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下而上」和「由上而下」
前面幾章講述了深受環境問題困擾並最終消亡的六個過去社會：復活節島、皮特凱恩島、漢德森島、阿納薩茲、低地的古典馬雅，以及格陵蘭的維京社會。前車之鑒，後事之師。這些失敗的案例給我們以警示。然而，並非所有的過去社會都亡於生態浩劫：在惡劣的生態環境中，冰島存活了1100多年；還有許多社會持續了數千年。這些成功的故事也具有深刻的教育意義，給我們帶來希望和啟發。我們可以從這些成功的案例中總結出解決環境問題的兩大相對的策略：「由下而上」和「由上而下」。
這種說法主要源於研究太平洋群島的考古學家帕特裡克·科茨，他發現島嶼的面積與生活在該島嶼上的人類社會的命運休戚相關。例如人類在小小的蒂科皮亞島（1.8平方英里）已經生活了3000多年，而中等面積的曼加伊亞島（27平方英里）由於濫伐森林，最終淪為和復活節島相似的命運。生活在三大群島之一湯加群島（288平方英里）上的人類社會已經繁衍發展了3200多年。為何小島和大島最後都可以解決環境問題，而中型島嶼卻無能為力呢？科茨認為，這是由於小島和大島各自成功地採取不同的環境管理方式，但這兩種策略在中型島嶼均行不通。
有些小島上的小型社會採取「由下而上」的環境管理方式。由於島嶼很小，居民們熟悉島上的每一寸土地，彼此間唇齒相依、休戚與共。每個人都清楚地認識到保護環境是一件大家獲利的事情。因此由下而上的環境管理方式是指所有人攜手合作，一起解決問題。
不管是在生活或工作的地方，大部分人都經歷過這種「由下而上」的管理模式。例如我在洛杉磯的家，同一街區每個家庭都參加業主協會，共同維持社區的安全、和諧與美好。每年我們都選舉協會理事，在年會上討論各項規章，每一個業主每年繳納會費用於公共維護，例如路口的花木維護，要求每位業主不要隨意砍伐樹木，審核新的建設方案，以確保不讓醜陋或特大體型的建築破壞街區景觀；另外就那些會影響整個社區的問題對政府官員進行遊說。另一個例子是我在第一章提及的居住在蒙大拿比特魯谷漢密爾頓附近的居民聯合起來共同成立泰勒野生生物保護區，這一行為雖然不能解決美國或世界的生態環境問題，但大大提升了漢密爾頓地區的土地價值和生活方式，使其成為釣魚和狩獵的好去處。
另一種「由上而下」策略則完全相反，適用於中央集權的大型社會，如波利尼西亞的湯加群島。湯加群島幅員廣闊，農民們不可能熟悉整個群島，哪怕是對其中一個大島嶼都不可能做到瞭如指掌。在群島某處發生的問題，最終可能會影響到居住在另一端的農民的生活，而他對此卻毫不知情。就算他知道這件事，也有可能採取「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相反，如果問題發生在本地（如濫伐森林），他也可能坐視不救，認為其他地方還有很多樹木。實際上，他並不知道有沒有。
湯加的面積足以產生一個由酋長或國王統領的中央集權政府。國王不像普通農民那樣坐井觀天，而是居高臨下，整個群島都在他的掌控之下。國王也不像普通農民那樣短視近利，他關注的是整個群島的長期利益。因為他的財富來自於整個群島，他希望一切繁榮穩定，後代們將統治權世世代代傳交下去。因此，中央集權的國王會採取由上而下的方式來管理環境資源，會下達一些有利於長期發展的命令，但老百姓們未必知道命令背後的含義。
這種由上而下的策略對於第一世界的公民而言再熟悉不過。我們習慣性地認為，政府，特別是美國聯邦政府，由於站得高望得遠，所以制定的環境保護政策都是以總體為重，具有全國性的影響力。比如，泰勒野生生物保護區雖然歸屬於比特魯谷的居民，但該地區一半的土地作為國家森林由聯邦政府擁有，或由土地管理局來管理。
位於中型島嶼的規模中等的傳統社會，可能既不適於「由上而下」管理方式，也不適於「由下而上」的管理方式。因為對一個農民來說無法對全島的形勢做到瞭如指掌。再則，如果相鄰谷地的酋長勢不兩立，不但不可能達成什麼共識和合作，反而都會對環境造成破壞。比如雙方酋長率人砍倒對方地盤裡的樹木和破壞土地。反之，中型島嶼又沒有大到能夠產生中央集權政府的地步。曼加伊亞島上的人類社會就是因此走向滅亡，過去還有許多中型島嶼也有相同的命運。今日世界按國家劃分管理，進退兩難的中型社會相對減少。不過，如果一個國家的掌控力變得薄弱，最終還是會落入進退兩難的困境。
為了闡明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成功之道，我將簡要講述兩個成功採用由下而上管理方式的小型島嶼：新幾內亞島和蒂科皮亞島，和一個成功採取由上而下管理方式的大型島嶼，即德川幕府時代的日本（現在該國的總人口占世界第八位）。在這三個案例中，共同的環境問題是濫伐森林、土壤侵蝕和土壤肥力流失。除此以外，過去許多社會也曾採用類似的方法來解決水資源不足和過度狩獵的問題。在權力呈金字塔式的大型社會，這兩種管理方式可以共存。例如在美國等民主國家，既有社區範圍內由下而上的管理方式，也有各級政府層面（市、郡、州和全國）的由上而下的管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