「只是」非同小可，但很多社會在過去已經施展了這類政治魄力。我們現代社會已有堅定的意向去解決部分問題。
第二個理由是環保思想在世界各地越來越普及，雖然這種思想由來已久，1962年《寂靜的春天》一書的出版，加速了環保思想的傳播。環境保護運動的支持隊伍日益壯大，各種高效的環保組織猶如星星之火。這不單單發生在美國和歐洲，連多米尼加共和國等發展中國家也是如此。然而，在環境保護運動興起的同時，人類對環境造成的危害也越來越大。這就像我在本書前面章節所提到的，目前的處境猶如一場激烈的賽馬比賽，結果未卜；我們看中的那匹馬不一定會輸，但也不能確保一定會贏。
如果我們想要成功，不要失敗的話，應該做出什麼樣的選擇？我們的選擇很多，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選擇，對此我將在補充閱讀章節舉例討論。就社會整體而言，本書所探討的那些過去人類社會可提供許多教訓。我認為下面兩種選擇是關係到成敗的重點：有沒有長期計劃、是否願意反省核心價值。同時它們也是關乎個人成敗的關鍵。
其中一個選擇在於是否有膽識從長計議，著眼於長期發展，當問題初露端倪又尚未釀成危機時，就率先做出大膽勇敢的決定。這種決策和短期、應急式的對策完全相反，我們選舉出的政客在制定決策時通常採用的是後者。就像我那位與政客們交遊廣闊的朋友所形容的「90天焦點」，即只把目光放在以後90天內可能發生的危機。與這些比比皆是的短期對策壞例子相反的是有膽有識的長期決策。過去社會、當代的非政府組織、企業和政府都制定過這類決策。當過去的人類社會面臨森林消失的危機時，復活節島和芒阿雷瓦島的酋長只看到眼前利益，然而德川幕府、印加皇帝、新幾內亞高地居民，以及16世紀德國的君主卻能著眼於長期發展，植樹造林。同樣地，中國的領導人近幾十年來也在推廣造林運動，並在1998年下令禁止砍伐原生林。今天還有很多非政府組織為了推動長期、健全的環保政策而努力。在商業界，美國那些長期發展穩定的企業（如寶潔公司）會很早就能預見問題並及時將其解決，而不是等到危機發生後再被迫檢視公司的政策。另外，我還在上文提到過荷蘭皇家殼牌石油公司專門成立了一個研究處，用以預測未來幾十年內可能發生的情況。
有些政府和領導人也有過大膽、成功的長期計劃。過去30年裡，在美國政府堅持不懈的努力之下，國內6種主要空氣污染物的濃度已下降25％，儘管同期能源消耗和人口數都增加了40 ％，而汽車里程數也上升了150％。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毛里求斯的政府都意識到，為了長期健康的經濟著想，必須大力投資公共衛生，以避免爆發熱帶疾病，致使經濟受損。這筆投資成為近年來這些國家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人口眾多的巴基斯坦在1971年分裂為兩部分，東邊的孟加拉國獨立後施行有效的計劃生育手段，降低人口增長率；而西邊的巴基斯坦則放任人口增長，目前在全球人口總數排行榜上位居第六。印度尼西亞前環境部長艾米爾·薩利姆和多米尼加共和國前總統喬奎因·巴拉格爾都是長期關心環境問題的政府領導人，對本國產生巨大的影響。這些例子體現出公共部門和私人機構對環境問題具有大膽、長期的想法，由此讓我對未來抱有厚望。
在過去人類社會所做出的殘酷決定中，其中一項包括忍痛取捨價值觀。他們必須決定哪些價值觀可以在新變化的環境下繼續保留，而哪些視若珍寶的價值觀必須捨棄，或是採用不同的做法。格陵蘭的維京人將自己定位為歐洲人、基督徒和農業社會，拒絕放棄這些價值觀，最後以死亡告終。反之，蒂科皮亞島民深明大義，將破壞生態環境的豬趕盡殺絕，儘管豬是他們惟一的大型家畜，也是美拉尼西亞社會主要的地位象徵。澳大利亞目前也在重新審視將自己定位為英國的農業社會是否合適。冰島、印度過去的多種姓社會，以及仰賴於灌溉用水的現代蒙大拿牧場主，都能把群體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因此他們成功地做到資源共享，避免常見的「公有地悲劇」發生。中國政府為了控制人口問題，限制個人生育的自由。1939年，芬蘭人面對強鄰蘇聯的威脅，選擇為自由而戰，這種大無畏的勇氣讓全世界震驚，雖然芬蘭人打了敗仗，但還是贏了這場命運的賭注。我在1958年到1962年旅英期間，看到英國人長期以來基於政治、經濟和海軍強國的價值觀正慢慢發生變化。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甚至更進一步，組成歐洲聯盟，儘管他們曾為保衛國家主權相互爭戰不已。
我提到的所有這些發生在過去和現代社會重估價值觀的行為儘管艱難重重，但它們都做到了。因此我認為將來充滿希望。這些例子足以振奮現代第一世界國家的居民，使我們鼓起勇氣重估當前的處境：傳統的消費價值觀和第一世界的生活水平能夠保留多少？我在上文提到過，要第一世界居民降低他們對地球環境的影響，在政治上不可能實現。然而，依照目前情況，繼續衝擊環境，更是不可取。這種兩難困境使我想起丘吉爾在回應別人對民主的批評時所說的：「只有當所有的政治制度都嘗試過以後，才能說民主是最壞的制度。」借用這個意思，我們可以說只有當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都考慮到之後，才能斷言社會不可能降低對環境的影響。
實際上，降低對環境的影響雖然並不容易，但也絕非是不可能的事。這種影響是兩大因素的產物，即人口數乘以人均環境影響。對於前一個因素，所有第一世界國家的人口增長率近年來急劇下降，很多第三世界國家也是如此，如人口最多的中國、人口數排名第四的印度尼西亞和排名第九的孟加拉國。日本和意大利的生育率已低於替代率，因此目前的人口數（如果不算上移民）很快就會萎縮。至於人均環境影響，如果地球上的森林和魚類能夠合理地經營，那麼我們就不必降低目前木製品和水產品的消耗率，也許還有可能增加。
最後一個讓我心生希望的理由是全球化使得現代世界緊密相連。古代人類社會沒有考古學家，也沒有電視。當15世紀的復活節島民為了養活更多的人口，忙於砍伐高地森林、開墾農田時，並不知道往東幾千英里外的格陵蘭維京社會和往西幾千英里外的高棉帝國已經走到歷史的盡頭。而阿納薩茲印第安部落在幾個世紀前就已銷聲匿跡，古典時期馬雅社會的崩潰則還要往前追溯幾個世紀。至於希臘的邁錫尼文明，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經隕落。今天，我們只要打開電視、收音機或是拿起報紙，就能知道幾個小時前索馬裡或阿富汗發生了什麼事情。電視紀錄片和書籍詳細地向我們展示了復活節島和馬雅文明等過去人類社會消亡的原因。因此，我們可以從遠方的人們和古人所犯下的錯誤中獲得教訓，古代人類社會則沒有這種機會。通過撰寫本書，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從中吸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讓人類的明天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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