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病因
疾病與動物，特別是人類有著不解之緣。忽視了疾病的生物學一定是不完整的。病有近因和遠因。近因其實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病因。圍繞病因和醫治，無論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還是關照人的整體健康的著作，均汗牛充棟。但「遠因」就不是每個人都能提出的問題了。只有接受了進化論思想的人才可能想到這個問題。按照進化論的思想，適者生存，不適者難以生存。那麼為什麼進化沒有將疾病淘汰，換句話說，為什麼疾病在極其漫長的進化歷程中穿越了自然選擇的剪刀，得以倖存？
《我們為什麼生病》正是探討這些問題的一本書。該書的作者之一尼斯是精神病學家。而另一作者喬治·威廉斯，是大名鼎鼎的當代進化生物學理論家。
該書作者認為，從進化的角度看，疾病的產生有六個原因。我們將之概括為四大類別。
其一，有些疾病其實是從進化中獲得的防禦本領。比如咳嗽，是為了從呼吸道排除異物而專門設計的一種複雜的機制，它是自然選擇留下的、一種相互配合的防禦活動。再比如發燒。動物感染後，靠著將體溫提升2度來防禦感染。那些不能提升體溫的冷血動物，比如蜥蜴，會找個暖和地方使體溫升高2度。體溫能夠提升的動物都有調節本領。將因感染而體溫上升了2度的大鼠放到很熱的小室，它會啟動身體中的降溫機制保持高於正常的2度；改放到涼爽的地方，它會啟動升溫機制還是保持高於正常的2度。既然較高的體溫可防禦感染，一直保持它不好嗎？那樣耗能過多，是浪費。並且對神經系統有損害。進化的結果是，身體可以區分正常狀況和身體感染的非常時期，以節能的方式生存。（尼斯，威廉斯，1994：7，28）
其二，進化中的歷史遺留問題。（尼斯，威廉斯，1994：125）人類的食管和氣管在咽喉交叉。這種設計實在不高明，對每個人來說都體會過吃飯噎著的感覺，對人類來說十萬人中每年有一個被噎死。直到1974年「海姆利克操作法」（異物噎住而導致窒息時，向患者上腹施壓以將異物壓出氣管）發明之前，噎死一直是美國第六大致死原因，每年6萬人因噎致死。其實在設計上將兩個通道分開要比交叉簡單，昆蟲和軟體動物就是這樣的。但是從兩棲類到哺乳類動物都是兩道交叉的。我們沒有選擇。這是歷史的包袱。進化不是革命，不能另起爐灶，只能對已經存在的東西做些小修小改。人類的站立應該說是慢慢形成的。但是比起爬行還是太短暫了。因此腰病在人類中非常普遍。原因就是其骨骼結構更適合原先的爬行而非現在的站立。既然進化只能在舊有的基礎上進行，就只能同它妥協；太激進了不成，不僅思想和觀念，人類的身體本身都是保守的根據和證明。
其三，與細菌的博弈。人類想出了這麼多手段，發明了這麼多抗菌素，為什麼不能最終消除造成感染的細菌。人們通常認為，在藥物使用過程中細菌增加了抗藥性。但實際上不是每個細菌個體都獲得了抗藥性，而是在藥物殺死了多數細菌的同時，奈何不了少數因突變或帶有質粒引進的新的基因的細菌，這些細菌繁衍並在日後成為同類中的主體。幾乎每一輪抗菌素所走的道路都是從有效、低效到失效。從更高的層次看，這是一場地球生物圈中最古老的成員同最新興的成員間的戰鬥。（尼斯，威廉斯，1994：55—57）有著36億年歷史的細菌是整個生命史中的耐力冠軍和主宰者。它無所不在。據說人體重量的10％是細菌構成的。它們是地球上最大的「適者」。斯蒂芬·古爾德這樣說：「無論將來人類的智能將如何統治地球，細菌地位的改變仍然無法想像。它們的數量之多，居於壓倒性地位；種類之繁無可匹敵。它們的生活環境極為廣泛，代謝模式又無可比擬。人類的胡作非為可能招致自己的毀滅，連陸生脊椎動物也可能一起殉葬。……但我們無力把50萬種昆蟲一舉消滅。對於種類繁多的細菌更加無能為力。」（古爾德，1996：197）細菌導致的疾病只能抑制，無法根除。
其四，不變的基因與變遷的環境導致了若干疾病。比如近視眼、肥胖症、血壓高都有遺傳的原因。那麼為什麼過去這類疾病沒有今天這樣普遍呢？在狩獵的時代，患有近視眼的成員不僅打不到獵物，而且有可能成為野獸的獵物，這種基因一定被淘汰。經過自然選擇的成員在狩獵的環境中一定不是近視眼。但是後來環境變了，人們從兒童時代起就必須閱讀大量的書籍。狩獵環境中保持完好的眼睛開始了分化，有些依然很好，另一部分成了近視眼，因為他們的基因承受不了如此大量的閱讀。（尼斯，威廉斯，1994：105）如果維持現在的閱讀，同時將眼睛近視的成員統統消滅，以後的人類一定沒有近視眼，因為他們統統繼承到了好眼睛的基因。但人類技術上的進步已經使我們脫離了殘酷的自然選擇。近視對每個人的生存和繁衍已經不構成威脅。肥胖的道理略同。如果回到毛澤東的糧票、油票、肉票的時代，是沒有胖子的。在前毛澤東時代有胖子，但那是少數人，肥胖不會成為普遍的病症。在食物豐盈的後毛澤東時代，不少人繼承到的基因決定了他們將成為胖子。這些人如果生活在毛澤東時代，或者生活在古代而自己不是貴族成員，照樣成不了胖子。人類的衰老應該也是基因的原因。在野生動物中幾乎看不到衰老。不是它們沒有衰老，而是在體力剛剛下降時，殘酷的生存競爭就將它們從刀俎變為魚肉。只有在溫飽醫療的條件大大改善時，壽終正寢才成為普遍現象，衰老現象才與日俱增。人類今天的平均壽命比過去有了很大的增長，但最高壽命幾乎沒有增長，說明生理機制中有個大限，這是基因決定的。為什麼要有此機制？生物學家似乎還只能在這個核心問題的外圍轉悠。他們討論女子絕經的機制，體力下降後如果繼續保持生育能力，後代將得不到充分的養育而早夭。拒不絕經的基因被自然選擇淘汰了。男人為什麼比女人壽命短呢？在進化的早期，冒險和競爭的雄性可以獲得更多的後代，明哲保身的雄性沒有較多的後代。後者很可能比前者壽命長，但是得不到自然選擇的青睞。
綜上所述，我們面臨很多疾病，有些是可以減少的，有些則是無法避免的。該怎樣減少那些可以減少的疾病呢？
二、神似祖先的生活
當代社會中，疾病的類型正在改變。傳染病和營養不良導致的疾病正在被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腰椎頸椎病、抑鬱症等疾病取代。這些疾病就是上述的第四種類型的疾病。基因是繼承來的，它們又是無法改變的，它們適應傳統的生活環境，卻不能適應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因此我們更願意稱這些疾病為「生活方式疾病」。就是說，我們的生活方式與我們的基因不匹配，導致了疾病的發生。要減少這些疾病，就要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基因和兩千年前的祖先沒有差別，回到祖先的生活方式中就可以減少時下流行的疾病。但是回到祖先的生活方式中，既是不必要的，現在的生活方式絕非沒有優勢，也是不可能的，環境已經大大改觀。我們走上的是一條不歸之路。「形似祖先」已不可能，「神似祖先」卻是可行且有效的。
祖先擁有旺盛的食慾，繼承了祖先基因的我們當然也就擁有了旺盛的食慾。祖先的食慾是他們所處的環境揀選出來的優良品質。那是一個食物匱乏的時代，旺盛的食慾會驅策他們以不怕苦不怕死的氣概去覓食。旺盛的食慾導致的能吃和多吃也是與環境匹配的好品質。今天找到了食物是幸運，明天就可能挨餓。今天的多吃為明天的挨餓做了儲備，被明天的挨餓抵消，決不可能消化不良、營養過剩、膽固醇過多，等等。祖先生活在半饑半飽的狀態中，他們已經適應了半饑半飽。在今天與昨天的對比中，我們更可以看到，在半饑半飽的狀態中，人們的頭腦更清醒，鬥志更旺盛，吃飯都更香，並且更長壽。唯一的缺失是一部分人營養不良。在營養達標後，我們應該盡可能接近祖先的狀態，也能體驗到半饑半飽。但是祖先的半饑半飽是被動的，我們卻必須主動追求這一狀態，抑制自己的食慾。這正是難度所在。
動物都是好吃懶做的。吃飽了以後，它們最願意做的就是臥在地上曬太陽。「懶做」有生存優勢，它有助於節省能量。這習性也是與動物的環境相匹配的，食物的短缺驅使它們奔波、跑動。除了覓食，最佳的選擇不是活動，是休息。從我們與動物共通的特徵中，可以推論，祖先也是好吃懶做，我們是他們的忠實傳人。他們雖然懶惰，跑動已經很多，如果再不靠懶惰的天性保證自己的休息，就累死了。他們天性更愛休息，卻是環境壓力下的偉大的運動員。運動使他們強健，遠離疾病。我們繼承到了好吃懶做的習性，卻不再擁有不運動就餓死的生存壓力。於是在生存方式上告別了祖先，變得孱弱無力，百病纏身。要近似祖先的運動型生存方式，就只能靠自己逼迫自己去運動。人類以種種方式為自己找舒適，其結果是使自己的身體變得脆弱。比如絕大多數城市人用坐便器取代了蹲坑，它使人們失去了每日被迫深蹲的機會，而深蹲是非常有益健康的。再比如椅子和沙發的選擇使得人們很少跪、蹲或盤腿打坐。而這些動作極大地維護著我們下肢關節的柔韌。由此全面反省我們的生活方式，會發現我們為了舒適大大地改變了祖先的生存方式。「巨變」的後果蘊藏著病因。
動物和前現代的人類，要到達所追求的目標，都要走過漫長曲折的過程。一位心理學家從他餵食剛捉到的一隻蜥蜴中獲得了啟示。他把蟲子之類放在蜥蜴面前，那蜥蜴卻幾天不吃。最後一天，他遠遠地觀察，那蜥蜴向蟲子悄悄匍匐，猛然撲上去，將蟲子撕裂，然後進食。塞利格曼的解釋是：「蜥蜴已經演化成匍匐潛行、攻擊、撕裂然後才進食。獵食是它的美德，這重要到假如它沒有動用到自己的長處和美德，胃口就不會甦醒。動物是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它們沒有快樂的捷徑。人類比亞馬孫的蜥蜴複雜多了，我們的複雜坐落在情緒的大腦上頭，這個大腦被幾百萬年的天擇所塑造。我們的愉悅和胃口演化成跟我們的行為有密切關係，這些行為當然比蜥蜴更複雜、更精緻，但是你不可忽略它，不然便要付代價。認為我們可以經由捷徑得到滿足，是不對的說法。省略個人的長處和美德不但會使蜥蜴餓死，也會使圍繞在金銀財富周圍的人沮喪、憂鬱，在心靈上餓死。」（塞利格曼，2002：184）覓食的過程常常是備嘗艱辛的。人類通過不懈的奮鬥，漸漸地減少了這份艱辛，找到了一條捷徑，乃至最終豁免了這一過程，使得他的多數成員，可以直奔主題——找到食性。當他丟掉了過程之後，他才慢慢察覺，他丟掉了很多樂趣。樂趣不僅在於目標，更在於走向目標的過程，過程構成了樂趣的豐富內涵。覓食、求愛，均系如此。聰明而又可憐的人類因為屢屢走上捷徑，省卻了過程，而丟失了樂趣，變得空閒無聊。根本原因在於，「從過程到目標」是祖先的環境的組成部分，這一環境篩選出了祖先的品格和性情。我們繼承了祖先的品格，需要過程，不能直奔主題。我們要不時地撿回包餃子、包粽子、做月餅、做香腸的習慣。這樣待客、送禮，才夠熱情，夠隆重。也只有這樣，才能獲得充實，享受遊戲每一環節，在每一個環節上表現自己的個性和創造力。還是那句話，前人走入曲折的過程是被動的，我們要著意重視過程。
祖先領受著生存中的強刺激。最突出的例證就是狩獵大動物。領受了如此刺激後，安全歸來後需要的是安定自己的神經系統，完全沒有必要人為地尋求刺激。不時面對的刺激，將他們的「覺醒度」提到了較高的位置。提升覺醒度的另一重要外因是住宿。動物和祖先都是棲息在露天的場所。他們要自己為自己站崗放哨。就是說，他們的神經系統在睡覺時也不能完全安息，其中一支要保持覺醒的狀態，一有風吹草動，要立刻報警。人類漸漸地告別了狩獵，住進了房屋，其生產日益遠離風險和艱辛。與之伴隨，他神經系統中的「覺醒度」急劇下跌。這是他備感空虛無聊的最重要原因之一。生存中沒有了刺激，要想將覺醒度提升到祖先的高度，就必須自己尋找刺激。一些美國學者認為，美國社會物質高度繁榮，犯罪並不減少，原因之一是生猛的青少年在尋求刺激。因此，人類面臨的問題是尋找良性刺激。足球的火暴，原因不在足球自身，而在人類的身心中，他要尋找良性的強刺激。
採集與狩獵的生存方式，部落的組織形式，要比農業文明漫長十倍百倍。它篩選和塑造了祖先的性格。當地學者判斷，部落的最通常的規模是50人（包括孩子）。不足50人，難以組成足夠人數的狩獵男性團隊。人太多，將產生凝聚力的問題，變得不經濟。50人的部落，意味著人與人之間有密切的全方位的交往。祖先的性情是在密切的人際交往中形成的。在前現代的社會中，人們仍保有密切的人際交往。在西方只是近百年來，在中國只是三十年來，冷漠的工作關係取代親朋關係，成為每日面對的主要對象。前現代的人們沒有那麼多抑鬱症。密切的人際關係，甚至矛盾和爭吵都杜絕了空虛和獨處。找回密切的人際交往，是神似祖先的重要一環。
三、痛感
病和痛，常常是相連的，所以我將二者放在同一章中討論。雖然痛感和病症不是一回事，病往往導致某種疼痛，疼痛卻未必就是病。痛感是什麼呢？它是可以消除的東西嗎？它有哪些功能？
我們從一個案例說起。保羅·布蘭德是個麻風病大夫。屢屢潰瘍、不能癒合是麻風病人的最獨特的病症。布蘭德的驚人發現是這種病症的原因竟然是病人「無疼痛感」。他發現麻風病人敢伸手拿爐子裡的炭火，腳上踩了釘子都不知道，腳扭了動作照舊並不跛行，夜裡會因為不知覺被老鼠咬傷——這一切都是因為他們沒有疼痛感，他們不能像常人那樣靠著疼痛去感知身體的界限和禁區，從而做出調整。不得已，布蘭德使用石膏來抑制麻風病人的越軌行為，短時間內很有療效。（布蘭德，揚西，1995：144—147）從這一特殊案例出發，布蘭德開始討論疼痛在一般意義上的功能。他說：「很難教給無痛的人經驗教訓，這些疼痛系統是天生的，強加在每個人身上的。……疼痛和相關的感覺佈滿全身，提供了一種『自我』的界限。失去了這種感覺就破壞了這種界限。疼痛在人體的統一與結合中起了決定性作用。……疼痛不是敵人，而是忠實的偵察員。……身體要使用疼痛為手段，捨此沒有辦法引起你的注意。所以要以疼痛為友，保持歡迎的態度。……健康的人要多參加緊張激烈的體力活動，檢查自己的感覺極限。運動員與疼痛為友，通過疼痛傾聽身體。」（布蘭德，揚西，1995：220—222）
動物學家葛蘭汀和神經科學家約翰遜給我們講述的是異曲同工的故事，只是主角是狗。作者告訴我們，因為動物的前額葉沒有人類發達，所以它們的痛感較弱，恐懼感更強。並且動物有掩蓋痛感的本能，這或許具有生存優勢，讓天敵和夥伴看到自己負傷是有弊無利的事情。正是因為它們痛感較弱並加以遮蓋，很多人認為動物沒有痛感，給動物手術後從不考慮它們的疼痛。個別有經驗的獸醫知道動物有痛感，認為疼痛利於它們康復。作者觀察到動物絕對有痛感，並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位婦女養了四條狗，她給其中的一條獵犬動了閹割手術。術後幾天一直給它吃止疼藥。這條狗一直和那三條狗玩得火熱，完全看不出它動了手術。但它的傷口卻沒有癒合，傷痕越來越大，濕漉漉的。主人最後帶它去了醫院，獸醫說，如果你現在不來，晚上狗的腸子將拖得滿地都是。（葛蘭汀，約翰遜，2005：178—180）這條獵犬所以發生了如此嚴重的後果，是因為它沒有了疼痛，又不會像人類一樣懂得手術的含義，便放肆地和夥伴玩耍。恐懼不是痛感，似乎可以歸為範疇更寬大的痛苦之中。動物學家將老鼠的司職恐懼的基因剔除，過後常常發現這些老鼠死在籠子裡背部被咬爛。原因是正常情況下恐懼幫助老鼠躲避打鬥，而這些老鼠喪失了恐懼也就不去躲避打鬥。（葛蘭汀，約翰遜，2005：194）
尼斯和喬治·威廉斯為我們講述了另一種不舒適的感覺，孕婦妊娠早期的噁心嘔吐。「這使得快要做媽媽的妻子難過、痛苦。」但是這種痛苦是有著積極功能的。「妊娠早期的噁心嘔吐和厭食，可能是為了限制孕婦的食物，目的在於使胎兒接觸毒素的機會減少到最小。」這期間胚胎的發育還不需要母親吸收大量的營養。到需要大量營養時，噁心和厭食已經自然消退。但是噁心和嘔吐畢竟難受，於是孕婦求助醫生，醫生研究出了藥物，藥物服用的結果卻是出生了大量的畸形兒。這種情形說明了那一期間的痛苦是必要的，必須尊重、接受和忍耐的。（尼斯，威廉斯，1994：88）
喬治·威廉斯還講述了鮭魚悲壯的生殖過程：「由於對生殖成功的過度強調以至於損害了雙親的身體。它們中的某些承擔了最長的遷移過程，已知的有鮭魚和所有溯河性魚群。在準備產卵的過程中，消化系統會萎縮以至於使得以後的生存不再可能。但是這種萎縮卻為配子提供了物質和空間，並且還卸去了魚的多餘的重量，因為在它的溯流旅行中，這種負擔對於單純的生殖功能來說是不必要的，雄性魚的口部也經歷了變化，這種變化有助於在爭奪雌性的戰鬥中取勝，但是卻不利於它有效地去完成攝食的功能。」（威廉斯，1962：138）似乎可以認為，自然選擇篩選出來的這種機制顯然是為了繁衍後代連父母的身體都準備犧牲的，痛苦更不在話下了。但是按照惠子與莊子的爭論，我不是魚，焉知魚樂與否。也可能魚是帶著巨大的快感並且沒有一絲痛苦地奔赴死亡的，自然這超出了人類的想像。比較保守地說，鮭魚的溯河之行很可能是苦樂交織的。也就是說，苦痛是同它們的繁衍，乃至整個生命旅程結伴而行的。
疼痛的功能雖然在多數場合是通過人類「迴避」它來完成的，但是人類與疼痛的本質關係是「不即不離」，生活的目的決不是要消滅疼痛和痛苦，也不可能消滅疼痛和痛苦。布蘭德說了一句非常耐琢磨的話：「一個征服了疼痛和苦難的社會似乎很難應付痛苦的殘餘。」（布蘭德，揚西，1995：347）
四、痛苦多於快樂
痛感與痛苦不是一個意思，但密切相關。似乎可以說，痛苦是更大的範疇，痛苦包括了痛感，痛感不能包括全部的痛苦。痛感來自肉身，有些痛苦來自心理和精神，比如恐懼、受挫、失敗、無助、願望不能實現，等等。我們說過，痛感是與整個的生命旅程結伴而行的。痛苦也是這樣。當然快感也是動物和人類生存的工具，也是與生命結伴而行的。但是，很可能，在生命的過程中，痛苦是多於快樂的。原因如下：
其一，痛苦是生命中固有的東西。就像痛感是身體中固有的感受能力一樣，消滅了它將無法生存。痛感、挫折感、悲觀情緒，都是無法消除的東西，因為它們對生存具有積極的功能，但它們都不好消受。沒有痛感，身體將走人禁區。沒有挫折感，失敗了依然高興，意味著他欣然接受失敗，不討厭失敗，如是他將永遠伴隨失敗。當代的一些心理學家在不遺餘力地提倡樂觀。樂觀似乎給了人們更多的樂觀。但是我們大約無法完全消除悲觀。飛行員不可以太樂觀，那樣旅客們將是不幸的，因為悲觀將使飛行員舉輕若重，小心謹慎。投資公司中的決策人員不可以都是樂觀傾向的，有了一些悲觀的意見才能全面地看待形勢。很可能，古代人更悲觀，因為那時候生存更嚴峻，而「哀兵」有更多的生存機會。現代人似乎有了更多的樂觀理由，但遠沒有到了能夠消除悲觀的時候。事實上，當下的很多樂觀意味著自我感覺過好，曲解事實，甚至盲目。
其二，人比動物更痛苦。原因很簡單，不是形而上的，沒有玄學的味道，在相當程度上不是猜想，因為人類的感覺系統更發達。古典學者已經洞悉了這一點，並且遵循機體的邏輯。叔本華說：「最下等的動物如滴蟲類或放射性動物等，所感覺的苦惱程度極為微弱；其他如昆蟲類等對於痛苦的感受機能也非常有限。直到有完全的神經系統的脊椎動物，才有高度的感覺機能，並且，智力愈發達，感覺痛苦的程度愈高。如此這般，認識愈明晰，意識愈高，痛苦也跟著增加，到了人類乃達於極點。」（叔本華，2006：92）這一認識日益被當代生物學家的解剖實驗所證實。人類的神經系統更發達，大腦更發達，人類在最大限度上依賴感覺系統去適應環境。痛苦與快樂就是行為的懲罰與獎勵。人類的感覺系統更發達，當然也意味著他的快感和快樂更豐富多樣。但是快感和快樂抵消不了痛感和痛苦。一個痛感從產生到消除可以增長快感，但一個快感消除不了一個痛感。它們是兩個獨立的系統，儘管有一定的關聯。就人類成員內部而論，傻子似乎痛苦最少，而「天才者，最痛苦之人也」。（叔本華，2006：8）
其三，人類是最難伺候的動物。一方面人們的需求常常難以得到滿足。如叔本華說：「人的一切慾望的根源在於需要和缺乏產生矛盾。」其後的杜爾凱姆說：「如果他們的需求超過他們所能得到的，或所得與所需略有差異，他們就會痛苦異常。」（杜爾凱姆，1893：205）這已經很難辦了，而人類偏偏還有另一方面的問題。「假如人可以輕易地獲得滿足，即消除他的可欲之物，那麼隨著他欲求的對象的消失，可怕的空虛和無聊就乘虛而入。……由此看來，人生像鐘擺一樣逡巡於痛苦和無聊之間。」（叔本華，2006：8）蕭伯納說：「人生有兩種悲劇：一種是沒有得到你心裡想要的東西。另一種是得到了。」（蕭伯納，1902：220）當代的消費研究者屢屢將蕭翁的格言誇張變形為：「人的最大不幸是基本需求得不到滿足，人的第二大不幸是基本需求如此輕易就解決了。」
其四，不可消除的零和博弈。毫無疑問，溫飽得不到解決是人類在其漫長的歷史中遭受到的最大痛苦。而二十世紀不僅是人類，也是生物歷史上的一個偉大的轉折點。人類全體成員即將跨過全面解決溫飽的門檻。對物質資源的爭奪曾經是一場零和博弈，一方的獲得意味著另一方的喪失。而人類通過技術的進步以及合作的效能，將這一定量轉化成增量，把餅烙大，乃至曾經的零和博弈變成了非零和博弈。人類跨過這一門檻的時段，也正是快樂哲學大行其道的時期。不能說其間沒有某種關聯。很可能是人類物質上的進展，使大家，包括學者，陡然增長了信心。但是一個無奈的事實是，我們只是在一個層面上擺脫了零和博弈，我們仍舊結結實實地生存在零和博弈的陰影下，人類成員間的競爭本質上仍然具有十足的零和博弈的特徵。
食物可以增加，住房可以增加。吸引眼球的總頻次不可能無限增長，頻次上的差異將永遠存在。這是零和博弈。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他，給你留下的將很少。社會聲望上的差距將永遠存在，因為聲望本身就意味著差距。社會地位的差距將永遠存在，上層社會的席位不會增長，因為它根本就不是可以增長的物質，而是總數固定的人頭和以人頭為基礎的目光和聲譽的分配。基因決定了我們熱衷於一場存差異、見勝負的遊戲。因為這份基因具有生存的優勢，不具備這一基因的人早就淘汰乾淨了。剩下的人，也就是幾乎全體人類，都在踐行著「人往高處走」的生存邏輯。作為整體我們越走越高，其成本卻是，就每個個體的感受和體驗而論，挫折多，失敗多，痛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