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我對環境保護問題有了較多的關注，也逐漸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體會。2006年的一件事，給我印象尤為深刻。
那次我和一批北京學者，應邀前往我國西部某省一個著名考古發掘遺址作學術考察及研討。那個省份以污染嚴重著稱，前往遺址的路上，整個天空晦暗陰沉，空氣中煙塵瀰漫。雖然我們被當地政府安排入住在市政府的賓館——那在當地也算豪華的了，但是污染的空氣並不會被賓館高高的圍牆所隔斷，大家都感到呼吸道相當難受。
我當時就感歎：空氣污染面前，真是人人平等啊！你看，哪怕你是身家億萬的老闆，或是當地政府的高官，在污染的環境中，你不是也得和當地老百姓一樣受害嗎？等到考察研討結束，踏上回京旅途時，幾乎所有北京來的學者都患上了咽喉腫痛。大家在車上深有感觸地說：我們在北京天天抱怨空氣污染，和這裡一比，北京真是空氣清新呢！
這樣一次本來再平常不過的學術旅行，事後細想起來，卻竟然與許多重大問題發生了聯繫——從象徵的意義上來說，它簡直就是當今世界環境問題的一個縮影。
現在有一個相當有力的說法——「有限地球時代」。其實我們人類從來、從一開始就是處在有限地球時代，只是我們直到很晚的時候自己才意識到這一點。
所謂有限地球時代，意思是說，地球上的資源是有限的；還有一個平行的說法是：地球淨化、容忍污染的能力是有限的。
這兩個「有限」，在今天早已成為普遍的常識，可是在唯科學主義的信念——相信科學早晚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之下，這個常識竟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當工廠煙囪中噴出的黑煙被政治詩人歌頌為「黑色的牡丹」時，當及時節制生育的建議被斥為「資產階級」的謬論時，這個常識就被遮蔽了。取而代之的，是所謂「人定勝天」的盲目信念，是對大自然的瘋狂征服和搾取。
在這樣的信念之下，地球上的資源，地球淨化、容忍污染的能力，似乎都已經被假想為無限的。即便在理性的層面沒有否認其有限性，但這兩個極限也被推到了無窮遠處——在眼下就可以先當作無限來盡情搾取。
在工業文明到來之前，人類在思想中將上述兩個極限推到無窮遠處，確實是情有可原的，因為那時地球上還有大片的處女地未被開墾，在已經被人類居住的土地上，低下的生產力造成的污染和今天相比也還極為有限。
但是工業文明和現代科學技術一旦出現，就顯示出驚人的加速度。以人類歷史的大時間尺度來看，幾乎是轉瞬之間，那兩個遙遠的極限就猝不及防地來到了我們面前！
所以，1962年，當蕾切爾·卡森用她的《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書，來強烈警告地球容忍污染的極限時，不啻「曠野中的一聲呼喊」（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對此書的評價）。全球範圍的環境保護運動，可以說就是發端於此書。
《寂靜的春天》出版之後兩年，在藥業公司利益集團的詛咒聲中，發出「曠野中的一聲呼喊」的卡森自己死於癌症（1964）。之後6年，著名的「羅馬俱樂部」成立（1968）。之後10年，羅馬俱樂部出版第一部報告，題目就是《增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1972）。環境保護和「有限地球」的觀念，由此日益深入人心，最終匯成全球性的運動。
在中國，最初我們曾經認為，「環境污染」那是資本主義國家才有的問題，和我們毫無關係。後來我們當然被現實所教育，知道這是誰也避免不了的問題，而且有些資本主義國家在這方面已經走在我們前面了。
但是，我們中的許多人還想當然地將環境保護問題理解成一個科學技術問題。以為只要進一步發展治理污染的技術，就可以逐步解決問題。那種「先發展致富，再治理污染」的想法，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賴上述信念。
但是事實上，今天的環境保護問題，首先不是一個科學技術問題，甚至幾乎就不是科學技術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賈雷德·戴蒙德的這本《崩潰：社會如何選擇成敗興亡》，對於我們就顯得非常有意義了。
十年前，賈雷德·戴蒙德寫了《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Guns, Germs, and Steel：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1997）一書，在那本書裡他試圖探討「人類史作為一門科學」的可能性。如果說他當時的這種意圖還有一些唯科學主義色彩的話——儘管他是在更為廣泛的意義上使用「科學」這個詞——那麼在《崩潰》的結尾部分，他竟然已經明確地宣告：「我們不需要科學技術來解決問題！」他的理由是：「雖然新科技可能會有所作為，但大部分問題，只是需要政治力量來實施已有的解決方案。」
唯科學主義有一句名言：「科學技術帶來的問題只能靠進一步發展科學技術來解決。」套用到環保問題上，因為假定了環境污染是科學技術帶來的，所以結論當然就是「科學技術帶來的環境污染只能靠進一步發展科學技術來解決」。但是事實上這個說法大謬不然。其謬有兩個方面：
一、環境問題不是靠進一步發展科學技術就能解決的。
二、環境污染歸根結底也不是科學技術帶來的。
《崩潰：社會如何選擇成敗興亡》全書正文分成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現代蒙大拿」，基本上只是一個引子，類似中國明清時代小說中的「楔子」。他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中的「前言：耶利的問題」基本上也是如此。
第二部分「過去社會」，首先考察了歷史上幾個社會的崩潰，包括復活節島、皮特凱恩和漢德森島、阿納薩茲人、馬雅人、維京人。一個基本的結論是：這些社會之所以會崩潰，主要原因就是環境惡化了——主要是當地可利用的資源耗竭了。當時那些社會中自然沒有今天的科學技術（否則可以開發利用更多的資源），也沒有全球化（否則可以從別處奪取資源），和今天的發達國家相比，維持其社會和生活方式的能力太弱，所以早早崩潰了。
這一部分的最後一章（第九章）討論了新幾內亞、日本等成功的案例。這從另一方面支持了前面七章的結論——即「環境惡化導致社會崩潰」。這一結論對於全書的觀點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
第三部分「現代社會」，討論了四個個案：盧旺達的種族屠殺、多米尼加共和國與海地的對比、中國、澳大利亞。
作為中國讀者，很自然首先會對「中國：搖擺不定的巨人」這一章發生興趣。本書原版出版於2005年，所以書中已經包括了中國近幾年的情況和數據。更重要的是，由於中國如今是第三世界中全力奔向發達社會的領頭羊，具有特殊的代表意義，所以作者的主要論點在本章中得到了充分闡述。
賈雷德·戴蒙德在本章中花費了大量篇幅談論中國的資源短缺和環境污染，有時難免有危言聳聽之嫌。不過至少從定性的角度來看，他的下述兩個觀點都是能夠成立的：
第一：中國的資源短缺和環境污染問題，一定是世界性的問題。理由很簡單：中國地方那麼大，人口那麼多，中國的資源短缺和環境污染必然影響到全世界。
第二：如果全體中國人民也想過上如今第一世界人民過著的生活——這種生活被賈雷德·戴蒙德稱為是「窮奢極欲」的，那恐怕地球就會供養不起。
賈雷德·戴蒙德強調，人類對地球環境的影響，在數量上由兩個數值相乘而得，即：
人口數×人均環境影響
其中後一個值「人均環境影響」在發達國家和第三世界之間有著巨大差異，越是發達國家，越是現代化的生活，耗費的資源就越多，造成的環境污染也越厲害，所以「人均環境影響」值就越大。
全體中國人民都要過上如今美國人民所過的生活，地球到底供養得起否，這當然牽涉到數值的具體估計或推算，或許可以討論商榷，但是作者往後的推論基本上不會有問題：「如果中國和其他第三世界的國家，以及當前第一世界國家，都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地球必定無法承受。」
至於他將中國稱為「搖擺不定的巨人」，則是因為他認為中國幾千年來一直有著中央集權的傳統——既可以因為皇帝的一聲令下而戛然終止鄭和的七下西洋，也可以因為政府的強有力政策而廣泛推行計劃生育（他對這一點的佩服之情溢於言表）。他「一邊為中國的種種環境破壞問題憂心忡忡，一邊又為政府正在大力施行的環境補救措施而欣喜若狂」，他表示相信：
如果中國政府將解決環境問題的重要性置於人口增長問題之上，以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魄力和效率來實施環境保護政策，那麼中國的將來必定光輝燦爛。
為什麼環保問題不是科學技術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呢？這成為本書第四部分「實踐教訓」中重點論述的問題。
賈雷德·戴蒙德知道：「如果告訴中國，不要嚮往第一世界國家的生活水平，中國當然不能容忍這種態度。」但是你要第一世界國家人民放棄他們如今的生活水平，他們當然也不能容忍。那麼大家都過上「窮奢極欲」的生活呢？地球又不能容忍。這樣一來，環境問題，資源問題，發展問題，自然就成為未來最大的政治問題了。
這裡必須對我們經常見到或談論的「污染治理」概念作一個重要的澄清。
不錯，曾經烏黑髮臭的泰晤士河後來又流水清清游魚可見了，這經常被說成是「污染治理」的成果，也使得那些主張「先發展致富，再治理污染」的人感到有了信心。但問題是，污染究竟是怎樣被「治理」的？如果只是通過產業轉移，將污染的工廠從泰晤士河邊搬遷到第三世界的某一條河邊，以鄰為壑，將污染轉移到別人那裡，從整個地球的角度來看，污染還是同樣的污染，這算什麼「治理」？
不幸的是，第一世界的許多污染都是這樣「治理」的。實際上經常發生的是，污染從第一世界轉移到第三世界，從發達地區轉移到不發達地區。後者為了快速脫貧致富，還往往樂於接受這種轉移。因為從表面看，這種轉移既引進了外資，又帶來了「高新技術」，產品又能外銷創匯，似乎很有好處。
在這個問題上，講論道德也無濟於事。資本要追求利潤最大化，在本土真正治理污染，或將污染產業轉移到樂於接受它們的不發達地區，哪個成本更小，人們就會選擇哪個。我們不可能通過講道德來說服「資本的意志」去選擇成本高的那個。
由此我們就不難知道，環境污染問題，歸根結底，是因為有一部分人搶先過上了窮奢極欲的生活而帶來的。
於是在這個問題上，解決的辦法只能是各方利益的殘酷博弈，誰手裡牌更大，誰出牌更精明，誰就更能趨利避害。事情說到底就是如此而已，這不就成為赤裸裸的政治了嗎？
賈雷德·戴蒙德希望第一世界的人們能夠認識到，即使你們現在還可以向第三世界轉移污染，但終究會有無法繼續轉移的那一天：「要第一世界居民降低他們對地球環境的影響，在政治上不可能實現。然而，依照目前情況，繼續衝擊環境，更是不可能。」即使第三世界不反抗（這實際上肯定是不可能的），地球承受污染的極限也很快就要到了。
就像這篇序言開頭我提到的那個污染嚴重的省份，隨著空氣污染的日益加劇，有害的空氣必然要越來越多地飄向四周，並且逐漸到達越來越遠的地方——直到那些向第三世界轉移污染產業的第一世界的富人莊園上空。
這就是我那次學術旅行中的故事的象徵意義。
雖然賈雷德·戴蒙德給他自己定位為「謹慎的樂觀派」，但是他下面這段話還是充滿了悲觀的氣氛：
由於當前的人類社會過著不可持續發展的生活方式，不管用何種方法，世界的環境問題都必須在今天的兒童和青年的有生之年得到解決。惟一的問題在於，是以我們自願選擇的愉快的方式來解決，還是以不得不接受的不愉快的方式來解決，如戰爭、種族屠殺、饑荒、傳染病和社會崩潰等。
這就是我們面對的現實。
江曉原
二八年三月九日
於上海交通大學
科學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