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已經考察了糧食生產是怎樣在幾個中心出現的，以及糧食生產是怎樣以不同的速度從那裡向其他地區傳播的。這些地理上的差異就是對耶利的問題的最後的重要回答，而耶利的問題是：不同的民族最後何以在權力和富裕方面大相逕庭。然而，糧食生產本身並不是直接的原因。在一對一的戰鬥中，赤手空拳的農民可能不是赤手空拳的狩獵採集者的對手。
對於農民的力量的一部分解釋，在於糧食生產所能養活的稠密得多的人口：10個赤手空拳的農民在戰鬥中肯定能勝過一個赤手空拳的狩獵採集者。另一部分解釋是：無論是農民還是狩獵採集者都不是赤手空拳的，至少不是在比喻的意義上。農民往往會呼出更可怕的病菌，擁有更好的武器和盔甲，掌握一般說來更有效的技術，並且生活在集中統一的政府之下，而這種政府裡有更懂得如何去發動征服戰爭的有文化修養的傑出人物。因此，下面的4章將探討一下糧食生產這個終極原因是如何導致病菌、文化修養、技術和集中統一的政府這些直接原因的。
一個醫院的病例令人難忘地向我說明了牲畜、作物與病菌之間的關係，這個病例是我從一個醫生朋友那裡聽說的。當我的朋友還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醫生時，他被叫進醫院的一個房間去給一對受到一種怪病折磨的夫婦看病。這對夫婦彼此溝通有困難，同我的朋友溝通也有困難，這對治病是不利的。做丈夫的是一個膽怯的瘦小男子，不知是什麼病菌使他得了肺炎。他只能說幾句英語，充當翻譯的是他的美麗的妻子。她為她丈夫的病憂心忡忡，並對陌生的醫院環境感到害怕。我的朋友在醫院裡工作了整整一個星期，想弄清楚到底是什麼異乎尋常的危險因素引起了這種怪病，這使他感到疲憊不堪。身心勞累使他忘記了關於病人秘密的所有教導：他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竟要求那個做妻子的去問她的丈夫他是否有過可以引起這種感染的性經歷。
這位醫生注意到，那個做丈夫的變得面紅耳赤，把身體蜷縮起來，使原本瘦小的身軀似乎變得更小了。他恨不得一頭鑽到床單下面去，用一種幾乎聽不見的聲音結結巴巴地說出幾句話來。他的妻子突然怒叫一聲，站直了身子，居高臨下的對著他。醫生還沒有來得及阻攔，她已一把抓起了一隻很沉的金屬瓶，用盡全力向她丈夫的腦袋砸去，接著怒氣沖沖地跑出了房間。醫生花了一番工夫才把他弄醒過來，甚至花了更大的工夫才從那男人的結結巴巴的英語中探聽出他究竟說了些什麼竟使他的妻子如此暴怒。答案慢慢地出來了：原來他剛才承認不久前到家裡的農場去時和母羊性交過幾次，也許這就是使他傳染上那神秘的病菌的原因。
這件事聽起來有點荒誕不經，也不可能有什麼更普遍的意義。但事實上，它說明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大問題：源自動物的人類疾病。我們愛羊很少會像那病人一樣是出於肉慾。但我們大多數人對我們的貓、狗之類的寵物有一種柏拉圖式的愛。從我們所飼養的羊和其他牲畜的龐大數目來看，我們的社會毫無疑問對它們似乎有一種過度的喜愛。例如，最近的一次人口調查表明，澳大利亞人對他們的羊非常重視，1708．54萬人竟養了1．616億隻羊。
我們有些成年人會從我們的寵物那裡得到傳染病，而兒童得這種傳染病的甚至更多。通常，這種病只不過是一種小小的不舒服，但有些也會發展成為大病。整個近代史上人類的主要殺手是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結核、瘧疾、瘟疫、麻疹和霍亂，它們都是從動物的疾病演化而來的傳染病，雖然奇怪的是引起我們人類的流行疾病的大多數病菌如今幾乎只局限於在人類中流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戰爭受害者死於戰爭引起的疾病的比死於戰鬥創傷的要多。所有那些為偉大的將軍們歌功頌德的軍事史對一個令人洩氣的事實只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這個事實就是：過去戰爭中的勝利者並不總是那些擁有最優秀的將軍和最精良的武器的軍隊，而常常不過是那些攜帶有可以傳染給敵人的最可怕的病菌。
關於病菌的歷史作用的最令人生畏的例子，來自隨同哥倫布1492年的航行而開始的歐洲人對美洲的征服。雖然被那些殺人不眨眼的西班牙征服者殺死的印第安人不計其數，但兇惡的西班牙病菌殺死的印第安人卻要多得多。為什麼在歐洲和美洲之間這種可怕的病菌的交流是這樣不對等？為什麼印第安人的疾病沒有大批殺死西班牙入侵者，並傳回歐洲，消滅掉歐洲95%的人口？不但在大批殺死想要成為非洲和亞洲熱帶地區的征服者的歐洲人方面，而且在歐亞大陸的病菌大批殺死其他許多土著方面，都出現了類似的問題。
因此，人類疾病源自動物這一問題是構成人類歷史最廣泛模式的潛在原因，也是構成今天人類健康的某些最重要問題的潛在原因。(請想一想艾滋病吧，那是一種傳播速度非常快的人類疾病，似乎是從非洲野猴體內一種病毒演化而來。)本章一開始將要考慮什麼是「疾病」，為什麼有些病菌演化的目的是「使我們生病」，而其他大多數生物卻不會使我們生病。我們將考察一下，為什麼我們最熟悉的傳染病中有許多成為流行病而迅速傳播，如當前艾滋病的流行和中世紀黑死病(腺鼠疫)的流行。然後，我們還將考慮現在只在我們中間傳播的那些病菌的祖先，是怎樣從它們原來的宿主動物身上轉移到我們身上來的。最後，我們還要看一看，對我們的傳染疾病源自動物的深刻見解，是如何有助於說明歐洲人與印第安人之間重大的、幾乎是單向的病菌交流的。
自然，我們都喜歡按照我們自己的觀點來考慮疾病問題：我們怎樣才能挽救自己和殺死病菌？讓我們消滅這些壞蛋，而不必介意它們的動機是什麼！然而，在一般的生活中，為了打敗敵人，必須瞭解敵人，在醫學中則尤其如此。
因此，讓我們首先暫時把我們人類的偏見放在一邊，從病菌的角度來考慮疾病問題。要知道，病菌同我們一樣都是自然選擇的產物。病菌以各種稀奇古怪的方式使我們生病，如使我們得生殖器潰瘍或腹瀉。它這樣做會得到什麼樣的演化利益呢？這似乎是特別令人費解而又自拆台腳的事，因為病菌殺死了它的宿主也就殺死了它自己。
從根本上說，病菌的演化和其他物種沒有什麼兩樣。演化所選擇的，是那些在繁殖後代和幫助後代向適於生存的地方傳播方面都是最有效的個體。可以從數學上把病菌的傳播定義為：由每一個原發病人傳染的新的受害者的數目。這個數目的大小取決於每一個受害者能夠傳染給新的受害者的持續時間的長短，以及這種病菌從一個受害者轉移到下一個受害者的效率的高低。
病菌已演化出各種不同的方式，從一個人傳播給另一個人，以及從動物傳播給人。傳播能力強的病菌繁殖的後代也多，結果就會得到自然選擇的偏愛。我們的疾病的許多「症狀」，實際上不過是某種非常聰明的病菌在改變我們的身體或行為以便使我們幫助傳播病菌時所表現出來的一些方式而已。
病菌傳播的最不費力的方式，就是等待著被動地傳染給下一個受害者。有些病菌等待一個宿主被下一個宿主吃掉，就是這種策略的運用：例如，沙門氏菌就是因為我們吃了已被感染的蛋或肉而感染上的；引起旋毛蟲病的寄生蟲是等我們在殺豬後吃了未煮熟的豬肉而從豬身上進入我們體內的；引起線蟲肉芽病的寄生蟲是喜吃壽司的日本人和美國人因為吃了生魚片而有時感染上的。這些寄生蟲都是從被吃的動物傳遞給人的，但引起新幾內亞高原地區的強笑病(庫魯病[1])的病毒通常是從一個被吃的人傳遞給另一個人的。這種病是通過吃人肉傳播的：高原地區的母親們把死於庫魯病的人的腦髓挖出來等待下鍋，一旁的孩子把這未煮過的腦髓用手擺弄後舔了舔手指，從而犯下了致命的錯誤。
有些病菌不是等到舊宿主死後被吃掉，而是在昆蟲的唾液中「搭便車」，這個昆蟲咬了原來的宿主，然後趕緊離開去尋找新的宿主。提供這種「免費搭車」的可能是蚊子、跳蚤、虱子或采采蠅，它們分別傳播瘧疾、瘟疫、傷寒或昏睡病。這種被動傳播的最卑鄙的把戲就是病菌干的，它們通過婦女傳給胎兒，從而使出生後的嬰兒受到感染。引起梅毒、風疹和現在的艾滋病的病菌就是靠玩這種把戲造成了道德的困境，而一些主張應該有一個基本正確的世界的人，不得不同這種困境作殊死的鬥爭。
其他一些病菌可以說是由自己來處理事情。它們改變宿主的結構和習慣，來加速自己的傳播。從我們的角度看，得了由梅毒之類性病引起的外露的生殖器潰瘍是一種極不光彩的事。然而，從病菌的觀點看，它們只是一種有用的手段，用以獲得宿主的幫助把病菌移入新宿主的體腔。天花造成的皮膚損傷，同樣是通過直接或間接的身體接觸來傳播病菌的(有時是十分間接的，如一心想要消滅「好鬥的」印第安人的美國白人把天花患者以前用過的毯子作為禮物送給他們)。
流行性感冒、普通感冒和百日咳病菌所運用的策略就更厲害了，它們誘使受害者咳嗽或打噴嚏，把一群病菌向未來的新宿主噴射出去。同樣，霍亂菌促使它的受害者大量腹瀉，把病菌送入潛在的新受害者飲用的水源。引起朝鮮出血熱的病毒通過鼠尿來傳播。在改變宿主的行為方面，再沒有什麼能和狂犬病病毒相比的了，這種病毒不但進入了受到感染的狗的唾液中，而且還驅使這隻狗瘋狂地亂咬，從而使許多新的受害者受到感染。但就這種小蟲子所作的實際努力來說，應該得獎的還是鉤蟲和血吸蟲之類的寄生蟲。它們的幼蟲通過前一個受害者的糞便被排泄到水裡或土裡，又從那裡努力地鑽進新宿主的皮膚。
因此，從我們的觀點來看，生殖器潰瘍、腹瀉和咳嗽都是「症狀」。但從病菌的觀點看，它們就是傳播病菌的聰明的演化策略。這就是為什麼「使我們生病」是符合病菌的利益的。但是，為什麼病菌會演化出殺死宿主這種明顯自拆台腳的策略呢？
從病菌的角度看，那只是宿主症狀促進病菌高效傳播的一個無心的附帶結果(對我們來說真是一個莫大的安慰！)。是的，一個沒有得到治療的霍亂病人，最後可能因為每天拉稀達幾加侖而送命。然而，至少在一段時間裡，只要這病人仍然活著，霍亂菌就會由於大量傳播進下一個受害者的飲用水源而得到好處。倘若每個受害者因而平均感染一個以上的新的受害者，那麼即使第一個宿主碰巧死了，霍亂菌仍然會傳播開去。
我們對病菌利益的不帶感情的考察就到此為止。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考慮一下我們本身的自私的利益：活下去並保持健康，最好的辦法就是殺死那些該死的病菌。我們受到感染的一個普遍反應是發燒。而我們又一次在習慣上把發燒看作是一種「症狀」，好像就這樣無緣無故地照例發生了。但是，體溫的調節是受到基因控制的，並不是無緣無故發生的。有些病對熱的反應比我們的身體更敏感。提高我們的體溫，實際上就是要在烤死我們自己之前把病菌烤死。
我們的另一個普遍反應就是把我們的免疫系統動員起來。我們的白血細胞和其他細胞積極地搜出並殺死外來病菌。我們在抵抗某種使我們受到感染的病菌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特定的抗體，使我們在痊癒後不大可能再次受到感染。我們根據經驗都知道，有些病如流行性感冒和普通感冒，我們對它們的抵抗力只是暫時的；我們最後還是有可能再次感染上這種病的。然而，對其他一些疾病——包括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風疹、百日咳以及現在已被戰勝的天花——我們的由一次感染激發起來的抗體使我們獲得終生免疫。這就是預防接種的原理：給我們接種一種已死的或變弱了的菌株，促使我們的抗體產生，而不必真的去生病。
可是，有些聰明的病菌在我們的免疫防禦面前就是不屈服。有些已學會了改變我們的抗體能認出來的那一細菌的某些分子結構(即所謂的抗原)來使我們上當。新品種的流行性感冒通過不斷的演化或改造，產生了不同的抗原，這就是為什麼雖然你在兩年前得過流感，但在今年另一種流感到來時你仍不能免於感染的緣故。瘧疾和昏睡病由於有迅速改變抗原的能耐，成了甚至更難抓住的主顧。最難抓住的是艾滋病，因為它甚至在一個病人的體內也能演化出新的抗原，從而破壞了這個病人的免疫系統。
我們最緩慢的防禦反應是通過自然選擇表現出來的。自然選擇改變了我們一代代的基因頻率。對於幾乎任何一種疾病來說，某些人證明比另一些人具有更強的基因抵抗能力。在疾病流行時，那些具有抵抗某種病菌的基因的人，比缺乏這種基因的人更有可能生存下來。因此，在歷史的進程中，在反覆接觸某種病原體的人口中，具有那些抗病基因的個體的人數比例較高——這完全是因為沒有這種基因的不幸的個體不大可能生存下來把他們的基因傳給後代。
你可能又一次認為，這是莫大的安慰。這種演化反應對基因易受感染的行將消失的個體沒有任何好處。然而，這的確意味著整個人口有了抵抗這種病原體的更強的能力。關於這種基因防禦的例子如：鐮狀紅細胞基因、泰薩二氏病基因和囊性纖維變性基因可能使非洲黑人、德系猶太人和北歐人分別獲得了保護自己(以一定的代價)抵抗瘧疾、肺結核和細菌性腹瀉的能力。
總之，我們同大多數物種的相互作用，就像我們同蜂鳥的關係所證明的那樣，不會使我們「生病」，也不會使蜂鳥「生病」。無論是我們還是蜂鳥，都不需演化出相互防範的能力。這種和平的關係能夠維持下去，因為蜂鳥不指望我們為它們傳播後代，也不指望我們把身體給它們當食物。蜂鳥演化的結果是它們以花蜜和昆蟲為食，而這些東西是它們靠運用翅膀得來的。
但是，病菌演化的結果卻是以我們體內的養料為食，一旦原來的受害者死了或者產生了抵抗力，它們也沒有翅膀可以讓它們飛到一個新的受害者的身體上去。因此，許多病菌不得不演化出一些花招，好讓它們在潛在的受害者之間進行傳播，而許多這樣的花招也就是我們身上所體現出來的「症狀」。我們也已演化出我們自己的反花招，對此細菌又演化出反反花招來予以回答。我們和我們的病原體現在在一場逐步升級的演化競賽中難解難分，以競賽一方的死亡為失敗的代價，而自然選擇就是這場競賽的裁判。現在就讓我考慮一下這場競賽的形式：是閃電戰還是游擊戰？
假定我們計算一下某個地區某種傳染病病例的數目，並注意這些數目如何隨時間而變化。由此而產生的變化模式在各類疾病中是大不相同的。對某些疾病如瘧疾或鉤蟲病來說，在一個受侵襲的地區，任何一年的任何一個月都會有新的病例出現。然而，所謂流行疾病在一個很長時間裡可能連一例都沒有，然後是一大批病例，接著有一陣子又沒有任何病例。
在這些流行疾病中，流行性感冒是大多數美國人因有親身經歷而非常熟悉的一種病，有幾年對我們來說特別糟糕(但對流行性感冒病毒來說則是美好的年頭)。霍亂這種流行病發生的間隔時間較長，1991年秘魯的霍亂是20世紀首次到達新大陸的流行病。雖然今天流行性感冒和霍亂的流行成了報紙的頭版新聞報道，但在現代醫藥出現前的流行病通常要可怕得多。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流行病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殺死2100萬人的流行性感冒。黑死病(腺鼠疫)在1346年到1352年間殺死了歐洲四分之一的人口，在有些城市裡死亡人數高達70%。19世紀80年代初，當加拿大太平洋鐵路修經薩斯喀徹溫時，該省以前很少接觸過白人及其病菌的印第安人死於肺結核的人數每年竟達到驚人的9%。
作為流行病而不是作為點滴的小病光顧我們的這些傳染病有幾個共同的特點。首先，它們從一個受感染的人迅速而高效地傳給近旁健康的人，結果使整個人口在很短時間內受到感染。其次，它們都是「急性」病：在很短時間內，你要麼死掉，要麼完全康復。第三，我們當中的確獲得康復的那些幸運的人產生了抗體，使我們在很長時間內，也可能是一輩子不用擔心這種病會復發。最後，這些病往往只在人類中傳播；引起這些病的病菌往往不是生活在土壤中或其他動物身上。所有這4個特點也適用於美國人所認為的那些習見的兒童急性傳染病，其中包括麻疹、風疹、急性腮腺炎、百日咳和天花。
這4個特點結合起來往往造成了某種疾病的流行，其原因不難理解。簡單地說，情況是這樣的：病菌的迅速傳播和症狀的迅速發展，意味著當地人口中的每一個人很快就受到感染，之後不久他或者死去，或者康復並獲得免疫力。仍然會受到感染的人都不會活下來。但由於這種病菌除了在活人體內是不可能生存的，所以人死了這種病也就消失了，直到又一批後代達到易受感染的年代——直到一個受到感染的外來人使一場流行病重新開始。
關於這些疾病是怎樣流行起來的，有一個典型的事例是大西洋上叫做法羅群島[2]的與世隔絕的島嶼上的麻疹病史。1781年，一次嚴重的麻疹流行病到達法羅群島，接著又消失了，其後該群島就不再有麻疹發生，直到1846年，一個受到感染的木匠從丹麥坐船到來。不出3個月，法羅群島的幾乎全部人口(7782人)都得了麻疹，於是有的人死去，有的人康復，麻疹病毒又一次消失，直到下一次流行。一些研究表明，麻疹可能會在任何少於50萬人的人口中消失。只有在比較多的人口中，這種病才會從一個地區轉移到另一個地區，直到原先受感染地區裡出生的嬰兒達到足夠的數目，麻疹又會捲土重來。
適用於法羅群島上麻疹的情況，也適用於世界上其他一些我們所熟悉的急性傳染病。為了維持自身的存在，這些病需要有足夠多的人口，足夠擁擠的稠密人口，這樣，到這種病不然就會衰退的時候，又有一批眾多的易受感染的兒童現成可供感染。因此，麻疹和一些類似的疾病也叫做群眾疾病。
顯然，群眾疾病不可能在小群狩獵採集族群和刀耕火種的農民中存在。現代亞馬孫河地區印第安人和太平洋島民的悲慘經歷表明，一個小部落可能被一個外來人帶來的一種流行病幾乎全部消滅——因為這個小部落中沒有一個人有任何抵抗這種病菌的抗體。例如，1902年冬天，由捕鯨船「活躍」號上的一個水手帶來的一場痢疾流行使56個薩德勒繆特愛斯基摩人中的51個人喪生，這是生活在加拿大北極地區南安普頓島上的一群完全與世隔絕的人。此外，麻疹和我們的其他一些「童年」病，殺死受感染的成年人比殺死兒童的可能性更大，而那個小部落裡的成年人又全都是易受感染的。(相比之下，現代的美國成年人很少有感染上麻疹的，因為他們中大多數在童年時或者得過麻疹，或者接受過預防接種。)那場流行病在把那個小部落中的大多數人殺死後接著就消失了。小部落人口少，這一點不但說明了為什麼他們承受不住從外面帶來的流行病，而且也說明了為什麼他們沒有能演化出自己的流行病去回敬外來人。
然而，這並不是說人口少就百病不生。他們同樣會得傳染病，不過只限於幾種傳染病而已。有些傳染病是由能在動物身上或土壤中生存的病菌引起的，結果這種病不會消失，而且始終可以使人受到感染。例如，黃熱病病毒是由非洲野猴攜帶的，它總是能夠通過野猴感染非洲的農村人口，再從這些人通過橫渡大西洋的奴隸貿易帶去感染新大陸的猴子和人。
還有一些傳染病發生在人口稀少的地方，它們是麻風和雅司病[3]之類的慢性病。由於這種病可能要花很長時間才能殺死它的患者，所以患者在活著時就成了感染這個小部落的其他成員的病菌倉庫。例如，我在60年代曾在新幾內亞高原地區的卡裡穆伊巴西姆工作過，那裡的居民是幾千個與世隔絕的人，他們的麻風病發生率是全世界最高的——約40%！人口少的群體畢竟也是容易得一些非致命的傳染病的。由於我們對這種傳染病沒有形成免疫力，結果同一個人在康復之後仍會再度感染。鉤蟲和其他許多寄生蟲的情況就是如此。
所有這些為與世隔絕的很少人口所特有的疾病，諒必都是人類最古老的疾病。它們是我們在早期幾百萬年的進化史中得以形成並保持的疾病，因為那時的總人口為數甚少而且零星分散。這些疾病是我們與我們的野生近親非洲類人猿所共有的，或者與它們的疾病相類似的。相比之下，我們前面所討論的那種群眾疾病只有在積聚起眾多的稠密人口時才可能出現。這種人口的積聚，隨著大約1萬年前農業的開始出現而出現，然後又隨著幾千年前城市的開始出現而加速發展。事實上，許多為人們所熟悉的傳染病的得到證實的最早出現年代，竟晚得令人驚奇：天花出現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從一具埃及木乃伊身上的痘痕推斷出來)，流行性腮腺炎出現在公元前400年，麻風出現在公元前200年，流行性脊髓灰質炎出現在公元1840年，艾滋病出現在1959年。
為什麼農業的出現會成為我們群眾傳染病形成的開端？其中一個原因前面已經提到，那就是農業比狩獵採集的生活方式維持了高得多的人口密度——平均要高10倍到100倍。另外，狩獵採集族群經常變換營地，留下了一堆堆排泄物，上面聚集了大量病菌和寄生蟲的幼蟲。但農民是定居的，他們生活在自己排放出來的污水之中，從而為病菌從一個人的身體進入另一個人的飲用水源提供了捷徑。
有些農業人口把自己的糞便收集起來，當作肥料撒到人們勞動的田里，從而使糞便中的病菌和寄生蟲去感染新的受害者變得甚至更加容易。灌溉農業和魚類養殖為蝸牛和水蛭提供了理想的生活環境。蝸牛是吸血蟲的宿主，而水蛭則在我們涉過滿是糞便的水中時鑽進我們的皮膚。定居的農民周圍不但有自己的糞便，而且還有被他們貯藏的糧食吸引來的傳播疾病的囓齒目動物。非洲農民砍伐出來的林中空地也為瘧蚊提供了理想的滋生地。
如果說農業的出現就這樣地使我們的病菌交了好運，那麼城市的出現則給它們帶來了更大的幸運，因為在甚至更糟的衛生條件下，更加擁擠的稠密人口使情況惡化了。直到20世紀初，歐洲的城市人口才最後穩定下來：在那以前，來自農村的健康農民不斷地移居城市，這對於補充城市中因群眾疾病而死去的人是必要的。對病菌來說，另一件好事是世界貿易路線的發展，到羅馬時代，這些貿易路線把歐洲、亞洲和北非有效地連接成一個巨大的病菌繁殖場。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所謂安東尼瘟疫的天花終於到達羅馬，在公元165年到180年期間殺死了幾百萬羅馬城鎮居民。
同樣，所謂查士丁尼瘟疫的腺鼠疫也第一次在歐洲出現了(公元542—543年)。但直到公元1346年，所謂黑死病的鼠疫才開始全力打擊歐洲，那時一條新的與中國的陸上貿易路線，為滿是跳蚤的毛皮提供了一條沿歐亞大陸東西軸線，從到處瘟疫的中亞地區到歐洲的快速運輸通道。今天，我們的噴氣飛機使得甚至最長的洲際飛行比人類任何傳染病的持續時間都要短暫。這就是1991年一架停在利馬(秘魯)的阿根廷航空公司的飛機如何設法做到從利馬飛越3000英里把幾十個感染霍亂的人當天送到我所居住的城市洛杉磯。美國人周遊世界和外國人移居美國的迅速增多，正在把我們變成另一座熔爐——這一次是病菌的熔爐，而這些病菌我們原先認為不過是在遙遠的國度引起一些古怪的疾病而未曾予以理會。
因此，當人口的數量和集中達到一定程度時，我們也就達到了這樣的一個歷史階段，在這個階段我們至少能夠形成並保持只有我們人類才會有的群眾疾病。但這個結論也有其矛盾之處：在那時以前這些病是不可能存在的！相反，它們必須演化成新的疾病。那麼，這些新的疾病又是從哪裡來的呢？
最近，由於對致病病菌所進行的分子研究，證據正在不斷出現。就引起我們獨有的疾病的許多病菌來說，分子生物學家現在能夠確定一些親緣關係最為接近的病菌。這些病菌同樣證明是群眾傳染病的媒介——不過只在我們的各種家畜和寵物中流行罷了！在動物中，流行病同樣需要稠密的大種群，而不是只去折磨任何某一隻動物：這些流行病主要地只發生在需要有大的種群的群居動物中。因此，當我們馴養牛和豬這類群居動物時，它們已經受到了一些流行病的折磨，只不過在等待著轉移給我們罷了。
例如，麻疹病毒同牛瘟病毒親緣關係最為接近。這種可怕的流行病侵襲牛和許多野生的反芻哺乳動物，但不侵襲人。反過來，麻疹也不侵襲牛。麻疹病毒和牛瘟病毒極其相似這一點表明，後者從牛轉移給人，然後通過改變其特性以適應人的情況而演化成麻疹病毒。考慮到許多農民的生活和睡眠同牛及其糞便、呼吸、潰瘍和血液近在咫尺，這種轉移就一點也不令人奇怪了。自從我們對牛馴養以來，我們和牛的這種親密關係已存在了9000年之久——這大量時間足以使牛瘟病毒發現我們就在它的近旁。如表11．1所示，其他一些我們所熟悉的傳染病同樣可以追溯到我們的動物朋友身上的疾病。
表11．1 來自我們的動物朋友的致命禮物
考慮到我們同我們所喜愛的動物的親密關係，我們必定不斷地受到它們的病菌的攻擊。這些入侵者經過自然選擇的篩選，只有少數得以成為人類的疾病。只要把當前的一些疾病迅速地觀察一下，我們就可以看出原為動物疾病向人類轉化疾病演化的4個階段。
第一階段可以由幾十種病作為例證，這些病是我們有時從我們的寵物和家畜那裡直接得來的。它們包括從我們的貓那裡得來的貓抓熱，從我們的狗那裡得來的鉤端螺旋體病，從我們的雞和鸚鵡那裡得來的鸚鵡熱，以及從我們的牛那裡得來的布魯氏菌病。我們同樣也會從野生動物那裡感染疾病，例如獵人在剝野兔皮時可能得兔熱病。所有這些病菌仍然處在向人類轉化病原體演化的早期階段。它們仍然不能直接地從一個人傳染給另一個人，甚至它們從動物身上轉移給我們也仍屬罕見。
在第二階段，原先動物的病原體的演化已達到可以直接在人群中傳播從而引起流行病的地步。然而，這種流行病由於幾個原因而消失了，如被現代醫藥治癒了，或因周圍的每一個人都已得過病了，有的獲得了免疫力，有的已經死了。例如，以前有一種叫做奧尼翁-尼翁熱的不明熱病於1959年在非洲出現，接著感染了幾百萬非洲人。它大概是猴子身上的一種病毒引起的，由蚊子傳染給人。病人很快康復並不會復發，這一點有助於這種新出現的病很快消失。美國人家鄉的一種病叫做佈雷格堡熱，這是給一種新出現的鉤端螺旋體病取的名字，這種病於1942年夏季在美國爆發，隨後很快消失不見了。
由於另一原因而消失不見的一種致命疾病是新幾內亞的庫魯病。這種病因吃人肉而傳染，是由一種作用緩慢的病毒引起的，人一旦染上這種病毒，就終生不會痊癒。就在庫魯病快要消滅新幾內亞的2萬人的福雷部落時，澳大利亞政府於1959年左右建立了對這一地區的管理，結束了吃人肉的習俗，從而也結束了庫魯病的傳播。醫學史連篇累牘地記載了一些我們今天聞所未聞的疾病，但這些病曾一度引起了令人恐怖的流行病，接著又像出現時那樣神秘地消失得無影無蹤。有許多流行病在現代醫學發明出用以確定罪魁禍首的病菌的方法之前很久便已銷聲匿跡了，從1485年到1552年在歐洲迅速蔓延並使歐洲一片驚慌的「英國汗熱病」和18、19世紀法國的「皮卡迪汗熱病」只是其中兩例而已。
我們主要疾病的演化的第三階段可以原先的動物病原體為代表，這些病原體確已在人體內安家落戶，但並沒有(尚未？)消失，可能仍然是或可能仍然不是人類的主要殺手。拉沙熱是由一種可能來自囓齒目動物的病毒引起的，它的前途仍然十分難以預料。拉沙熱是1969年在尼日利亞觀察到的，它在那裡引起了一種傳染性很強的致命疾病，即使出現一例這樣的病，尼日利亞的醫院就都得關閉。情況比較清楚的是萊姆病，它是由一種螺旋體引起的，老鼠和鹿攜帶的扁虱叮咬了人，這種螺旋體就從叮咬處進入人體。雖然人類感染萊姆病的已知首批病例晚至1962年才在美國出現，但在我國的許多地方，萊姆病已經達到了流行的程度。艾滋病來自猴子的病毒，1959年左右有了關於人類感染這種病的最早記錄。這種病的前途甚至更有保障(從艾滋病毒的觀點看)。
這種演化的最後階段可以只有人類才會感染的那些主要的由來已久的疾病為代表。這些疾病必定是多得多的病原體在演化過程中的倖存者，所有那些病原體都曾力圖迅速轉移到我們身上——但多半失敗了。
在這些階段究竟發生了什麼，使一種本來為動物所獨有的疾病轉化為一種為人類所獨有的疾病？有一種轉化涉及居中傳病媒介的改變：如果一種依賴某種節肢動物為傳播媒介的病菌要轉移到一個新宿主身上去，這種病菌可能不得不也去尋找一種新的節肢動物。例如，斑疹傷寒最初是由老鼠身上的跳蚤在老鼠之間傳播的，這些跳蚤過不多久就能把斑疹傷寒從老鼠身上轉移到人的身上。最後，斑疹傷寒菌發現，人身上的虱子提供了一種效率高得多的在人與人之間直接往來的方法。由於美國人大都消滅了身上的虱子，斑疹傷寒又發現了進入我們體內的一條新的路線：先是傳染給北美東部的飛鼠，這些飛鼠藏在閣樓上，然後再通過這些飛鼠傳染給住戶。
總之，疾病代表了一步步的演化，而病菌則通過自然選擇適應新的宿主和傳病媒介。但同牛的身體相比，我們的身體具有不同的免疫系統、虱子、排泄物和化學物質。在這種新的環境下，病菌必須演化出新的生存和傳播方法。在幾個富有啟發性的病例中，醫生或獸醫實際上已經能夠觀察到演化出這種新方法的病菌。
得到最充分研究的例子，是多發性黏液瘤病襲擊澳大利亞兔子時所發生的情況。這種黏液病毒本來是巴西野兔攜帶的病毒，據觀察，這種病毒在歐洲家兔中造成了一種致命的流行病，而歐洲家兔是另一種不同的兔子。原來，在19世紀有人愚蠢地把歐洲兔引進了澳大利亞，結果造成那裡的兔子氾濫成災。因此，在1950年，黏液病毒被有意識地引進澳大利亞，以期解決這個大陸上的歐洲兔災。在第一年，黏液病毒在受到感染的兔子中造成了令人滿意的(對澳大利亞農民來說)99．8%的死亡率。令這些農民感到失望的是，第二年兔子的死亡率下降到90%，最後下降到25%，使得要在澳大利亞完全消滅兔子的希望落空了。這裡的問題是：這種黏液病毒是按照自己的利益來演化的，它的利益不但不同於那些兔子的利益，而且也不同於我們的利益。這種病毒之所以產生變化，是為了少殺死一些兔子，並使那些受到致命感染的兔子多活些時間再死。結果，不那麼致命的黏液病毒就能比原先有高度毒力的黏液把下一代病毒傳播到更多的兔子中去。
對於發生在人類中的一個類似的例子，我們只需考慮一下梅毒的令人驚異的演化情況就行了。今天，一提起梅毒，我們立刻會聯想到兩種情況：生殖器潰瘍和病情發展的十分緩慢，許多得不到治療的患者要過好多年才會死去。然而，當梅毒於1495年首次在歐洲明確見諸記錄時，它的膿皰通常從頭部到膝部遍佈全身，使臉上的肉一塊塊脫落，不消幾個月就使人一命嗚呼。到1546年，梅毒已演化成具有我們今天所熟悉的那些症狀的疾病。顯然，同多發性黏液瘤病一樣，為使患者活得長些而進行演化的那些梅毒螺旋體因此就能夠把它們的螺旋體後代傳染給更多的患者。
人類歷史上致命病菌的重要性，可以從歐洲人征服新大陸並使那裡人口減少這件事得到很好的例證。印第安人在病床上死於歐亞大陸的病菌的，要比在戰場上死於歐洲人的槍炮和刀劍下的多得多。這些病菌殺死了大多數印第安人和他們的領袖，消磨了倖存者的士氣，從而削弱了對歐洲人的抵抗。例如，1519年科爾特斯率領600個西班牙人在墨西哥海岸登陸，去征服擁有好幾百萬人口的勇猛好戰的阿茲特克帝國。科爾特斯到達阿茲特克的首都特諾奇提特蘭城，又帶著他的「僅僅」損失了三分之二的隊伍逃走，並一路打回海岸，這既證明了西班牙人的軍事優勢，也證明了阿茲特克人開始時的幼稚。但當科爾特斯的第二次襲擊來到時，阿茲特克人就不再幼稚，而是極其頑強地展開了巷戰。使西班牙人取得決定性優勢的是天花。1520年，天花隨著一個受到感染的來自西班牙屬地古巴的奴隸到達墨西哥。由此而產生的天花流行接著殺死了阿茲特克的近一半人口，包括奎特拉瓦克皇帝。大難不死的阿茲特克人也被這種怪病弄得士氣低落，因為這種病專殺印第安人而竟不傷害西班牙人，就好像在為西班牙人的不可戰勝作宣傳似的。到1618年，墨西哥原來2000萬左右的人口急劇減少到160萬左右。
皮薩羅於1531年率領168個人在秘魯海岸登陸去征服有幾百萬人口的印加帝國時，同樣帶來了一場浩劫。對皮薩羅來說幸運的而對印加人來說不幸的是，天花已在1526年由陸路到達，殺死了印加的很大一部分人口，包括瓦伊納·卡帕克皇帝和他的指定繼承人。我們已在第三章中看到，皇位空缺的結果是使瓦伊納·卡帕克的另兩個兒子阿塔瓦爾帕和瓦斯卡爾捲入了一場內戰，使皮薩羅在征服這個分裂的帝國中坐收漁人之利。
當我們美國人想到存在於1492年的新大陸人口最多的社會時，出現在我們心頭的往往只是阿茲特克人和印加人的那些社會。我們忘記了北美洲也曾在那最合邏輯的地方——密西西比河流域養活了人口眾多的印第安人社會，我們今天的一些最好的農田就在這個地方。然而，在這種情況下，西班牙征服者對於摧毀這些社會並未起到直接的作用；一切都是由事先已經傳播的歐亞大陸的病菌來完成的。當埃爾南多·德索托成為第一個歐洲征服者於1540年在美國東南部行軍時，他碰到了兩年前因當地居民死於流行病而被放棄的一些城鎮舊址。這些流行病是從沿海地區印第安人那兒傳來的，而這些印第安人又是被到沿海地區來的西班牙人感染的。西班牙人的這些病菌趕在這些西班牙人之前向內陸傳播。
德索托仍然看得到密西西比河下游沿岸的一些人口稠密的印第安城鎮。在這次遠征結束後，又過了很久，歐洲人才又一次到達密西西比河河谷，但這時歐亞大陸的病菌已在北美洲安家落戶，並不斷向四處傳播。到歐洲人下一次在密西西比河下游出現，即17世紀初法國的移民出現時，所有這些印第安人的大城鎮已經消失殆盡。它們的遺跡就是密西西比河河谷的那些大土堆。直到最近我們才知道，構築這種大土堆的社會，有許多在哥倫布到達新大陸時仍然大部分完好無損，它們的瓦解(可能是疾病造成的結果)是從1492年到歐洲人對密西西比河進行系統勘探這一段時間裡發生的。
在我年輕的時候，美國小學生所受到的教育是：北美洲本來只有大約100萬印第安人居住。把人數說得這樣少，對於為白人的征服行為辯解是有用的，因為他們所征服的只不過是一個可以認為幾乎是空無所有的大陸。然而，考古發掘和對最早的歐洲探險者所留下的關於我們海岸地區的描寫的仔細研究現已表明，印第安人原來的人數在2000萬左右。就整個新大陸來說，據估計在哥倫布來到後的一兩個世紀中，印第安人口減少了95%。
主要的殺手是舊大陸來的病菌。印第安人以前從來沒有接觸過這些病菌，因此對它們既沒有免疫能力，也沒有遺傳抵抗能力。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和斑疹傷寒爭先恐後地要做殺手的頭把交椅。好像這些病還嫌不夠似的，緊隨其後的還有白喉、瘧疾、流行性腮腺炎、百日咳、瘟疫、肺結核和黃熱病。在無數情況下，白人實際上在當地親眼目睹了病菌來到時所產生的破壞。例如，1837年，具有我們大平原最精緻的文化之一的曼丹族印第安部落，從一艘自聖路易沿密蘇里河逆流而上的輪船上感染了天花。一個曼丹人村莊裡的人口在幾個星期之內就從2000人急劇減少到不足40人。
雖然有十幾種來自舊大陸的主要傳染病在新大陸安家落戶，但也許還沒有一種主要的致命疾病從美洲來到歐洲。唯一可能的例外是斑疹傷寒，但它的原發地區仍然是有爭議的。如果我們還記得稠密的眾多人口是我們的群眾傳染疾病演化的先決條件的話，那麼病菌的這種單向交流就甚至更加引人注目。如果最近對前哥倫布時代新大陸人口的重新估計是正確的，它不會比同時代的歐亞大陸人口少得太多。新大陸的一些城市，如特諾奇提特蘭城，屬於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為什麼特諾奇提特蘭城沒有可怕的病菌在等待著那些西班牙人呢？
一個可能的起作用的因素是，開始出現稠密人口的時間在新大陸要稍晚於舊大陸。另一個因素是，美洲的3個人口最稠密的中心——安第斯山脈地區、中美洲和密西西比河流域——並未由於經常性的快速貿易而連成一個巨大的病菌繁殖場，就像歐洲、北非、印度和中國在羅馬時代連接起來那樣。然而，這些因素仍然不能說明為什麼新大陸最後顯然完全沒有任何流行的群眾疾病。據報道，在1萬年前死去的一個秘魯印第安人的乾屍上發現了肺結核菌的DNA，但在這方面所使用的識別方法並不能把人的肺結核菌同一種親緣很近的在野生動物中廣泛傳播的病原體(牛科動物分支桿菌)區別開來。
其實，只要我們暫停一下，問一個簡單的問題，那麼美洲之所以未能出現流行的致命的群眾疾病的主要原因就一定會變得很清楚。這個問題就是，想像一下這些疾病可能會從什麼病菌演化而來？我們已經看到，歐亞大陸的群眾疾病是從歐亞大陸馴化的群居動物的疾病演化而來的。儘管歐亞大陸有許多這樣的動物，但在美洲馴化的動物只有5種：墨西哥和美國西南部的火雞、安第斯山脈地區的美洲駝／羊駝和豚鼠、熱帶南美的美洲家鴨和整個美洲的狗。
反過來，我們也看到，新大陸馴化動物的這種極端缺乏，反映了用以啟動馴化的野生動物的缺乏。在大約13000年前上一次冰期結束時，美洲有大約80%的大型野生哺乳動物便已滅絕了。同牛和豬相比，印第安人剩下的那幾種馴化動物不可能成為群眾疾病的來源。美洲家鴨和火雞不是大群在一起生活的，它們也不是我們喜歡摟摟抱抱與我們有大量身體接觸的動物(如小綿羊)。豚鼠可能由一種類似恰加斯病或利什曼病的錐蟲感染，使我們的一系列痛苦雪上加霜，但這一點還不能肯定。開始，最令人驚奇的是，人類疾病沒有一種來自美洲駝(或羊駝)，這使人不由去把這種相當於歐亞大陸牲畜的安第斯山牲畜研究一番。然而，美洲駝有4個方面使它們不能成為人類病原體的一個來源：它們不像綿羊、山羊和豬那樣大群飼養；它們的總數絕少會趕上歐亞大陸的家畜種群，因為它們從來沒有傳播到安第斯山脈以外地區；人們不喝美洲駝的奶(因此不會受到它們的感染)；美洲駝不是在室內飼養，和人的關係不那麼密切。相比之下，新幾內亞高原地區居民中做母親的婦女常常用自己的奶喂小豬，而豬也和牛一樣經常養在農民的簡陋小屋裡。
源於動物的疾病在歷史上的重要性，遠遠超過了舊大陸與新大陸之間的衝突。歐亞大陸的病菌在大量消滅世界上其他許多地方的土著民族方面起了關鍵的作用，這些民族包括太平洋諸島居民、澳大利亞土著居民、非洲南部的科伊桑民族(霍屯督人和布須曼人)。這些以前沒有接觸過歐亞大陸病菌的民族的累計死亡率在50%和100%之間。例如，伊斯帕尼奧拉島[4]的印第安人口，從哥倫佈於公元1492年到達時的800萬左右減少到1535年的零。麻疹於1875年隨著一位訪問澳大利亞歸來的斐濟酋長到達斐濟，接著把當時仍然活著的所有斐濟人殺死了四分之一(在這之前，大多數斐濟人已在1791年死於隨著第一批歐洲人的到來而開始的流行病)。梅毒、淋病、肺結核和流行性感冒於1779年隨庫克船長[5]到來，接著於1804年又發生了一場斑疹傷寒大流行以及後來的許多「較小的」流行病，把夏威夷的人口從1779年的50萬左右減少到1853年的84000人。這一年，天花終於來到了夏威夷，把剩下的人又殺死了1萬左右。這種例子多得舉不勝舉。
然而，病菌也並不是只對歐洲人有利。雖然新大陸和澳大利亞並沒有本土的流行病在等待歐洲人，但熱帶亞洲、非洲、印度尼西亞和新幾內亞卻有。舊大陸的整個熱帶地區的瘧疾、熱帶東南亞的霍亂和熱帶非洲的黃熱病，過去是(現在也仍然是)最著名的熱帶致命疾病。它們是歐洲人在熱帶地區殖民的最嚴重的障礙，同時也說明了為什麼直到歐洲人瓜分新大陸開始後將近400年，歐洲人對新幾內亞和非洲大部分地區的殖民瓜分才宣告完成。而且，一旦瘧疾和黃熱病通過船隻運輸傳播到美洲，它們也成了對新大陸殖民的主要障礙。一個為人們所熟知的例子是：這兩種病在使法國人修建巴拿馬運河的努力中途失敗，以及幾乎使美國人最後取得成功的修建這條運河的努力中途失敗方面所起的作用。
讓我們把所有這些事實牢記心中，在回答耶利的問題時努力重新全面認識病菌所起的作用。毫無疑問，歐洲人在武器、技術和行政組織方面擁有對他們所征服的大多數非歐洲民族的巨大優勢。但僅僅這種優勢還不能完全說明開始時那麼少的歐洲移民是如何取代美洲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區那麼多的土著的。如果沒有歐洲送給其他大陸的不祥禮物——從歐亞大陸人與家畜的長期密切關係中演化出來的病菌，這一切也許是不會發生的。
注 釋：
1. 庫魯病：流行於新幾內亞東部的一種致命病毒性腦病，其特徵為運動共濟失調(如不自主強笑)、戰慄樣震顫和構音障礙。——譯者
2. 法羅群島：或譯法俄爾群島，在北大西洋，曾屬丹麥，1948年獲得自治。——譯者
3. 雅司病：指經皮膚接觸感染雅司螺旋體而發生的疾病，皮膚損害很像梅毒，主要流行於熱帶地區。——譯者
4. 伊斯帕尼奧拉島：拉丁美洲西印度群島中部，即海地島。——譯者
5. 庫克船長：詹姆士·庫克(1728—1779)：英國海軍上校，航海家，太平洋和南極海洋的探險家。——譯者