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講一個皮格曼的故事：1925年我母親的祖父從俄克拉何馬州來到這裡，經營一個蘋果園。我母親在畜牧場長大，現在在城裡開了一家房地產中介公司。我父親則是從小隨家人搬到此地，做過採礦工人，也種過甜菜，還曾在建築工地兼職，這也是我從事建築這一行當的由來。我在本地出生、上學，然後在密蘇拉附近的蒙大拿大學讀了一個會計系本科。
接著我去丹佛住了三年，因為不喜歡城市生活，所以又搬了回來，其中部分是因為比特魯谷是個生兒育女的好地方。而我到丹佛不到兩星期，自行車就被偷走。我討厭城市的車水馬龍和人山人海。我的需求在蒙大拿都能得到滿足。在我成長過程中，沒受過什麼「文化」的熏陶，我也不需要這些。我在丹佛拿到公司發放給我的股票後就回來了，這意味著我放棄了35000美元的年薪和種種福利，而在蒙大拿，年薪只有17000美元，沒有任何福利。可是為了能在這片山谷自在地生活，體驗遠足，我寧願放棄丹佛那份穩定的工作。我妻子從沒有過過這種沒有保障的生活，但是我在比特魯谷已經習慣了這樣的日子。在比特魯谷，得有兩份工作才能維持生計。以前我父母就兼了好幾個臨時工作，那時我就已準備好，如果需要的話，晚上就去打工以補貼家計。我和妻子回到蒙大拿以後，過了五年，收入才趕上以前在丹佛的水平，又過了一兩年，我才有醫療保險。
我主要從事房屋建築工作，也開發一些地段便宜的生地（高檔地段我可承受不起）。我開發的土地原來是牧場，在我買進之前，大多已不再經營，被買賣過好幾手，或者分開來賣。這些牧場由於停止經營，裡面雜草叢生。
現在我手頭正在進行的漢密爾頓高地項目則是一個例外。我買下一整塊40英畝的土地後，開始打算將其細分。這塊土地原來是牧場，我把詳細的開發計劃書呈交給郡政府審核，請求批准三個許可證。我拿到了兩個許可證，第三個許可證，也就是審核的最後一步是必須通過公眾聽證會的同意。這塊土地附近住著八十幾個居民，紛紛現身抗議細分土地，不願意變更農地用途。沒錯，這塊地土壤肥沃，以前是很好的農地，但在我購置的時候，已經不再進行農業生產。這塊40英畝的土地，花了我22.5萬美元，這筆高額費用不可能靠農業收入來回收。但是這裡的居民卻無視經濟效益，他們說：「我們喜歡看到四周都是開闊的農地或是森林。」可是，如果土地的主人已進入花甲之年，想賣地養老，那麼其他人該怎麼辦？鄰居們要想使這塊地繼續成為開放空間，就該拿出錢來將其買下，可實際上他們又沒這樣做。即使土地不屬於他們，他們還是想要有控制權。
所以我的開發計劃在公眾聽證會上遭到否決，時值臨近選舉，當地政府規劃處的官員也不願得罪這八十幾個選民。我在上報這個開發計劃前，並沒有跟附近的居民協商，因為我倔強得像頭牛，只要認為自己有權這麼做，就會不顧一切地行動，不喜歡被別人牽著鼻子走。此外，人們沒有意識到這只是一個小項目，如果協商的話會很花時間和金錢。總之，我會吸取這次教訓，以後再進行類似的開發項目時，會先跟鄰居談一談；開公眾聽證會的時候，我也會把我手下五十幾個工人帶進聽證會，讓規劃處的官員也瞭解一下項目贊同方的意見。在我跟當地居民相持期間，那塊地的成本給我造成很大的負擔。而鄰居們就希望土地閒置在那裡。
當地人都認為谷內土地開發過多，最終必然導致人滿為患，他們都把矛頭紛紛指向我。我的回答是：有需求才有生產，這種需求並不是我創造出來的。谷地的房子的確是越建越多，交通也日益繁忙。但是，像我這樣喜歡遠足的人，或者坐飛機飛過谷地還是能看到許多開闊的原野。根據媒體報導，近十年來，人口增長了44％。儘管如此，谷地原人口不過25000人，現在也才35000。不過，年輕人都一個個離開了。我的公司有30名員工，公司不但給他們就業機會，還提供養老金、醫療保險、帶薪年假和分紅福利。同業中沒有其他老闆會給員工提供這麼好的福利，因此我公司的人員流動率很低。環保人士常常將我視作是谷地環境問題的始作俑者，但是房屋需求並不是我一手推動起來的。即使我不蓋房子，別人也會蓋。
我打算在谷地終老一生。我屬於這個社區，支持很多社區活動，比如籃球隊、游泳隊和橄欖球隊等。我生在這裡，也想一輩子呆在這裡，並沒有飛黃騰達後就一走了之的想法。我希望接下來的20年還是住在這裡，每天開車經過自己蓋的房子時，我不希望自己對自己說：「這真是個糟糕的房屋開發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