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的環境極其脆弱，許多方面都遭到破壞，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過去造成的破壞中，有些已無法彌補，比如土地退化和本土物種的滅絕（近代澳大利亞滅絕的物種相對要比其他大陸來得多），其中大部分破壞行為至今仍在繼續，甚至變本加厲，如塔斯馬尼亞老齡木的砍伐。有些破壞由於年代久遠，已經很難挽救，例如鹽鹼化的地下水已經流了幾百年。過去的一些破壞是由文化態度和政府政策造成的，如今積習難改。就政策造成的阻礙而言，像水政策變革的最大阻礙便是來自「用水執照」（憑此執照能獲得灌溉用水）。購買了執照的人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們擁有了水，而實際上每年分配到的用水量不及用水執照上面規定的使用量。
對於持悲觀態度或過度謹慎的人來說，這些與澳大利亞相關的種種事實，讓他們擔心該國的生活水平是否會因為環境的不斷惡化而降低。這完全有可能發生在未來的澳大利亞。它也許會落入和復活節島同樣的命運，人口凋零，政治崩潰；也有可能像目前的政客或商界領袖所設想的消費率和人口增長率不斷提高。然而，後一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第一種預測比較切合實際，也適用於其他第一世界國家，只不過澳大利亞可能會早走一步。
幸運的是，目前澳大利亞還有希望的跡象。農民們轉變他們的態度，開始進行反思，此外還有私人倡導以及政府的大力改革。這些行動均圍繞著一個主題，即社會應該做出定奪，哪些是適合社會生存的核心價值，而哪些又是必須放棄的。在探討格陵蘭的維京社會（第八章）時我們已經接觸到這一主題，在接下來的第十四和十六章中，我將會對此作進一步探討。
40年前，當我第一次訪問澳大利亞的時候，許多土地擁有者被人批評破壞土地、不為後代著想，或是損害到別人利益時，他們對此做出的反應是：「這是我的土地，我高興怎樣就怎樣。」雖然現在我們還能看到這種態度，但已經少了很多，也不大被公眾所接受。一直以來，澳大利亞政府在執行會對土地造成破壞的政策（如要求土地清理）和有害環境的工程計劃（如興建墨累河水壩和奧德河水壩計劃）時，並沒有遭遇到什麼阻力。一直到幾十年前，澳大利亞人民才開始像歐洲、北美等地的居民那樣，對環境問題的爭議日漸增多。目前澳大利亞的公眾輿論對於土地清理、河流發展和老齡木砍伐的抨擊尤其猛烈。在我寫這一段的時候，正好聽到南澳大利亞州政府（儘管違背了選舉時的承諾）決定徵收一筆新稅，籌集三億美元用以挽救墨累河；而西澳大利亞州政府將逐漸放棄砍伐老齡木；新南威爾士州政府與該州農民達成協議，計劃利用4.06億美元來使環境資源管理更有效率，同時停止大規模的土地清理；傳統上最保守的昆士蘭州也宣佈將與聯邦政府合作，在2006年之前終止大規模地清理成熟灌木林地的活動。上述這些方案在40年前根本無法想像。
希望的徵兆包括選民整體態度的轉變，致使政府政策發生變化。另一個希望的跡象特別體現在農民態度的轉變上，他們意識到過去的農耕方式不能可持續經營，到時候留給後代的土地必然是面目全非。這一前景讓澳大利亞農民感到痛苦（就像第一章裡的蒙大拿農民那樣），因為他們發自內心地熱愛農耕這種生活方式，而不是出於微薄的收入才留在土地上。上文提到的牧羊人比爾·麥金多斯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測繪地圖，然後用挖土機和炸藥摧毀農場裡的兔子巢穴。麥金多斯的家族從1879年起就擁有這片農場。他給我看了兩張照片，拍的是同一座山丘，一張攝於1937年，另一張攝於1999年。兩相對照，很明顯地表現出1937年那張因為過度放牧，山上植被稀疏；而後來那張的山丘已是鬱鬱蔥蔥。比爾·麥金多斯為了使農場可持續經營，將放牧率控制在低於政府規定的放牧率，並考慮將羊種改為羊毛較少的肉羊（因為它們比較容易放養，而且需要的牧地面積也較小）。此外，為了解決雜草問題，以及羊群對牧草挑肥揀瘦，他採用「細胞放牧法」，促使羊群在一塊牧場內將鮮美的和不那麼鮮美的牧草都吃光後再轉向下一塊牧場。令我吃驚的是，麥金多斯為了降低成本，竟連一個全職員工都沒有雇。他帶著望遠鏡和收音機，騎著摩托車，與一隻牧羊犬一起放養著幾千頭羊。與此同時，他知道農場自身很難長久維持下去，因此也經營小旅館來增加商業收入。
由於同行的壓力，再加上近年來政策的轉變，放牧率漸漸下降，牧場的狀況也得到改善。在南澳大利亞州的內陸地區，政府將適合放牧的土地出租給農民，其租約達42年，每14年由放牧委員會審核土地的狀況：如果植被的生長情況沒有得到改善，那麼許可的放牧率就會再次降低；如果土地經營得不夠理想，那麼租約就會被解除。靠近海岸的土地，通常是農民的自有地或永久租地，因此政府無法直接控制，但還是可以通過兩種方法進行間接控制。根據法律，地主或租戶必須承擔對土地的「照顧責任」，以防土地退化。首先是當地的農民成立一個管理委員會，監督土地退化情況，依靠同行壓力促使大家配合。其次，如果農民的管理委員會沒有成效的話，土壤管理員能夠進行干預。麥金多斯跟我講起過四個例子，關於當地的委員會和土壤管理員如何命令農民降低放牧率，如果有人不遵守的話，土地就會被查封。
當我在墨累河附近一個叫卡柏瑞姆站的地方參觀的時候，遇見了許多為環境問題奔波呼籲的私人倡導者，這個地方以前是農場，面積將近1000平方英里。最早在1851年就開始租給農民放牧，其後所有的環境問題都一一顯現出來：濫伐森林、狐狸、土地清理、過度灌溉、過度放牧、兔子、土壤鹽鹼化、雜草橫生以及風蝕等。1993年，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和芝加哥動物學會共同買下這塊土地。雖然後者的總部設在美國，但澳大利亞人對生態可持續發展的倡導深深吸引了他們。買下土地後的幾年裡，澳大利亞政府採取由上而下的控制手段，將命令傳達給地方的志願者，然而結果越來越不盡人意。到1998年，改由私人的澳大利亞景觀保護信託委員會執行管理任務，該機構動員當地400名志願者進行由下而上的社區管理方式。該組織的基金主要來自澳大利亞最大的慈善機構帕特基金會，該基金會非常關注於挽救澳大利亞的農田退化問題。
在景觀保護信託委員會的管理之下，卡柏瑞姆的地方志願者紛紛致力於他們感興趣的計劃行動。這種通過私人倡導完成的任務要大大多於在政府有限的基金條件下完成的任務。在卡柏瑞姆受過培訓的志願者也把他們所學到的技能應用到其他環境保護計劃中。在這些計劃中，我看到有的志願者在照顧一種瀕臨滅絕的袋鼠，努力增加它們的數量；另一個志願者正在對付狐狸，狐狸是本地危害最大的外來物種。還有一些志願者的任務是處理無處不在的兔子問題、控制墨累河中的鯉魚、無農藥栽培柑橘、讓湖泊重返生機、使過度放牧的土地再次佈滿植被、種植和銷售本地的野花和野生植物以改善土壤侵蝕問題等。這些志願者的想像力和熱忱讓人深深感動。私人倡導的環境保護計劃在澳大利亞有幾萬個。像帕特基金會名下的帕特農地保護計劃下就有一個照料土地計劃，目的在於幫助想要把良好的土地傳給下一代的15000個農民。
為了與那些想像力豐富的私人倡導力量互補，澳大利亞政府也提出了一些倡議，其中包括徹底地反省澳大利亞的農業政策、回應那些日漸顯現出來的嚴重的環境問題。現在我們還不知道澳大利亞政府會採用哪一種激進的方案，但政府對此認真謹慎，甚至撥款用於開發。提案並非來自深懷理想主義、熱愛鳥類的環境保護主義者，而是由腳踏實地的經濟學家提出來的。這些經濟學家問道：「如果沒有目前的農業，澳大利亞的經濟是否會變得更好？」
產生這種想法的背景是澳大利亞政府已經意識到生產力高、適合繼續發展農業的土地其實只有少數幾個地方，而目前澳大利亞60％的土地和80％的淡水都用於農業。農業產值較之其他產業創造的價值，實在是微不足道，還不到國民生產總值的3％。澳大利亞廣闊的土地和珍貴的水所創造的價值卻如此低廉。再則，澳大利亞99％的農地對其經濟幾乎沒有貢獻。也就是說，澳大利亞農業80％的利潤來自0.8％的農地，而且幾乎都在西南角、阿德萊德附近的南部海岸、東南角以及昆士蘭東部。澳大利亞的土地很少有火山活動或地層上升運動，此外，只有極少數地區擁有穩定可靠的冬季降雨。所以澳大利亞大部分地區的農業活動只是在不斷耗竭土地資源，把土壤和植被轉化為現金。澳大利亞政府向農民提供低價水費、稅收減免和免費電話線路等基礎建設，這些間接補助所花費的錢實際上都來自澳大利亞的納稅人。也就是說，政府等於拿納稅人的錢去補貼不盈利或賠本的土地使用。
即使是從最狹隘的角度來看，一部分本國農產品對澳大利亞消費者而言並不經濟，進口的濃縮橙汁和豬肉等產品要比本國產的便宜。而對於澳大利亞的農民而言，許多農產品生產按照「權益價值最大化」來衡量的話，並不划算。也就是說，農場的費用不僅包括現金支出，還要把農民付出的勞動力也計算在內，因此澳大利亞三分之二的農地（主要用於飼養綿羊和牛）都是虧損的。
以澳大利亞生產羊毛的牧場為例，牧民的平均收入低於全國最低工資，他們大多負債纍纍。由於沒有錢，牧場的建築設施和籬笆長年失修，羊毛收入也無法支付牧場貸款的利息。這意味著生產羊毛的牧民必須依靠其他收入才能生存下去，如兼職做護士、店員或是經營小旅館等。實際上，牧民們是把兼職所掙的錢再加上生產羊毛所得的或有或無的那點收入都用來補貼虧損的牧場。這些人如果從事別的工作的話，可能會有更多的錢，但他們還是選擇做農民，因為他們從小在鄉村長大，喜歡這種生活。澳大利亞也像蒙大拿一樣，農民的下一代大多不喜歡留在家裡的牧場繼續務農，目前只有29％的澳大利亞農民希望兒女繼承牧場。
以上分別從消費者和農民的角度來看澳大利亞農業的經濟價值，那麼從整體來看又是怎樣呢？澳大利亞政府為了照顧農民，給農民提供稅收補貼，旱災補助，聘請專家做研究，以及開展農業外延服務等。政府的這些支出吃掉了農業淨利潤的三分之一。此外，農業也給澳大利亞帶來其他的經濟損失。例如，一塊土地如果被用作農田，就失去了作為其他用途的可能性；或者在一塊土地上發展農業，可能會影響到另一塊用於旅遊業、林業、漁業、休閒娛樂業或是農業本身的土地。例如澳大利亞為了發展農業，清理土地，土壤流入河中，破壞了大堡礁這個澳大利亞最吸引人的景點。事實上，旅遊業為澳大利亞帶來的外匯收入早已超過澳大利亞的農產品出口。澳大利亞農民在高處引水灌溉、種植小麥，即使幾年內都有利可圖，但會使低處土地引起大面積的鹽鹼化，造成無可挽救的破壞。因此，農民在多礁石地區清理土地或是在高處耕種，可能會給他自己帶來一定的利潤，但對整個澳大利亞卻是損失慘重。
另一個近期人們經常討論的例子是棉花種植產業化，即在昆士蘭南部、新南威爾士北部、達令河支流的上游（流向新南威爾士和澳大利亞南部的農業區）、迪亞曼提納河（流入艾爾湖盆地）一帶大量種植棉花。狹義地看，棉花是澳大利亞第二大出口農產品，僅次於小麥。由於政府補助，棉花種植所需灌溉用水的費用非常低廉，有的甚至不要錢，但種植棉花需要大量使用殺蟲劑、除草劑、脫葉劑以及高磷高氮的化肥，因此使種植區的水域受到污染（造成藻類過量繁殖）。這些污染環境的物質包括DDT與其代謝物，雖然DDT在25年前已被停止使用，但它難以分解，仍存在於生態環境中。受污染的河流影響到下游的農業區，而那裡培育養殖的是有機小麥和牛肉等高價的機會市場產品。因此，受害農民強烈抗議棉花產業帶來的危害。因此，如果有人要評估棉花種植到底給整個澳大利亞帶來得還是失，我們先要肯定棉花種植給棉農帶來豐厚的利潤，但我們也要把間接費用計算在內，其中包括水費補助以及對其他農業造成的損失。
澳大利亞農業生產還有一個副作用，就是產生溫室效應氣體，如二氧化碳和甲烷。這在澳大利亞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因為全球變暖（部分是由大量的溫室效應氣體所引發的）給澳大利亞西南部小麥帶的降雨帶來很大的影響。這個小麥帶之所以有良好的收成，很大程度上仰仗於冬季的可靠降雨，該地區的小麥是澳大利亞最具價值的出口農產品。澳大利亞農業生產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已超過該國所有交通運輸工具排放的廢氣量。更糟糕的是，牛反芻和消化產生甲烷，其造成溫室效應的能力比二氧化碳要高20倍。對澳大利亞來說，如果要減少溫室效應氣體的排放量，最簡單的做法就是禁止養牛。
雖然像禁止養牛這類激進的解決方案已被提出來，目前還看不出它們會馬上被政府採納的跡象。如果澳大利亞政府為將來著想，決定現在就關閉大部分農業公司，而不是等到走投無路再做出行動，那麼澳大利亞將是現代世界「第一個」這麼做的國家。然而單單這些提議就足以掀起軒然大波。澳大利亞的環境問題可視為世界環境問題的極端形式，這好比是一場激烈的賽馬。一方面，澳大利亞的環境問題正在以指數方式加速惡化（「加速」意為速度越來越快；「指數方式加速」就是指以核連鎖反應的方式加速，如2、4、8、16、32等）；另一方面，公眾的環境意識也在加強，無論是私人還是政府都在做不懈努力。那麼哪一匹馬會最終勝出呢？本書的許多讀者都還年輕，應該會在有生之年看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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