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大拿人和許多美國西部鄉村的居民一樣，對政府的管制持保留或懷疑的態度。這種態度的形成有歷史淵源：早期來到此地的拓荒者人口稀少，又遠離中央政府，故而凡事必須自給自足，無法期待政府來幫助他們解決問題。無論是地理上還是心理上，蒙大拿人與位於華盛頓的聯邦政府均存在隔閡，不願意受他們指使。（不過他們對於聯邦政府下撥的經費倒很樂意接受。蒙大拿每上繳給華盛頓1美元，華盛頓就會下撥1.5美元。）在蒙大拿人看來，聯邦政府的官員大多是城裡人，不會瞭解蒙大拿的情況。而站在聯邦政府官員的角度來看則是，蒙大拿的環境是所有美國人的財產，不應僅供蒙大拿人獨自享受。
即使從蒙大拿的標準來看，比特魯谷也可算得上極端保守和反政府。這可能是由於早期在比特魯谷的拓荒者來自聯邦的各個州，而且在洛杉磯發生種族暴動之後，不少右翼保守派人士從洛杉磯搬到蒙大拿。正如克裡斯·米勒所言：「本地的自由黨和民主黨人士每次看到選舉結果都會同聲痛哭，因為結果是如此之保守。」在比特魯谷，激進的右翼保守派人士都是國民自衛隊的成員，這個組織是由當地的一些擁有土地的人組成，配有武器和彈藥，拒絕納稅，禁止別人踏上他們的土地。谷地有些居民尚可忍耐這些人的行徑，而有些人則覺得忍無可忍。
這種政治態度的後果之一就是比特魯谷人反對政府在此進行土地劃分或規劃。土地所有人認為自己有權對私有財產作任何想做的事。因此，拉法利郡至今沒有建築規範，也沒有郡級範圍的土地劃分。除了有些選民自願在兩個鎮子郊外的地區進行土地劃分，其他地方在土地使用上完全沒有任何限制。例如有一次我帶十幾歲的兒子約書亞在比特魯谷度假，他在報紙上看到漢密爾頓電影院正在上演他想看的電影。於是我打聽了電影院的位置，開車帶他去。結果到那裡才發現這個新建的電影院竟然矗立在農田當中，與之相鄰的還有一座大型的生物科技實驗室。這裡沒有任何法律條例用以限制農地用途的變更。但在美國其他地方，由於大眾擔心農地越來越少，當地政府就會出台土地劃分規範來限制或禁止農地變更為商業用地。選民們要是看到人頭攢動的電影院緊挨著敏感的生物科技實驗室，肯定會大吃一驚。
於是蒙大拿人開始意識到，他們最重視的兩種態度正好針鋒相對：一邊是主張個人權利、反對政府管制；另一邊則是以生活質量為傲。每次和蒙大拿人談及他們的未來，我發現每個人都會把「生活質量」一詞掛在嘴邊，這折射出他們非常享受每一天的生活。而像我這樣來自外地的遊客，只要每年能在這裡待上一至兩個星期已經覺得是一種恩賜了。「生活質量」一詞也反映出蒙大拿人對老一輩人留下來的傳統生活方式感到驕傲，願意生活在地廣人稀之處，過著人人平等的生活。埃米爾·俄哈德告訴我：「比特魯谷人希望過著安靜的田園生活。這裡人口不多，各自情況也大同小異，生活雖然清貧，但足以自傲。」或者就像斯坦·福柯所說的：「以前在比特魯谷開車，每次看到對面有車過來，你就會跟人家揮手打招呼，因為在這裡每個人都認識。」
然而遺憾的是，由於土地用途不受限制，來蒙大拿定居的人絡繹不絕，再加上蒙大拿向來都反對政府管制，致使當地美麗的自然環境和引以為傲的生活質量遭到破壞。斯蒂夫·鮑威爾的這段話可算是最好的解釋：「我告訴我的地產經紀人和從事土地開發的朋友，『你們必須保護好這裡的美麗景觀、野生動物和農地。』正是它們創造了土地的價值。土地規劃實施得越晚，景觀遭受破壞的程度就越大。對於整個當地社區來說，未開發的土地價值很高，是吸引人們前來定居的『生活質量』的重要部分。然而，在人口增長的壓力之下，曾經反政府的那批人也開始擔心人口增長問題。他們表示，由於心儀的景點現在變得人滿為患，因此開始贊同管制。」1993年，斯蒂夫·鮑威爾在拉法利郡擔任委員時，曾召開公共會議，開始討論關於土地用途的規劃，並鼓勵大眾都來思考這一問題。然而頑固的民間武裝組織闖入會場，公然用武器威脅其他居民。斯蒂夫也因此在後來的選舉中敗北。
蒙大拿本地人對政府規劃的抗拒和該郡對政府規劃的實際需要，這兩者間的衝突如何才能解決？這個問題的答案，目前尚未明瞭。再次借用斯蒂夫·鮑威爾的話：「這裡的人們希望能保持比特魯谷的鄉村風貌，但不知道該如何保持才能在經濟上存活下去。」蘭德·林德伯和漢克·高茲也表達了相同的看法：「最根本的問題在於我們如何一方面堅持那些當初吸引我們來到蒙大拿的美景，而另一方面則對付不可避免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