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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兩種進化:生物與文化

一、複製與變化

本節討論的是:文化系統中的複製與變化,生物系統中的複製與變化,以及兩個系統的對比。對這個題目,兩個領域中擁有各自的詞彙,生物學通常不叫複製叫遺傳,不叫變化叫變異;與之對應的東西,在文化領域中,叫模仿與創新。這裡用一個新的詞彙來表達這種共性,就是「複製」,生物在複製自身,文化也在複製自身;另一個詞彙是「變化」,生物的世界不斷產生變異,文化的領域不斷進行創新。

先講遺傳與變異。遺傳與變異在我們講達爾文的自然選擇時簡單地提到過。相當數量的遺傳中產生一定的變異。絕大多數遺傳當然沒有發生變異。因為沒有變異,物種才能保有其穩定性。但與此同時,物種在遺傳中一直以極小比例產生變異。發生變異的比例有多大?雙倍體(兩性)變異比率要稍微大於單倍體(同性)。雙倍體變異的比例大概是每從事10萬到1000萬次遺傳,可能發生一次變異。有這樣一個命題,「沒有忠實的複製」,複製難免走樣,複製多了必然走樣,但比例很低。比如人類在平均100萬次複製中才出現一例變異。變異的次數多少可以從兩個意義上來理解:一個是變異的比例越大,變異的次數就越多;再一個就是群體規模越大,複製次數就越多,產生的變異也就越多。產生變異的比例大小可以稱為內源變化的大小。內源變化通常是比較小的,十萬分之一至一千萬分之一。威廉斯認為,如果內源變化太大,就很難有任何積累性的效果。(威廉斯,1962:87)這話怎麼講?就是說變異的比例小一點,倒有可能有積累性的效果,如果變化率太大,反而沒有積累性效果。環境的變化是既定的,比如環境變得寒冷,適應的鳥類可以生存,不適應的不行。變異過多,意味著適應的類型也將很多,比如從一種原型鳥變異出體質耐寒的鳥、羽毛更厚的鳥、隨季節遷徙的候鳥,等等。結果就沒有了方向性,就不能使變異者具有一定的規模,凝固成一定的性狀。相反,內源變化小一點,產生的變異少,其中的一種非常適應,就可能代表一種方向。多方向即沒方向,多中心即無中心。適應的種類過多,就沒有方向了。概言之,物種在遺傳上有很大的穩定性,與此同時還一直產生著變異,而變異的比例不會太大。

人類與其他物種在進化上有很大的不同,乃至可以說人類「離軌」了。離軌的結果是人類在物種上比動物更穩定。這不是說人類在遺傳中不發生變異,而是說對環境適應較弱的人類成員不會被自然選擇淘汰。換句話說在面對人類這個自然界裡唯一的特殊的物種時,自然選擇失效了,它不能把能力較弱一些的人淘汰出局。我們每一個人無論各個方面,性能強還是弱,跑得快還是慢,智力高還是低,體形胖還是瘦,靈活性好還是差,基本上都不會淘汰出局。儘管我們通過遺傳還會產生新的基因,沒有用,變異只是自然選擇的前提,前提存在不等於選擇發生了。原因很清楚,科技的進步,生活條件的改善,溫飽的無憂,醫療條件的普及,等等,決定人類不會再經受「適者生存」的剪刀的篩選。人類整個群體基本上都有了保障,都能夠存活。因此可以說,人類作為一個物種比以前更穩定了。

無獨有偶,複製與變化不獨屬於生物的世界。生物當中有這樣一個特殊的物種——人類,它產生的文化竟然和生物界的這一特徵極其相似,也有複製與變化,就是模仿與創新。如果沒有這種性質,人類的文化決不是今天的這個樣子。文化是生命創造出的一種新的現象,這一現象與生命本身所具有的現象極其相似。它的擴展有賴於它的複製,就是模仿,而它又不是一成不變的擴大、膨脹,它也在更新和變異,像生命一樣,只是速度更快。所不同的是這個選擇不是自然選擇,而是人為的選擇。很多社會成員、很多民族,願意選擇一種新的技術、一種新的制度、一種新的文化,都屬於人為的選擇。這種選擇使得某些文化佔了上風,對應地某些文化居於下風,甚至慢慢地被淘汰了。這就是複製(即模仿)以及在此基礎上出現的一定概率的變化。二者相輔相成,使得文化不斷演進著。前面說了物種是穩定的。與物種相比,文化是不穩定的,更喜愛變化的。而就文化自身來說,在時間維度上存在著過去的文化、近現代的文化、當代的文化。比較而言,顯然是以前的文化更穩定,現在的文化更不穩定,更多變。

生命的繁衍與文化的擴大都依賴同樣的東西——複製。哪個基因更有生命力,意味著它的複製效率更高,有更多的後代;哪個文化更有力量,意味著這種文化被更多的人、更多的民族模仿,模仿的重要就在於此。被廣泛模仿的文化就成為優勢文化,進而能在世界上佔支配地位,或是最起碼有一定優勢。文化在空間和時間內被大規模地模仿,就成了習俗,成了傳統,成了一種文化模式。

文化的模仿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文化產品的複製。一些文化媒介的複製幫助了文化的擴散,使之被更多的人瞭解,被更多的人學習。這種載體的發達就能夠直接促進文化模仿的大規模展開。中國古代文明恰巧在這一方面長時期處於領先地位,從而造就了中國古代社會的發達、繁榮。領先的那種東西就是長期充當文化載體的紙和印刷術。在古代,中華民族在造紙和印刷術這兩方面的領先,直接決定了我們的文化產品複製的程度高。我在自己的一項研究中得到這樣一個推論:文化複製上的領先決定了文化上的領先。這就像生命體的複製,複製多意味著這一物種的繁榮。

這裡還有一點重要的內涵需要把握,即複製多不僅意味著量的增加,也意味著質的提高。以下是對這一道理的闡述。先講一組數字。前面說中國古代文化在造紙術和印刷術這兩個方面領先,這種領先最終怎麼在數字上體現呢?對西方世界來說,1450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也可以說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里程碑。1450年西方出了一個叫古登堡的人,發明了印刷術。1450年成為一個分水嶺,在此前後中西文化的發達程度判然有別。1450年前整個歐洲(從遠古時代開始)曾經有過的圖書的種數是3萬種(因為沒有印刷術,當然都是手抄本了)。中國元代滅亡是1438年。根據中國文獻學家的統計,1438年之前中國古代一共擁有圖書的種類是4萬種。這兩個時間大致接近,在此以前,中國擁有的書籍總量比整個歐洲還多三分之一。當1450年西方人發明了印刷術以後,情況大變。過了150年,到1600年,西方擁有的圖書是125萬種,與之對應中國當時擁有圖書是1.4萬種。這期間西方擁有書的種數是中國的89倍。再往後走,從1600年到1900年共300年時間,西方的圖書種類是1125萬種,中國的圖書種類是12.6萬種,剛巧和上面一樣也是差89倍。所以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經說,1840年西方的炮艦開始敲開中國的大門,其實國力的此消彼長早已被1450年開始的文化的此消彼長決定了,早已被文化複製的速度決定了。(鄭也夫,1992)前面講到是複製的效率,這裡說的卻是圖書的種數,好像說的不是一個事情。的確在這裡調整了一個概念,因為手頭無法找到忠實意義上的圖書的冊數。那麼種類與冊數是什麼關係?印刷術是提高印刷冊數的,為什麼有了印刷術圖書種類增多了?這暗含著一個道理,當一種文化開始大規模複製的時候,與此伴隨的一定是創新也在增加。書的冊數與種類中,冊數是更忠實的複製,種類則可能意味著有創新,尤其是種類的批量增長。而創新和複製是密切關聯的,複製是創新的基礎。當有了大規模複製的機制時,創新的增長也將是顯然可以看到的。將文化與物種對比,可以看到,物種複製10萬次時可能有一個新的基因出現,已有的圖書不斷複製就會激發新書的產生,文化產品複製到一定數量時就會出現新的東西。這就是模仿與創新的關係。

二、文化與本能的關係

我們先從進化的角度去認識文化與本能的性質。生物學上的進化是先天的獲得性被自然選擇的結果。而文化的進化是後天獲得性經人為選擇的結果。拉馬克提出「用進廢退」,認為後天獲得性可以繼承,這樣分析生物的世界是站不住腳的。後天獲得性不能繼承,因為後天的勞作與學習改變的是體細胞而不是生殖細胞,是身體而不是基因,而遺傳靠基因。但將拉馬克的理論放在文化上就對頭了。文化就是一種後天獲得性,文化同體質完全不是一回事,文化是可以繼承的,是可以傳遞的。

我們接下來討論文化與本能的關係。文化與本能都努力去控制對方。先說本能對文化的控制。實際上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本能一直對文化產生著約束和控制。本能沒有給文化太多的自由,人們的本能約束著人們的文化選擇。愛德華·威爾遜說,本能適中地掌握著文化對它的依賴。二者的這種關係導致了有些文化選擇勝過了其他的文化選擇,在實踐中更容易被人們選擇,另一些文化不大被人們選擇。舉兩個例子來說明本能限制了人們對文化的選擇。

一個例子是各個民族(在古代各個民族是生活在相互隔絕的狀態)在原始時代都產生了對近親通婚的禁忌。這種禁忌應該是一種文化,它卻產生於幾乎所有民族。這說明,首先是人們的本能促進了文化上的這一選擇,而後出現的副產品幫助鎖定了這一文化選擇。這一副產品就是我們後來認識到了這種選擇的另一優勢,即人種進化上的優勢,近親通婚會造成人種退化。最初是什麼樣的一種東西促進了這種文化選擇?應該是不同民族當中所共同擁有的一種本能。很多人類學家對此作了探討,他們認為這種禁忌實際上是與本能相符合的,文化的力量不過是進一步強化了這種東西。這種本能就是從小在一塊兒長大的異性之間其實不易產生吸引力;相反,不是在一個地方長大的異性之間更容易具有較強烈的吸引力。實際上,從禁忌上追根問底,可以看出的是文化與本能的連接,而不是對立。再舉一個例子來看,就是「大鍋飯」制度的失敗。這個例子就發生在當代,我們知道這個例子從根到梢的全過程。一種制度的選擇也可以稱為一種文化的選擇。我們曾經堅定地選擇了這樣一種制度。經過近半個世紀的實踐,我們不得不放棄。為什麼?在淺層次,是因為效率低。說到根本,在其不合人性。什麼叫不合人性?也就是不符合人的本能。人類不適合在家庭之外同其他人一起吃大鍋飯,一起搞核算,這樣很快就會把食物全部吃光。相反,在一個家庭裡,就可以精打細算。前面講了,無條件的利他只能發生在近親當中,而沒有血緣關係的人之間的利他只有互惠。一種分配製度、一種合作制度,違背了人的本性,最終會受到懲罰的。這種制度選擇因為其效率低下,在同作出其他文化選擇的民族、國家、地區的對比中,一定落後,一定會在競爭中失敗,最終不得不放棄這種選擇。這兩個例子可以說明,本能在一定程度上約束、控制著文化選擇。

當然,事情還有另一面,就是文化一直在企圖超越環境和超越肉身。這種企圖和努力首先體現在超越環境上面,而後體現在超越肉身上面。體現在環境上,很好理解,人們開始控制環境,進而改造環境。比如我們馴化動物植物,我們興修水利。這些東西都可以視為控制環境、改造環境。而以人類這些偉大舉動相對應的動物的行為是適應環境。動物在努力地適應環境,在一隻看不見的手「自然選擇」的操縱下,不斷地變異出新的基因,以具有一定寬度的身體性能的系列譜,來應對自然的變化,適者生存下去。新的適者就是靠著擁有老的物種成員不具備的一點微妙的差異和優勢來適應變化,它靠的是自己的身體。而人類早就走出了這種忠實地遵循身體的屬性去適應環境。人類要控制環境、改造環境,而且已經獲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其之後,就不僅僅是控制、改造環境了,就要開始控制、改造自身了。和面對環境的時候先控制後改造一樣,對自身也是先控制後改造。這有很多例證可以舉,最明顯的例證就是用避孕藥、節育手段來控制自身的生育。人類很早就開始了控制自身的努力。控制生育應該是比較晚近的事情,在對身體其他方面控制來得更早。這可以找到很多例證。改造自身中,應該說小的舉動也早就有過,大的舉動剛剛開始,就要跨過門檻了,即不僅要改造自身,比如說變性,而且懷有更大的雄心壯志準備改造人類,改造後代,改造人類的基因,徹底改變人類的屬性。毫無疑問,這是一個極大的野心。這個野心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人類要做上帝」。宗教告訴我們,上帝創造了人類。現在人類要讓上帝出局,自己再造人類。

開始了對自身改造,就面臨這樣一個問題,有界限嗎?沒有界限的改造行嗎?放手大幹行嗎?恐怕不行。恐怕改造還是要有界限的。什麼是界限?界限就是倫理,就是標準。當人類中的某些先進分子,他們代表著先進的生產力,當他們用手術刀和試管著手改造人類的時候,毫無疑問全體人類立刻亂了營,開始了激烈的爭論。這種爭論實質上是倫理上的爭論。自然劃分為兩大陣營,一部分人支持某種嘗試,另一部分人反對。這種爭論本身就是在嘗試建立一種新的倫理。而這種新倫理的建立,毫無疑問有著巨大的困難。難點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在理論上,另一方面在實踐中。

理論上的難點在於什麼地方呢?人類有一個基因庫,每一個人有46個染色體,23個從父親那兒繼承,23個從母親那兒繼承,每一個人的基因是在整個人類基因庫之中的。如果改造基因,改造人類,實際上就是克服一些基因,消滅一些基因,因為這些基因有很壞的作用;還要去促進一些基因,進而再造出一些所謂好的基因,能讓我們強健、聰明、長壽的基因。這樣問題來了,什麼叫好基因?能為你身體帶來什麼樣變化的基因是好基因?我們能裁定它嗎?我們有上帝那麼大本領去裁定什麼是好、什麼是壞嗎?實際上,從遠古一直到今天,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我們人類是拿自己身體中的不同特徵去適應環境的。比如在今天的社會中,某些人成功了,這只是拿某些標準來考驗、衡量和選擇的,說這些成功者一切都好肯定是不準確的。今天導致成功的素質推到5000年前、10000年前,能夠讓一個人在當時的社會中赫然居於同輩之上嗎?能讓他成為優秀的獵人、酋長、部落首領嗎?未必行。使一個原始人在同輩中居於前列的因素,可能與今天使你成為同輩中的先進分子的素質大不相同。原始人成功的素質可能是機敏,現代人成功的素質則是沉思,是思考。作為一個好獵人,喜歡長考是不行的,要能當機立斷;而現在作為一個好學者,要善於長時間的思考。5000年前、10000年前被人們敬仰的優秀品質、優秀能力,在今天來說就不是了。我們只是歷史長流中一個瞬間之中的偶然產物,我們能夠裁定在未來什麼樣的素質更適應環境嗎?我們能夠知道什麼是更優秀的品質嗎?為什麼現在產生了代溝?所謂代溝就是你認為是好的東西,你的兒女們嗤之以鼻。一個父親與兒女為什麼會產生代際的衝突?根本原因是社會在巨變,巨變之中兩代人的價值觀不一樣了。古代社會裡沒有代溝,那時候父親與兒子的衝突跟父親與其兄弟的衝突是一樣的,有利益的衝突,有見解的分歧,唯獨沒有代溝,兩代人沒有不同的價值觀。代際衝突中有種種內容。在審美領域當中最鮮明反映代溝的是流行歌曲。而代溝最深層次的分歧是價值觀。比如父輩認為吃苦耐勞是很好的素質,但下一代不接受,偏偏認為會享受是很好的素質。兩代人的時間對於基因的進化來說,太短暫。當發明家要創造出一種理想的基因的時候,這實際上意味著他要把他認為好的因素繁榮、光大,要影響到十代百代的人。這不是一種狂妄嗎?你怎麼知道十代百代之後的人類還與你認同?你怎麼敢有信心讓十代百代以後的人們都說,21世紀初葉的先輩真是偉大,使我們變成了這個樣子?智商在那時的社會中是被人崇尚的、高度適應的素質嗎?實際上,改造人類是一種最大的專制。以前這些事情是大自然做的,大自然在偶然中完成的。而今天有人要執掌這個權柄。這是理論上的難點,我們沒法為未來量體裁衣。

在實踐中,難點則首先在於這不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比如說優生學認為提高智商意味著人種的進化。有一個辦法可以提高智商,就是只允許現在世界上的6%的人可以生兒育女,剩下的94%的人不能生兒育女,因為他們智商不夠,他們只能保有性活動,無權留下後代。只要照著這個方法做,下一代智商保證提高到平均130以上。這在實踐中就成了政治問題。這是基本權利的衝突。很多人不能答應,不能坐視自己出局。再比如現在國際社會面臨的一個問題:核擴散。於是有些國家同意,某個國家來扮演國際警察,看管住核武器,不要再製造、再擴散了。這警察當得非常之累,還遭到很多國家、許多人士的反對。我擁護有一個看管核武器的警察,因為我畏懼核武器的擴散。首先我同意,警察身上有很多壞毛病,權力慣壞了他們。這就像作為一個市民我們經常罵警察,但如果把警察取消了,我們每一個人都不答應,警察取消了社會就亂套了,儘管警察有很多毛病。所以,我認為有核警察比沒核警察好,但我知道當核警察很累很累。而擔當「克隆警察」,就是看管住全世界的實驗室,看管住全世界優秀的生物學家不要搞克隆,比「核警察」還要累。因為目前全世界能製造核武器的地方比較少,而渴望和可能做克隆實驗的地方太多了。目前世界上支持製造核武器的人(不好統計)總的來說是少數。當克隆警察的困難非常非常大。雖然在目前的世界輿論中,反對克隆似乎佔了上風,但我預料事情會朝著相反的方向轉化,支持克隆的人會與時俱進、與日俱增。因為種種因素,前面講到了人們生育率普遍下降。環境的污染,二英的出現,男性的精子含量史無前例地下降,而且還會繼續下降,越來越多的男性沒有了生育能力。所以,我覺得在未來的時間裡,越來越多的人會由於主觀、客觀的原因而告別生育,越來越多的人會舉手擁護克隆。這個克隆警察很難當。儘管很多人從學術上論述了克隆是多麼糟糕的事情,克隆將破壞生物的多樣性,破壞人體的多樣性,使人類的譜系越來越狹窄,這是違背物種進化中最基本的原則的。但是社會實踐不是學術討論,它是一個政治與利益的問題。

綜上所述,鑒於理論和實踐上的難點,改造人類的界限問題將無標準可言。

三、人的本質

人是一種動物,但是是一種特殊的動物。人是掌握了文化的動物,人是一種文化動物。人的本質就是他已經沒有了傳統意義上的本質。什麼叫傳統意義上的本質?就是一個動物的本質,比如豬的本質屬性,虎的本質屬性。人沒有這樣一種本質屬性。人的性質、性能、性狀與時俱進,變動不居。所以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讓-保羅·薩特的一句話曾風靡一時:「存在先於本質。」人的本質就是人出生時沒有本質,他的存在先於他的本質,他的本質從哪裡來?薩特說是後天注入的。人天生沒有什麼本領,全靠後天的學習,無論是學計算機,學會計。道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後天決定的。一個人成為罪犯,還是成為國家領導人,不是先天決定的,而是後天決定的。放在歷史長河裡看,以動物的本質看待人,以他的生理結構、他的性能來看待他,發現他不斷變化。原來他是一種陸生動物,後來他能入水、上天。本質屬性都變了,大變了。所以說,人沒有傳統意義上的本質。

學者們給人類下過不計其數的定義,我覺得這些定義之間沒有什麼衝突,定義不同是因為視角不同。我覺得最有人類學(不是狹隘的人類學)味道的是這樣一個定義:人是具有可能性的動物。我最欣賞這個定義。動物沒有較大的可能性,動物只有必然性,只要環境沒有大的變遷,它就一定能發育出祖先的性能、品質,那是必然的。這跟一個膠捲進入顯影液一樣,是前定的,拍的什麼東西就洗出什麼東西。什麼樣的動物胚胎就發育成什麼樣的動物。而人是有可能性的。如果給人以必然性,很可能過後他會超越它。在這個定義的基礎上進一步推論:人是自我決定的動物。動物是血統決定、基因決定,而人即將開始徹底地自我決定:改造基因。動物可以不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要上帝和它的基因負責。狼殘暴地對待羊,自己概不負責。而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人不僅騷擾四鄰需要負責,關鍵是人開始騷擾自身了,開始自決了。為什麼罪犯18歲以上才判刑?因為小孩沒有自決能力,大人已經有了自決能力。問題在於人類沒法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問題在於人類尚且找不出一個倫理、一個標準。

人類前所未有地面臨著一種狀況,就是離開了進化的軌道。離軌之後就面臨巨大的風險。什麼叫風險?風險與危險含義不同,危險通常指已知的不安全,而風險指未知的不安全。對已知的事情我們清楚有幾種可能,比如開車就有出事的可能。而風險通常與未知的災難結合在一起,不是同預料之中的一些困難結合在一起的。因為人離軌了,人不斷地進入到未知的領域當中,乃至人們最後徹底地進入到未知的領域當中。基因工程正式開始之日,就是我們徹底進入未知領域之時,也就是我們徹底地蹈入風險之際。處於這麼一種狀況,我們在性質上、性格上必然會發生變化。我們在性格上已經或者即將發生的變化之一就是增加了反思性。為什麼增加了反思性?因為你的生存方式和前輩、祖先不大一樣了。祖先的經驗、教條不能繼續指導,我們不能依照教條,如果自己不再反思反思,那怎麼辦?如果你的生存方式與祖先一樣,你可以遵循祖法,遵循慣例,不需要時時事事面臨決策,沒有太多錯誤可犯。而現在不行,現在你常常要面臨決策,常常面臨新的問題,於是你常常犯錯誤,損失慘重,痛心不已。怎麼辦?於是增加了反思性。這是性格的變化,但這是環境使然,形勢使然,這不是一個人性格的變化,而是整個物種性格的變化,必然如此。不是說誰願意反思,誰熱愛反思。除了學者以反思為業之外,越來越多的人也熱衷於反思,人類已無可救藥。

下一個我們所面臨的特殊的處境就是,我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不一致。以前我們在重大原則問題上偶爾產生分歧,而現在在諸多的問題上,從大事到小事,都陷入了不一致。我們已經無法再找到父輩、祖先們所享受到的那種令人羨慕的一致。那種一致沒有了,有的是巨大的不一致。短期內誰也戰勝不了誰,誰也休想說服誰,這情形就發生在我們身邊周圍。可以預料的明天,不一致將更大,迴避不開。比如可以看到兩個同性戀開始過上日子了,可以看到周圍的一些人改性了,不久以後又看到有人克隆出他自己來。在這些事情上到哪兒去找一致呢?我們將陷入巨大的紛亂、不一致之中。不管願意不願意,我們反思的性格慢慢在增長,同時又與一個習慣結下了不解之緣,這個習慣就是爭論。以前的不一致是偶爾產生的,不是永遠追著我們,以後的不一致性將永遠追著我們。以前的討論、爭論偶爾發生,有人類就有爭論,爭論是推動人類發展的一個最重要的手段和媒介。以後的爭論將極其頻繁,我們將陷入無窮的爭論中。原因在於新的東西出籠得太多、太快,還沒有凝固成一種方式。沒有一種想法、標準、方式佔據上風,使人們的心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風平浪靜,使多數人處在這一準則、標準、價值觀指導下。現在和未來不是這樣,新的東西出現得太快。就像書的出版,新書實在太多了。雖然有的「新」是假冒,但貨真價實的新也確實太多了。這是我們無法擺脫、將頻繁地陷入永無休止的爭論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