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千年開始之際，人類醒來，伸展手腳，揉了揉眼睛，腦子裡依稀記得某些可怕的噩夢。“好像有什麼鐵絲網、巨大的蘑菇雲之類的。但管它的呢，只是個噩夢吧。”人類走進浴室，洗洗臉，看看鏡子裡臉上的皺紋，然後沖了一杯咖啡，打開了記事本。“來瞧瞧今天有什麼重要的事吧。”
幾千年來，這個問題的答案並沒有什麼改變。不管是20世紀的中國人、中世紀的印度人，還是古代的埃及人，都面臨著同樣的三大問題——饑荒、瘟疫和戰爭——它們永遠都是人類的心頭大患。一代又一代，人類向所有神明、天使和聖人祈禱膜拜，也發明了無數的工具、制度和社會系統，但仍然有數百萬人死於飢餓、流行病和暴力。許多思想家和先知於是認為，饑荒、瘟疫和戰爭一定是上帝整個宇宙計劃的一部分，抑或是出自人類天生的不完美，除非走到時間盡頭，否則永遠不可能擺脫。
但在第三個千年開始之際，人類開始意識到一件驚人的事。雖然多數人很少想到這件事，但在過去幾十年間，我們已經成功遏制了饑荒、瘟疫和戰爭。當然這些問題還算不上被完全解決，但已經從過去“不可理解、無法控制的自然力量”轉化為“可應對的挑戰”。我們不再需要祈求某位神或聖人來解救人類，而是已經相當瞭解怎樣預防饑荒、瘟疫和戰爭，而且通常都能成功。
當然，有些時候還是會事與願違，但面對這些失敗，人類不再只是聳聳肩，說“沒辦法，世界就是這樣不完美”或是“這是上帝的旨意”。現在如果再有饑荒、瘟疫和戰爭爆發而不受人類控制，我們會覺得一定是哪個人出了問題，應該成立調查委員會來研究研究，而且對自己許下承諾，下次一定要做得更好。而且，這套辦法還真行得通。此類災難發生的次數及頻率確實都在下降。因營養過剩而死亡的人數超過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的人數，因年老而死亡的人數超過因傳染病死亡者，自殺身亡的人數甚至超過被士兵、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殺害的人數的總和，這些都是史無前例的。到了21世紀早期，平均來說，人類死於乾旱、埃博拉病毒或基地組織恐怖襲擊的可能性，還不及死於暴飲暴食麥當勞食品的比率。
因此，雖然各國總統、首席執行官和軍事將領的每日議題仍然是經濟危機和軍事衝突，但從整個人類歷史的宏觀角度來說，人類已經可以看向別處，開始尋找其他議題。如果我們確實已經讓饑荒、瘟疫和戰爭得到控制，什麼將取而代之成為人類最重要的議題？就像消防員忽然聽說再不會有火災了，到了21世紀，人類得自問一個前所未有的問題：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整個世界已經如此健康繁榮又和諧，我們該把注意力和創造力投到什麼事情上？因為生物科技及信息技術為人類帶來強大的新力量，這個問題也變得倍加迫切。手上有了這些力量，究竟該如何運用？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對於饑荒、瘟疫和戰爭還得多談幾句。很多人可能會認為，說這些問題已經得到控制，是個非常離譜、天真甚至麻木不仁的說法。不是還有幾十億人每天只有不到2美元過日子嗎？非洲不是還在和艾滋病抗爭嗎？敘利亞和伊拉克不也正有戰爭肆虐嗎？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得先更仔細地看看21世紀早期的世界；至於探索未來幾十年的議題，且待後續再談。
生物貧窮線
首先談談饑荒，幾千年來這一直是人類最大的敵人。甚至在不久前，大多數人類仍然生活在生物貧窮線的邊緣，再低一點就會落入營養不良和飢餓的狀態。只要發生小失誤，或是單純有些運氣不好，就很有可能把整個家庭或村莊判了死刑。如果一場大雨毀了你的麥田，或是強盜搶走了你養的羊群，你和親人可能就會餓死。如果是整體的不幸或愚蠢行徑，則會導致大規模的饑荒。在古埃及或中世紀印度，如果碰到嚴重乾旱（這種情況並不少見），常常一下子就會有5%或10%的人死去。遇上乾旱，就會出現糧食短缺；運輸又太過緩慢，成本也太高，無法進口足夠的食物；而且政府也，無力挽救局面。
隨便翻開哪本歷史書，幾乎都會讀到饑荒的慘狀，讀到人在飢餓之下做出的瘋狂行徑。1694年4月，法國博韋（Beauvais）某地的官員描述了當地饑荒、糧價飆漲的影響，他說自己的轄地處處都是“無數可憐的靈魂飢餓身亡；沒有工作，也就沒有錢買麵包果腹。為求苟延殘喘、稍解飢餓，這些可憐的人以不潔之物為食，如死貓或已剝皮而投入糞堆的死馬。（還有人吃）宰殺牛流出的血，以及廚子扔到街上的動物內臟。其他可憐人則吃水煮的蕁麻、雜草、樹根、藥草。” 1
法國各地都出現了類似的景象。由於前兩年年景不佳，整個王國嚴重歉收，到了1694年春天，糧倉已經完全見底。有錢人設法囤積糧食，以天價出售，而窮人則是大批餓死。1692——1694年，法國約有280萬人餓死，約占總人口的15%；而與此同時，太陽王路易十四仍在凡爾賽宮荒淫無度。第二年（1695年），饑荒襲擊愛沙尼亞，導致該國人口損失達五分之一。1696年則是在芬蘭肆虐，餓死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口。1695——1698年，蘇格蘭也遭受嚴重饑荒，部分地區餓死了高達20%的居民。 2
多數讀者可能都知道少吃一頓午餐是什麼感覺，這可能是出於宗教原因而在幾個節日禁食，也可能是連續幾天只喝蔬果汁，號稱有某種神奇的功效。然而，如果是連續多日粒米未進，而且連下一口食物在哪兒都不知道，又是什麼感覺？今天，大多數人從未經歷過這種痛苦煎熬，但很遺憾，我們的祖先對此再清楚不過。在他們向神高呼“拯救我們脫離饑荒！”的時候，心裡正是那種感覺。
過去幾百年間，科技、經濟和政治的進步，打開了一張日益強大的安全網，使人類脫離生物貧窮線。雖然時不時仍有大規模饑荒，但只能算是特例，而且幾乎都是由人類的政治因素而非自然災害所致。世界上已經不再有自然造成的饑荒，只有政治造成的饑荒。如果現在還有人在敘利亞、蘇丹和索馬裡餓死，罪魁禍首其實是那些政客。
在全球大部分地區，現在就算一個人沒了工作、一無所有，也不太可能活活餓死。私人保險、政府機構和國際非政府組織可能無法讓他脫離貧困，但至少能提供足夠熱量，讓他生存下去。就整體而言，全球貿易網絡能將乾旱和洪災轉為商機，也能又快又便宜地克服糧食短缺的危機。就算整個國家遭到戰爭、地震或海嘯摧殘，國際上通常還是能成功避免饑荒肆虐。雖然每天仍有幾億人陷於飢餓，但在大多數國家，已經很少有人真正被餓死。
貧困確實會帶來許多其他健康問題，營養不良也會縮短預期壽命，即使地球上最富有的國家也不免有這個問題。例如就算在法國，仍有600萬人（約占總人口的10%）陷於營養不安全（nutritional insecurity）的狀態，一早醒來不知道中午能否有東西吃，常常得帶著飢餓入眠；就算吃到東西，營養也非常不均衡、不健康：有大量的澱粉、糖和鹽，卻沒有足夠的蛋白質和維生素。 3 然而，營養不安全仍然算不上饑荒，21世紀的法國也已不再是1694年的法國。就算在博韋或是巴黎最糟糕的貧民區，現在也不會出現幾周沒的吃而餓死人的情形。
同樣的轉變也發生在其他許多國家，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中國。從“人文初祖”黃帝時期到20世紀的中國，幾千年來各個輪替的中國政權都曾遭到饑荒肆虐。幾十年前，中國還曾經是糧食短缺的代名詞。1974年，第一次世界糧食會議在羅馬召開，各國代表聽到了恍若世界末日的前景預測。專家告訴他們，中國絕無可能養活10億人口，這個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正走向災難。但事實上，中國創造了歷史上最大的一個經濟奇跡。自1974年以來，雖然仍有幾億人苦於糧食匱乏和營養不良，但也已有幾億中國人擺脫貧困，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不再受到饑荒之苦。
事實上，在現在的大多數國家，真正嚴重的並不是饑荒，而是飲食過量。在18世紀，據稱法國王后瑪麗·安托瓦尼特（Marie-Antoinette）曾向挨餓的民眾說，如果沒有麵包可吃，何不吃蛋糕呢？但今天的窮人真是如此。現今，住在比弗利山莊的有錢人吃生菜沙拉、清蒸豆腐佐紅藜，而住在貧民窟或貧民區的小女生則大口嚼著美國的國民零食Twinkie蛋糕、奇多、漢堡包和比薩。2014年，全球身體超重的人數超過21億，相較之下，營養不良的人口是8.5億。預計到2030年，人類會有半數身體超重。 4 2010年，饑荒和營養不良合計奪走了約100萬人的性命，但肥胖卻讓300萬人喪命。 5
看不見的艦隊
繼饑荒之後，人類的第二大敵人是瘟疫和傳染病。由川流不息的商人、官員和朝聖者所聯結起來的繁華城市，既是人類文明的基石，也是病菌滋生的溫床。於是，住在古雅典或中世紀佛羅倫薩的民眾都心裡有數——他們可能忽然生病，短短一周就過世；也可能有某種流行病突然暴發，一下帶走他們的整個家庭。
最有名的一次流行病就是黑死病，始於14世紀30年代的東亞或中亞某處，棲息在跳蚤身上的鼠疫桿菌（Yersinia pestis）通過跳蚤叮咬而感染人類。這批瘟疫大軍藉著老鼠和跳蚤，迅速蔓延全亞洲、歐洲和北非，不到20年便抵達大西洋沿岸。當時的死亡人數約為7500萬~2億，超過歐亞大陸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英國，每10人就有4人死亡，人口從瘟疫前的370萬降到瘟疫後的220萬。佛羅倫薩的10萬居民，也有5萬不幸殞命。 6
面對這場災難，各國政府完全束手無策，只安排了大型的群眾祈禱和遊行，卻全然不知如何阻止疫情蔓延，更別說要治癒疾病。在近代之前，人類認為會生病是因為空氣不佳、惡魔心懷不軌，或是神明發怒，卻從未想過有細菌和病毒存在。人們很容易相信有天使或仙女，卻無法相信僅是一隻小小的跳蚤或一滴水，就可能帶著如同整支艦隊般的致命獵食者。
圖2 中世紀將黑死病擬人化，描寫成人類無法控制或理解的可怕惡魔
圖3 真正的罪魁禍首是肉眼無法看見的鼠疫桿菌 7
黑死病既非單一事件，甚至也不是史上最嚴重的瘟疫。曾有更大的災難隨著第一批歐洲人的腳步而來，襲擊了美國、大洋洲和太平洋島嶼。這些歐洲探險家和移民並不知道，自己身上帶著當地居民缺乏免疫力的傳染病，造成高達90%的當地居民因此喪命。 8
1520年3月5日，一支小型西班牙艦隊離開古巴，前往墨西哥。這些船上載著900名西班牙士兵、馬、槍支，以及幾個非洲奴隸，其中一個名叫弗朗西斯科·德艾奎亞（Francisco de Eguía）的奴隸身上帶著另一個更為致命的“貨物”。弗朗西斯科自己毫不知情，在他的幾萬億個細胞裡有個正在滴答作響的生物定時炸彈：天花病毒。弗朗西斯科登陸墨西哥後，病毒開始在他身體內以指數級繁殖，最後終於在他的全身皮膚上暴發出可怕的皰疹。他高燒不退，被帶到辛波阿蘭（Cempoallan）鎮一個美洲原住民的家裡，在床上休息。他感染了這家人，這家人又感染了鄰居。短短10天，辛波阿蘭就成了一片墓地。難民倉皇出逃，又將天花從辛波阿蘭傳到了鄰近的城鎮。小鎮一一陷落，無一倖免，被嚇壞了的難民一波又一波逃亡，將天花傳遍墨西哥甚至超越了國界。
居住在尤卡坦半島的瑪雅人認為，是三位惡神艾克普茲（Ekpetz）、烏贊卡克（Uzannkak）和索亞卡克（Sojakak），晚上從一個村飛到另一個村，讓人染上了這種惡疾。阿茲特克人則怪罪特茲卡特利波卡（Tezcatlipoca）和西沛托提克（Xipetotec）這兩個神，或者說是白人施展了某種黑魔法。患者找到僧侶和醫師，他們建議患者祈禱、洗冷水澡、用柏油擦身體，以及把黑甲蟲碾碎塗在傷口上，可惜全然徒勞。成千上萬的屍體在街頭腐爛，無人敢接近，無人敢埋葬。許多家庭短短幾天全部喪命，當局下令直接將房屋推倒以掩埋屍體。在某些聚居點，死亡人口達到一半。
1520年9月，疫情傳至墨西哥谷地；10月就進了阿茲特克首都特諾奇提特蘭城（Tenochtitlan）。當時該城是一個人口達25萬的宏偉都市，卻在兩個月內損失了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口，其中包括阿茲特克的皇帝庫伊特拉華克（Cuitláhuac）。1520年3月西班牙艦隊抵達時，墨西哥人口多達2200萬，但到了12月，僅餘1400萬。天花只不過是第一波攻擊而已。正當從西班牙來的新主人忙著自肥、向當地人橫徵暴斂之時，流感、麻疹等致命傳染病也一波一波襲向墨西哥；到了1580年，該國人口已經不足200萬。 9
兩個世紀後，英國探險家詹姆斯·庫克（James Cook）船長於1778年1月18日來到夏威夷。夏威夷群島當時人口稠密，足足有50萬人，這些人從未與歐洲或美國有過接觸，因此也從未暴露在歐洲及美國的疾病之下。庫克船長等人就這樣把第一批流感、肺結核及梅毒病原體帶進了夏威夷，後續來到的歐洲人又帶來了傷寒和天花病毒。到了1853年，夏威夷的人口只剩下7萬。 10
時間進入20世紀之後，各種流行病仍然在繼續奪走幾千萬人的生命。1918年1月，身處法國北部戰壕的士兵開始染上一種特別強大的流感，俗稱“西班牙流感”，數千人因此喪生。當時的戰場前線，背後是全球有史以來最有效率的供應網絡：士兵和彈藥從英國、美國、印度、澳大利亞大批湧至，汽油來自中東，穀物和牛肉來自阿根廷，橡膠來自馬來西亞，銅則來自剛果。而相應的，這些地方都得到了西班牙流感。短短幾個月內，大約5億人（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染上了病毒。在印度，1500萬總人口中有5%因此喪命；大溪地，14%；薩摩亞，20%。而在剛果的銅礦場，五分之一的工人因此死亡。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這次流感就奪走了大約5000萬到1億人的生命。相較之下，從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只有4000萬。 11
每隔幾十年，就會有這樣的大型流行病“海嘯”向人類襲來，另外還有一些規模較小但頻率較高的流行病，每年帶走幾百萬人的生命。兒童的免疫力較低，特別容易染病，因此也有人將流行病稱為“兒童疾病”。直到20世紀初，還有大約三分之一的兒童會因為營養不良和疾病而夭折。
在20世紀，由於人口增加以及交通運輸進步，反而讓人類變得更容易受到流行病的危害。對於流行病的病原體來說，像東京或金沙薩這種現代化大都市，會是一個比中世紀佛羅倫薩或1520年的特諾奇提特蘭更富饒的獵場，而全球交通運輸網絡效率也遠比1918年時要高。現在，一株西班牙病毒用不了24小時就能抵達剛果或大溪地。這麼說來，世界豈不早該是個致命瘟疫輪番肆虐的地獄？
然而在過去幾十年間，流行病無論在流行程度還是影響方面都大幅降低。特別是全球兒童的死亡率更達歷史低點：只有5%的兒童夭折。在發達國家，這個數字甚至不到1%。 12 之所以有這項奇跡，是因為20世紀的醫學達到前所未有的成就，為人類提供了疫苗、抗生素、更佳的衛生條件以及更好的醫療基礎設施。
舉例來說，全球接種天花疫苗的運動就極為成功，世界衛生組織在1979年宣佈人類獲勝，天花已徹底絕跡。這是人類首次成功地讓某種流行病完全在地球上消失。天花在1967年仍然感染了1500萬人，奪走了200萬人的生命，但到2014年，已經沒有任何一個人感染天花或因此喪命。這是一場徹徹底底的勝利，世界衛生組織甚至已經不再為人類接種天花疫苗。 13
每隔幾年，總有人警告可能又將爆發重大疫情，比如2002——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SARS）、2005年的禽流感、2009——2010年的豬流感，以及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然而憑借有效的應對措施，受疫情影響的人數相對較少。以“非典型肺炎”為例，原本人心惶惶，擔心它成為新一波的黑死病，但最後在全球造成的死亡人數不足1000人，疫情很快得以平息。 14 西非的埃博拉疫情暴發後，原本似乎逐漸失控，世界衛生組織也在2014年9月26日將此疫情稱為“近代所見最嚴重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15 儘管如此，疫情還是在2015年年初得到控制；到了2016年1月，世界衛生組織宣佈疫情已然平息。埃博拉病毒共感染30000人（其中11000人喪命），整個西非遭受重大經濟損失，焦慮如同地震波傳遍世界各地；然而埃博拉疫情一直被控制在西非，死亡人數遠遠不及西班牙流感或墨西哥的天花疫情。
在過去幾十年間，對艾滋病的處置或許可以說是最大的一場醫療失靈，但就算是這場悲劇，現在看來仍可以說是進步的象徵。自從20世紀80年代初艾滋病疫情首次大爆發，已有超過3000萬人因此喪生，另外還有幾千萬人深受身心煎熬。艾滋病這種新型傳染病特別狡猾，讓人很難摸清頭緒、對症下藥。如果感染天花，病人幾天之內就會喪命，但HIV陽性的病人卻可能有長達數周甚至數月的潛伏期，表面看來健健康康，卻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繼續感染他人。此外，HIV病毒本身並不會置人於死地，而是會破壞免疫系統，進而使病人遭受許多其他疾病的威脅。真正殺死艾滋病患者的，其實是這些繼發疾病。因此，在艾滋病開始蔓延的時候，大家很難弄清楚究竟是怎麼回事。1981年，紐約一家醫院收治了兩名患者，一名顯然死於肺炎，另一名則死於癌症，當時完全看不出來這兩個人其實都是HIV病毒的感染者，感染的時間可能只有幾個月，也可能長達數年。 16
儘管面對種種困難，但在醫學界意識到這種神秘的新型傳染病之後，只花了短短兩年時間就找到了這種病毒，瞭解其傳播方式並提出了有效抑制疫情的方法。又過了10年，新推出的藥物就已經讓感染艾滋病病毒從必死無疑轉變成為一種慢性疾病（至少對那些足夠有錢、能夠承擔治療費用的人來說）。 17 想想看，如果艾滋病的暴發不是在1981年，而是在1581年，情況將會如何？當時很有可能完全找不出疫情的源頭，不知道它是如何傳染的，也不知道該如何抑制它（更不用說治癒了）。在這種情況下，艾滋病致死的人口比例很有可能遠高於現在，而與黑死病相當，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雖然艾滋病對人類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就連瘧疾這種由來已久的流行病也每年奪走數百萬人的生命，但現在看來，流行病對人類健康的威脅已經遠遠小於之前幾千年。現在絕大多數人是死於非傳染性疾病，比如癌症、心臟疾病，或根本就是壽終而亡。 18 （癌症和心臟疾病當然不是什麼新的疾病，自古以來一直都存在，只是古人平均壽命較短，還來不及死於這兩種疾病罷了。）
很多人擔心這只是暫時的勝利，害怕黑死病一定有哪個近親正躲在黑暗的角落蠢蠢欲動。沒人能保證絕不會再有一場瘟疫席捲全球，但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醫生與細菌的競賽中，醫生是跑在前面的一方。新的傳染病出現的主要原因是病原體基因組發生突變，使病原體能夠從動物身上轉移到人類身上，能夠打敗人體免疫系統，或是對抗生素之類的藥物產生抗藥性。現今由於人類對環境的影響，這種突變的發生和傳播可能比以往更快。 19 然而，在與醫學較量的時候，病原體唯一的靠山只有盲目的運氣。
醫生則不然，他們靠的絕不只是運氣。雖然科學也有許多運氣成分，但醫生可不是隨隨便便把不同的化學物質扔進試管，希望哪天湊巧製造出新藥來。他們每年都在累積更多、更好的知識，並用來研製更有效的藥物，找到更有針對性的治療方法。因此，雖然我們可以預見到2050年必然會有更多具有抗藥性的細菌出現，但那時候的醫學也很有可能比今天更能解決這些問題。 20
2015年，醫生宣佈發現一種全新的抗生素“Teixobactin”，目前細菌對它尚無抗藥性。一些學者相信，在與強抗藥性細菌的這場戰役中，Teixobactin很有可能扮演著扭轉乾坤的角色。 21 科學家們也正在研究革命性的、與過去的藥物完全不同的新療法，有些實驗室已經開始研發納米機器人，希望有朝一日能讓它們在人體的血液中巡航、找出疾病、殺死病原體和癌細胞。 22 像細菌這種微生物在對抗有機體方面可能已經積累了40億年的經驗，但說到要應對生化敵人可就完全是新手上路，因此要形成有效的防禦機制會倍加困難。
因此，雖然我們不敢保證絕不會爆發新一波埃博拉或未知流感病毒疫情，橫掃全球造成數百萬人死亡，但至少我們不會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災害。相反，我們會認為這是一個不可原諒的人為疏忽，要求有人為此負起責任。例如2014年夏末，有幾個星期情況看起來相當不妙，似乎埃博拉病毒已經在與全球衛生機構的抗衡中佔了上風，當時倉促成立了調查委員會。初步報告於2014年10月18日公佈，批評世界衛生組織對疫情暴發的反應不及時，並認為這次疫情的主要責任在於世界衛生組織非洲辦事處貪污腐敗、效率低下。報告同時進一步批評整個國際社會反應太慢、對抗疫情的力度不夠。這種批評背後的假設，正是認為人類的知識和工具已經足以防治傳染病，所以如果疫情仍然失控，原因就在於人類的無能，而不是什麼神的憤怒。艾滋病也是類似的例子，雖然醫生早在多年前便已瞭解艾滋病的致病機制，但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艾滋病仍持續感染並奪走數百萬人的生命，現在我們也會把它看成是人為的疏失，而不是什麼命運太過殘酷。
所以，在這場與自然災難（例如艾滋病和埃博拉病毒）的鬥爭中，看來人類是佔了上風。但如果是人性自己帶來的危險呢？生物科技讓我們能夠打敗細菌和病毒，但同時也讓人類自己陷入前所未有的威脅。同樣的工具，在醫生手上能夠快速找出及治療新疾病，但在軍隊和恐怖分子的手上，就可能變成更可怕的疾病、足以毀滅世界的病原體。因此我們或許可以說，流行病在未來要危及人類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人類自己為了某些殘忍的意識形態，刻意製造出流行病。人類面對流行病束手無策的時代很可能已經成為過去，但我們可能反而會有點兒懷念它。
打破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
第三個好消息是戰爭也正在消失。在整個人類歷史上，大多數人都以為有戰爭是必然的，而和平只是一個暫時的、不確定的狀態。國際關係也遵循“叢林法則”，就算兩個政體看似和平共處，戰爭也始終會是一個選項。舉例來說，雖然德國和法國在1913年處於和平狀態，但大家都知道它們可能在1914年掀起戰火。每當政客、將領、商人和普通百姓計劃未來的時候，總會想到戰爭這個因素。從石器時代到蒸汽時代、從北極到撒哈拉沙漠，地球上的每個人都知道，鄰國隨時可能來侵犯領土、擊垮軍隊、屠殺人民、佔領土地。
直到20世紀下半葉，這個“叢林法則”終被打破，或被取消。在大多數地區，戰爭已經比以往更為罕見。在遠古農業社會，人類暴力導致的死亡人數占死亡總數的15%；而在20世紀，這一比例降至5%；到了21世紀初，更是只佔全球死亡總數的約1%。 23 2012年，全球約有5600萬人死亡，其中62萬人死於人類暴力（戰爭致死12萬，犯罪致死50萬）。相較之下，自殺的人數有80萬，死於糖尿病的更是有150萬。 24 現在，糖可比火藥更致命。
更重要的是，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覺得不可能發生戰爭。當政府、企業和個人規划不遠的將來時，多半不會考慮戰爭的可能性，這是史無前例的。核武器發明之後，超級大國之間如果還想挑起戰事，無異於集體自殺的瘋狂舉動，於是逼著全球最強大的幾個國家找出和平的替代方案來解決衝突。同時，全球經濟導向也已經從物質經濟轉變為知識經濟。過去主要的財富來源是物質資產，比如金礦、麥田、油井，現在的主要財富來源則是知識。發動戰爭雖然能搶下油田，卻無法霸佔知識。因此，隨著知識成為最重要的經濟資源，戰爭能帶來的獲利已下降；可能發生戰爭的地方越來越局限在世界的特定區域（比如中東和中非），這些地方仍然維持著老式的物質經濟。
盧旺達在1998年入侵鄰國剛果（金），搶佔該國豐富的鈳鉭鐵礦（Coltan），這種礦產是生產手機和筆記本電腦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而剛果（金）鈳鉭鐵礦的蘊藏量足足佔了全球的80%。盧旺達靠著掠奪來的鈳鉭鐵礦，每年能賺2.4億美元，對於貧困的盧旺達來說這可是一大筆收入。 25 相較之下，如果中國入侵美國加州奪下硅谷，卻是毫無道理，因為就算中國獲勝，硅谷也沒有硅礦可動。中國能夠賺到幾十億美元的方式之一，是和蘋果及微軟等高科技公司合作，購買軟件、製造產品。盧旺達辛辛苦苦從剛果（金）搶奪鈳鉭鐵礦的全年所得，還不如中國平平安安靠貿易在一天之內賺得多。
於是，目前“和平”這個詞已經有了新的意義。過去想到和平，只是“暫時沒有戰爭”；而現在想到和平，是指“難以想像會有戰爭”。1913年的人說法德兩國和平，意思是法德兩國此刻並無戰事，但明年誰知道會怎樣；但我們現在說法德兩國和平，意思是在任何可預見的情況下這兩國都不可能爆發戰爭。這種意義上的和平，現在不僅存在於法德兩國之間，而且存在於全球大多數（但不是全部）國家之間。不管是德國和波蘭、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還是巴西和烏拉圭之間，都沒有可能在明年爆發全面戰爭。
這種“新和平”並不只是一個嬉皮士的一廂情願。就算是渴求權力的政體、貪婪無度的企業，也希望新和平能持續下去。奔馳汽車公司制定東歐的銷售策略時，絕不會考慮德國攻佔波蘭的可能性。企業想從菲律賓引進廉價勞動力時，也不會擔心印度尼西亞明年可能揮師菲律賓。巴西政府討論明年的預算時，巴西國防部長不會忽然站起來，拍桌大喊：“等等！如果我們要打烏拉圭呢？大家怎麼都沒想到這件事？我們應該留50億美元的戰爭預算。”當然，還是有幾個尚未實現新和平的地區，這些地方的國防部長還是會講出這樣的話，這種事情我知道得太清楚了，因為我就住在一個這樣的地方（以色列）。但這些只是例外罷了。
當然，我們並無法保證新和平無限延續。正如最初是核武器促成新和平，未來的科技發展也可能掀起新的戰爭。特別是網絡戰的出現，讓小國或非政府主體也可能有能力痛擊超級大國，這就有可能讓世界陷入動盪。美國在2003年發動伊拉克戰爭，巴格達和摩蘇爾慘遭戰火蹂躪，卻沒有任何一枚炸彈落到洛杉磯或芝加哥。但在未來，朝鮮或伊朗等國家就有可能用邏輯炸彈（logic bomb）讓加州大斷電、得州煉油廠爆炸、密歇根州火車相撞。（“邏輯炸彈”就是惡意代碼，能夠在和平時期就植入，遠程操控。不管是美國還是其他許多國家，控制重要基礎設施的網絡很有可能都已經遭到許多此類程序代碼的入侵。）
然而，我們不該把動機與能力混為一談。網絡戰確實帶來了新的毀滅手段，但並不代表增加了使用它的新動機。過去70年間，人類打破的不只是“叢林法則”，還有“契訶夫法則”（Chekhov Law）。契訶夫有一句名言：在第一幕中出現的槍，在第三幕中必然會發射。縱觀歷史，如果國王和皇帝手上有了新武器，遲早會禁不住誘惑。但自1945年以來，人類已經學會抵抗這種誘惑。比如冷戰的第一幕中出現了槍（暗指核武器），卻從來沒有發射。現在，我們已經習慣這個世界有許多炸彈被束之高閣，許多導彈無用武之地，都成了打破“叢林法則”和“契訶夫法則”的專家。就算哪天這些法則重現，也會是人類自己的錯，而不是什麼無法逃避的天命。
圖4 莫斯科閱兵時的核導彈：永遠拿來展示但實際從未發射過的武器
那麼，恐怖主義又該怎麼說？就算各個中央政府和強權都學會了克制，恐怖分子對於使用新的毀滅性武器可不見得會思考再三。這當然是個令人擔憂的可能。然而，恐怖主義只是得不到真正權力的人採取的軟弱策略。至少在過去，恐怖主義的手段是散播恐懼，而不是造成嚴重的實質損害。恐怖分子通常無力擊敗軍隊、佔領國家或破壞整座城市。肥胖及相關疾病在2010年造成約300萬人死亡，而相較之下，恐怖分子在全球造成的死亡人數是7697人，多數在發展中國家。 26 對於一般美國人或歐洲人來說，可口可樂對生命造成的威脅，可能遠比基地組織要大。
這樣說來，恐怖分子究竟是怎麼佔據新聞頭條、改變整個世界政治局勢的呢？答案就是讓敵人反應過度。就本質而言，恐怖主義就是一種表演。恐怖分子安排一場令人驚恐的暴力演出，抓住我們的想像，讓我們以為自己即將再次陷入中世紀時期的那種混亂當中。於是，各國常常覺得需要對這場恐怖演出做出回應，便刻意上演一場安全的大戲，比如迫害某地區全體人民，或是入侵其他國家，以顯示其國力強大。在大多數時候，這種對恐怖主義的過度反應，反而比恐怖主義本身造成的安全威脅更大。
恐怖分子就像一隻想要大鬧瓷器店的蒼蠅。蒼蠅如此弱小，憑一己之力連一隻茶杯也挪動不了，於是便找來一頭牛，鑽到它的耳朵裡嗡嗡叫，讓牛因為恐懼和憤怒而發狂，從而破壞整個瓷器店。這正是過去10年間在中東發生的事情。如果只靠自己，伊斯蘭激進組織絕不可能推翻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侯賽因。於是他們發動“9·11”恐怖襲擊激怒了美國，讓美國破壞了中東這家“瓷器店”。現在，伊斯蘭激進組織在一片廢墟中蓬勃發展。恐怖分子如果僅靠自己，根本沒有能力把我們拖回中世紀、重現“叢林法則”。他們只能試著激怒我們，而最後的結果就要看我們如何回應。如果“叢林法則”真的再現，我們其實必須負起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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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間，可能饑荒、瘟疫和戰爭仍然會奪走數百萬人的生命，但這已經不再是無可避免的悲劇，人類對此也不再像以前那樣感到無法理解、無法控制。這一切已經成為有可能克服的挑戰。我並不是要無視全球仍有的苦難：目前仍有數億人民陷於貧困；每年瘧疾、艾滋病和肺結核仍會帶走數百萬人的生命；敘利亞、剛果（金）和阿富汗的暴力衝突也仍在惡性循環。在此我並不是要聲稱世界上已經沒有饑荒、瘟疫和戰爭，人類再也不用擔心這些問題了。其實我的態度正好相反。縱觀歷史，人類總認為這些問題無法解決，於是根本不去試著解決，只是向神祈求奇跡，自己卻從未認真努力消滅饑荒、瘟疫和戰爭。有人說2016年的世界跟1916年時的一樣，仍然有飢餓、疾病和暴力，這等於是延續著一個古老的失敗主義觀點，認為人類在20世紀投入的巨大心力一無所獲，種種醫學研究、經濟改革與和平倡議也全然徒勞。但若真是如此，又何必再投入時間和資源來進行更多的醫學研究、新的經濟改革並提出新的和平倡議呢？
認可人類過去的努力，其實傳達出了希望和責任的信息，鼓勵我們在未來更加努力。鑒於人類在20世紀的成就，如果以後人類仍然遭受饑荒、瘟疫和戰爭之苦，就不能再怪在自然或上帝的頭上了。我們已有能力把事情做得更好，並減少未來受苦的概率。
然而，人類的成就還帶來另一條信息：歷史不會允許真空。如果饑荒、瘟疫和戰爭的發生概率不斷減小，必然要有些其他事情成為新的人類議題。我們對此必須慎重考慮，否則很可能在舊戰場上全面獲勝，卻在新戰線上措手不及。那麼，21世紀會有哪些議題取代饑荒、瘟疫和戰爭呢？
其中一項中心議題是要保護人類和地球不被人類自己的力量所害。我們之所以能成功地控制住饑荒、瘟疫和戰爭，很大的原因在於驚人的經濟增長帶來了豐富的食物、藥品、能源和原材料。然而，同樣也是因為經濟增長，已經讓地球的生態在許多方面失去平衡，而我們現在才剛剛意識到。人類對於這個危機承認得很晚，而且至今努力不足。雖然總有人談著污染、全球變暖、氣候變化，但多數國家至今仍未做出任何認真的經濟或政治犧牲來改善這些狀況。每當要在經濟增長和生態穩定中二選一時，政客、企業領導者和選民幾乎總是選擇增長。如果我們真想遠離災禍，就得在21世紀做出更好的選擇。
人類還想追求什麼？我們會不會覺得只要能避免饑荒、瘟疫和戰爭，又能維持生態平衡，就心滿意足了？這可能確實是最明智的選擇，但人類不太可能就這麼照辦。畢竟，人類很少真正知足。每次實現某個成就，人類大腦最常見的反應並非滿足，而是想要得到更多。人類總是追求更好、更大、更美味，而等到人類擁有巨大的新能力，饑荒、瘟疫和戰爭的威脅也終於解除，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到時候，科學家、投資人、銀行家和國家首腦整天要幹什麼？難道是寫寫詩？
成功孕育著野心，而我們最新的成就也推動人類設下更大膽的目標。我們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繁榮、健康與和諧，而由人類過去的記錄與現有價值觀來看，接下來的目標很可能是長生不死、幸福快樂，以及化身為神。在減少了饑荒、疾病和戰爭之後，我們現在希望能夠克服年老甚至戰勝死亡。在拯救人民脫離各種不幸之後，我們現在希望他們能夠幸福快樂。而在提升人性超越掙扎求生的動物性之後，我們現在希望把人類升級為神，讓智人化身為神人。
死亡的末日
在21世紀，人類很有可能真要轉向長生不死的目標。在對抗了饑荒和疾病之後，對抗衰老與死亡不過是這場戰役的延續，更體現了當代文化最看重的價值：人類的生命。不斷有人提醒我們，人的生命是宇宙中最珍貴的東西。不論是學校裡的老師、國會裡的政客、法庭上的律師，還是舞台上的演員，都是如此異口同聲。聯合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這或許是我們最接近全球憲法的一部文件，裡面就明確指出“有權享有生命”是人類最基本的價值。死亡明顯違反了這項權利，因此便成了危害人類的罪行，而我們應對它全面開戰。
縱觀歷史，宗教和意識形態所神化的並不是生命本身，而是某些超脫於世俗的對象，因此對死亡的態度十分開放。事實上，甚至還有些宗教和意識形態是歡迎死亡的。在基督教、伊斯蘭教和印度教看來，因為存在的意義要由死後的命運而定，由此認為死亡是世界上重要而積極的一部分。人類之所以會死，是因為神的旨意，而且死亡的那一刻是一個神聖、形而上的體驗，充滿各種意義。人要吐出最後一口氣時，就該趕快找來牧師、拉比或薩滿教僧，把生命的賬戶結清，擁抱一個人在宇宙中的真正角色。想像一下，如果沒了死亡，世界就會變得沒有天堂、沒有地獄，也沒有輪迴，那麼基督教、伊斯蘭教或印度教該如何自處？
對於生命和死亡，現代科學和文化的觀點與宗教的完全不同，並不認為死亡是某種形而上的神秘謎團，也不認為死亡是生命意義的來源。相反，對現代人來說，死亡是一個我們能夠也應該解決的技術問題。
究竟人是怎麼死的？在中世紀的童話故事裡，死神披著黑色連帽斗篷，手上還握著一把大鐮刀。一個人活得好好的，腦子裡還在擔心這擔心那、四處奔波，這時死神突然出現在他面前，瘦骨嶙峋的手指敲敲他的肩膀，告訴他：“來吧。”這個人懇求：“不！拜託！再給我一年、一個月，不然一天也好！”但披著連帽斗篷的死神聲音嘶啞地說道：“沒這回事兒！就是現在！”這似乎就是我們死亡的方式。
但在現實中，人類之所以死亡，可不是因為有一個披著黑色斗篷的人在敲他們的肩膀，不是因為上帝的旨意，也不是因為這是什麼宇宙計劃的重要部分。人類會死亡只有一個原因：人體運行出了點兒技術問題，比如心臟不跳、大動脈被脂肪堵住、癌細胞在肝臟裡擴散、病菌在肺裡繁殖。到底是什麼造成這些技術問題？答案是其他的技術問題。心臟不跳，是因為沒有足夠的氧氣到達心肌。癌細胞擴散，是因為突變的基因改寫了指令。病菌侵入我的肺裡，是因為有人在地鐵裡打了個噴嚏。這裡沒有什麼形而上的事，一切都只是技術問題。
圖5 中世紀藝術將死亡擬人化為死神
只要是技術問題，就會有技術上的解決方案。要克服死亡，並不需要等到耶穌再次降臨，只要實驗室裡的幾個科技專家就夠了。如果說傳統上死亡屬於牧師和神學家的飯碗，那麼現在工程師正在接手這筆生意。借助化療或納米機器人，我們就能殺死癌細胞；用抗生素，就能消滅肺部病菌；心臟不跳了，可以用藥物和電擊讓它重新開始跳動，如果還是不行，還能直接換個心臟。當然，現在並不是所有技術問題都已經找到解決方案。但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會投入這麼多時間和金錢，研究癌症、細菌、基因和納米科技。
就連不屬於科學界的普通百姓，也已經習慣把死亡當成一個技術問題。如果有位婦女問醫生：“醫生，我是哪裡出了問題？”醫生有可能說“你得了流感”“你得了肺結核”“你得了癌症”，但沒有醫生會說“你得了死亡”。對我們來說，人會死，是因為得了流感、肺結核、癌症，而這些都算是技術問題，總有一天能找到技術性的解決方案。
現在就算有人死於颱風、車禍或戰爭，我們還是可以認為這是一種技術問題，可以預防，而且應該預防。如果政府有更好的應對天災的機制、市政機構運行良好、將領做出更好的軍事決策，就能避免死亡。現在只要一出現死亡，訴訟和調查幾乎就會自動隨之而來。“他們怎麼會死？一定是哪裡有人做錯了！”
絕大多數科學家、醫生和學者並不會說自己正在努力實現讓人長生不死的夢想，只會說自己正在努力解決這個或那個特定問題。但因為衰老和死亡不過是許多特定問題的總和，醫生和科學家可不會哪天忽然停手並宣佈：“到此為止，不要再研究了。我們已經攻克了肺結核和癌症，但不打算攻克阿爾茨海默病。大家就繼續因為阿爾茨海默病而去世吧。”《世界人權宣言》可沒有說人類“有權享有生命，直到90歲為止”，而是說“人人有權享有生命”，沒有附帶條件，沒有任何到期日的限制。
雖然是少數，但已有越來越多的科學家和思想家公開表示，現代科學的代表任務就是要戰勝死亡、賦予人類永恆的青春。著名的人物包括老年病學家奧布裡·德格雷（Aubrey de Grey），以及博學家、發明家雷·庫茲韋爾（Ray Kurzweil，曾獲得1999年美國國家科技創新獎章）。2012年，庫茲韋爾被谷歌任命為工程總監，一年後谷歌成立子公司Calico，明確指定其使命就是要“挑戰死亡”。 27 2009年，谷歌任命相信人能長生不死的比爾·馬裡斯（Bill Maris）擔任創投公司谷歌風投（Google Ventures）的首席執行官。2015年1月接受採訪時，馬裡斯說：“如果你今天問我，人是否有可能活到500歲，我的答案是肯定的。”馬裡斯這番豪言壯語的背後，是巨額資金的支持。谷歌風投的總投資金額高達20億美元，其中36%將投入生命科技新創公司，包括幾項頗具雄心的壽命延長計劃。馬裡斯用橄欖球打比方，解釋這場與死亡的對決：“我們不只是要前進幾碼，而是要贏下這場比賽。”為什麼？馬裡斯說：“因為活著比死好啊。” 28
許多硅谷巨擘都抱有這樣的夢想。貝寶公司（PayPal）共同創始人彼得·蒂爾（Peter Thiel）最近就承認，他希望永遠活下去。他解釋道：“我認為，處理（死亡）的方式大概有三種：接受死亡、拒絕死亡、對抗死亡。我覺得社會上大多數人不是拒絕就是接受，而我寧願和它對抗。”很多人可能對此嗤之以鼻，認為這就是一個不成熟的幻想。但蒂爾可不是什麼可以小看的人物，他是硅谷頂尖的成功創業者，其影響力驚人，僅私人財富估計就有22億美元。 29 我們已經可以感受到山雨欲來：人類不再平等，不死就在眼前。
某些領域的進展飛快，例如基因工程、再生醫學和納米科技，也讓預言越來越趨向樂觀。有專家認為，人類到了2200年就能打敗死亡，也有人認為是2100年。庫茲韋爾和德格雷甚至更為樂觀，他們認為到了2050年，只要身體健康，鈔票也夠多，人類都可以大約每10年騙過死神一次，從而長生不死。他們想的方式是我們大約10年接受一次全面治療，除了醫治疾病，也讓衰老的組織再生，並讓手、眼、腦都得到升級。而在下次治療之前，醫生已經又發明出各種新藥、升級方式和小裝置了。如果庫茲韋爾和德格雷說得沒錯，很可能已經有一些這樣的不死人就走在你身邊的路上——至少是你剛好走在華爾街或第五大道的時候。
事實上，他們只是達到長生（a-mortal），而不是真正不死（immortal）。這些未來的超人並不是像神那樣絕對不死，他們仍然可能死於戰爭或意外，而且無法起死回生；他們也不像我們這些凡人終有一死，他們的生命並不會有一個到期日。只要沒有炸彈把他們炸個粉碎，沒有卡車把他們碾成肉醬，他們就能永生。這樣一來，他們可能會成為歷史上最焦慮的一群人。凡人知道生也有涯，因此願意冒險體驗人生，比如登上喜馬拉雅山或者怒海弄潮；還會做其他算得上危險的事，比如走過街道、去餐廳吃吃飯。但如果你相信自己可以永遠活下去，像這樣不斷冒險可能就太瘋狂了。
這麼說來，或許我們可以先把目標定得溫和點兒，別追求長生，先把壽命加倍如何？在20世紀，人類的預期壽命已經從40歲增加到70歲，幾乎翻了一倍，所以在21世紀，至少應該可以再翻倍到150歲。雖然這和“不死”還遠遠差了一大截，但仍然會讓人類社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首先，家庭結構、婚姻和親子關係將大為改觀。現在人們對結婚的期許仍然是“白頭偕老”，而生命中有一大部分時間是用來養育後代。想像一下，如果人能活到150歲是什麼概念。就算40歲才結婚，後面仍然有110年可活。希望這段婚姻能持續110年，這個想法實際嗎？所以，像現在多次結婚的情形可能會日益普遍。如果一個人在40多歲前生了兩個孩子，等到她120歲時，養育孩子已經是遙遠的記憶，只算得上是漫漫人生中一個小小的插曲。在這種情況下，很難說究竟會發展出怎樣的親子關係。
再來看職業生涯。今天，我們假設人會在一二十歲時學會某種專業，然後一生都奉獻在這個專業上。當然，人就算到了四五十歲還是會學到新知識，這裡我們只是把人生大致分成“學習階段”以及之後的“工作階段”。但如果人能活到150歲，這套系統就不管用了，特別是這個世界還不斷出現震撼世界的新科技。人類的職業生涯將會比現在長得多，甚至到了90歲仍然必須每天學習新知識。
與此同時，人類也不會在65歲就退休，給新一代實現他們創新的想法和期望讓路。物理學家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有句名言：科學在一次一次的葬禮中進步。他所說的是，必須等到一個世代離去，新的理論才有機會剷除舊的理論。此種現象絕非科學獨有。回想一下你現在的工作環境，不管你是學者、記者、廚師還是足球運動員，如果你的上司已經120歲了，他頭腦中的概念都是在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建立的，而且他可能還要再當你的上司幾十年，這給人什麼感覺？
政治領域的情況可能更為險惡。如果普京繼續在位90年，你覺得如何？再想想，如果人本來就會活到150歲，那麼在2016年，掌控莫斯科的還會是斯大林，138歲，老當益壯；毛主席，123歲，年富力強；英國女王伊麗莎白還是公主，等著從121歲的喬治六世手中繼承王位，至於她的兒子查爾斯王子，可能得等到2076年才能繼位。
讓我們回到現實，現在還遠遠無法肯定庫茲韋爾和德格雷的預言究竟能否在2050年或2100年成真。在我看來，在21世紀想永葆青春還為時過早，現在就抱太大期望大概只會迎來很大的失望。知道自己終將一死並不好過，但如果一心想不死卻夢想破滅，可能更讓人難以接受。
雖然過去100年人類平均壽命已經增加一倍，但如果要依此推論在未來100年人類壽命再翻倍達到150歲，還言之過早。1900年全球的平均壽命之所以不到40歲，是因為營養不良、傳染病和暴力讓許多人還很年輕便離開人世。但只要避開饑荒、瘟疫和戰爭，就能活到七八十歲，這是智人自然的壽命長度。人們可能想不到，其實在幾百年前，活到七十幾歲不是什麼罕見的怪事。伽利略享年77歲，牛頓享年84歲，米開朗基羅更是高壽88歲，而且當時還沒有抗生素、疫苗或器官移植的協助。而且，就連叢林中的黑猩猩，有時候都能活到六十幾歲。 30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現代醫學連自然壽命的一年都還沒能延長。現代醫學的成功之處，是讓我們免於早死，能夠完整過完應有的人生。就算我們打敗了癌症、糖尿病和其他主要疾病殺手，也只代表幾乎每個人都能夠活到90歲，但和150歲還差得很遠，更不用說500歲了。想達成這個目標，醫學必須重新打造人體最基本的結構和運作模式，並設法再生各種器官和組織。究竟在2100年能不能做到，現在絕對仍是未知數。
然而，每次失敗的嘗試，都讓我們向戰勝死亡又邁進一步，也帶來更多希望，鼓勵人類付出更多努力。谷歌的Calico公司可能來不及讓聯合創始人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和拉裡·佩奇（Larry Page）長生不死，但很有可能會在細胞生物學、基因藥物和人體健康方面有重大發現。這樣一來，新一代的谷歌員工就能站在更好的起點，向死亡發起進攻。高呼著人類不死的科學家，其實就像高喊“狼來了”的那個男孩：狼要來，只是早晚的事。
因此，就算我們在有生之年還無法達到永生，這場與死亡的戰爭仍有可能是接下來這個世紀的旗艦計劃。考慮到我們對於“生命神聖”的信念、整個科學界的動向，再加上最重要的資本主義經濟的需求，一場對死亡的無情戰爭似乎已不可避免。我們的意識形態看重人類的生命，絕不允許我們輕易接受人類死亡。只要人是出於某種原因而死，我們就會努力戰勝這種原因。
對於這項挑戰，科學界和資本主義經濟絕對樂於應對。只要讓他們獲得新發現、贏得巨大利潤，大多數的科學家和銀行家並不在乎要做的是什麼事情。有誰能想到比戰勝死亡更令人興奮的科學議題，又有什麼是比永葆青春更有前景的市場？如果你已年過40歲，請閉上眼睛一分鐘，回想自己25歲時的身體狀況，不只是想起外表，更會想起當時那種感覺。如果能讓你回到當時的狀態，你願意付出多少金錢？當然，有些人會對此不屑一顧，但願意不惜一切的顧客也必然不在少數，足以構成一個無限大的市場。
如果這些還不夠，單就對死亡的恐懼這一點，就已經深植在多數人的心中，足以推動向死亡宣戰。只要人們認為死亡不可避免，就會從小訓練自己壓抑想要永生不死的慾望，或是駕馭這種慾望，將其運用到其他的目標上。正是因為人們渴求永生不死，才能譜出“不朽”的交響曲，在戰爭中奮力爭取“永恆的榮耀”，甚至願意犧牲生命，希望自己的靈魂能“在天堂享受永恆的幸福”。不論是藝術的創造、政治的投入，還是宗教的虔誠，很大部分其實正是由對死亡的恐懼所推動的。
伍迪·艾倫（Woody Allen）就從對死亡的恐懼發展出燦爛的職業生涯。曾有人問他，是否想在大銀幕上永遠活下去。他回答：“我寧可活在我的公寓裡。”接著他又說：“我並不想靠作品來達成永生，我希望靠的是我不要死。”不論是永恆的榮耀、全國性的悼念會，還是對天堂的夢想，都很難替代像伍迪·艾倫這種人真正想要的：不要死。一旦人們覺得（不論理由充分與否）有很好的機會能躲避死亡，求生的渴望就不會讓他們再去承擔藝術、意識形態或宗教這樣的重擔，於是引起如雪崩般的連鎖反應。
如果你覺得那些眼睛像要冒火、鬍鬚迎風揚起的宗教狂熱分子已經足夠嚇人，就請拭目以待，如果行將就木的零售業巨擘和年華逝去的好萊塢過氣明星以為發現了生命的靈藥，他們會做出怎樣的舉動。在這場與死亡的戰爭中，如果科學上出現顯著進展，真正的戰場就會從實驗室轉移到國會、法院和街頭。而如果科學的努力宣告獲勝，就會引發激烈的政治衝突。過往歷史上所有戰爭和衝突的規模，很可能都將遠遠不及接下來的這場爭鬥：爭奪永恆的青春。
幸福快樂的權利
人類未來的第二大議題，可能是要找出幸福快樂的關鍵。歷史上已有無數思想家、先知和一般大眾認為，所謂的“至善”與其說是擁有生命本身，還不如說是能夠幸福快樂。古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就曾說過崇拜神是浪費時間，死後一切不復存在，而生命的唯一目的就是享樂。古代大多數人並不接受享樂主義，但今天這已經成為我們的預設思想。由於對來世概念有所懷疑，讓人不只想追求長生不死，也想追求俗世間的快樂。畢竟，哪有人想活在永恆的苦難裡？
對伊壁鳩魯來說，追求快樂是一件很個人的事。但近代思想家則相反，認為這需要大家群策群力。如果沒有政府規劃、經濟資源和科學研究，個人追求快樂並不會有太大成效。如果你的國家戰火紛飛、經濟陷入危機、醫療護理求而不得，快樂就成為天方夜譚。18世紀末的英國哲學家邊沁主張，所謂至善就是“為最多人帶來最大的快樂”，並認為國家、市場和科學界唯一值得追尋的目標就是提升全球的快樂。政治家應該追求和平，商人應該促進繁榮，學者應該研究自然，但不是為了榮耀什麼國王、國家或神，而是為了讓你我都享有更快樂的生活。
在19世紀和20世紀，雖然許多政府、企業和實驗室也曾號稱追尋著邊沁的理想，但實際上仍然專注於更直接和明確的目標。要評斷國家是否強大，看的是領土大小、人口增長、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而不是國民是否幸福快樂。德、法、日這些工業化國家雖然打造了巨大的教育、健康和福利系統，但仍然是為了國家強大，而不是確保個人福利。
之所以成立學校，是為了培養溫順而有技能的國民，忠實地為國家服務。年輕人到了18歲去當兵，除了愛國也得識字，這樣才能讀懂將領的命令，制訂明天的作戰計劃。他們還要懂數學，才能計算炮彈的軌跡或破解敵人的密碼。另外還得瞭解一定的電子學、機械原理和醫藥知識，才能操作無線電設備、駕駛坦克，以及照顧受傷的戰友。這些人離開軍隊後，會成為職員、教師或工程師，撐起一個現代經濟體，繳納大量稅金。
衛生系統也是如此。19世紀末，法、德、日等國開始為大眾提供免費醫療服務，為嬰兒提供疫苗，為兒童提供營養均衡的飲食，為青少年提供體育課程。另外還將腐臭的沼澤排干，消滅蚊害，並建立中央污水處理系統。目的同樣不是為了讓人民快樂，而是讓國家更強大。國家需要強健的士兵和工人；需要健康的婦女，這樣才能生養出更多的士兵和工人；也需要官員能夠在上午8點準時打卡上班，而不是病倒在家。
就連福利制度，最初也是為了滿足國家的利益而設計，而不是為了滿足個體的需求。德意志帝國的鐵血宰相奧托·馮·俾斯麥於19世紀末率先開辦國家養老金及社會保障福利，但他的主要目標是確保國民忠誠，而不是增加國民福利。你在18歲為國家打仗，在40歲願意納稅，是因為希望到70歲的時候能夠得到國家的照顧。 31
1776年，除了生命權和自由權以外，美國的開國元勳也把“追求幸福的權利”列為人人不可剝奪的權利。但必須強調，美國《獨立宣言》保障的是“追求”幸福的權利，而不是“享有”幸福的權利。關鍵的一點是，托馬斯·傑斐遜並未要求國家對國民的幸福負起責任，而只是要限制國家的權力。當時是希望讓人能夠享有選擇的權利，不用受國家監督。如果我覺得自己和約翰結婚比和瑪麗結婚快樂、住在舊金山比住在鹽湖城幸福、當酒保比當奶農開心，那我就有權利去追求這些幸福，就算我做了錯的決定，國家也不該干涉。
但在過去幾十年間，情況已有改變，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真思考邊沁的願景。人們越來越相信，這些建立超過一個世紀、為了國家強大而設的巨大系統，其實應該為國民的幸福與福利而服務。不是我們要服務國家，而是國家要服務我們。“追求幸福的權利”原本只是為了約束國家權力，但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演變成“幸福快樂的權利”，就像人類天生有權要求幸福快樂，如果有什麼讓我們不能滿足，就相當於違反了我們的基本人權，而國家此時就該介入。
在20世紀，想評估一個國家是否成功，公認的標準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根據這一標準，新加坡每一位公民每年生產的商品和服務平均總價值為56000美元，比起每位公民只生產平均總值14000美元的哥斯達黎加，實在是成功太多。但現在的思想家、政治家甚至經濟學家，都呼籲要用GDH（gross domestic happiness，國內幸福總值）來補充甚至取代GDP。畢竟，人們到底想要什麼？他們不想總是忙著生產，而是想要幸福快樂。生產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能夠為幸福提供物質基礎。但這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在一次又一次的調查中，哥斯達黎加人報告的生活滿意度都遠高於新加坡人。你願意當一個生產力高但不開心的新加坡人，還是當一個生產力較低但心滿意足的哥斯達黎加人？
可能就是出於這樣的邏輯，推動著人類把“幸福快樂”當作21世紀的第二個主要目標。乍看之下，這個目標似乎相對比較容易實現。饑荒、瘟疫和戰爭正逐漸絕跡，人類正經歷前所未有的和平與繁榮，預期壽命也顯著增加，因此，人類想必都很幸福快樂吧？
事實並非如此。伊壁鳩魯把幸福快樂定義成至善的時候，就曾告誡弟子，快樂是件辛苦的差使。僅有物質成就，並不能讓我們長久感到滿足。事實上，盲目追求金錢、名譽和歡愉，只會讓我們痛苦不堪。舉例來說，伊壁鳩魯就建議吃喝要適量，性慾也要控制。從長遠來看，深厚的友誼會比一夜狂歡讓人更快樂。通往幸福快樂的道路其實暗藏艱險，伊壁鳩魯則規劃出整套倫理上的行為準則以作為引導。
伊壁鳩魯顯然意識到一件事：快樂得來不易。雖然我們在過去幾十年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卻很難看到有哪個現象能夠證明當代的人顯然比過去的人更為滿足。事實上，甚至還有些令人不安的跡象：雖然發達國家更為繁榮、舒適及安全，但自殺率也遠高於傳統社會。
在秘魯、危地馬拉、菲律賓和阿爾巴尼亞這些貧困而政局不穩定的國家，平均每年每10萬人中有1人自殺。但在瑞士、法國、日本、新西蘭這種富裕且和平的國家，平均每年每10萬人中有25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1985年，大多數韓國民眾生活貧窮、未受教育、深受傳統束縛，並且活在專制獨裁統治之下。而到了今天，韓國已經是一個領先的經濟強國，國民教育水平在全球數一數二，並且享有穩定而相對自由的民主制度。然而，韓國在1985年大約每10萬人中有9人自殺，如今的自殺率則超過3倍，達到每10萬人有30人自殺。 32
當然，也有些趨勢是日漸向好、令人樂觀的。比如兒童死亡率急劇下降，這無疑讓人類的幸福感大幅提升，也部分緩解了現代生活的壓力。然而，就算我們確實比先人快樂了那麼一些，但整體福利的增加幅度還是遠遠小於預期。在石器時代，人類平均每天能獲取4000卡路里的熱量，其中除了食品之外，還包括準備工具、衣服、藝術和營火所需的能量。而今天，美國人平均每天使用22.8萬卡路里的熱量，除了填飽自己的胃，還要供給自己的汽車、計算機、冰箱、電視所需。 33 這麼看來，美國人平均使用的能量足足是石器時代狩獵採集者的近60倍。但美國人真的比以前快樂60倍嗎？這種美好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廂情願。
而且，就算我們已經克服許多昨日的苦難，但想要獲得快樂，可能遠比解除痛苦更加困難。對於一個瀕臨餓死的中世紀農民，只要給他一塊麵包，就能讓他非常快樂。但如果是一個百無聊賴、薪水超高、身體超重的現代工程師，你要怎麼讓他快樂起來？對美國而言，20世紀後半葉是一個黃金時代。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獲勝，隨後在冷戰時期也取得更關鍵的勝利，讓美國成為全球首屈一指的超級大國。從1950年到2000年，美國GDP從2萬億美元增長到12萬億美元。人均實際收入增加了一倍。新發明的避孕藥讓性愛變得前所未有的無拘無束。婦女、同性戀、非洲裔美國人和其他少數民族也終於從美國這塊大餅中分到了比過去大許多的一塊。便宜的汽車、冰箱、空調、吸塵器、洗碗機、洗衣機、電話、電視和計算機如潮水般湧來，人們的日常生活徹底變了樣。但研究顯示，美國人在20世紀90年代的主觀幸福感，與20世紀50年代的調查結果仍然大致相同。 34
1958——1987年，日本人均實際收入增長了5倍，經濟增長可以說是史上最快。這種排山倒海而來的財富，對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及社會關係形成了各種正面及負面的影響，但對日本人的主觀幸福感卻出人意料地幾乎沒有造成什麼影響。20世紀90年代，日本人對生活還是如同20世紀50年代時一樣滿意或不滿意。 35
看來幸福感有一個神秘的玻璃天花板，雖然我們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幸福感卻未能實現同步。就算我們能為所有人提供免費食物、治癒所有疾病、確保世界和平，也不一定能打破這個玻璃天花板。要實現真正的幸福快樂，難度並不比戰勝老死小多少。
幸福快樂的玻璃天花板有兩大支柱，分別屬於心理與生物層面。在心理層面，快樂與否要看你的期望如何，而非客觀條件。僅有和平繁榮的生活，並不能讓我們滿意；現實必須符合期望，才能讓我們滿足。但壞消息是，隨著客觀條件改善，期望也會不斷膨脹。於是，雖然人類近幾十年來的客觀生活條件大幅改善，但帶來的並不是更大的滿足，而是更大的期望。如果我們不做些什麼，未來不論達到什麼成就，可能我們還是會像當初一樣，永遠不會真正滿足。
從生物層面來說，不管是期望還是幸福感，其實都是由生化機制控制的，而不是由什麼經濟、社會和政治局勢決定的。根據伊壁鳩魯的說法，我們之所以感到幸福，是因為我們感受到愉悅的感覺，而且並未接觸到不快的感覺。邊沁也有類似說法，他認為大自然讓人類由兩個主人控制：快樂和痛苦；我們的所為、所言、所思，都由這兩個主人決定。繼承邊沁思想的約翰·斯圖爾特·穆勒則解釋，幸福快樂也就是只有愉悅、沒有痛苦，而在愉悅與痛苦之外，並沒有善惡之別。如果有人想根據愉悅和痛苦之外的理由（比如上帝的話語或國家利益）推導出善惡，那麼這個人一定是想騙你，而且也可能騙了他自己。 36
在伊壁鳩魯的時代，這種言論是褻瀆神靈。在邊沁和穆勒的時代，這種言論是反動顛覆。但在21世紀初，這就成了科學正統。根據生命科學的說法，快樂和痛苦只不過是身體各種感覺的總和。愉悅或痛苦從來就不是對外在世界事件的反應，而是對自己體內感覺的反應。失業、離婚或國家之間開戰，這些事件本身並不會讓人受苦。唯一能讓人痛苦的，是自己身體裡不愉快的感覺。失業會引發沮喪，而沮喪才是一種令人不悅的身體感覺。世界上可能有一千種事情會讓我們憤怒，但憤怒不是什麼抽像的概念，而是身體裡面溫度升高、肌肉緊繃的感覺，這才是憤怒的真相。我們說“怒火中燒”的時候，確實是有些根據的。
相對地，科學也認為沒有人是因為升職、彩票中獎甚至找到真愛而快樂。真正能讓人幸福快樂的，只有一件事，別無其他，那就是身體裡的愉悅感覺。想像自己是馬裡奧·格策（Mario Götze），擔綱2014年巴西世界盃足球賽德國隊的攻擊型中場，在決賽中對陣阿根廷隊；這時已經開賽113分鐘，兩隊都未能得分。再過短短7分鐘，就要迎來恐怖的點球大戰。裡約的馬拉卡納（Maracanã）體育場塞滿了75000名無比興奮的球迷，全球還有幾百萬觀眾焦急地緊盯著屏幕。你離阿根廷隊的球門只有幾米，這時安德烈·許爾勒（André Schürrle）忽然朝你一記妙傳！你胸部停球，看著球向你的腿落下，你在空中起腳勁射，看著球飛過阿根廷隊門將，鑽進球網。進了！體育場如火山爆發，幾萬人瘋了一般大吼，你的隊友衝上來擁抱親吻你，柏林和慕尼黑的數百萬觀眾也在電視屏幕前激動落淚。這時你欣喜若狂，但並不是因為射進阿根廷隊球門裡的那顆球，也不是因為擠爆巴伐利亞州露天酒吧的球迷的歡天喜地，而是因為在你的身體裡各種感受正如風暴一般襲來，而欣喜若狂就是對這些感受的回應。你覺得有冷戰在你的脊椎那裡上上下下，電波一波一波衝過身體，好像自己體內融入了幾百萬顆爆炸的能量球一般。
你不用在世界盃決賽踢進制勝一球，也能得到這樣的感覺。比如工作中意外升職，讓你開心地跳了起來，其實就是這種感覺。你的心靈深處，其實根本不懂足球，也不懂工作，只懂實際生物的感覺。如果你升職，但出於某種原因而沒有得到這種愉悅的感覺，你就不會覺得滿意。反之也是如此。如果你剛被開除（或是輸了一場重要的足球賽），但感受到了非常愉快的感覺（也許是因為嗑藥），一樣會覺得自己站在世界的頂峰。
但壞消息是，愉悅的感覺很快就會消退，遲早會轉變成不愉快的感覺。就算踢進了世界盃決賽的制勝一球，也無法保證一生都幸福。事實上，這甚至有可能是走下坡路的開始。同樣，如果去年我意外升職，很有可能雖然現在我還在這個位子上，但當初聽到消息時的愉悅感早已經在幾個小時後就煙消雲散。如果想再次感受那些美妙的感覺，就得再升職一次。然後再一次。這時如果沒能升職，感受到的痛苦和憤怒可能遠比當初乾脆一直當個小職員更大。
這些都是進化的錯。歷經無數代人之後，我們的生化系統不斷適應變化，為的是增加生存和繁衍的機會，而不是快樂幸福的機會。只要是有利於生存和繁衍的行為，生化系統就會用愉悅的感覺來回應。但這不過是一時的營銷伎倆罷了。我們努力取得食物、追求伴侶，就是想避免飢餓帶來的不愉悅感覺，並且享受進食的愉悅、性愛的高潮。但無論進食還是性愛，這種愉悅都無法長時間維持，想要再次感受，就只能去尋找更多的食物和伴侶。
如果哪天出現一種罕見的突變，讓某只松鼠只要吃了一顆堅果，就能一輩子感受無比的快樂，情況會怎樣？從技術角度來說，只要從松鼠的大腦下手，確實能夠做到這一點。而且誰知道呢？或許幾百萬年前就出現過這樣幸運的松鼠。但是，如果是這樣，這只松鼠的一生將極其快樂但也極其短暫，讓這種罕見的基因突變迅速畫下句點。箇中原因在於，覺得快樂的松鼠再也不會努力去找更多堅果，更不用說求偶交配了。至於和它競爭的其他松鼠，吃過堅果才5分鐘就又覺得餓，反而能有更好的機會生存下來，並把自己的基因傳給下一代。同理，人類收集的堅果（高薪的工作、大房子、好看的另一半）也很少能帶來長期的滿足。
可能有人會說，情況也沒那麼糟糕，因為讓我們快樂的不是那些結果，而是追求目標的過程。攀登珠穆朗瑪峰的過程會比站在山頂更令人滿足，挑逗和前戲要比最後的性高潮更為精彩，進行開創性的實驗也比最後獲得讚美和獎項更有趣。然而，這並未改變事情的全貌，只是說明進化會用各種不同種類的愉悅來控制我們罷了。有些時候，進化是用愉悅或安寧的感覺來引誘我們行動；還有些時候，是用得意或興奮的感覺刺激我們向前。
動物在尋找某種增加生存和繁衍機會的物品或對像（例如食物、夥伴或社會地位）時，大腦會產生警覺和興奮的感覺，而這種感覺如此美妙，促使動物更加努力。在一項著名的實驗中，科學家把電極連接到幾隻大鼠的腦部，大鼠只要踩下踏板，就能製造出興奮的感覺。接著，當他們讓大鼠在美味的食物和踩踏板中二選一時，大鼠寧願選擇踩踏板（很像小孩寧願玩電子遊戲也不想下樓吃飯）。這幾隻大鼠一次又一次踩下踏板，直到因為飢餓和疲憊而倒地不起。 37 人類可能也是這樣，喜歡比賽過程的興奮大於最後成功的桂冠。然而，真正讓比賽如此吸引人的，就是那些令人開心的感覺。比如爬山、玩電子遊戲或相親，這些活動中絕不可能只有壓力、絕望或無聊這些令人不快的感覺，否則不可能有人參加。 38
可惜的是，參加比賽的那種興奮感，就像勝利時的幸福感一樣轉瞬即逝。風流男人享受一夜情的刺激，商人享受咬著指甲看道瓊斯平均指數上上下下，電子遊戲玩家享受在計算機屏幕上打怪物，但對他們來說，再去回味昨日的冒險並不足以讓他們感到滿足。就像大鼠必須一次又一次踩下踏板，不管是風流男子、商界巨擘還是電子遊戲玩家，一樣每天都需要有新的刺激。雪上加霜的是，這裡的期望一樣會因現有條件而適應，昨天令人感到刺激的挑戰，很快就變成今天的沉悶。或許幸福快樂的關鍵既不是比賽，也不是金牌，而是能調和出興奮與安寧這兩種元素的正確劑量；但我們大多數人往往不斷在緊張與無趣這兩端來回跳動，到了一端就開始對另外一端感到不滿。
如果科學說得沒錯，幸福快樂是由生化系統所掌握的，那麼唯一能確保長久心滿意足的方法，就是去掌控這個系統。別再管經濟增長、社會變革或政治革命了：為了提高全球幸福快樂的程度，我們需要掌控人類的生物化學。在過去幾十年間，人類已經開始這麼做了。50年前，精神類藥物背負著沉重的污名，如今這種污名已然被打破。不論這是好是壞，現在有越來越高比例的人口定期服用精神類藥物，有一些確實是為了治癒使人衰弱的心理疾病，但也有一些只是為了應對日常生活中的沮喪和偶爾襲來的憂鬱。
舉例來說，已有越來越多的學生開始服用哌甲酯（Ritalin）之類的興奮劑。2011年，美國因為患ADHD（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注意缺陷多動障礙）而服用藥物的兒童就有350萬。英國的這一數字則從1997年的92000上升到2012年的786000。 39 這些藥物原本用於治療注意力不集中，但今天就連某些完全健康的孩子也開始服藥，希望借此提高成績，以迎合老師和家長越來越高的期望。 40 很多人相當反對這種發展，認為問題不是出在孩子身上，而是出在教育系統。如果學生出現注意力不集中、壓力過大、成績不佳，或許我們該怪的是學校教育方法過時、教室過度擁擠、生活節奏已經快到不正常。或許該改變的不是孩子，而是學校？各種相關論點的歷史演變十分耐人尋味。幾千年來，對於教育方法的爭論從未停息，無論是在中國古代還是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人人都有一套理論，而且都對其他理論嗤之以鼻。但在先前，至少大家還有一點共識：想改善教育，應該從學校下手。而現在大概是歷史上首次，至少有一些人已經認為，更有效率的做法是從學生的生化狀態下手。 41
軍隊也出現同樣的問題：美國有12%的伊拉克駐軍、17%的阿富汗駐軍曾服用安眠藥或抗抑鬱藥物，以緩解戰爭給他們造成的壓力和痛苦。人會感覺到恐懼、抑鬱和精神創傷，原因不在於炮彈、詭雷或汽車炸彈本身，而在於激素、神經遞質和神經網絡。同時遇上同一場伏擊的兩名士兵，可能一個嚇到呆滯、方寸大亂，之後幾年間噩夢連連；另一個卻能勇敢向前殺敵，最後榮獲勳章。這裡的不同點就在於兩名士兵身體裡的生物化學反應，如果能設法控制，就能一石二鳥，讓士兵更快樂，軍隊也更有效率。 42
用生物化學來追求快樂，也是這個世界上的頭號犯罪原因。2009年，美國聯邦監獄有半數囚犯是因為毒品入獄；意大利有38%的犯罪嫌疑人因為毒品相關罪行被定罪；英國也有55%的犯罪嫌疑人因為吸食或交易毒品而入獄。2001年的一份報告顯示，澳大利亞有62%的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時吸食了毒品。 43 人們喝酒是為了遺忘，抽大麻是為了感到平靜，用可卡因和甲基苯丙胺（冰毒）是為了感到敏銳而自信；搖頭丸能讓人感受狂喜，而LSD（麥角酸二乙基酰胺，一種強致幻劑）則會讓你落入一場脫離現實的迷幻夢境。有些人憑借用功學習、努力工作或養家才得到的快樂，另一些人則只需操縱分子調出正確劑量，就能極為輕鬆地得到。這對整個社會和經濟秩序都是實際存在的威脅，也正因為如此，各國才會堅持對生化犯罪發動一場血腥而無望的戰爭。
國家希望管控用生物化學追求快樂幸福的手段，定出“好”與“壞”的標準。這裡的原則很清楚：如果有利於政治穩定、社會秩序和經濟增長，這樣的生化操作不但被允許，甚至還應得到鼓勵（例如能讓多動的學齡兒童平靜下來，或是能讓士兵迫不及待投身戰役）。如果威脅到穩定和增長，這樣的生化操作就要被禁止。然而，每年都有許多新藥從各大學、藥廠及犯罪組織的實驗室中誕生，國家與市場的需求也不斷變化。隨著用生化來追求快樂的腳步逐漸加速，其對政治、社會和經濟也將有所影響，並越來越難以控制。
使用藥物還只是個開始。實驗室裡的專家已經開始著手研究以更複雜的方式操縱人類的生物化學，例如將電流刺激直接送至大腦特定部位，或是用基因工程控制人類身體的藍圖。不論確切方法是什麼，要通過生物操縱方式得到幸福快樂並不容易，因為這其實改變了生命最基本的模式。但話說回來，戰勝饑荒、瘟疫和戰爭，在過去又豈是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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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人類該不該花這麼大的心力來追求生化的快樂，至今沒有定論。有人會說，快樂這件事根本沒那麼重要，要說個人滿意度是人類社會的最高目標根本是誤導。有些人可能認為快樂確實是至善，但對於生化認為快樂只是身體愉悅的感覺則很有意見。
在大約2300年前，伊壁鳩魯就曾警告門徒，無節制追求享樂帶來的很可能是痛苦而非快樂。公元前幾個世紀，佛家甚至還有一個更激進的主張，認為追求快感正是痛苦的根源。這種感覺只是一種短暫且毫無意義的感受。得到快感時，我們的反應不是滿足，反而是想得到更多。因此，不論我們感受到多少幸福、興奮的感覺，也永遠無法滿足。
如果我認定快樂就是這些稍縱即逝的快感，並且渴望得到更多，我就別無選擇，只能不斷追求下去。好不容易得到之後，快感又很快消失，而且因為僅有過去快樂的回憶並不足以令我滿足，所以我又得從頭再來。像這樣的追求，就算持續幾十年，也永遠無法帶來任何長久的成果；相反，我越渴望這些快感，就會變得更加壓力重重、無法滿足。想得到真正的幸福快樂，人類該做的並非加速，而是放慢追求快感的腳步。
佛教對快樂的看法，與生物化學有許多共同之處。兩者都認為，快感來得快去得也快，而如果人類只是渴求快感，卻不去真正好好體驗快感，就仍然無法滿足。但是接下來，兩者卻有了非常不同的解決方案。生化的辦法是開發出各種產品和療法，為人類提供無止境的快感，讓人能夠永遠享有。佛教的建議則是減少對快感的渴望，不讓渴望控制我們的生活。佛教認為，我們可以訓練心靈，仔細觀察各種感覺是如何產生以及如何消逝的。只要心靈學會看透這些感覺的本質（也就是短暫且毫無意義的感受），我們就不再有興趣追求快感。畢竟，去追求一個來去不定的東西，有什麼意義？
目前，人類對於生化解決方案的興趣遠遠大得多。不論那些在喜馬拉雅山洞穴裡的僧侶和象牙塔裡的哲學家怎麼說，對資本家來說，愉悅的快感就是快樂。就是這樣。每過一年，我們忍耐不悅的能力就會降低一些，而對快感的渴望則越來越強烈。現在的科學研究和經濟活動都以此為目標，每年研發出更有效的止痛藥、新的冰激凌口味、更舒適的床墊、更令人上癮的手機遊戲，好讓我們在等公交車的時候連一秒的無聊都無須忍耐。
當然，這一切還遠遠不夠。智人的進化並未讓人能夠感受長久的快感，因此僅靠冰激凌或手機遊戲還不夠。如果真想長久感受到快感，必須改變人類的生物化學，重新打造人體和心靈。我們也正在這方面努力。我們可以爭論這究竟是好是壞，但似乎21世紀的第二大議題——確保全球的幸福快樂——就是會牽涉到重新打造智人，讓人可以享受永恆的愉悅。
地球的神
在追求幸福和不死的過程中，人類事實上是試著把自己提升到神的地位。這不僅僅是因為這些特質如神一般，也是因為為了戰勝年老和痛苦，人類必須能夠像神一樣控制自己的生物根本。如果我們有能力將死亡和痛苦移出人體系統，或許也能夠隨心所欲地重新打造整個系統，以各種方式操縱人類的器官、情感及智力。這樣一來，你就能為自己購買大力士赫拉克勒斯的力量、愛神阿弗洛狄忒的性感、智慧女神雅典娜的智慧，如果你想要的話，還可以購買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瘋狂。到目前為止，要增加人的力量，主要還是依靠改進外部工具。但在未來，則可能會著重於改進人的身心，或直接將人與工具結合起來。
人要升級為神，有三條路徑可走：生物工程、半機械人工程、非有機生物工程。
生物工程源起於我們認識到人類還遠遠沒有發揮身體的全部潛力。40億年來，自然選擇不斷調整和修補人類的身體，讓我們從阿米巴變成爬行動物，再到哺乳動物，現在成了智人。但沒有理由認為智人就是最後一站。只不過是基因、激素和神經元出現一些相對來說並不大的變化，就已經足以讓直立人（最厲害的成就只是製作出石刀）變成了智人（製造出了宇宙飛船和計算機）。沒有人知道如果人類的DNA（脫氧核糖核酸）、內分泌系統和大腦結構再多一些變化，結果會是如何。生物工程並不會耐心等待自然選擇發揮魔力，而是要將智人身體刻意改寫遺傳密碼、重接大腦回路、改變生化平衡，甚至要長出全新的肢體。這樣一來，生物工程將會創造出一些小神（godling），這些小神與我們智人的差異，可能就如同我們和直立人的差異一樣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