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巴拉格爾會如此不遺餘力地推動環境保護？對許多人而言，很難將他在環境方面表現出的強硬與目光如炬和討厭的個性聯繫在一起。他在楚吉洛的手下干了31年，並為楚吉洛1937年的海地大屠殺做過辯護，最後他成了楚吉洛的傀儡總統。但是他在楚吉洛手下做事的時候——比如擔任國務卿——還是發揮了他的作用。任何一個與楚吉洛這位惡魔一同共事的人都會很快受到株連，蒙受猜疑和唾棄。巴拉格爾自楚吉洛死後也積攢了纍纍罪行，每一筆都是他自己犯下的。雖然在1986年，他依靠公平公正被選舉為總統，但他在1966年、1970年、1974年、1990年和1994年一而再地使用舞弊、暴力和恐嚇等手段參與競選，指使自己的一班刺客暗殺了上百甚至上千名反對者。他多次下達命令將窮人從國家公園武力驅逐出去，又命令或容許槍擊非法伐木者，並縱容大面積的腐敗。他屬於拉丁美洲傳統意義上的政治強人或獨裁者，其標誌性名言為：「憲法不過是一紙空文。」
本書的第十四和十五章將會探討人們為何會追隨或拒絕追隨環境主義者的政策，其背後的原因通常相當地錯綜複雜。我在參觀考察多米尼加共和國的時候，很想從那些與巴拉格爾有過接觸或經歷過他統治時代的人中瞭解巴拉格爾的行為動機。我問每一個接受採訪的多米尼加人對巴拉格爾的看法。在20個採訪者的口中我聽到了20種答案。其中好些對巴拉格爾有強烈的個人憎惡：曾被他投入牢獄、或曾被楚吉洛政府監禁或拷打過、或有近親或朋友曾被他殺害。
在這些紛雜不一的看法中，還是有些觀點被許多人提及。巴拉格爾被形容成一個幾乎是獨一無二的複雜的謎一樣的人。他追求政治權力，出台的政策也是出於如果不做就會削弱權力的考慮（但由於政策不得民心，他還是經常被推到喪失權力的邊緣）。他是一個高明、憤世嫉俗且務實的政治家，他的能力在多米尼加過去42年的政治史中無人能企及，是一個「馬基雅弗利」式的人物。長久以來他維護了軍隊、群眾與競爭集團精英分子之間微妙的平衡，並成功遏制了軍隊的造反，甚至讓毀壞森林和國家公園的軍隊長官感到恐懼。1994年，一位反對巴拉格爾森林保護措施的陸軍上校在電視上做了一段著名的未經準備的對質，惹得巴拉格爾勃然大怒，將這位上校嚇得尿褲子。我採訪過的一位歷史學家逼真地形容道：「巴拉格爾是一條只要需要就能蛻換表皮的蛇。」巴拉格爾對氾濫成災的貪污放任自由，但不像楚吉洛，他對個人財富毫不關心。用他的話來說：「貪污到我辦公室門口就止住了。」
最後，讓一位曾被監禁酷打的多米尼加人的話來做總結：「巴拉格爾是一個惡魔，但對多米尼加歷史的那個階段而言，是一個必要的惡魔。」對這段話，我的理解是1961年楚吉洛遭到暗殺後，多米尼加國內外有許多具有遠大抱負的人，但沒有一個人的政治實務經驗比得上巴拉格爾。他用行動鞏固了多米尼加中產階級和資本主義，使這個國家得以存在至今，並且完成了多米尼加經濟的重大飛躍，這些成就又使許多多米尼加人得以忍受他的惡魔特質。
至於巴拉格爾為什麼施行環境保護主義者政策，我遇到更多眾說紛紜的看法。一些多米尼加人告訴我這不過是一個幌子，不是為拉選票就是為了裝點自己的國際形象。有人認為巴拉格爾從國家公園驅逐墾荒者其實不過是將農民從偏遠的森林趕出來以杜絕卡斯特羅那樣的起義，穩固自己與軍隊之間的關係。
儘管這些猜測的動機可能屬實，但巴拉格爾在環境保護上的大動作和大手筆並沒有贏得全部的民心，這使我很難認同他的環境政策是一個幌子。他的一些環境保護舉措，尤其是動用軍事力量遷置墾荒者，使他的形象大大受損，並影響到選票（雖然用舞弊行為加以彌補），更是失去了權貴精英與軍隊的支持。（雖然他的其他一些政策又贏回了那些支持。）在我所列舉的巴拉格爾的許多環境保護舉措中，我看不出它與打擊富有的度假區開發商、反叛變措施或是討好軍隊之間有什麼可能的聯繫。恰恰相反，巴拉格爾作為一名經驗豐富的政客，只要不會失去太多選票、有影響的支持者，以及激起軍隊叛變，他都會大刀闊斧地推行環境保護政策。
還有一些我採訪過的多米尼加人認為巴拉格爾的環境保護政策是帶選擇性的，有時並不見成效，甚至還有些盲點。他容許自己的支持者們做一些有損於環境的事情，比如採掘石頭、沙礫、沙子等建築材料造成河床破壞；他推行的一些法律，例如反對狩獵、空氣污染和木材做籬並不奏效；有時遇到政策受阻，他也會抽身退步。作為一個環境保護主義者，他的一個特別嚴重的缺點是忽略了農民需求與環境問題之間的調和，在培養大眾的環境保護意識上他還應該做得更多。但是，比起多米尼加的其他政客或是我所知道的近代的大多數其他國家的政客，巴拉格爾在推動環境保護行動上還是更為多樣性和激進些。
經過考慮，我認為對巴拉格爾的政策最有可能的解釋是如他所聲稱的真正地在乎環境保護。幾乎在每一次演講中，他都會提及這一點。他說保護森林、河流和山脈是他自小以來的夢想，並在1966年、1986年和最後一次連任（1994年）的總統就職演說中反覆重申這一點。當費南德茲總統表示全國32％的國土都被劃為保護區實屬過火時，巴拉格爾反擊道，整個國家都應該成為保護區。然而，就他保護環境的觀點如何形成這一問題，沒有人給我相同的看法。有人說巴拉格爾早年在歐洲生活時可能受到環境保護主義者的影響；也有人認為他是一個堅決的反海地者，所以企圖通過改進多米尼加共和國的綠化景觀來凸顯海地的荒蕪。有人說巴拉格爾的姊妹們對楚吉洛時代造成的濫伐森林和河流淤積倍感驚恐，使巴拉格爾深受與他關係密切的姊妹們的影響。還有人認為巴拉格爾在後楚吉洛時代登上總統寶座時年已60歲，一直到90歲才退位，因此可能受到漫長的一生中發生在他身邊種種變化的推動。
我不知道這些關於巴拉格爾問題的答案在哪。難以摸透他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在於我們不切實際的期待。我們也許在潛意識裡將人歸為「好」或者「壞」，就像如果有人具有某種美德，這一美德似乎就會在他的任何行為處閃光。若我們看到一個人高尚美好的一面，那麼將會很難發現他不光彩的一面。對我們而言，很難意識到人性並非一成不變的，而是常常由各種毫不相關的經驗拼組起來的馬賽克。
如果我們真的認同巴拉格爾是一位環境保護主義者，那麼他的惡魔特性會不公平地損害到環境保護主義。但是，就像我的一個朋友對我說的：「阿道夫·希特勒愛狗也愛刷牙，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恨狗且停止刷牙。」我又想起1979年至1996年我在軍事獨裁統治下的印度尼西亞工作時的那段經歷。我厭惡且恐懼軍事獨裁，既因為它的政策，也有個人因素：特別是對我許多新幾內亞朋友們的所作所為，我自己也差點被那裡的士兵殺死，因此我對獨裁政權在印度尼西亞屬新幾內亞設立複雜且有效的國家公園系統感到非常吃驚。當時我在民主國家巴布亞新幾內亞待了幾年後去的印度尼西亞屬新幾內亞，我以為民主政權下的環境保護政策會比獨裁政權的更先進，而事實卻恰恰相反。
所有我採訪過的多米尼加人都不承認自己瞭解巴拉格爾。談起他的時候，他們會用諸如「充滿了矛盾」、「有爭議的」或「謎一般」之類的詞。有人甚至引用了丘吉爾形容俄國的一句話：「包裹在神秘謎團裡的一個謎。」瞭解巴拉格爾所遇到的重重困難使我意識到歷史和生活本身都是錯綜複雜的，無論歷史或是人生都非簡單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