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3年6月2日)
霍金寫《時間簡史》和《大設計》二書，都有一個被所有人忽視了的第二作者，列納德·蒙洛迪諾。這兩本書能夠暢銷，我懷疑霍金本人的貢獻也許僅僅是他的名氣，因為公眾其實並不真喜歡科學知識 – 哪怕是霍金的知識。而霍金也深知」每一個數學公式都能讓這本書的銷量減少一半」。如果真有讀者能在這兩本」霍金的書」中獲得閱讀上的樂趣，很可能要在相當的程度上歸功於蒙洛迪諾。從他獨立完成的Subliminal（《潛意識：控制你行為的秘密》）這本書來看，蒙洛迪諾真的是個非常會寫書的人。他完全瞭解讀者想看什麼。
看完《潛意識》，我也知道讀者想看什麼了。在書中蒙洛迪諾講了個很有意思的笑話。說有一個白人天主教徒來到天堂門口想要進去，他跟守門人列舉了自己的種種善行，但守門人說：」可以，不過你還必須能夠正確拼寫一個單詞才能進。」」哪個單詞？」」上帝。」」GOD.」」你進去吧。」
一個猶太人來到天堂門口，他同樣被要求正確拼寫一個單詞才能進。守門人考他的單詞仍然是」上帝」。這個單詞非常簡單，所以他同樣拼寫正確，於是也進去了。
故事最後一個黑人來到天堂門口，他面臨同樣的規則。但是守門人讓他拼寫的單詞是，」捷克斯洛伐克」。
這個笑話的寓意是像我們這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接收信息都有一個門檻，低於這個門檻的我們根本不看。我的門檻就相當高，誰想向我說明一個什麼科學事實，我一般都要求他出具學術論文。比如作為一個愛國者，我對中醫的存廢和轉基因的好壞這兩個問題非常感興趣，特別關注相關的論文。然而就算是論文也有好有壞，要知道有的論文根本不嚴謹。所以一篇論文質量好壞，我也有自己的判斷標準，達到我的標準才算得上是嚴謹的好論文：
如果這篇論文是說中醫有效的，我就要求它拼寫」上帝」。如果這篇論文是說轉基因無害的，我就要求它拼寫」捷克斯洛伐克」。
你不用笑我，你也有同樣的毛病。蒙洛迪諾說，人做判斷的時候有兩種機制：一種是」科學家機制」，先有證據再下結論；一種是」律師機制」，先有了結論再去找證據。世界上科學家很少，你猜絕大多數人使用什麼機制思考？每個人都愛看能印證自己已有觀念的東西。我們不但不愛看，而且還會直接忽略，那些不符合我們已有觀念的證據。
有人拿芝加哥大學的研究生做了個實驗。研究者根據某個容易引起對立觀點的議題，比如是否應該禁槍，偽造了兩篇學術報告，受試者隨機地只能看到其中一篇。這兩篇報告的研究方法乃至寫法都完全一樣，只有數據對調，這樣其結果分別對一種觀點有利。受試者們被要求評價其所看到的這篇報告是否在科學上足夠嚴謹。結果，如果受試者看到的報告符合他原本就支持的觀點，那麼他就會對這個報告的研究方法評價很高；如果是他反對的觀點，那麼他就會給這個報告挑毛病。
去年方舟子大戰韓寒，雙方陣營都使用各種技術手段尋找證據，寫了各種」論文」，來證明韓寒的確有代筆或者的確沒有代筆。有誰記得看到過有人說本陣營的論文不夠嚴謹的麼？都認為對方的論文才是胡扯。這遠遠不是最可怕的。如果我反對一個結論而你支持，那麼當我看一篇支持這個結論的論文就會不自覺地用更高的標準去看，就會認為這個論文不行；而你，因為支持這個觀點，則會認為這個論文很好 — 如此一來我不就認為你是弱智了麼？於是兩個對立陣營都會認為對方是弱智。一切都可以在潛意識發生。
認為別人弱智和被別人認為是弱智，其實也沒那麼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媒體也參與到觀念的戰爭之中。
如果人已經被各種觀念分成了陣營，那麼媒體就不應該追求什麼」客觀中立」，因為沒人愛看客觀中立的東西！媒體應該怎麼做呢？技術活動家Clay Johnson 在 The Information Diet （《信息食譜》）這本書裡，給我們介紹了美國收視率最高的新聞台 Fox News （福克斯新聞）的成功秘密。尼克松時期，媒體人Roger Ailes有感於當時媒體只知道報道政府的負面消息，認為必須建立一個」擁護政府的新聞系統」。然而事實證明Fox News 的成功並不在於其擁護政府 — 它只擁護共和黨政府 — 而在於Ailes有最先進的新聞理念：
第一，有線頻道這麼多，你不可能，也沒必要取悅所有觀眾。你只要迎合一個特定觀眾群體就可以了。第二，要提供有強烈主觀觀點的新聞。
給觀眾想要的東西，比給觀眾事實更能賺錢。觀眾想要什麼呢？娛樂和確認。觀眾需要你的新聞能用娛樂的方式確認他們已有的觀念。福克斯新聞台選擇的觀眾群體，是美國的保守派。每當美國發生槍擊事件，不管有多少媒體呼籲禁槍，福克斯新聞一定強調擁槍權 – 他們會找一個有槍的採訪對象，說如果我拿著槍在現場就可以制止慘案的發生。美國對外軍事行動，福克斯新聞一定持強硬的支持態度，如果有誰敢提出質疑，他就會被說成不愛國。哪怕在其網站上轉發一篇美聯社消息，福克斯新聞都要做一番字詞上的修改來取悅保守派，比如《選民對經濟的擔心給奧巴馬帶來新麻煩》這個標題被改成了《奧巴馬跟白人婦女有大問題》。
我們可以想像知識分子一定不喜歡福克斯新聞。的確沒有哪個大學教授宣稱自己愛看這個台。就連我當初物理系畢業典禮，系裡請來的演講嘉賓都說物理學有什麼用呢？至少能讓你學會判斷福克斯新聞說的都是什麼玩應兒。可是如果你認為福克斯新聞這麼做是為了宣傳某種意識形態，你就錯了。他們唯一的目的是賺錢。
比如修改新聞標題這件事，其實從技術角度說並不是網站編輯的選擇，而是讀者自己的選擇。很多新聞網站，比如赫芬頓郵報(The Huffington Post)，使用一個叫做 multivariate testing（也叫A/B testing）的技術：在一篇文章剛貼出來的時候，讀者打開網站首頁看到的是隨機顯示的這篇文章的兩個不同標題之一，網站會在五分鐘內判斷哪個標題獲得的點擊率更高，然後就統一使用這個標題。事實證明在讀者的選擇下最後勝出的標題都是聳人聽聞型的。
福克斯新聞的收視率在美國遙遙領先於其他新聞台。因為CNN在北京奧運傳遞火炬期間對中國的歪曲報道，很多人認為CNN是個有政治色彩的媒體，其實CNN得算是相當中立的 — 這也是為什麼它的收視率現在節節敗退。據2012年《經濟學人》的報道，傾向自由派的MSNBC現在收視排名第二，CNN只得第三，而這兩個台的收視率加起來也比不上福克斯。喬布斯1996年接受《連線》採訪，對這個現象有一個非常好的評價：
當你年輕的時候，你看著電視就會想，這裡面一定有陰謀。電視台想把我們變傻。可是等你長大一點，你發現不是這麼回事兒。電視台的業務就是人們想要什麼它們就給什麼。這個想法更令人沮喪。陰謀論還算樂觀的！至少你還有個壞人可以打，我們還可以革命！而現實是電視台只不過給我們想要的東西。
美國人玩的這一套，中國也有人早就玩明白了。今天我們的媒體和網絡上有各種觀點鮮明的文章和報道，它們或者罵得特別犀利，或者捧得特別動人，觀眾看得暢快淋漓，十分過癮。但是這些文章提出什麼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沒有？說過什麼能夠修正我們現有思想的新信息沒有？它們只是在迎合和肯定人們已有的觀念而已。因為它們的生產者知道他們不需要取悅所有人。他們只要能讓自己的粉絲基本盤高興就已經足夠獲利的了。他們是」肯定販賣者」。政治辯論？其實是一種娛樂。
王小波寫過一篇《花刺子模信使問題》，感慨中國人（主要是領導們）聽不得壞消息，一旦學者敢提供壞消息就恨不得把他們像花刺子模的信使一樣殺掉。我想引用喬布斯的話：王小波說的太樂觀了。真正令人沮喪的現實是所有國家的所有人都有花刺子模君王的毛病，而且他們的做法不是殺掉壞消息，而是只聽」好」消息 — 那些能印證我們觀念的消息。
這個毛病叫做」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如果你已經開始相信一個什麼東西了，那麼你就會主動尋找能夠增強這種相信的信息，乃至不顧事實。這樣一旦我們有了某種偏見，我們就無法改變主意了。《信息食譜》說，Emory 大學教授 Drew Westen 實驗發現，對於那些已經支持強烈共和黨或民主黨的學生來說，如果你給他們關於其支持的黨的負面新聞，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會顯示這些人大腦中負責邏輯推理的區域關閉了，而負責感情的區域卻激活了！換句話說他會變得不講理只講情。因為他們感到受到了威脅。這個受威脅的感情會讓你把相反的事實用來加強自己的錯誤信念。社會學家Brendan Nyhan甚至發現了一個」逆火效應」：你給一個保守派人士看關於布什的減稅政策並沒有帶來經濟增長的文章之後，他居然反而更相信減稅可以帶來經濟增長。
在確認偏誤的作用下，任何新證據都有可能被忽略，甚至被對立的雙方都用來加強自己的觀念。這就是為什麼每一次槍擊事件之後禁槍派和擁槍派都變得更加強硬。另一本書，Future Babble（《未來亂語》）講了個更有意思的實驗。實驗者給每個受試學生發一套性格測試題讓他們做，然後說根據每個人的答案給其各自分析出來了一份」性格概況」，讓學生評價這個概況描寫的准不准。結果學生們紛紛表示這個說的就是自己。而事實是所有人拿到的」性格概況」都是完全一樣的！人自動就願意看到說的跟自己一樣的地方，並忽略不一樣的地方。
可能有人以為只有文化程度比較低的人才會陷入確認偏誤，文化程度越高就越能客觀判斷。事實並非如此。在某些問題上，甚至是文化程度越高的人群，思想越容易兩極分化。
一個有意思的議題是全球變暖。過去十幾年來媒體充斥著各種關於全球變暖的科學報道和專家評論，這些報道可以大致分成兩派：一派認為人類活動產生的二氧化碳是全球變暖的罪魁禍首，如果不採取激烈手段限制生產，未來氣候就會不堪設想；一派則認為氣候變化是個複雜問題，現有的模型並不可靠，二氧化碳沒那麼可怕。如果你對這個問題不感興趣，你根本就不會被這些爭論所影響。而《信息食譜》告訴我們，對全球變暖的觀點分歧最大的人群，恰恰是那些對這方面有很多瞭解的人。調查顯示越是文化程度高的共和黨人，越不相信全球變暖是人為原因造成的；越是文化程度高的民主黨人，則越相信這一點。
如果誰想看看這個爭論嚴重到什麼程度，可以去看《經濟學人》最近一篇報道（2013年3月30日）的讀者評論。這篇文章說儘管過去幾年人類排放的二氧化碳不顧氣候學家警告而繼續增加，可是地球平均溫度卻並沒有升高，遠低於科學模型的預測。文章下面的評論水平跟新浪網足球新聞的評論不可同日而語，敢在這說話的可能沒有高中生。評論者們擺事實講道理，列舉各種論文鏈接和數據，然而其觀點仍然鮮明地分成了兩派。就連這篇文章本身寫得夠不夠合理，都有巨大的爭議。
觀念的兩極分化並不僅限於政治，人們可以因為很多事情進入不同陣營，而且一旦選了邊就會為自己陣營而戰。你的手機是蘋果的還是安卓的？這兩個陣營的人不但互相鄙視，而且有時候能上升到認為對方是邪惡勢力的程度。人們對品牌的忠誠似乎跟政治意識形態沒什麼區別。我們看蘋果新產品發佈會，再看看美國大選前兩黨的集會，會發現二者極為相似，全都伴隨著狂熱的粉絲關注和激動的專家評論。
也許因為手機已經買了或者政治態度已經表過了，人們為了付出的沉沒成本而不得不死命擁護自己的派別，也許是為了表明自己的身份，也許是為了尋找一種歸屬感。但不管是什麼，這種陣營劃分肯定不是各人科學推理的結果。根據諾貝爾獎得主 Robert Aumann 1976年的論文 「Agreeing to Disagree「，說如果是兩個理性而真誠的真理追求者爭論問題，爭論的結果必然是二人達成一致。那麼現實生活中有多少真理追求者呢？認知科學家 Hugo Mercier 和 Dan Sperber 2011年的一篇論文，」Why do humans reason?「，甚至認為人的邏輯推理能力本來就不是用來追求真理的，而是用來說服別人的。也就是說我們天生就都是律師思維，我們的大腦本來就是個爭論設備。這也許是因為進化總是獎勵那些能說服別人的人，而不是那些能發現真理的人吧。
互聯網很可能加劇了人們觀念陣營的劃分。在網上你連換台都不用，推薦引擎自動根據你的喜好提供信息。我相信氣候學家對全球變暖的預測大大言過其實，我認為決不可以廢除死刑，我使用蘋果手機，我還要求豆漿必須是甜的豆腐腦必須是鹹的 — 在這些原則問題上我從來不跟人開玩笑。如果微博上有人發出違背我理念的言論我怎麼辦？我果斷取消對他的關注。我們完全有權這麼做，難道有人上微博是為了找氣生麼？可是如果人人都只接收符合自己觀點的信息，甚至只跟與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交流，那麼就會形成一個」回音室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人們的觀念將會變得越來越極端。
有鑒於此，Johnson 號召我們改變對信息的消費方式。他提出的核心建議是」Consume deliberately. Take in information over affirmation.」— 要主動刻意地消費，吸收有可能修正我們觀念的新信息，而不是吸收對我們現有觀念的肯定。這其實是非常高的要求。要做到這些，我們必須避免那些預設立場的說服式文章，盡可能地接觸第一手資料，為此甚至要有直接閱讀數據的能力。可是有多少人能親自研讀各項經濟指標再判斷房價是否過高呢？對大多數人來說現在房價是高是低只與一個因素有關：他是不是已經買了房。
我建議把上面那兩句英文刻 iPad 上。不過我發現最新的一系列針對社交網絡的研究顯示，也許回音室效應並不存在。有人對Facebook的朋友關係研究發現人們並沒有只跟與自己政見相同的人交朋友。我們在網上辯得不可開交，生活中仍然可以跟對方辯友」隔著一張桌子吃飯」。哪怕在網上，統計表明人們的關注集群也不是按照政治立場劃分，而更多的是按照視野大小劃分的。更進一步，我們也許過高估計了對方陣營的極端程度。有人通過調查統計美國兩黨的支持者，發現如果一個人對某個政治方向有強烈的偏好，那麼他對對方陣營的政治偏好，往往會有更高的估計。可能絕大多數人根本沒那麼極端，可能互聯網本身就是個極端的人抒發極端思想的地方。對Twitter的一個研究表明其上的言論跟傳統的民意測驗相比，在很多問題（儘管不是所有問題）上更加偏向自由派。一般人並沒有像Twitter上的這幫人那樣擁護奧巴馬，或者支持同性戀婚姻合法化。互聯網不是一個調查民意的好地方。
但不論如何，確認偏誤是個普遍存在的人類特性，而且有人正在利用這個特性牟利。錯誤觀點一旦佔了大多數，正確的做法就可能不會被執行。既然改變那些已有成見的人的觀念如此困難，也許雙方陣營真正值得做的只有爭取中間派。今年的 Nature Climate Change 上發表的一篇論文說，雖然不可能改變那些已經對全球變暖學說有強烈看法的人的觀點，但是可以用親身經歷來影響那些對氣候變化並沒有什麼成見的人，而這些人占美國成年人口的75%。一個策略是可以告訴一個中間派，你愛去鑿冰捕魚的那個地方，現在每年的冰凍期比十九世紀少了好幾個星期，來吸引其注意力。
這個真不錯。當然在我這個堅定的全球變暖學說質疑派看來，那些看見自己家門口的池塘不結冰了就認為全球變暖的人純屬弱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